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血紀》下集(81)

【新唐人2012年1月18日訊】【編者的話】血紀》記述了大陸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學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農場,在勞改農村二十年的血淚歷程。《血紀》一書完全可以與前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相比。小說《古拉格群島》反映了蘇聯人民在斯大林統治下的血腥恐怖讓人觸目驚心,而《血紀》則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難經歷為主線。這條主線也是毛澤東禍國殃民的編年史,更是陳力、張錫錕、劉順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詩。書中人物眾多,文筆樸素,使中共監獄的慘無人道和烈士的壯懷激烈躍然紙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書前言中說:「當這本書有幸與你相逢時,讓我們珍惜這種來之不易的相識,為融化中國專制主義,建立中華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請看長篇紀實連載《血紀》。

第十一章:尋 訪

1980年,在二十四中任教工作暫定后,生活暫時安定下來,隨著片斷的撰寫,每當夜闌人靜,死難者的音容笑貌都會來到我面前,與我交談,大致因為我在他們犧牲時走過他們的遺體前留過誓言:「只要我能活著出獄,我定要將你們的事迹告訴全中國,把你們寧死不屈英勇就義告訴全世界。」
現在,是該把烈士們的噩耗告知他們的親人了。

第一節:尋找烈士的家

可惜我連他們生前準確的住址都沒有,當時又沒電話,在人海茫茫中,我與他們又從未謀面,大海撈針,陡步尋訪,他們在那兒呢?

根據劉順森生前留下的地址,我曾兩次去大陽溝尋找他二十五年前的家,據他講,他的姐當年是重慶共青團委的幹部,1956年他被抓進少管所以後,便與那個三代工人的家庭斷絕了聯繫,為了不受到劉順森的影響,他的姐姐割斷親情以求自保,這在中共統治時期是普遍的。

毛澤東在階級鬥爭口號下,扭曲人性破壞家庭。但我不相信人性因此而泯滅。我相信劉順森的老父老母不知為失去親骨肉流過多少淚!我甚至還相信,劉順森的姐姐在經歷了這二十八年的風風雨雨,體會中共宣傳的欺騙和虛妄。

亊久以後,在中共法西斯真靣目越來越暴露,被扭曲的靈魂也在恢復,割斷的親情必將從新建立。

劉順森的親人們,一定會像張鍚錕的親人一樣,翹首等待他的歸來。因為她們比誰都了解劉順森,他的聰明,正直和冤曲,他們沒有理由死守曾作過的荒唐決定。

如果此時,我把劉順森的死訊告訴他的父母和姐姐,她們會怎樣反應呢?我雖不知道,但我真的很想知道,我正是帶著這種心情走進了大陽溝。

整整一天,我的足跡走遍了那裡所有小巷,挨家挨戶詢問:二十五年前,這裡有沒有一個曾在市團委工作過的姓劉的女人,然而我每穿出一個小巷時,總是帶著悵罔再穿進第二個小巷。最後在一無所獲后,只好改變主意,讓歲月將她們浮出來了。

尋找皮天明就更難了,在鹽源我就沒有打聽到他家的確切地址,只知道他還有一個親弟弟在漁洞,可漁洞那麼大的地面,那一家才是他的家?

漁洞屬九龍坡區,從北碚到漁洞要轉兩道車,過長江到南坪再轉車,光趕路就得花五個小時,所以我特別作了準備,選了一個晴天,早上五點鐘乘上公交早班車,天不亮就出發了,直到上午十一點過,我才到達漁洞車站,下車以後,不知該向那個方向找,懷著僥倖去叩開那些街邊一間間簡陋小屋的柴門,詢問有沒有姓皮的住戶?

依據他生前對他的後娘和兄弟的描述,應當就在街上,然而走遍了那裡所有的巷道,只問得兩家姓皮的人家,他們都不知道我所說的人,更沒聽說皮天明的情況。

想到他赴義前,在六隊的大監門口臨就義前的囑託,我便挨著大街一戶一戶的問下去。

花了整整一天,人雖渺無蹤影,但我的心意已盡。直到下午過了五點鐘,證明我的尋訪失敗從回車站,望著灰色的街道,我擦著汗水悻悻離去,再次寄望未來的歲月或偶然機會,將他的親人們浮現出來。

