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血紀》下集(83)

【新唐人2012年1月20日訊】【編者的話】血紀》記述了大陸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學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農場,在勞改農村二十年的血淚歷程。《血紀》一書完全可以與前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相比。小說《古拉格群島》反映了蘇聯人民在斯大林統治下的血腥恐怖讓人觸目驚心,而《血紀》則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難經歷為主線。這條主線也是毛澤東禍國殃民的編年史,更是陳力、張錫錕、劉順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詩。書中人物眾多,文筆樸素,使中共監獄的慘無人道和烈士的壯懷激烈躍然紙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書前言中說:「當這本書有幸與你相逢時,讓我們珍惜這種來之不易的相識,為融化中國專制主義,建立中華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請看長篇紀實連載《血紀》。

第十一章:尋 訪

第四節:潘朝元

1979年回重慶后,有地址可找的便是潘老,回重慶后還沒有電話,我就按他信上留的地址很快接上了同他的通信聯繫,從信上知道他回渝后,在大坪黃沙溪一家百貨商店裡站櫃檯,並暫住在大女兒家裡,大女兒是重慶乾電池廠的職工。

1980年一個星期天,我乘車去了大坪大黃路,並問到了去乾電池廠的路。

到了重慶乾電池廠,大門傳達室里的人將我引出廠門,指著山下傍在嘉陵江邊陡壁懸岩半山中的「吊腳樓」,告訴了我潘老大女兒潘麗娜的門牌號數。

我向山下遠遠望去,認得那些依傍著絕壁札下的「鴿子棚」,還是當年抵抗日寇長驅入侵,國民政府從南京西遷,以重慶為陪都時,跟隨著國民政府流落這裏的難民留下的遺迹。

這些不願在日寇鐵蹄下當亡國奴的子民們,為了躲避日本飛機的狂轟濫炸,也為了從簡建起可以遮風避雨的窩,選擇了這些絕壁,用木板石頭為材料砌成臨時「吊腳樓」,成了當年國民政府抗戰的珍貴記念留了下來。

它們曾在電影「一江春水向東流」,和「八千里路雲和月」中被搬上銀幕。它們的屹立,證明中華民族的子民不屈強暴,誓死抵抗外侮的氣節。為抗拒日人入侵,他們寧願在這裏風餐露宿過著流浪生活。

沒想到四十年過去了,這些簡陋的建築依然還在,中共三十年來既沒有將這些遺迹保護和培修留為文物,現在卻被編上門牌號碼,變成了貧民窯。毛氏三十年統治,建設竟是白紙一般。

而潘老回到這裏安居,真是想都沒想到啊!

我沿著曲曲折折的山壁小路一路問去,大約走了足足半個小時,終於才找到潘老的「家」。 他的女兒潘麗娜一家住在傍岩而築的小木房裡。當時沒有電話,事前我也沒有寫信告訴他我那一天來訪,所以當潘老的女婿打開小木門的時候,帶著詫異和陌生問我找誰?

這時在木屋門口僅一尺寬的山路外側吊腳樓里,響起潘老的回應聲。我定睛去看那吊腳樓,靠三根圓木柱,從更低的岩石上支立著。兩塊厚木板架成了通路。遠遠看去令人心懸,說不定那陣巨風就會將它連根拔起來吹走。

潘老的回應響過以後,他從關閉的小門裡走了出來,一別四年乍然相逢,我和他都喜出望外,熱烈的擁抱后,他喊道:「啊呀!我的天使,你真是從天而降,來這兒也不給個信。」他還是那麼幽默。

看上去他比在鹽源時精神了許多,雖然頭髮更花白,但臉卻是紅潤的,顯得很健康。他的身後一個七、八歲的小男孩跟了出來,那是他的小外孫,我來時他正教小外孫做作業。

他拉著我的手,走進了他的小屋。那小屋整個面積不過六平米,頂上蓋著石棉瓦,地上是木地板,地板下面是空的,小屋上面有半山裡的大樹作蔭蔽,可以減輕太陽對小屋的幅射。

屋裡擺著一張小木床,一張小桌和兩個小凳,小桌上還攤著小外孫的作業本。雖簡陋,但主人卻將它打掃得乾乾淨淨。

我環顧了一下小屋問道:「這小屋冬天恐怕夠嗆,下面的江風往上直灌,你老人家受得了嗎?」

他尷尬一笑,說道:「這總比監獄強些吧!何況,這小屋通風和光線都好,有益於長壽。自陳『本是朔方士,今為吳越民。行行將復行,去去適西秦。』我在此山岩下已歷三冬,倒也習慣了,被共產黨磨出來的,什麼苦也不當回事。」

接著他向我介紹了他的大女兒一家。大女兒在廠里任會計,大女婿姓汪在工廠任技術員。兩個外孫,大的已上中學了,小外孫還在讀小學。

因為事前大女婿沒有任何準備,中午他執意邀請我到大坪街上用餐,我們便踏著山路向上走去,邊走邊以這些吊腳樓為話題,談到當年抗日戰爭。

抗戰時,他才從軍校畢業,在湯恩伯的部隊里當排長。由於累立戰功,抗戰勝利時他升到少將軍銜,內戰時期他的部隊打散了,輾轉回到重慶。1952年因在深圳偷渡,準備去香港事情敗露,被中共邊防部隊抓捕入獄。

