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血紀》下集(82)

【新唐人2012年1月19日訊】【編者的話】血紀》記述了大陸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學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農場,在勞改農村二十年的血淚歷程。《血紀》一書完全可以與前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相比。小說《古拉格群島》反映了蘇聯人民在斯大林統治下的血腥恐怖讓人觸目驚心,而《血紀》則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難經歷為主線。這條主線也是毛澤東禍國殃民的編年史,更是陳力、張錫錕、劉順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詩。書中人物眾多,文筆樸素,使中共監獄的慘無人道和烈士的壯懷激烈躍然紙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書前言中說:「當這本書有幸與你相逢時,讓我們珍惜這種來之不易的相識,為融化中國專制主義,建立中華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請看長篇紀實連載《血紀》。

第十一章:尋 訪

第三節:王大炳和他的女兒

回重慶后,按留給我的地址,給王大炳發出的信過了十天,便收到了他的回信。他在信上告訴我,自77年同老婆一起回到長壽后,當年她的女兒就出生了,第三年又生下了他的兒子,現在他已是兩個孩子的父親了。「家」就靠他像牛一樣辛勤勞作,總算能圖一個果腹,近年來他又自己打土胚,築牆,建起了能讓一家人遮風避雨的窩。

在鹽源農場,大家因他的勤勞管叫他馱牛。信上告訴我,他原來的判決,是以叛國投敵作結論的,所以一直沒有給他「平反」。對他來說,平不平反,反正是一輩子面朝黃土背朝天,在那塊土地上當牛馬。

來信告訴我,今冬歲未農閑時,一定要到重慶來看我,一敘久別之情。

1982年冬天,我在蔡家場迎接了我這位患難中的兄弟。我怕他在蔡家車站下車后,找不到偏僻角落裡的二十四中,所以預先和他約好了時間,他到蔡家場以後,我到車站去接他。

按照預定的時間我在車站上足足等了他兩個時辰。中午時分,從車廂里走出了一位地地道道的「老農」。

他身穿灰色補丁的棉衣,腳踏綠色的解放鞋,由於終年的勞累和省吃儉用,那乾瘦蒼老的臉,高高突出的顴骨,頸項上黑黃的皮膚裹著深深的皺紋,下巴被樹皮樣乾燥的皮膚拉得長長的,配以壓得略彎的腰,榨乾了油似的雙肩。

那外形,酷似中共在四川成都大邑縣的地主莊園,展出的兩尊屹立門前呆望天空,手裡柱著打狗棍的老農奴塑像。只是他那形像不是地主劉文采壓榨出來的,而是中共強迫『改造』出來的。

正在下車的他,手中提著一個沉重的麻布口袋。

他比我還小一歲,正逢壯年,但那樣子好像足有六十開外了,我們大約五年沒有相見,相逢第一眼我幾乎沒有認出他來,比之鹽源他新婚的歲月,真變成了另一個樣子了。我連忙迎了上去,把他手中提的麻袋接了過來。

我們一邊走,一邊講敘六年前,給我的母親送信和帶來一包瓜子的情景,指點著所經過的街道上那些沒有變的地方。我說:「世道變了,現在已不是當年,吃的東西並不缺,你不該路遠迢迢帶這麼重的東西來重慶!」

他說自己土裡一點綠豆,算我對你母親一點心意,他對人的忠厚可想而知。

我望著他的臉耽心的說:「你的孩子還這麼小,你自己更要注意身體健康,不要太勞累,不要太節儉,留著身體是最大的本錢。孩子要你撫養成人,千萬不要還像馱牛一樣的干,身體拖跨了什麼都沒有了。」

算來他的大女兒已經六歲,小兒子才四歲啊!