陳力就更難了,他壓根就沒有向任何人講過他的家在何處,只有他被捕入獄時的華龍橋彈簧鋼板廠還在,興許在那裡可以問到他的父親,和他家的下落。然而,就在鋼板廠的門房那裡,便將我檔了出來,他們說,從來就沒有陳力這個人,更沒有聽到有關這個人的事。

在中國為民主和正義而獻身的人怎麼這麼凄慘?難道他們的家都被毀滅了不成?當然,他們的檔案會提供他們的下落,不過,那一定是在民主革命勝利后。好在,我的《血紀》有他們的記載,不會讓他們在地下默默無聲。

第二節:馬開先的下落

1979年的九月我從鹽源平反歸來后,就一直打探馬開先的下落,原因出在划我為右派后,這是我心靈上烙下的最厲害的隱傷。二十三年來毎次想起,心裏一直很傷心。

自從1958年我離開重大后,我們就被強行拆開,從此,我和她天南地北各赴冤獄。尤其是,我要弄清當年曹英為鬥倒、斗臭我倆,是怎樣誣害我倆的?她怎樣渡過這二十三年,現在又在何方?

當年重大來鹽源為我「平反」時,我嘗試向鄭老頭詢問過她的下落,但被拒絕回答,79年回重慶路過成都一直留意尋訪,想在偶然中找到她。

後來我向重大保衛科和落實政策辦公室詢問她的下落,結果都被拒絕,這就更加令我懷疑,當年給我們的誣陷,定有不敢公開的東西。

受到這種羞辱,而不理會,還算七尺男兒么?

(一)線索

1989年冬天,有一次在街上,我偶然碰到了離別整整三十年的鄭業文,她姐姐當年也在北碚託兒所工作,姐妹倆父母早亡,從小進了孤兒院。這次與鄭業文相遇時,她已滿頭花發,相互傾訴二十五年遭遇后,她滔滔不絕倒出一肚子苦水。

原來1958年反右運動尾聲,七十六名極右份子離開重大去南桐后,鄭業文姐姐在託兒所向黨交心時,說他們兩姐妹的祖父曾是合川縣地主,鄭業文因此從重大實驗室「清理」出來,下放到北碚東陽公社。

開始她在一所小學當教師,文革時卻被公社的幹部誣為地主階級的後代,資產階級學術權威,拉出來批鬥。

那時她剛懷孕,仍不能避免站在凳子上受到一連六小時的鬥爭,殘酷的懲罰使她小產,幸好中醫院老醫生相救,母子終於逃脫了生命危險。

後來她拖著孩子打掃過廁所,拉過板板車,掙扎著渡過了她一生中最痛苦的歲月……

她一邊叨叨不絕訴說經歷的傷心事,一邊痛哭起來。其實她們的祖父早在她們出生之前就已去世,中共的運動並沒有饒過這對可憐的孤兒。

那一次相遇,我問到楊明彥下落,鄭業文告訴我:「楊明彥自1961年重大畢業后,分配到四川農機學院任教,在文革中她受過批鬥,但遭遇比我好。1987年四川農機學院改名四川工學院,她就一直在那裡任教。當年重大在成都老校友的下落,她幾乎全知道,興許楊明彥能提供馬開先的下落。」

正好,我廠有一位叫陳孝牧的檢驗科人員,他是1967年應屆四川工學院畢業生,是楊明彥的學生,他說過幾天他要參加學院建校三十周年大慶,我當即拜託他回校參加校慶時,務必不要忘記去看楊老師,並向她轉告我的問候。

為了說清我找楊明彥的目的,我專門寫了一封簡單的信,托他當面轉交給她。那封信簡單講了1958年我被劃成右派后二十多年遭遇。

陳孝牧參加校慶后回廠不久,我便收到了楊明彥從四川工學院發給我的回信,在這封整整八篇長信里,她的傷感傾瀉無遺,讀罷我的身心溶進二十年前那段天真童貞的回憶。——

「看到你的來信,我久久不能平靜」,她寫道:「一個勤奮好學,喜歡探索,有理想有上進的青年,被整得這麼慘,使我萬分痛心……你是我敬重的中學時代的校友和兄長,要不是挨整,你一定比我的成績更好」。

少時友人對我的遭遇表示痛心和惋惜,給我帶來了安慰。

楊明彥也許是我當年同窗中最幸運的一個,她在這封來信中,講到她的家,她的丈夫是在我們大學求學就認識的,她在讀書時他已工作,在那種險惡的年代,她倆從大學開始戀愛,終於有了善果,這在同時代人中要算稀貴的。