他一生追隨孫中山信仰,若非遇到76年中共大赦令,他是下決心要把牢底坐穿的。我對抗日戰爭和對國民黨軍隊的了解,頗得他的教益。

我告訴他,『平反』后,我回重慶路過成都,曾去張錫錕家。他聽到張錫錕母親和兄妹悲慘遭遇后,唏噓不巳。

講到徐伯威時,他說:「1976年我回重慶之初,市委統戰部也曾把我請去市參事室工作,但遭到我拒絕,因為我不願意按共產黨的意圖,寫國民黨當年在重慶的歷史。我寧可去商店站櫃檯,也不願說國民政府消極抗戰。」

於是來勸說他的中共統戰部官員,將他分配到黃沙溪一家副食品零售點,接受每月四十元的工資,聊夠糊口。

他說:「當局之所以今天對我們保持統戰的「客氣」,不僅因為三十年統治,原形畢露,民心喪盡,統治地位動搖了,更因為台灣今天發達的經濟和實力。隨著大陸的開放,國民逐漸了解真情,台灣贏得了中國越來越多的民心,歷史定將證明台灣是中國未來的希望。我寧可住在這裏晝迎江風,晚看漁火,過著超然脫世的生活」!

說到這裏,他停下腳步,望著絕壁下滔滔東流的江水嘆道:「幾年來,我常常獨自站在這裏仰望蘭天。

春天,當候鳥從南方飛來,秋天大雁從天空掠過,我的心就想到南歸,我常常仰天長嘆,蘇武牧羊十八年,尚有歸期,而我也許只好終老這裏了」。

這真是:『幾日避風北海游,回從楊子大江流,臣心一片磁石心,不指南方不肯休』。少年讀陸遊絕命詩,對詩人臨終念念不忘『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的殷殷之情,尚理解不深,今天便有了切身的感受。

在他挽留下,當晚我就留宿在他那鴿子棚里,我們倆將他大女兒屋裡的沙發抬進他的吊腳樓閣里。與他的小床拼在一起,我倆就在這「加寬」的床上同榻而眠。

是夜正逢上弦月,黃昏一過,月光便從那石棉瓦逢里透了進來,銀色的月光灑落到地板上,令人不由得想起李白的「靜夜思」。!

他是我在重慶最知心的知已,我在他面前可以輕鬆坦露心懷,甚至於個人隱私也無迴避,我們很自然地談到我的安家娶妻,我講了鄒銀雙的故事,長嘆道,年輕歲月被中共所踐踏,身處蔡家場偏僻的鄉間,不知我底細的「好人家」,又有誰願把自己的黃花閨女,許配給我這個勞改釋放犯?

記下了潘老住地的通訊地址,我在第二天一早就告辭了,好在北碚到重慶並不遠,今後每逢假節日重逢團聚的時間還多,那時雖然家裡還沒有電話,但平時,通信問好互道近況則是經常的。

1987年春,我接到潘老給我的信,說他隨著全家從黃沙溪懸崖壁上的吊腳樓里,遷到了重慶電池廠新建的職工宿舍,說我半年與他沒相見了,很思念我。在信中附來了一張他所住大黃路新宅的位置圖,按照他圖上提供的坐標,我在一個星期天再度專門去拜訪他。

從公路上到達那樓房的底層,大約有二十米高的石梯坎,我心中暗暗想,這樣的新居,雖然免卻吊腳樓那種風雨襲擊的驚恐,但從馬路登到他住的八樓,足有二百余台階。潘老已七十多歲,每天上下都要徒步攀登,夠嗆的。

但這年月有一住處已相當不易,誰還管它進出方不方便?

我正仰面望著那高聳入雲的八樓窗口,便聽到那窗口處傳來了他的喊聲,他早就在這裏扶窗相望了。

爬上三樓,他已從樓上下來接我,好在多年勞動鍛煉,他當時身子還很硬朗,見到我后握住我的手一個勁的搖。我知道,長期的孤單今日得與我相見,那心情一定很高興。

我們一起走到八樓左邊的房門前,他取出鑰匙打開了他的房門,進門第一間小屋,大約6平方米,便是他的房間。進到屋裡,一個平櫃,一張小床,一張供他寫東西看書的辦公桌。

與黃沙溪舊居相比,聽他打趣說道:「高高在上,空氣清新,更加遠離人間,進入仙境,我搬來時,想既成了仙,本不應有任何的東西,連這床、櫃、桌、椅都不要,中共關了我整整二十多年,出監后又過了十一年,菲薄的工資夠糊口,便是中共在我身上體現的人道主義。不知台灣政府知道我們這些當年黨國倖存者,住在這高空上有何想法?」

進他房間后,他張羅著給我倒茶,我們倆在小床上對面而坐,他細細打量了我以後,嘆氣道:「你老多了,大概工作夠操心吧。」我微微一笑道:「你也顯得蒼老多了,心情大概也不怎麼痛快吧?」