說話間,我們不知不覺到了醫院,因為他曾來過,所以並不陌生。

母親早已在她的房間里等候了許久,今天特別買了很多菜。吃中飯時,她還回憶當年大炳送瓜子仁來的事,用她的話來說,當時在這個人間地獄里,他給我送來的不是普通的瓜子,而是一種生活的希望。

吃過午飯後,我倆便到二十四中我的宿舍里,在我的宿舍里,他住了三天,晚上便是我們促膝談心的時候,我告訴了他去成都探看張錫錕家的經過,還告訴他我去潘朝元家,又去漁洞、化龍橋、大陽溝等地尋找陳力,皮天明,劉順森的家。告訴他,由於中共的封鎖失去聯繫的人尋找很難。

第二天,拿出了我寫的片斷給他看,看后他深情的說:「我可惜沒有那個水平,也沒有那個精力了,願你能把我們在監獄里所遭受的苦難,特別是進行的反抗以及犧牲難友們的大無畏精神,如實寫出來。」

並表示非常渴望我的文章交付出版,並且預約,成為我第一批的讀者。

當我問到他眼下生活上的困難時,他說,這幾年,原來的茅草房要從新蓋瓦房,更換破爛的傢俱和農具,給大人孩子添置衣被,平時稱鹽打油、買種子化肥都需要錢。眼看明年大女兒就要開始讀書,孩子們的學費全指望他在農閑時候替人幫工,換點力錢。

我看看他身上穿的補疤棉衣,便將我的衣服,翻出幾件來送給他。看著他皮包骨頭的身體,暗暗替他悲哀,這是一個經中共長期煉獄的「政治」犯。

不管外形如何,他內心裡那一團熊熊燃燒的反抗烈火,他那棵赤膽忠心永不會泯滅。

臨走時,我給了他一些錢,雖杯水車薪,解除不了他的貧苦,但總是我的一翻心意,叮囑他明年歲未農閑時一定再來我這裏,那時我寫的片斷就更多了。

從此以後,我和潘老,大炳一直保持著親人般的交往,看到他們的信更使我想起獄中的經歷。

遠在長壽的大炳,除了隔一定時間給我寄信來,問侯母親的身體健康,談他的孩子們上學的情況。

直到1986年他才在北京的舅舅幫助下,在一所學校里謀到了一份燒鍋爐的工作,以後每年秋收完結,他都要赴北京打工。

每次到北京去和歸來,途經重慶都要來我家一聚,人雖窮而情誼濃,每次相聚如親兄弟,除了拉家常也談國內外大事,有時我們一起到潘老家共聚,暢談。

一九九五年一月,我突然接到他的長女王琳給我打來的電話,在電話那一端傳來了她斷續的哭泣聲。告訴我說,她的父親因煤氣中毒身亡!

聞此噩耗,我吃驚不已。三個月前他去北京打工前繞道重慶時還來看過我,當時我提醒他已近六旬,身體沒有原來利索年齡不饒人,遠離家人更要小心。

沒想到,意外厄運真纏上了他。

現在他丟下妻兒,在為人打工的路上一去不返了。

大炳在北京中毒后,沒有馬上身亡,煤氣把他變成了不能動彈的植物人,直到那所僱用他的學校通知他的妻子時,一家人才匆匆趕到北京。

他這一走,丟下了兩個孩子,長女才十四歲,小兒子十二歲親朋都是些窮苦農民,加上在這個人情菲薄的年代,誰又能在他們最困難的時候傾力相助?在邊遠的農村,娘兒三人活下去更加艱辛。

可恨的,對大炳的死負有直接責任的那所雇傭他的學校,想草草了斷此事,在三個孤兒寡母到了北京后,趁已變成植物人的王大炳說不出話來的時候,把責任往死者身上推,僅拿出八千元人民幣了結此事,將母女三人打發回重慶。

身處異鄉,舉目無親,不知怎麼才能保護自己的母子三人,只好含著眼淚將行將咽氣的王大炳,送上了火車,哭哭涕涕一路回到重慶。

剛下火車,王大炳便閉上了他的雙目,與這個奴役他一輩子的社會永遠長辭了。悲痛欲絕的妻女三人只好在車站附近,草草辦了喪事,將他送去石橋鋪火葬。

他的離去,使我痛失一個可以交心的摯友。他那誠懇,質樸的語言,乾瘦的外形,都會喚起我內心對他的無限思念。
也罷,大炳逝去,從此再不為兒女牽挂,再也不受中共奴役,也再不對不平世道憤懣不平了。

