【新唐人2012年2月24日訊】 【《誰是新中國》題解】 誰是新中國？誰才是真正的新中國？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如果是前者，何以在辛亥之後，又會出現長期的內亂和內憂？雖然能夠一再地戰勝形形色色專制勢力的反撲，統一了中國，捍衛了共和國統，贏得了偉大衛國戰爭的勝利，卻又慘敗在1945—1949的內戰之中。嗣後，竟能夠在臺灣完成向民主的全面過渡，使孫中山先生民主建國的理想得以實現…… 如果是後者，為何又在「革命」的名義之下，全面復辟專制制度，雖然迄無外患，更無內憂，卻造成「冤獄遍中華」這樣一個史無前例的悲慘局面，為漫長的中國專制制度，補上了中世歐洲「教政合一」式極權專制統治的血腥一課。待到風雨飄搖之時，亦只好重演西太后的「改革開放」，然而，其成就雖不能與清政府相提並論，其命運卻與清王朝一樣而不能免，其腐敗和腐爛，更為中國五千年歷史所未有……
(接上期)
第二章 革命名義下的復辟
如前章所論，隨著民主革命在歐洲的勝利發展，不僅引發了種種不同性質的革命，而且導致了不同形式復辟的產生 —— 他們或假共和之名以行專制復辟之實；或「以革命的名義」來掩蓋專制復辟之心；或利用傳統農民革命以打擊民主革命；或號召一個新的「革命」，去顛覆民主革命的成果。由是，民主革命與專制復辟的反覆較量，便呈現出更加複雜和艱難的狀態。因此，如何識別不同性質的革命及其本質，如何鑒別不同形式的復辟及其危害，如何從理論和實踐這兩個方面找出名義與事實的根本區別，便成為民主革命能否戰勝形形色色專制復辟的一個重大前提。但要從傳統革命和現代革命中找出最具復辟本質、又危害最大的「革命」，則莫過於「傳統農民革命」和「現代共產主義革命」這兩家。本章即是對這「兩家革命」的由來、內容、本質和危害，所作出的探討、分析與論辯。
一 傳統農民革命是「建立新王朝、復辟舊制度」的造反
在這個世界上，尤其是在一個以傳統農民為主體的國家裡，傳統農民革命無疑是最能引起同情，卻又最能夠與專制復辟要求一拍即合的革命，特別是它只能「建立新王朝、復辟舊制度」的歷史本質，和它在我們祖國的歷史上，能夠促成歷代專制統治屢死屢生、周而復始的歷史特徵，以及它與現代共產革命在思想基礎、暴力形式及革命主體力量上所擁有的歷史關係，就更加使之成了我們必須予以探討的重大課題。
第一 專制制度是傳統農業社會自身的政治形式
眾所周知，人類發展到原始社會的後期，由於生產的發展和男女在生產地位上的變化，而導致父系氏族逐漸代替了母系氏族，個體家庭亦隨之而逐漸成為社會的一個基本經濟單位。一方面，一夫一妻的家庭關係由此而被逐漸地鞏固下來；另一方面，對家庭小生產的管理，直至家庭權力的形成，包括對財產的管理、分配及繼承的方式，亦逐步地形成了以男子、即丈夫在家庭中的「家長式」地位。從此，這個由家長式地位所逐漸形成的家長式管理方式，便在以小生產為主要生產方式的傳統農業社會裡，成了政治與經濟管理架構的原始胚胎。此後，不僅傳統農業社會之基本管理形式，諸如宗法家長制等均由此衍變而來，並且，由家長制發展起來的，傳統農業社會之社會政治形式—— 專制制度，及其發展、沿革、完善和強化，也無不以它作為細胞與雛形。皇帝固為天下至尊的大家長，而「父母官」一語，更是形象地凸顯了家長式專制政治的本相。因而，不論是分封式的貴族政治、即封建專制，還是中央集權式的郡縣政治、即君主專制，只要他們家長制的形式和內容並未改變，則他們作為專制統治的本質便不會得以改變。而企圖反抗、反對甚至推翻專制統治的種種慾望和表現，亦只要他們不能最終地推動傳統農業社會自身的解體和消亡，並最終地改變以小生產與家長制「作底」的專制制度本身，就同樣只能造成專制統治的自我復歸，甚至強化。歷代農民革命只能推倒現存專制統治，卻絕不會改變整個專制制度，充其量只能實現「改朝換代」的共同歷史現象，早已在事實上證明了這一認知的正確。
然而，農民確曾反抗過專制統治。農民對於專制統治的造反，其作為一個普遍的歷史現象，更引起過無數人的同情、支持、甚至利用。但是，農民革命卻是農民在絕境下的被迫造反，而非要求變革社會制度的主動變革，是打倒了皇帝便要自己做皇帝，因而才與近現代民主革命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戌卒陳勝、吳廣之所以揭竿而起，蓋因為反秦是死，不反秦也是死。《水滸傳》對於種種「逼上梁山」的生動描寫，實在是對歷代農民革命起因的高度文學概括。歷代農民造反英雄個個都是「早稱王」，即便是「緩稱王」，也絕不是不稱王和不要做皇帝的事實，就更是證明了農民造反革命的基本性質。
第二 天命觀和大同思想是傳統農民造反的思想理論基礎