信中還介紹了她的事業,她已是有多篇著述的機械專家,眼下還帶著幾個研究生。信中追述了她家在58年的遭遇,她的父親也在1957年划為右派。當時剝奪了他在西農正常的執教,將他放到一家勞改工廠,後來死在獄中。

1960年以後,她們姊妹三人被拆散,一個流落他鄉,一個在工廠做工。唯獨她才僥倖從重大畢業,分配到四川農機學院執教至今。但她沒有逃脫文革的風雨,挨斗抄家,對她這種被稱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的人是免不了的。

對我托她尋找馬開先的下落,她寫道:「歷次運動中私心重的人確實害了不少好人,這筆脹就算在錯誤歷史上吧……如果整你的人有點良心和人性,他們自會受到良心責備。你夠苦了,去找這種小人算賬反而傷自己,不值得」。

無辜受害者,到今天也只有懇求「歷史」懲治那些做盡傷天害理壞事的人,而無法懲戒這些壞人,甚至於連控訴餘地都沒有,還蒙在鼓裡的楊明彥把一切只看成個人整個人的行為。

後來我接連收到她的幾封回信,告訴了我一大竄在成都地區工作的,我的同班老同學地址或下落。其實人的相聚是要講緣份的,想到我被揪斗的那些日子,同班中幾乎沒一個人向我表露同情,哪怕講幾句值得我永生紀念的關懷話!想起他們在鬥爭會中學舌的醜惡嘴臉,我就對他們感到嘔心!。

(二)訪少年學友

第二年春天,利用一次出差成都的便利,我專程去拜訪了楊明彥。記得那天正逢成都的花會期間,座落在成都郫縣的四川工學院風景格外美麗,但不知為什麼,我的心情卻一直很沉鬱。

汽車在四川工學院的大門口停下。走進校門,按照門衛指點的路線,我在教學大樓西側的一群老式三層樓的樓群中,找到了她住的那排房子。

從1958年一別至今,已過了整整三十多年,從她略呈花白的兩鬢中,我仍可以認出她來,她那男孩子般的倔強,以及特別清晰的五官,讓我記起少女的她,看她那樣子,心情肯定也很激動。相見一剎那,表面裝得十分平靜,心裏翻騰著複雜的波瀾。

她伸過手來接過我提的皮包,一邊解釋道:「早上我去校門兩次都沒有接到你,今天又不湊巧,天倫又在開系務會,女兒出差去了湖南,家裡丟著兩歲的孩子,我怕母親照應不過來,就沒有去車站接你,太抱歉了。」我奇怪的望著她,聽著她那毫無驚詫很隨便的口氣,好像我們是分別了不久似的。

於是我問道:「我真的還是三十年前的模樣,讓你一眼就認出來了?」她微微一笑說道:「你不是在上封信寄來過照片么?我怎麼認不出來?」聽她這麼一說,我也笑了起來,回答道:「你雖然老了,但少女的輪廓還沒有脫形,這就叫『本來面目』。」兩個人都哈哈大笑起來!我原來憂鬱的心情頓時輕鬆了許多。

當我跨進她家那扇已經褪色的朱紅木門時,我才意識到原先估計她住的「教授」別墅,同眼前所見相差太遠。這套房間還是二十年前的「遺產」,毛澤東時代,大學里的臭老九們住這樣的房子已經相當不錯了:兩間卧室,沒有客廳,也沒有過道,外面一間放著兩張大床和一個兩開大櫃,這便是大陸十年「改革開放」后,中年知識份子的家境。

臨窗放著一張辦公桌上面,堆滿書籍資料和字典,牆上掛著繪圖用的三角板、丁字尺和繪圖儀器,證明這裡是集卧室、工作室、研究室為一體的「教授房」。一張木桌四個凳子證明這又是吃飯的地方,房子里已經十分擁擠,沒有任何可以接待客人的地方。

通往裡屋的,同樣是朱紅木門裡掛著簾幃,門半掩著。主人打開那門,裏面同樣擺著兩張床,床的四周被整齊的大柜子包圍。大櫃里整齊的插滿了各種大部頭的精裝參考書和工具書,這樣一布置只留下了不足三平米的「活動空間」。