面對他丟下的孩子,王琳正面臨初中畢業即將升入中專或高中的學業關頭,按他母親的意願,只要她在初中畢業后,能在城裡謀到一個可以糊口的工作便心滿意足了。窮人家的孩子早當家,她才只有十四歲,就必須應付世道里處處潛伏的危險。稚嫩的肩上,過早地挑起了生活重擔。

我竭力支持她讀書,至於經濟上拮据,可在我的工資中省下一部份來供她。便當著她母親的面,承諾了幫助她繼續求讀,至少也要讀到中專畢業。直到她取得工作,能獨立生活為止。

我這許多年來,在中共統治的天下,天天耳聞目濡,不平的事太多,對受害者充滿同情,卻無可奈何。漸漸把我性格上固有的楞角打磨得平滑光整,有時碰到替人打人命官司討回公道的事,也往往沒有去做。

聽王琳母親講,致大炳中毒身亡的那所學校,因暖氣煙道前年堵塞,並未巰通,所以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何況人死後只付了她們母女僅八千元了事。為亡友,為他的孩子向學校討公道,索取應賠的損失,便成了我義不容辭的事。

中共把保護勞工權利,口頭上唱的比什麼都重要,而實際上看看他們制定的勞工權利保護法,便知道他們的虛假,公認的勞工基本權力,中共並無可行辦法給以保障,連他們的生存權受到侵害時,所得的賠償也是低得可憐。

為替王大炳討回一點公道,為王琳向北京傭工單位多爭一點賠償,我到我廠勞動人事處借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護法」,以及四川省人民政府有關貫徹勞保條例的細則,想找到一點關於用人時,被雇傭者死亡或工傷致殘,勞動者可以訴諸法律的條款。

遺憾的是,勞動保法及各地配套文件,隻字不提勞動者保護自己的生命不被侵害的規定,以及遇害時,如何索賠的條款。

只有一段「職工因病傷死亡的『處理辦法』其中規定,凡職工在職期間因工死亡的,傭人單位除承擔死亡過程中所發生的醫療住院費,補發十五個月的工資作為一次性撫恤費;承擔死者治喪的全部費用;……其配偶在農村的,因死者亡故后而失去了勞動力,應由所在單位給與死亡者每月基本生活補助費,子女未成年的,由所在單位承擔生活補助費直到成年,如此云云。

據用人單位說,王大炳的基本月工資僅400元,十五個月工資只有6000元。而給與王大炳妻子的生活補助費,在四川省勞保條例實施細則中規定,每月僅只有三十元。在九十年代,三十元的生活補助是連吃白飯苟延生命都不夠的。

8000元拿給三個人用來買糧食吃,能維持多久?何況大炳一條人命豈可以八千元了結?當然,這比草菅人命的毛澤東時代,算「進步」了。那時,像大炳這樣中毒而死的五類,就只有用席子一裹,拋屍荒野的命。

既然找不到其它的依據,只好按「勞保條例」中的撫恤標準,找用人單位算賬,看能不能多爭到一點撫恤金,以救救將面臨失學的孩子們。

想到這裏,便提筆以王琳的口氣,寫信給那所學校,一面據理陳述有關國家勞動保護條例對死亡職工的撫恤規定,如果以四川省政府的最低標準進行計算,一次性需要這所學校所付出的撫恤金,至少需再補一萬的費用。

寫完了這封信,把它交給王琳,囑她將原件保存好,一次性複印三份,一份挂號寄給那所學校的校長辦公室。!如果這位校長抱著不理的態度,則可以將其它兩封向勞動部投訴。當然這些信都只能抱著試的態度,因為,這種老百姓的「人命官司」在中共的天下一向是不會重視的。

兩個月後,給學校發出的信,終於有了迴音,答應再增加三千元撫恤費作為一次性了斷,面對這種「軟打整」,王琳猶疑了。

她說介紹她父親去北京找工作的「舅公」來信說,王大炳去北京打工,純屬他的面子帶著「照顧」,並不是該校聘的正式員工,所以還不能完全按勞保條例交涉,勸王琳母親在學校增加撫恤金后,不要再糾纏了,不然他不好處事。