他擺了擺手說道:「我今年已七十三歲,來日不多,這把老骨頭被中共消磨殆盡了,我只希望在回到陰曹地府後,來生再不受這種折磨。」

說了一會話,便邀我到客廳就坐,自已到廚房去了,不一會從廚房裡傳來了他的嘆息聲:「真夠嗆!又停水了。」他告訴我說:「臨近中午大家都在用水,水廠的水壓不夠,上午就停水了,天天如此。

為了解決白天的用水之需,他只好在半夜起來接水,自來水像一條線一樣,開著龍頭一直流到天亮還留不滿蓄水缸。夏天經常鬧水荒,只有等女婿下班回來,到樓下去一盆一盆地端上來,有時候我也要下樓去端水」。

活到七十三歲,已過古稀之年,生活的苦澀仍在困繞他。

我聽到后,忙拿起盆子要下樓端水,他阻止道:「下午的水已經夠了,晚上如果要洗澡差也差不了多少,湊合著用吧?」

正說著,他的小外孫放學回來,我已經五年沒看到他了,現在已經長到一米五以上,儼然一個大小夥子,潘老說他已小學畢業上中學了。小外孫告訴我,外公為了到樓下端水,前幾天還在三樓樓梯口上跌了一跤,所以我們都不准他下樓端水。

城裡的居民,樓房建起來了,卻陷入水電供應不配套的難事,這種本來很快可以解決的問題,一拖就要幾年。

潘老嘆道:「我們的生活就這麼缺著過吧!」

門外響起了敲門聲,女兒麗娜夫婦下班回家。麗娜提著一把寶劍,從客廳里拿進卧室。潘老笑著對我說,他的女兒也學起國粹來了,每天一清早都要提著劍到樓下的水泥壩練半個小時,直到身上起汗方才停止。

我笑著說:「可不可以賞光,施展幾手給我們開開眼界?」她笑著說:「明天早上就請你在樓上看我現丑吧。」

看來,他同女兒女婿生活還融洽,唯一是他同老伴之間,因為二十幾年的隔閡一時沒能疏通,所以她基本上還住在縉雲山的西山坪養殖場,很少回來,暴政給他們留下的傷痕難以彌合。

下午女兒和女婿上班去了,小外孫也上中學去了,屋子裡又剩下我們倆人,我才翻開他遞給我的雜記,裏面有律詩雜文和回憶錄,那是他在深夜裡的憤世之作,我曾建議他能夠系統的寫下人生回憶錄。

一篇『南歸賦』就我記得的,錄下了下面幾句:

「余南國之弟子兮,祖皇考於民國。自幼崇仰中山兮,立志三民主義。少時求讀軍校兮,正逢國難當頭。壯年從戎恩伯兮,啟于浙中金華。烽火連天生死兮,敗軍于亂賊中。獨苦戰眾寡兮,身陷敵虜。囹圄流刑卅年兮,苦鼎鑊求生!……」四十載,他對國民黨的嚮往,至死沒有改變。

《七律•十年動亂》寫道:「筆鋒戰緊更兵鋒,國事不堪問吉凶。敗寇成王功罪判。降官敵婢死生從。強扶拓魯宣邪道,肆詆孔靈黜正宗。野種獨根無好果,民族敗類史難容。」

另一首是對勞改的真實寫照,反映了煉獄的過程;「十年勞改不尋常,欲說真情淚滿腸。『思想鬥爭』如烈火,精神炙灼勝驕陽。飢勞索命動魂魄,偶語毒刑寧啞盲。壓力重重呼吸緊,使人痴慨使人狂」。

1971年六隊的惡吏,張劍波為了和姘婦交歡而虐殺髮妻的案發,他寫了《惡吏傳》。痛斥那些人面獸心瘋狂虐待流放者的中共酷吏,他寫道:「殊世之共產政權在其階級鬥爭之腥風血雨中,對已放下武器停止反抗的國民黨人仍加緊迫害,除一批在歷次運動中殺掉外,四十歲以下的多數投入「勞動改造」。

我入監以後,從蒙昧狀態到政治上漸漸覺醒,便有潘老啟發和影響的成份,所以,我一直把他當成我的長輩和獄中的良師益友。我們同監十五年,最令我終身難忘的,便是1967年8月那個血腥之夜,我被軍警打掉門牙,被打得遍體鱗傷,無法動彈。

獸警還向全體流放者警告說:「誰敢幫助孔令平,替他送飯送水、倒糞倒尿,就將同他一樣受到懲罰」。然而潘老挺身而出,冒著生命危險幫助我渡過了那段最艱難的日子!。

六隊在中共獄頭猖狂的年代,能凝聚相當一批人高舉起抗暴的『火炬』,也有他淺移默化的作用。

下午五點鐘光景,他叫我將他早已準備好的收折床,從客廳搬進了他的小屋裡,仍同在黃沙溪懸崖的舊居一樣,我睡的床對著他的床安下,中間只留下一個拳頭的距離。

夜間,同以往一樣,是我們倆久已盼望的促膝對話的難得時光,在小屋內縱論天下大事,晝情釋放積鬱在內心的煩悶。

夜深了,聽那自來水如線的水滴,從龍頭中掉進水缸里發出淙淙的響聲。他打開那壁上的燈,看看掛鐘已是第二天凌晨三點鐘了,便起身去看了廚房的水缸里的水有沒有接滿,然後和我肩並著肩坐著繼續講他的經歷。