靠門邊那床上,一個兩歲的小男孩正在那裡搭積木。當我們走進去,他朝我們望了望,依然聚精會神的在設計著他的「建築群」。我取過提包,從裏面取出那可愛的『唐老鴨』,放在床上按動電鈕,便在床上「撲」動起來,還發出「呷」、「呷」叫聲,孩子立刻被吸引到它的身上來,從床中間搖搖晃晃的站起身來試圖捉住那「怪物」,逗得我們都哈哈大笑。
這時楊明彥忙教孩子:「小迪快喊孔爺爺」。聽他這麼教,我頓時感到時間已在中共迫害中,將我們拉成兩「代」,我的孩子還只有七歲。

門外傳來一聲老嫗輕聲的招呼:「明彥,紅燒雞的酌料還沒有買,我這就去小賣部,灶上熬的排骨湯你看著點。」

估計她是楊明彥的母親,少年時我曾在西農見過,今天怎能不向她老人家打個招呼!當我跨出過道,便見一個頭髮花白的老太太提著菜籃子向樓梯口走去,我連忙喊了一聲伯母。她同我母親年齡相仿,退休時還是西農講師。

從她蒼老面容,可知她過去吃了不少苦,她回過頭來,向我點頭,明彥介紹說母親專職在家帶孩子。說中國知識份子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青黃不接,其實也未競然。

中共統治下,幾乎沒有什麼知識份子「潰缺」的時候,就是到了改革十年初,知識份子依然被閑置一旁,並無他們的用武之地。

現在我明白,楊彥信上所說的四代同堂,便是講她的家四代人口,濟濟一堂于這兩間陋室之內的現狀。這樣的四代同堂,客廳可以省略,但人要吃飯拉屎拉尿,這廚房和廁所就少不得的,好奇的我向楊彥發問。

她指著過道對面的一個磚牆砌起來的小屋說:

「這裏原來是學生宿舍,每層一共十間房子,新建的教學大樓竣工后,學生宿舍搬到西側的教學大樓南面。這些騰空的舊房子便加以『改造』,將兩間房中間打通,增加了一道門又封掉了一道門,成了一戶人家的一套兩居室,用來分給老知識分子住。臨時過道上又搭建了小廚房,浣洗間和廁所,兩家共享。」

我走進了那兩家共享的廚房,那大概就只有五平米,裏面放著一個爐子和一個燒木材用的灶。那爐子上的銻鍋里,正溢出排骨湯的香氣。這種住宿條件,與我在80年初回重大時所見右派的家情況相似,至今十年來依然如故。

他們在極不公正待遇,在歧視輕蔑里,仍保持著那勤奮的韌勁,無怨無悔的勞動著。有詩云:「陽和不散途窮恨,霄漢長懸捧日心。獻賦十年猶未遇,羞將白髮對華簪。」

九十年代,中國的大款已紛紛上市,住的小洋房,駕的小汽車,請的是保姆。游泳池花園,高檔生活設施應有盡有,還要養情婦二奶,靠的是官本位的錢權交宜,隨手撈來,八旗子弟們發福得輕飄飄的人們,從八九年的六四民運以來,更感到這特權不可丟失。

現在對「性資姓社」的無聊爭論不感興趣的官僚們,只盯著權和錢,活得快活的人,不屑於知道創造財富的下苦力都市勞動大軍;也不屑於知道,中國的科學家和專家們,在怎樣條件下奉獻自己的奶汁。

我忽然想起1979年回重大時,已癱瘓的錢企范教授。

可惜,中國知識階層這頭「牛」除了耕耘,被人鞭打,被人擠奶外。最令我不解的是,他們為什麼不像正常人那樣反抗施暴者?卻以德抱怨。

「過去的就不談了」這是我的舊友們共同的口頭禪。

能不談么?能不知羞恥么?能不知雪恨么?能做一輩子忍字當頭的順民么?毛澤東對知識界的一個斷論,就陷死了中國知識界的一生?他說「知識份子是附在統治階級身上的毛,皮之不存,毛之焉附。」

正談話間,忽然樓下傳來了喊聲:「楊明彥接電話」。她向我做了一個歉意的手勢,便匆匆下了樓。我再次環顧了四周,暗暗自問道:教授也夠可憐的,不但身居陋室,連電話都沒有一部。

兩分鐘后她上樓來了,帶著無奈對我說道:「真對不起,本來今天,為了你遠道而來,我專門請了一天假,但連這一天假我都不能自由支配。剛才繫上來了電話,叫我把資料室的鑰匙拿過去。」