同時馬上就是初中畢業生考試,孩子正面臨著一場激烈的競爭,據她說長壽地區當年初中畢業生要求考中專的學生,在一千人以上,而各中專學校招收長壽農村學生的總數不到一百人,在這場競爭中她必須取勝。

她說「爸生前對我的最大希望就是長大成材,他外出打工,一心讓我上學,現在他去世了,考大學受經濟條件限制,唯一只有應考中專學校。窮人家的孩子最需要是從學校畢業后得一個就業機會,所以暫時只好將替亡父打官司的事押一下,等到考試以後再作計較。

其實她已經在舅公和社會的壓力下,放棄了追索父親死亡賠賞的念頭,無可奈何地了結了這場人命糾份,在中共專制時期受苦受累的大炳一命,最後以1.1萬人民幣了結了,在中共眼裡普通勞動者人命多麼濺!!

1996年夏天,在長壽初中應屆畢業生報考中專的考場上,王琳在一千多考生只錄取96名的高難競爭中,沉著應對,以總成績486分,遠遠超過了當時對農村學生的苛刻錄取線440分。

但是在如此優異的成績面前,她的面部沒有任何興奮。在她那孩子氣臉上不但布滿了倦容,還憂慮的告訴我:她報考第一志原的學校已半月,一直沒有發來錄取通知書。並且向我提出了一個問題:你在重慶市工業學校有沒有相識的朋友?我看得出她被一種自己不能克服的困難困繞著。

在我追問下,她終於告訴我,這次報考她填寫的第一志願,是重慶工業學校,在通知她的中考分數時,她的中學校長特別叮囑道,重慶工業校是重慶市經委主辦的一所重點中專學校,因為該校包畢業生分配,所以是重慶報考生最多的一所熱門學校,考進去不容易。

加上工科類畢業生常受用人單位拒絕女生的影響,所以工科專業,女生被錄取的機會比男生更苛刻,過去長壽地區常常發生女生上了錄取線,沒被錄取的事。所以請求我設法與工業校疏通關係,說關係不到位,就是上了分數線,也有被落榜的危險。

像王琳這樣遠在長壽偏僻農村裡的女孩子,那來與工業學校攀親沾故的關係?萬一真的落榜,要未前功盡棄回家務農,要未交足兩萬元讀該校的議價生。兩種後果,對王琳都是致命的。

她的父親為她讀書連老命都丟在異鄉,還不是讓她能走升學這種唯一前途,她從小刻苦讀書,為了節省開支,她背米上學交學費;放學了打豬草餵豬;內衣爛了也沒有換的,補了又補;做作業把其它同學用過的作業本翻過來打草稿。這一切都近在眼前,她不能把父親用生命代價換來的錢去交議價費。

世道的不公平在她年幼的心靈上烙下了銘心印記,這也許是那個年代,想在求學中找到一碗飯吃的窮孩子們,最痛苦的事。報紙上每年都有這種因考不上學校的考生,走上自殺輕生的消息。

事不宜遲,病篤亂投醫了,王琳在幾個親戚的商議下,在老校長的建議下,從銀行里取出來一千元,這可是她父親的喪命錢,用這錢買了煙酒之類的常規「禮品」,戰戰兢兢懷惴著剩餘的幾百元錢,到重慶找到了工業學校。

工業校已放暑假,就連操場上也沒見幾個人影,怯生生的她跟著老校長,找到了往屆長壽中學畢業后就讀工業校,至今仍留校工作的老校友李某。李某表示他可以為王琳介紹現招生辦公室工作的林老師,據這位李同學介紹,報考同學只要上了線,都可托他來決定入校的資格。

於是老校長和王琳跟著他,爬上半山上的教師住宿樓。不巧林老師放假后回鄉下老家一直沒有回來,但是這位校友答應林老師回來后,立即辦這件事,勸他們暫時回長壽聽候消息。

王琳回到長壽,在焦慮和盼望中等了十天,工業校的錄取通知,仍杳無音訊。王琳心中想:是這筆私下交易出手太輕,還是那位李校友另生了枝節?鄉下又沒有電話,正夏日三伏,王琳在嬌陽下天天往學校跑,猶如熱鍋的螞蟻,經過發奮努力考試成績名列前矛的她,還要為求學送禮,撞後門!