1949年,他所在的部隊被打散,他從浙東一帶逃出包圍圈,在兵荒馬亂中步行千里,形同乞丐,曆數月終於到達深圳,想在那裡越境投奔母黨。想不到第二年被邊防部隊抓獲,緊接著被遣回重慶關在二監獄中。

他的妻子直接受到殊連,那時她才三十歲,戴著反革命,反動軍官家屬雙重帽子,拖著兩個女兒替人幫傭,受盡欺凌。1958年被縉雲山西山坪勞教所關押勞教,做了共產黨的奴隸,因為常年勞累,嚴重缺乏營養,使她瘦如乾柴。

1960年,兩個女兒姐姐才十三歲妹妹十歲,做娘的不忍看孩子飢餓的眼睛,把分配給她的口糧從牙齒縫中節省下來,自己卻用菜腳葉充饑,因常年飢勞,經常昏倒在縉雲的山路上。

每每講到帶孩子的傷心往事,她那乾澀眼眶裡常擠出淚來。

1972年,大女兒在重慶乾電池廠找到了一份包裝電池的工作,依附著大女兒在黃沙溪的懸岩壁上原先無家可歸的她,築起了歸巢。1976年在這裏迎接潘老從鹽源歸來,這個被中共暴力打碎的家,總算依附著大女兒,「破鏡從圓」了。

人說破鏡從圓乃人生幸事,只可惜二十七年來這面被中共打碎的鏡子已碎成了粉未,那心靈的粘合力失去了複原的能力。

潘老歸來面對骨瘦如柴的妻,因身患肺氣腫,冠心病,嚴重的貧血和心衰,宛如一支風中殘燭,隨時都可能熄滅。病床上的她反覆嘮叨,好像二十多年母女三人所受的欺侮都源於他。

性格固執的潘老因為忍受不了這種折磨,就把自己封閉在他的小屋中,實際上仍處於鰥居獨處,逃避著妻子的嘮叨和抱怨。

她咳嗽剛停,便又從新住到西山坪的老屋中,她說,那兒空氣新鮮些。

看到潘老與老妻實際已分居兩地,我幾次勸他考慮從新建立家庭,但都被他拒絕,理由只有一個:「我已年老不願拖累別人」。

直到1988年春天,他的妻子因病醫治無效去世。

在他寫的<水調歌頭》悼亡妻中,我深深體察他內心裡用苦水泡出來的愛,那辭是這樣寫的:

「生命如重返,一死何足悲。

曾經十載醫護,病告幾番危。

眼看一絲游息,明滅半支殘燭,斷續又光回。

婿女多勞苦,絕地救娘歸。

畢生苦,磨折盡,瘦如柴,能經多少風雨,長壽永不埋。

忽爾一聲噩耗,魂斷縉雲西去,從此棄塵埃。

已矣今真死,遺我有餘哀。」

原來,人生的真感情是偉大人格鑄成的。

聽他的小外孫說,外婆死後,外公曾閉門三月不出,從門縫裡看到他每夜三更伏案疾書。

這時他原先退休的那個黃沙溪付食商店,因為承包給了私人,承包人因為他為人正直,一絲不苟,再三懇請他回店值夜班。

他考慮到繼續打工會有三種好處,一是與店夥計們相處聊天,可以抵消亡妻帶給他的思念和孤單;二來每天去那個店步行兩里地,可以煅煉身體;三來可以增加一點收入,為老來進養老院籌點錢,所以欣然答應了。

我知道后,勸告他因年紀已大,行動不靈活了,萬一在路上摔倒,不但自已痛苦,反而增加女兒一家負擔,至於靠守店那點收入無補所缺。倘若需要,那點錢重慶市的朋友都會樂意相助。

但是他執意的去商店值夜班了,反而把每次店裡發給他的「誤餐」糖果留下來,每一次我去看他時,他便將它們包好,硬塞在我的提包里,關照說:「帶給你的小馨馨吧,就說潘爺爺十分想念他,希望他見到這些糖果就像見到我一樣,潘爺爺祝他快快長大,好作國家棟樑!」

1992年我喬遷月亮田后,便把我分到新房的消息首先告訴了他。我誠懇的請他認真考慮我的建議,請他在我這裏住一段時間。

不久收到他的回信,信上寫道:「我一年一年的老了,身心衰微,舉步唯艱,黃沙溪的差事也力不勝任了,所以也不再去了。

然而,每每雜念累累……正到處尋找我此身的歸宿地,效外?市內?老家?總要覓得一個合適的去處。有時整天納悶,情緒很不正常,所有的遠近親戚,鄰居良朋,一概不住來了,願意小屋一人孤寂獨處,一年多來斷絕外緣……對於生死,我早有準備,很少去專門思考這個結局。」

他年近八旬也許預感到了什麼?本來經過中共關押二十七載,經歷長期的洗腦和奴役,其遭受的精神傷害和家庭破碎的痛苦,終身折磨著他。現在他感到妻子彷彿就在天堂口等著他。

由於堅強的信念,經二十五年監獄萬般折磨,他晚年仍保持思維正常。

收到這封回信后,我決定立即去他的住處。

這次到了他住的八樓,他仍和上次一樣在底樓迎接了我,我仔細端詳他,他的確更加蒼老了,然而上樓時仍保持著矯健的步伐,他告訴我說,明年他就滿八十了,這歲數已令他滿足了。