她的母親剛從付食店回來,不聲不響的獨自到廚房去忙碌了,我又插不上手,便在屋裡教她的小外孫玩唐老鴨。

大約十二點鐘了,她和她的丈夫一起回家,我們互致問候后,便忙著將她母親已弄好的菜淆端上方桌,今天除了我這個「遠道」來客沒有外人,相互之間沒有拘泥。一到吃飯照樣會與十年前聯繫起來,大家都是飢餓年代的過來人,對那段數糧票過的日子印象太深,比較起來,眼前日子算是「天堂」的生活。

席間,她告訴我,她已問遍了過去重大畢業來成都工作的同事,他們並不知道馬開先其人,更不知道她的下落。

不過在成都科技大學機械實驗中心工作的楊治國認識馬開先,而且是馬開先的遠房親戚。看看能不能在那裡得到馬開先的一些下落?

楊治國是我在重大同一專業同年級的同學。在重大時,因為詩歌文學創作方面愛好,我同她都曾是重大業餘話劇團的成員。1956年的暑假和寒假,我們還在重大話劇團的組織下,去重慶市話劇團受過培訓,在參觀了當時該劇團采排的曹禹名劇「雷雨」時有過交往。

在楊明彥家吃過午飯後,便在他們夫婦的陪同下轉了一下校園,直到下午五點多鍾我便向她道別,回到了我出差住的川南旅舍。

第二天一大早,按照楊明彥提供的電話先給科技大學掛了一個電話,證實楊治國確在成都大學的機械實驗室里工作,並且這些天沒有外出。

吃過早飯便乘坐公共汽車外環線路南進,過了九眼橋,大約九點鐘,我已順利地走進了科技大學的校門,並在門崗指點下向學院東側的中心大樓走去。

當我走上實驗大樓門口的石階上,一位工作人員接待了我,在他帶領下,我走進楊治國的實驗室,見一位穿著白色大掛年近半百的女士,正同兩個年輕人忙碌在一台拉力試驗機前。引路人指著她,示意她便是我要找的人。

學生時代一別至今整整三十三載,眼前的她已兩鬢花白,只是托老天保佑,在亂世后,和楊明彥一樣,在她多年耕耘的天地里忙碌奉獻,若不是因為我突如其來的尋訪,恐怕我們今生都難以重逢。

按學校規定,工作時間謝絕會客,但她破例轉過身去向兩個年輕人交待了幾句,便引我到隔壁的小會議室就坐,我明白,雖然是久別重逢,但這裏不是暢說舊事的場所。在遞出了我的名片后,簡單介紹了我現在工作和近況,聽完了我的故事,她喟然一聲長嘆傷感的說:

「這些年大家都有一本辛酸經啊。」這簡單的感慨已勾畫了這三十多年來,她所走過的人生道路。

明白我的來意后,她走出會議室,兩分鐘后拿了一張名片遞給了我,告訴我說,馬開先現在何處她不知道,但她有一個親堂弟就是名片上的這一位,你不如去找他,說不定他能告訴你。

那名片上寫著馬開運,工作單位是成都氣象學校總務處。看來工夫不負有心人,經過多年尋找,我終於在浩如煙海的人流中覓到了她的蹤影。

從成都科技大學乘公共汽車奔氣學校的路上,我坐在公共汽車上,想這些年,我在中學同學中每次打聽馬開先下落,就聽他們說我和她的種種誹聞,這些誹聞,全是曹英們為批臭我們而編造的!

至於我的冤情和當年事實卻無人說起。他們寧可道聽途說,為什麼不顧事實和受害人長達二十多年痛苦,起勁向受害人傷口上撒鹽?也不願為被害人說幾句公道話!

母親聽到這些謠言,勸我再不要找馬開先了。

然而不明真像的人還在向我身上撥髒水,就越堅定了我揭示真像的決心。雖然我將拜訪的是馬開先的弟弟,這個人會持什麼態度我心中沒有底。

十一點鐘我在氣象學校的門房裡,馬開運的愛人接待了我。當時這位女人並不知道我是誰,更不知道我的來意。當時該校正在建設,建築承包人經常到總務處找馬開運。

那女人熱情的招呼我,忙著請我坐下,一面端上茶杯,一面殷勤的告訴我說,馬開運今天出差到龍泉驛去了,要到下午很晚才回來,如果有什麼事,儘管向她說,她會如實轉告的。

於是我只好向這位從不認識的陌生女人,亮出自己的名字和「隱私」。我預計如果她和她的丈夫知道馬開先的下落,至少也會把她現在何處告訴我。

但是我的話還沒有講完,令我吃驚的看到,她那薄施粉黛的臉突然一沉,眉眼立即倒立起來,原先謙和的態度傾刻變得兇惡,充滿敵意訓斥道:

「最好你別再找她,你還嫌當年害她不夠是不是?你現在聽明白了,她已經有家,有兒女,她恨著你,也決不會再理你,你還是走吧!」

在這突然變化的臉面前,我鄂然了。遭到拒絕的可能雖在我的預料之中,但,聽她那種對我和馬開先的事是那麼熟悉,又是那麼敵對的口氣,使我的心涼透了。

面對向我撥來的這盆污水,我太難堪,看到辦公室里另外兩個年輕人,都莫明奇妙的看著我,心裏說不出是一種什麼滋味,嘴巴也像被堵著說不出一句話來。

懷著一股被羞辱被驅趕的惱怒,我從坐椅上霍的站起來,頭也不回的走出那學校的大門!

此刻我的臉熱辣辣的,好像被剛才那女人狠狠搧了兩耳光。憤怒和羞辱頓時集中到剛才這個毫無教養的婦人身上,卻又罵不出口,無法渲泄,小跑著向車站走去。

這一次算是給我上了一堂深刻的「世情」課,哪怕在大陸這塊災難的土地上,中共害死了那麼多無辜百姓。鄧小平平反冤假錯案,也只給被害了一生的人有一口飯吃而己,八十年代,一度興起的「傷痕文學」,用被害人凄慘遭遇,也只嬴得善良人們的一抹眼淚。

只要中共的獨裁統治沒有被推翻,那段漫長而血腥的歷史,沒有拿出來公開受到揭露審判。在平反中還有一堵:「不要過多糾纏過去,而應向前看」的牆,嚴嚴實實堵著國人省視歷史的視線,公開說:「反右是必要的,錯誤在於擴大。」受害人悲慘的過去永遠不會得到昭雪。

受害人對自己被害在那裡都沒有弄清,怎麼平反?

與全國千千萬萬被害人一樣,我同馬開先這段被當局封殺的冤情,其中必有他們不可告人的內幕。我持續幾十年努力尋找她,就是要找到當年受侮辱的原因,揭這層黑幕。

匆匆上了回程的汽車,想到『平反』后奔波已快十載,正是:「回首西川月又斜,天涯孤客真難度」的時候,那女人尖酸刻薄誹謗之聲:「你還嫌害她不夠是不是?」不斷像炸雷般響在我的耳際。她那話是代表馬開先本人,還是代表她的家人?

從中,我可以隱約感覺出,這些年來馬開先被中共糊里糊途整得生不如死的慘景,也許只有這種悲慘的遭遇,才會強烈的震憾著她的親人們,也才會讓她的兄弟媳婦有如此「一觸即發」的憤怒。

上有毛澤東,下有曹英,統治著善良的中國老百姓,那來的生路?我不知道這道理至今有多少人認識?所以尋找馬開先將這段被中共掩飾的罪惡真像公諸於世,不但是關係我和馬開先個人的事,也是我義不容辭的社會責任。

晚上,我沒有心情去楊治國那裡作客,按照她給我的電話號碼給她打了電話,沒有提及馬開運的妻子那令人咀傷的「接待」,只告訴了她,馬開運因為出差沒有碰到,因為我將回重慶,在成都該辦的事還得抓緊辦理。所以晚上就不去她家了,今後若有機會到成都來,一定擠出時間拜訪她。

(三)意外得來

說來也巧,冥冥之中自有牽引,兩年以後的春節,在邀約重大當年赴南桐監督的右派同學小小聚會上,我在王澤庸家裡獲悉了馬開先的下落。

原來,正逢1990年60屆重大校友畢業30周年紀念,重大校友會,曾向全國各地同系同屆校友發出回校團聚通知,10月中旬來自全國各地的兩百多校友重聚饒家院,各訴三十年來的事業和人生遭遇。

王澤庸回憶其中一名來自西北的女同學,在聚會的第二天晚上自由發言時,講到當年她被划右派而遭受批鬥侮辱,聲淚俱下,控訴了當年機械系六O屆中共黨支部委員曹英,對她的脅迫和威脅,她因不堪侮辱而逃離學校,於是被開除了學藉。在生活無著,萬般無奈下,嫁給一個工人,不久就流落到北方去了。