又等了十天,她終於耐不住,再度從長壽鄉下來重慶,這一次跑來求助於我了。學校在國家統一下達招生指標外,增收應屆落榜生的規定,稱之為「議價生」,教肓上的投資,大陸向來是世界最低的國家。經費嚴重不足,成為學校招收議價生的『正當理由』。

我不知道這種議價生的召生人數和價格是誰定的,也不知道這種制度是什麼時候興的。只聽說收議價生是為了『滿足』老百姓子弟期盼求學的一種措施。大陸實行一胎的計劃生育,一個家庭一個獨生子,特別是貧窮的家庭,砸鍋賣鐵也要讓唯一獨兒進得一所較好學校。

在中共毛澤東時期窮怕了的臭老九們,盼來了發財的好機會。議價學校遍地開花,教育也成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商品之一。古時候賣官鬻爵是可殺頭的,而今中共領導下,文憑變成了社會主義流通中特別的商品。當然雙方都心甘情願本無可非議,不過買方往往成了無力支付的窮人。

而且「文憑」不是日用的商品,買賣文憑這種公開的腐敗在中共後集權時期的猖厥,窒死了求知識求本領的學風。

中國是一個文明教化的國家,自古我們祖先辦教育是以「修身,致知」為目的,古來聖人辦學完全是為了修好社會風氣的。提倡苦學,以立身為本,老師也只滿足於束攸之禮。

而今文憑既成了進身的通行證,成了有錢人眩耀自己的階梯。辦學的人也從事販賣假文憑的勾當,在社會上招搖撞騙。

報上偶然看到對買賣文憑的批露打擊,那是行騙者搞得太不像話,拿個別人開刀做做樣子的。學校都這樣,教師收取學生賄賂,在他們的權力範圍內,敲詐學生便一點不奇怪了。

令王琳煩惱的就是為了求學的這份禮該送多少?這是不比商場上的商品,掛著「明碼實價」「童叟無欺」的牌子,使買賣雙方都明白的。送給老師的這份禮,其多少也要根據求學人數變化的「供需」關係來調整,俏時可以幾千元,濺的也是幾十塊。

再加上,這種議價為世人所不齒,需要遮遮掩掩進行,王琳再煩惱也只好委屈著忍受,好歹這也是社會主義特色一絕!

不過,已經付出去了一千元,穿著揀來的比自己大兩個碼子很不合身的花褲子,對於剛跨進城裡,在工業學校的大門口徘徊的王琳來說,就是一筆了不起的巨大開支,要知道僅僅這麼一送,就送走了他的父親用生命換來的撫恤費十分之一的數目,是長在農村一個農民,面朝黃土背朝天辛苦了一年的收入!

《儒林外史》開頭講元朝未年有一個叫王冕的少年,他十歲時就給人放牛,因為他七歲的時候父親早逝,母親為人做針線活,供他到村校讀書。每天黃昏回來,放牛的東家給他的一些魚肉,用帕子包好,帶回家孝敬母親。白天放牛時常騎在牛背上,畫池塘的荷花,日漸成名。

長大以後,他常常以自己畫的荷花拿來集市上換些柴米,後來有人發現他不但才藝高超,且胸襟開闊,便舉薦他去當官,王冕卻為了逃官跑到山東濟南靠測字繪畫為生。沒有好久,明朝改代,禮部擬定了在民間行科舉考試辦法,凡要考取功名,三年一試,以四書,五經,八股文考士。

王冕說:「這種科舉制度定得不好,將來讀書人以此為進身之道,必會把文行出處也看輕了。王冕後來隱居會稽山中。
古人連科舉制度都有非議,而今天卻興出來賄賂作弊。王琳既然跑來求助我,也是天有巧合,工業學校校辦工廠的廠長陳明生,正好是我中學時代的同學,八六年我和陳明生在同學會上重逢,當時參加這次同學聚會的人留下了通訊地址和電話,現在王琳入學的問題正好請他出面幫助疏通。