進到他的房間,我指著他放在桌子上已寫的回憶錄囑他:「共產黨將我們下獄二十多年,斗我們整我們,目的就是在精神上壓垮我們,好給良民百姓們展示一下,反共的下場,但他們不但沒有整垮我們,相反的,使我們成了這段中華民族最黑暗歷史的見證者,成為今天最有資格揭露中共欺騙的人。

這一夜,我們倆再次促膝到雞叫時才合眼睡去,第二天,臨走時,我再次相邀他到北碚住一段時間,他說雖然我的新居提供了條件,但一來他本沒有到北碚居住的打算,二來事前也沒有和女兒商量。

自從妻子死後,他的女兒把他管得很嚴。我說:「你老人家行走如果不便,我可以用廠里的車來接你。」

講價還價了好久,最後他答應,過幾天到我那裡看看我的新居,尤其想看看他最關心的德馨小兒,但講好了的,當天去當天回,不在北碚過夜。

一個星期後,他果然來了北碚,給德馨小兒帶來了四尾金魚。

在我勸說下,他留住了一夜,翻看了我所寫的「片斷」,並且在回去時,帶走了我寫的一些初稿。以後在它上面批了他的斧正,使我的《血紀》注入他的心血,給後來的讀者以更多教益。

1994年,當他得知王大炳因煤氣中毒身亡的消息,嘆氣道:「怎麼天公老是整善良的好人啊。」當我把王琳帶到他那裡講述孩子的困難,並告知他,我已經收她為我的乾女兒后,他立即從他的柜子里取出兩百塊錢拿給孩子,表示對她求學的支持。

在他已近垂暮,僅靠菲薄的退休金勉強渡日,這錢實際上凝聚著對死難者後代的關注和希望。王琳含著淚水說了聲謝謝,便跪倒在地。

1995年他滿八十,不知是因為阿彌托佛的佛力招喚,還是因為尋找此身歸宿的嘗試,他應磁器口寶輪寺主持風輪法師的邀請,去那寺院當了居士,其實是應法師邀請,為寺院抄寫經文。得到這個消息,我當即去了寶輪寺。
當我跨進寶輪寺的山門找到他時,他正向一群圍坐的老人講地藏經,我站在遠處不敢驚動他,只能從他那微閉雙目抑揚頓挫的語言中體會他的虔誠。

一個小時后講經完畢,他緩緩地向我走來,我迎著他,牽著他的手低聲問道:「在這裏習慣么?」他說:「四海為家到那裡都一樣!」

他告訴我:「女兒和女婿去貴州開了一個鋅礦,我一人整天悶在屋裡,正覺無聊,這時風輪法師在街上碰到我,他說我面帶佛緣,於是我就來了。」

我進到禪堂,潘老將我介紹給寺廟的主持。聽他說橫行於世的大盜和殺人如麻的儈子手,對自己罪業一遭頓悟,皈依佛門是常有的事。

過了兩個月,我再度登寶輪寺山門,這一次我們在主持的禪堂里相見,風輪法師縱論當今世道險惡,極言世界末日正逼臨人類。

他說:「潘老已將你在獄中情況告訴了我,端詳你的面像很像鍾馗,佛祖將你降生,專打惡鬼。仗佛祖庇佑,你在獄中累次逢凶化吉幾次逃過死劫,正因為還要繼續留在世上打鬼啊」。

吃過齋飯,潘老從他的寢室里取出了他新作「等待皈依的居士」。這一篇就一直珍存的在我這裏,成為他留給我的遺筆之一,現摘錄於後:

「我身入佛門,俗念未凈,仍然煩惱在心,痛苦難除。時時回憶一生顛沛流離,蹉跎歲月,本有清明的智慧,卻被無明掩蓋,凡夫的貪嗔痴,三毒迷住了心竅,種下惡業,造了不少人間惡果。

「……我小的時候,大概尚在襁褓中,吾父,吾母,晚年得子,愛如珍寶,生怕養我不活,長不大,便去拜寄了寺廟,求佛保佑取名小和尚,化緣縫起了一件五顏六色的百家衣,穿到了十多歲,還在叫我小和尚。」

目睹大陸腐敗,而無回天之力的他,晚年凄涼心情可以想見,他只好以依靠皈依佛門解脫自己。

在寶輪寺,他仍以勤奮謙恭待人,詼諧幽默的談吐,博得寺廟眾僧的尊敬,但是,誰能料到,這便是他渡過晚年的最後一歲。

1996年春天,寄住在寺廟中的他,開始咳嗽咯血,起初還以為是普通的支氣管出血,半個月服用中藥不見好轉,痰中的血越來越多,在他小女兒勸說下,由風輪法師親自摻扶去三軍醫大檢查,檢查結果初診是肺癌。

等到我獲悉趕到醫院看他時,他已經穿上病號服,住在大坪醫院的肺科病房裡了。我走進病房,見他一如往常談笑風生,正在同對面床位上的一個病人講「精神」治療法:

「為什麼叫生活呢?生活就是生龍活虎,死氣沉沉還叫什麼生活,你看我有多大年紀?每天早上我還要打太極拳,起來在陽台上練氣功,像我們這樣的病,如果就這樣躺在床上,沒病都要躺出病來。」

病房裡的病人向我介紹說,他每天早上六點便按時起床,還要幫助其它病人打開水,真是一個熱心快活的老人。鄰床還有一個十二歲左右的女孩說:「爺爺給我講故事,他的故事,我從來沒有聽過,好聽極了。」

我問他:「誰替你辦的住院手續?怎麼連陪伴人都不請一個?」他說:「五天前是小女兒替他辦的住院手續,請人服伺每天還要開給他三十元工資,我那裡給得起?就是這住院費,退休單位承諾一半,你看,我那有這個經濟力量住院啊?」

貧病交加,他心裏十分凄涼!

我又問:「麗娜呢?」他說:「從貴州回重慶一趟光路費得上千元不說,耽誤的時間也補不起,我囑咐她的妹妹不要告訴她,現在病情還沒有下結論,用不著大驚小怪!」

我暗地裡詢問了主治的醫生,醫生搖頭說:「晚了,沒有康復的希望,何況他這麼大年紀,最多只能三個月的陽壽了。」

然而,他依然地談笑,依然講些有趣的故事,依然的每天按時起床,依然自己走出病房,打飯菜,打開水,依然的為鄰床的病友送葯遞水!

一個明知自己死期已近,仍然置之度外,坦然迎接日常發生的事,這除了仰仗他那畢生的人生毅力和一貫的臨危不懼外,未必沒有佛在暗中相助?潘老是聰明過人的長者,每天清早他不可能面對著大口吐出的鮮血,而不知察自己已入膏肓。

又過了兩周,他索性的出院了,得知他出院的那一天,我又趕到他的住處,這時他的家剛從八層高樓上搬到了臨街的新修樓房,不用再爬那麼高的樓。

我去時,他正在收拾他的床鋪,很坦然地告訴我說:「一個人生死有定,陽壽多少都是在閻羅王的生死薄上圈定的,何況我已過八十一歲算是知足了。」

我擔心他這麼出院是由於經濟的原因,醫院未必答應,他回答說:「醫生囑咐我還是回家調養,開了許多中藥,在家裡熬藥方便,過半個月再來複診一下,我在醫院,每天所付的昂貴的住院費使我反而擔心,女兒在貴州找點錢也不容易,我怎麼能多花他們的血汗錢?」

我走進廚房揭開鍋蓋,鍋裏面正熬的稀飯。

我問道:「你現在咳那麼多血,如果再不在營養上補充,就是健康人也受不了的。」他搖搖頭說:「吃不下啊;再說誰能替我上街買菜啊?兩個外孫都已在電池廠上班了,早出晚歸,我不願麻煩他們,自己慢慢的下樓上街,生活也從簡了,一天兩頓都吃稀飯,這樣反而腸胃受得了。」

聽他這麼說我真想放聲大哭。

我忍著悲傷,向他說:「我替你在北碚請一個保姆過來,專門替你買菜弄飯吧!」他很堅決的拒絕了,告訴我說:「我的二女兒和住在楊家坪的外侄女都先後來幫過我,但是我反而失去了活動的機會,你看我一個人能走,能做事,一旦停止了必要的運動,病情反而會加重的`!」

面對著形體骷槁的潘老,我忍不住淚流滿面,他卻反而拉著我的手吃力的說道「這又是為什麼呢?」
我放聲痛哭起來,這是一個傲骨一身的好人,他一塵不染的品格,如青松傲立在這個世道昏濁的人間,已經不多見了。

撥通了他侄女家的電話,對她說:「潘老在人間已是最後幾天了,麗娜又沒在家,千萬對他要盡最後幾天的責任,請你馬上過來,千萬不要讓他再一個人上街了,萬一不小心摔在馬路上,那我們這些做晚輩的怎麼忍得下心?」
電話那一頭傳來了哭聲,答應馬上趕過來。

還沒隔上十天,六月十八日下午五點鐘,我便接到了潘老的外孫打來電話,帶著哭聲在電話中他通知我說:「外公已於今天下午兩點鐘離開了人間。」我的心頓時收縮得厲害。

我沒有遲疑,立即乘坐公共汽車趕到他家時,已是華燈初照。

就在他家樓下的巷道中,靈堂已經布好。逢布遮蓋的「靈堂」里除了他的小女兒,外侄女和兩個外孫,裏面空蕩蕩的坐著幾個緊鄰的鄰居,老家涼平的兩位老哥和遠在貴州的大女兒,都只發了通知他們的加急電報,還沒有趕到。

靈柩前方的一張桌子上兩位寶輪寺的僧人正身披袈裟,正襟危坐,一邊敲著木魚,一邊還在不斷地誦經,為他的亡靈超度。

那悠揚哀怨的頌經聲,吸引著一群周圍鄰人的孩子們。我坐在靈堂前放的一張長凳上,聽著那抑揚頓挫的經文,腦子裡正翻滾著幾十年回憶的畫頁:

我與他相識於1960年8月重慶南岸彈子石四川第二監獄中,剛入獄那時我才滿二十二周歲,雖頭頂著「右派」和「反革命」兩頂大帽,實在講還不懂什麼叫「政治」,那時他還不到五十歲,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位精力旺盛的長者。

靠著這天賜的緣分,我們倆在1962年3月份一起從孫家花園在槍押之下,流放到涼山自治州甘洛農場,在那裡九死一生地撞過老母坪,同年10月死裡逃生又從甘洛農場再發沛西昌黃聯關。

以後又一齊押送到西昌地區的鹽源農牧場,這其間除了短期的調散,到農六隊以後的十四年間都在同一中隊,編在同一個組,鋪褥相依,朝夕為伴。無論是年齡、資歷和學問,他都無愧於我的長輩,在我政治上日臻成熟,人生觀和價值觀的形成都受到了他的啟迪和教誨。

從1960年到1976年獄中相伴十六年,有難同當,有危相扶。我遭受獄吏殘酷折磨,被打傷后,在生活無法自理的情況下,他敢於頂著槍杆子的威脅幫助我勉勵我,渡過最難熬的日子。在饑寒交迫之下,我們相扶為生存而拼博。

十六年令人難忘的共勉共扶的往事似悲歌,一曲一曲回蕩在耳際,不敢忘懷。

1975年中美建交,上海公報發表以後,中共對國民黨縣團有以上人員頒布大赦令,他得以先一步回到重慶,1979年平反冤假錯案中,我脫離鹽源的地獄回到重慶。以後,我們又在重慶相逢,以不斷的書信、互訪聯繫著我們間的友誼,共勉共勵,成為精神上不可缺少的摯友。

然而憑著他在獄中的堅定信仰,待人平和寬容的人品,憑著他的博學和自我犧牲的獻身精神,卻贏得了獄中共患難的難友們普遍的尊敬。人們恭稱他為「潘翁」,是獄中最有號召力和威信的「國民黨人士」。

五○年鋃鐺入獄以後,他的妻子直接受到了殊連,為人奴佣。不久就被收押進行勞教,從此帶著政治上的歧視,拖著兩個小女兒,大的不滿三歲,小的未足兩歲,也在監獄般的管束下,終身為奴。可以說他的一家都因投身三民主義事業,而獻給了中國民主革命的大業了。

臨終前,在他的陋室中伏案留下「生活與遺言」,我在這裏摘抄下來,一面給我的讀者留下對他的簡介,一面也讓我們知道,老一輩的民主主義革命者對後人的教誨:

「由於我過去親自感受飢餓二字,深有體會,又來自農村,熟諳庄稼人耕田種地的辛苦,正如古人云:「足蒸暑土氣,背灼炎天光,須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生逢亂世之我,感受而加以認識,深深懂得物力艱難,從來敬愛農民,從來不敢拋灑糧食,也足見我的生活節約刻苦有了根,再苦我也能過去。

因為我從苦中來,早已苦慣了,君子憂道不憂貧,窮困威脅不到我。

出獄二十年來,一直自炊自食,自洗自補,逢人從不說苦,在經濟收入低於普通職工,受著不斷上漲的物價壓力,不得不更加節約,不吃煙和茶,酒在嚴冬喝一口。好在我一個人又已年老,消化機能減退,齒牙搖落,咀嚼困難。每天吃兩餐粥,有時候換吃麵條,一菜下飯無兼味。

看起來我生活確實清苦,但比起那獄中的日子就好多了……

告訴麗娜麗施兩女,我死了不舉哀,不辦喪事,不穿壽衣,不燒香燭紙錢。臭皮囊一火焚了,不要骨灰,不詳之物,要來何用?人生道路上我是一個失意者,沒有任何留戀,洒脫而去,豈不快哉!」

好一位徹底的無我者,臨終前留下的這段文字瀟瀟洒灑,對這個痛苦不堪的人間,沒有任何牽腸掛肚和遺憾,沒有任何的遺產留給他的後人。當我問主理後事的外侄女,有沒有追念他的悼詞在他的追悼會上宣讀,她卻搖搖頭。

在這種臨終的時候,縱有千言萬語,豈是一段家人的悼詞能說清?

好在他身雖歸去,靈魂尚存。信仰和追求都隨靈魂而一起長存。至於一生,後人如何評說,對於置生死於度外的他也不會計較。更何況,又有誰為他寫傳記,留存人間呢?於是我默默寫了下面這段文字:

《他的一生,出生農家,六十年前從政治大學畢業,後來去黃埔求讀,從此在心中扎正了三民主義的根,追隨著國民黨從事中國的民主革命事業,在國難當頭,日寇入侵之際,毅然從軍,官拜浙江金華行轅主任,並掛少將銜,抗擊日寇,八年倥傯。

抗戰結束共軍蜂起,他憤然率軍抗擊兵匪,終因兵敗成囚,鋃鐺入獄,然而由於信仰堅定,在中共高壓刑鐐之下,獄火垂煉了他整三十五年。

自比蘇武,用他的精神鞭策自己,激勵周圍。做到在獨裁淫威下,威武不屈,信守了對三民主義的忠貞不渝。其人格,可以昭日月,他一生中無愧於孫中山之最為忠誠的信奉者。

這同那些把自己打扮成中國人民之「救星」,貧苦者之救世主,卻在國難當頭之際挑動內戰,塗炭生靈,殘害無辜,製造人為的戰爭飢荒,殺人如麻的人比起來,顯得光彩奪目。這同那些爭奪權位,呼風喚雨,窮奢極欲的當今各級貪官污吏和毫無正骨的人比起來,又是何等磊落!