王澤庸還告訴我,機械系六O屆的同學,總共六百多同學,當年劃成右派的就有一百多人,而這次參加這難得的聚會僅只有十來人。

這種聚會,不可能專門反映那個年代里令人傷心的往事,也不可能記載他們的血淚仇恨。僅僅幾個人的哭訴,已把聚會帶到了那個血腥年代里。

曹英正好就是當年這個年級中共支部委員,同學們紛紛控訴這個對無辜學生的迫害狂,為了瘋狂撈取政治資本,在反右中大搞逼供信。

王澤庸回憶說:根據這位女生的揭發,曹英對當年稍有姿色,而家庭出身有問題的女生,進行肆無忌憚的調戲和玩弄。畢業時,利用決定畢業生分配的政治評語,強迫她們同他發生「初夜歡」,居然把中世紀奴隸主對奴隸的虐待帶到校園裡重演!。

從北京來的同學告訴大家,文革中曹英調到北京某機關,因為惡習太深,獸性不改,被人打斷了了脊梁骨,已直不起腰,終生殘廢。所以,他不可能來參加這次聚會,逃過了這次當年被他殘害同學們對他的控訴!

易曰:「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癩皮狗拖著一生罪過,最後怎麼到閆王老爺那裡去下地獄,了結骯髒一生啊!

聽王澤庸這段敘述,我想起當年曹英組織對我晝夜不停的疲勞轟炸式鬥爭,硬逼著我按他的意思,編造與馬開先的「不規」行為,以達到批倒批臭的目的,原來他自己就是實足的禽獸。

直到我入監后,他那獰猙的嘴臉,還常常出現在我的夢境。有人說,在這個暴虐時代,「趴兒狗比主人更兇狠。」在那個年代,類似於我的遭遇豈止我一人?只要中共的一黨專制存在一天,這種罪惡還會不斷發生,像曹英這樣的禽獸還會公開的加害無辜者。

王澤庸所講的西北來的女同學,是不是就是我大海撈針一樣尋找的她?

我問起他當年聚會時的同學通訊錄,他便從抽屜里找出來給了我。

我當時就在這本同學通訊中,找到了她的名字,後面留下了她的地址:甘肅蘭州西固區第二十一中學,在這本同學錄的最後一篇,《重慶大學機械系55級畢業三十周年活動紀錄》中寫道:「……甘肅省人民代表蘭州市西固區政協付主席,一級教師馬開先介紹了自己的經歷和工作。」

這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想不到她已離開了四川,去到大西北的蘭州,過著「名人」的生活,她是怎麼會從右派奴隸升到省人大代表?是她遇到了奇人,還是她的親人中有中共的新貴?我卻不得而知了。

要不是王澤庸,我恐怕還不知道那年那月獲此信息!尤其是馬開先不是因她以甘肅省人大代表,在這種會上涕灑淚流的「介紹自己不幸的經歷」,怎麼知道至今我所獲悉的這一切?緣分嗎?巧合嗎?

也罷,既然馬開先的下落已經找到,不管她現在的情況如何,我都必需馬上與她取得聯繫。

回到北碚,我立即按照通訊錄上的地址提筆給她寫信。

當我發往蘭州的信過了十來天,我終於收到了從蘭州寄來的「迴音」。

當我拆開這封信的信封,我的手在下意識顫抖!她那弟媳婦尖刻的警告聲,此時又回蕩在我的耳際。

「我幾乎是在痛哭中讀完了你的來信」,她寫道:「收到你的來信整整兩天兩夜都沒有合眼,淚水一次次地浸透了我的枕巾,現在又一滴一滴地灑落在這一封長長的信紙上。」

「三十八年前,我含恨離開了重大,我當時恨一切人,尤其恨你,那時我真想得很絕,真想找你拚命,一刀殺了你再結束我自己的生命!」

說毛澤東是殺人狂,他的殺人不但在戰場上,在刑場上,在監獄中,也包括在和平年代用挑鬥辦法,製造出人和人間的自相殘害。

馬開先兄弟媳婦的怒斥,不應說完全無理,在「階級鬥爭」年代中,有多少子殺父,夫殺妻,兄弟相殘的悲劇啊。馬開先當年對我如此的憤恨並不足怪,要怪就怪我們生在這萬惡的毛賊東時代!