當我接通陳明生的電話,告訴他有事相求后,他欣然答應了。事不宜遲,我馬上帶著王琳匆匆地乘車趕到了化龍橋,在工業學勢校教職工的宿舍里,我們很快地找到了頭髮已斑白的陳明生。

自上次同學聚會後又相隔了十年,十年的時間對於老同學尤其顯得光陰摧老。他告訴我,他剛剛才退休,校辦工廠和學校的大小化驗室他都沒有介入了。今年招生辦公室負責的教務主任張某正是他的學生,向來關係處得不錯。

當我講到當今社會上教育的種種醜惡現象,生活在我們這個層次的人感受是相同的。他當即表示,現在不是評論中國教育危機的時候,而是要趕快落實王琳入學的具體問題,於是他又親自帶著我們去到了張主任的家裡。

張主任的愛人接待了我們,但她告訴我們,張老師去成都招生還沒有回來,估計要下周才能回家。陳明生當即寫了一張便條,把王琳的名字、考區、准考證的編號以及所考的分數全部寫在上面,拜託這位張主任務必關照。

便條寫好,交給了張夫人還一再地囑託張夫人等到張老師回來后,務必落實這件事,這麼一來王琳的錄取才算是有了著落,但終究還沒有最後的敲定,回到陳明生的家裡,我把和王琳父親同我在獄中多年交往告訴了他,他感嘆說,現在人和人之間感情的空間已越來越窄,社會上除了金錢關係什麼都很淡。」

教師為了多撈幾個違心錢,與學生關係搞得如此庸俗,仔細想來難道不是中共統治設下的隔閡么?師生已經談不上什麼感情。

活在這個世界上,真情喪失,人與人之間全是勢、利關係,何等可悲。

當我們起身告辭后,我囑王琳暫時回長壽家裡,好好的休息幾天,準備好上學的行李和學慣用具。中專學習的時間足足有三年,在這三年裡所需要的費用還很多,固然我可以幫助她,但必竟是有限的。

大約十幾天以後,我終於接到到了陳明生的電話,告訴我,王琳被工業學校正式錄取,我問老同學需不需買點禮品,這是因為社會風氣已經如此,他和這位教導主任縱有師生之誼,也該隨著俗流有所表示。否則王琳就是被錄取了,今後還要拜託工業校的老師和校長們對她多多的關照。

他在電話上說:「不必了,否則也太小看他這位老同學了。」但是他關照王琳先前送的禮也不要再去追究,禮是王琳自己送的,只能看成是她自作多情了,何況收禮的林老師今後是王琳的班主任,在今後三年的學業中,不但要依靠他對她的關照,還要在三年以後的畢業評語上得到他的肯定,千萬不能得罪他。

但我還是主張找個適當時間,大家認識一下,就在附近找了個乾淨食館吃頓飯聚一聚,一來為王琳順利入學慶祝一下,二來也算是我代表他的父親向學校拜託王琳今後三年中學業順利,陳明生同意了。他們把聚會相識的時間訂在該校開學的時候,那天我反正要到學校來給她付開學第一個學期的學費。

王琳在得知她被錄取的消息,究竟高興到什麼程度我不知道,我想到千千萬萬個類似王琳的孩子,不一定都會得到她這種比較滿意的結果,中學畢業升入中專,以及今後處社會的人際關係是非常複雜的。

開學前三天,王琳拎著一個沉甸甸的大包來到我家,那包里裝了一袋綠豆,一袋芝麻和一大塊農村的「老臘肉」,滿臉汗水,臉蛋漲得通紅的王琳向我解釋說:「這是我媽的一點心意,本來還想把家裡的幾十個雞蛋帶來的,但我實在拿不動了,再說路遠迢迢的,雞蛋在汽車上又容易打爛,所以我沒帶。」

我知道在偏僻的長壽農村,她送來的東西恐怕要算農家最值錢的禮物了,我那能收下?便對王琳說「你母親對你的用心,你應當牢記,這些東西,你在大熱天這麼老遠的扛來,謝謝你媽的心意,但你還是帶到學校去,酬謝一下你的陳伯伯吧。」