歷史一定會對一代在中國政治舞台上,向邪惡鬥爭一生的人作出公正裁決。歷史會永遠記念潘朝元這個忠誠的民主戰士。》

是夜,就在那燈光昏暗的靈堂之中,在他的遺體之前,我把這段文字在他的靈前默默念后,再一火而焚。就在他的腳前,我將四條長板凳,拼在一起,從溫過去鬢髮相觸的情誼,俯身在他的耳邊悄悄說了聲:「潘伯,我來矣,就在你的腳前與你作最後一次相伴吧。」言畢和衣悄然躺下,似與往常那樣,面對面促膝相對,只可惜此時我們已不能對話了。

心中似有一團烈火在燃燒,一摸我自已的額頭燙得灼手。又感到板凳下面涼風突起,凌晨二點左右忽狂風大作,雷電驟起,我定了定昏迷的眼,看那靈前燭光隨著狂風而搖曳不止。昏昏屯屯之中,感到那南方尊者來迎接在空中久久徘徊的潘老遊魂了。

緊接著傾盆大雨狂瀉不止,好似要衝凈這地面上人間太多的濁泥垢土,沖凈這人間太多太多的不平。

到了凌晨四點左右,樓下響動,他的大女兒麗娜和丈夫才下火車,匆匆趕到。兩個女兒扶靈柩慟哭,我看四下,除梁平老哥外並無他人,連生前最密切的摯友都沒有在場,我知道他生前的朋友不計其數,僅鹽源同過患難,而今就在重慶仰慕他人品的就不少,而今一個也沒有來。

後來我才知道,自他身患絕症后,全部斷絕了同周圍友人的信息。他的病來得突然,他的靈魂走得倉促。

後來我問到唐元澄等人,他們壓根就不知道潘老得了肺癌。就連黃沙溪付食店,他站過櫃檯守過夜的那家商店的小青年們,都不知道他得絕症的消息。

我若不是特別的關注他的晚年,主動獲悉他的消息,未必又能守著他的靈,渡過這最後的令人難忘的一夜!

這段晚年的凄涼和悲景,以及他為自己設計的瀟瀟洒灑離世的全部過程,真正實踐了他的臨終遺言。

這同那講排場,囑兒托女活得快活,死得悲傷的市俗人們比起來,有多大差異啊!

上午九時許,一輛卡車載著他的遺體,一駕舊中巴客車,載著送行的不到三十個親朋,就在陰霾的天色里緩緩馳向石橋鋪火葬場。

夜間下起的雨變成了霏霏細雨,就像老天爺的淚水永無止盡。

送葬的隊伍沒有樂隊,沒有儀仗,沒有鞭炮。靈車緩緩馳出巷道,悄悄的,那氣氛可以說十分凄涼。

身處此情此景,我淚流不止。十點鐘,潘麗娜在火葬場院弔唁廳里,組織了一個小小的家庭遺體告別會。告別會剛剛結束,我已難以堅持,前一夜風寒感染,此時已使我渾身發燒,滿腦袋的昏昏沉沉說不清是病還是過度悲哀,坐在那告別會廳前的廊沿長凳上,我止不住哭出聲來。

我想,日後在台灣的國民黨中央,得知像潘老這樣的忠枕三民主義之士,在鐵蹄,圇圄之下守著這信仰的方寸,矢志未移。而今天又如此凄涼與世長辭,何時才能為他補上一個追悼會,昭揚他光明磊落的一生,以及他為民主事業所作的貢獻,他的在天之靈便可告慰了!!

六月二十日上午十一點,我在淚眼中目送他那枯瘦的遺體緩緩推進火化爐,眼望著那伸入蒼穹的濃煙,把他的魂靈和他的肉體一起帶入到天堂,永別了這塊苦土。

和著他寫的「吊亡妻」我填詞一首:水調歌頭•悼潘公

《人生如燈燭,燭盡光難收。明滅半載默忍,咬牙獨徘徊。

瞀然枯槁今去,六魂悄然蒼穹,消灑南天回。驀然回首處,我在守忠骨?

八十終,坎坷盡,魂彌留。萬事蕭蕭,曾經沙場英雄事。兵敗階下成虜,囹圄自比蘇武。晚年佛門皈依,方悟萬事空。從此蓬萊去,凈土迎君回。」》

潘老骨灰安葬于哥樂山陵園。

十年後,我同他的侄女一同拜謁了他的墓,在蒼柏叢中,彷彿又見他的遺容,于靈前填《江城子》一首:

《君卧山崗已十年,今復見,松柏間。夢裡拾遺,故事有多少?縱使陰陽已隔離,五十載,舊時日。

指處荒冢憶昔時,正伏案,憤疾書。促膝相對,歲月能倒流?唯有正義攝人心,一曲在,永唱吟!》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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