歷代農民革命之所以共有著上述這樣一些鮮明性質，其根本原因，無非是以家長制與小生產作底的專制制度，恰恰是傳統農業社會自身的社會政治形式，即傳統農民自己的政治制度罷了。由是，專制制度以及它所內涵和外涵的種種專制觀念，才獲得了統治和被統治兩個方面的「同一」。誠所謂統治者的思想就是統治的思想。加之，在整個傳統農業社會緩慢的發展與長期的自守維持之中，一方面固因維繫專制統治的要求，一方面則因經濟發展水平的低下，又造成了文化發展的巨大限制。農民由於被迫長期處於無文化、無思想的境地，還因為觀念本身的「簡單明燎性」，而使他們世代相沿地接受、並傳承了一整套「專制思想和專制政治」的簡單觀念。諸如「天命、君臣、父子、三綱五常和三從四德」等等。這一套簡單的專制觀念，對於只能「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的農民，因能起到「滅人慾」的作用，才會迫使他們甘守被統治和被壓迫的地位；相反，也正是這一整套的簡單專制觀念，又在農民身處絕境、決心鋌而走險之時，反而能夠成為他們揭竿而起的「思想動力」。其中最為重要者，或曰恰恰成了農民革命造反的第一桿思想旗幟者，便是「天命」觀。在中國，「天命」雖是歷代專制統治者實現統治的依據，卻同樣是改朝換代的根據。所謂「順天應人」，所謂「天命難違」，所謂「天人合一」等等，無非是將人間王朝的興廢指為上天的意志。因為只有「順天命者」才可以「治」；亦只有「順天命者」，才可以「反」。這又是一個「同一」。由是而把統治者和造反者推向了同等合理的境界。所以，天命的觀念不僅支配了專制的統治者們，也支配了農民的造反者們。是故，陳勝、吳廣揭竿而起，才需要從魚肚裏剝出一幅寫著「陳勝王」的黃綾，以彰示「天命」所歸；漢末黃巾起義，也才會喊出「蒼天當死、黃天當立」之變革天命的呼聲，以呼喊天道已改。俄國十八世紀農民革命領袖普加喬夫，于造反伊始便自稱「彼得三世」，亦無非要為自己掙得一個「真命天子」的身份，藉以標明他對於葉卡特琳娜王朝的反叛，乃為「天命」所使然。
傳統農民革命造反的第二桿大旗，乃是要求絕對平等的大同思想。它之所以產生的原因，一是由家長制與小生產而來的專制制度，在權力和財富的佔有、分配及繼承上，產生了嚴酷的等級劃分。二是意在維護這一嚴酷等級制度和極端不平等社會生活的專制統治者們，常常又剝奪了被統治者 —— 廣大農民賴以生存和生活的起碼條件，尤其是在時難年荒之時。這就刺激了傳統農民及其代言人 —— 傳統型知識分子要求平等思想的產生。「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強烈訴求，既表達了詩人對不平等生活的憤怒和痛苦；「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無限期望，就更是表達了詩人對於人間平等的明確追求。由是，失意的中國傳統知識分子，才會在他們的「桃花源夢」里產生對於大同思想的熱忱嚮往；由是，傳統農民每遇鋌而走險、揭竿造反之時，才會把要求平等的思想劇烈地演化成為要求絕對平等的大同理想。陳勝有「苟富貴、無相忘」的許諾。王小波、李順倡言「均貧賤、等富貴」。李自成宣稱「迎闖王，闖王來了不納糧」。洪秀全則將西方宗教的教義與傳統中國農民造反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鼓吹起義造反的目的，就是要實現「天堂里的平等生活」。十七世紀英國民主革命歷程中，曾出現過的「掘地派」農民，便被稱為「真正的平等派」。十九世紀在俄國號召到農村去的民粹派們，尤倡言「俄國農民的身上有著天生的共產主義本能」。在東方，人人都能「大塊吃肉、大碗喝酒」，固已成為傳統農民革命的最高理想；在西方，人人都能「大塊吃牛排，大碗喝啤酒」，亦乾脆成了共產主義革命的「偉大理論來源和巨大革命動力」。 因此，要求絕對平等的大同思想，固然已經成為整個傳統農業社會嚴酷等級觀念的對立面，同時亦成了它整個意識形態的一個部分。所以，不論是在西方，還是在東方，它才既成為一種思想追求，又成了傳統農民及其代言人 —— 傳統型知識分子，對於等級社會和不平等現實進行批判和反叛的思想動力，更成為歐洲空想社會主義的一個主要來源，特別是馬克思要發動共產主義革命的重要思想依據。
然而，歷史的事實卻是，在東方，由天命觀和大同理想的交互作用，所帶來的中國傳統農民對於不平等社會的造反和革命，固無一家曾真正建立過「天下大同」的社會；在西方，由馬克思所發動的共產主義革命，其結果，更只能在東方的落後農業社會，製造出了一個個更加不平等和更加等級化的殘暴專制極權制度。由此可知，這個要求絕對平等的理想，不過是傳統農業社會的一個永恆空想而已。這個永恆空想的悲劇，雖在於它永無實現的可能；這個永恆空想的魅力，卻在於它太美好也太刺激；而這個永恆空想的巨大危險，則是在它一旦成為思想武器之後，所能誘發的原始衝動性和宗教式狂熱，恰恰能夠激起傳統農民的熾烈造反精神，及其可怕的破壞力量，甚至能夠開闢一條嶄新的專制復辟的死路，即專制制度和專制統治的全面復歸或再生。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