後來我知道,陳明生也沒收她的禮物,最後還是送給了班主任林老師了。

後來,陳明生告訴我,他已問過張主任,知不知道王琳送禮給林老師這件事,張主任說林老師壓根就沒有提起此事。若不是陳明生起了作用,王琳能不能走進工業學校的校門,並坐在課堂里上課,恐怕還是一個未知的事。

後來為託附王琳的入學和學業,我曾兩次去過林老師的家,在他的家裡家庭電影,櫃式空調,國外進口的高級VCD,講究的傢具擺設,應有盡有,比我富裕多了,他那裡希罕王琳帶來的一包綠豆,一塊臘肉啊。想到可憐的王琳連內衣都沒有換的,我心裏真有說不清的滋味。

聽這位林老師說,他除了工作外,還兼任好幾個業餘的職位,他拿給我的名片上寫著,某機械進出公司的推銷員。

因窮而逼出來的致富狂熱,在「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鼓動下,對窮得上無片瓦的中國人,產生了一股不可抗拒的誘惑力。尤其是像林某這種人,鄧小平的政策意味著一個富人集團從社會中分化出來。古人說:「人無橫財不富」。

所以現在知識分子,也學會了這種從更窮的人身上進行「原始積累」的手段。這可是中國人中前所未有的,這種現象無疑是文革道德墮落的繼續,有這種行為的人,怎麼能擔當塑造人類靈魂的神聖使命?

中國近代教育事業經歷毛澤東瘋狂的摧殘已完全墮落,人們以隨意的罵人打人為習慣。以公開槍劫為樂事,社會道德的危機日趨嚴重。接著就被一群打著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者搞得面目全非。

教育的危機,可說是當前社會最大的危機。形形色色的腐敗以及公開的損人利己已嚴重腐蝕了青少年,據報上透露,未成人的犯罪年齡比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低了三歲,1999年公布的我國青少年作案數,占整個刑事案件的19%,並以偷、盜為重點。

先前還有在報章媒體上發一點「救救孩子」的吶喊,也漸漸的淹沒在「怎麼發財」的囂聲中,人們似乎對社會的墮落感到麻木,當局更擔心的是救救孩子的吶喊會引發六四的回聲,會因此而動搖中共統治的大廈。

「穩定是壓倒一切」的口號,就像包著無數腐肉的儂包,越包越爛,人們耽心,為維持一個腐敗政局的穩定,究竟會把中國引向何處?

我們古代的哲人主張內心的修養。把修心養性當成教育的出發點,百年樹人是一件好不容易的事業,被一群打著「解放中華民族」,「砸爛封建禮教」的革命家們糟踏得一無所存了。

當然,王琳送給林先生的禮物,既無聊也無知,然而這恰恰是被社會看作可行的途徑,林先生對給他送去的酒和煙不屑一顧,這區區一千元的禮物,對聚財有道的林先生哪裡算得上是「禮」?但對於連布衣服都沒多一件的王琳,恐怕就是一筆想了又想湊了又湊的大數字。

同在一個課堂上的師生怎麼面對這種不公平的尷尬?所幸工業校求學三年,王琳在班上的成績一直名列前矛。我想這大概是王大炳的遺傳基因作用,是他那雙死不瞑目的靈魂,在陰間對他女兒的督促?

1999年夏天,她從工業校畢業以後,在南坪一家電力公司下屬的配件加工廠從事技術室的工作。算是她躋身城市找到了安身立命的「一業之地」,實現了她的母親最低的要求。

由於我已年老,這幾年很想找到繼承我的遺志,完成對這個時代無情批判的大業,我曾傾注於我的兒子身上,但令我羞愧的是,在和社會爭奪我的孩子時,我卻失敗了。

曾一度把這種神聖的希望寄托在王琳上,然而沒料到,我的影響終於沒有戰勝惡劣社會空氣對她的影響,三年的中專生活,在環境的陶冶下,她那原先誠實的品性被漸漸改變,漸漸地我們失去了原先那種感情,自2003年她結婚以後,我們就很少往來了。

但是我的兒子是我的延續,王琳是王大炳的女兒,他們身上固有的秉性會最終會起作用,我想我終生反對專制主義那種不懈鬥爭,終會在中國這片熱土上結出碩果。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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