此時此刻,如煙的往事,喚起了有關她的一段回憶:

鳴放初期,在正義感和同情心支配下,曾為她的一位長輩,鳴冤,伸張。據她介紹重慶鋼鐵公司一位工程師和他的妻子,在三五反期間被認定「大老虎」。為逼迫他們承認大筆貪污款項,雙雙隔離審查,毒打折磨了兩個多月。兩人不堪冤枉和羞侮,在一個雷雨交加的夜晚,趁監押他們的人不備,逃出囚禁地。

天地茫茫,大雨傾盆,兩個走投無路的人在雨中抱頭痛哭一場,便雙雙觸電自殺。丟下兩個女孩,大的六歲,小的才四歲,無人收養,被送進了孤兒院。

兩年後,事情終於水落石出,這對夫婦並沒有貪污劣跡,可是,當時的中共重慶鋼鐵公司黨委拒絕對他們平反,反誣他們「革命意志不堅定」戴著「自絕於人民」的帽子永遠的含冤九泉。兩個孤兒,也不知如今流落那裡?

不過當時的馬開先,並沒有看清這一點,僅僅出於正義感,站在同情受難者的立場上「幫助黨整風」。在大鳴大放會上她贏得聽眾熱淚橫溢,也成了她「借題發揮」向黨猖狂進攻的罪證。

死者的「冤」沒申成,反而自己也被搭了進去,成了連環冤。中共統治下,正義被蹂躪,這又是千千萬萬活生生的例證之一。

批鬥我的時候白天開鬥爭會,晚上派人輪流守著我,按照他們已定好的罪名強迫我寫「交待」。因為幾夜沒有合眼,倦困不堪的我剛剛閉上眼皮時,他們就用預先準備好的竹棍敲我的頭,用針扎我的臉。五天五夜下來,我的頭上也不知留下了多少青包。

我寫的交待寫了又被他們撕碎,撕了又喝令我重寫,直到第五天我實在熬不住了,只好按照他們口授的東西一字一句成了我的交待材料。我不知道我是怎樣按的手印,只知道等我醒來時,我還睡在反省室里。

就這樣,年僅二十歲的我,被逼著開始了我長達二十三的冤獄之路。至於當時交待中我寫的是些什麼,已全然忘記,當我聽說,我寫的材料重重的傷害了馬開先時,我便負著良知的重枷。

對馬開先的誣害,恐怕是曹英最惡毒的絕招!!中共的無恥,深深烙印在被害人的心中,永遠不會消褪。

「六月雪」有唱:「你道是暑氣喧,不是那下雪天,豈不聞飛霜六月因鄒衍,若果有一腔怨氣噴如火,定要感的六齣冰花滾似錦,免著我屍骸現,要什麼素車白馬,斷送出古陌荒阡!」

竇娥雖含冤而死,但為此東海大旱三年。民間傳說在臨刑前,傷心過度的竇娥,怒撞在儈子手的尖刀上自盡。古來的烈女,節婦比比皆是,中共統治下的大陸,還少了這樣的事嗎?

而曹英三十年後成了爬不起的一條癩皮狗,天道是怎麼編寫人間故事啊!

寫這封信觸到她一生中最悲痛的經歷時,在信箋上留下了兩行「……」,那不堪回首的往事直到今天她都無法用文字來表述。在她的一生中這是切『魂』之痛,是一個永遠都無法愈合的心靈傷口,一觸這傷口就會流出血來。

她從此就沒有和機械製造專業沾邊,她流向社會後的經歷沒有寫出來,使我無法為她這段經歷落上句號。

信中接著介紹了她的家,她的丈夫姓張是一位老實厚道的工人,眼下正和最小的兒子承包了一家車輛維修店。

她一共三個孩子,兩個女兒都已成了家,一家人過得挺平靜。阿彌陀佛,慈悲為懷的佛祖爺在她身陷絕境的時候,將她引出了重大這塊是非之地,引到了這北國古城,重新給了她生活的天地,重新給了她的家。

來信的最後,她還告訴我,九O年,她所以不辭千里迢迢的專程回重慶參加同學聚會,主要正是尋訪已整整失散了三十三年的我。開會期間她問遍了到會的同班同學,可惜沒有任何人告訴她我的下落。問到重大黨委,他們故作驚訝回答說「不知道」,當時她根本沒想到我已重回北碚了。

《詩•國風•漢廣》有雲:「南有喬木,不可休思,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蒼天安排人間的緣份陰差陽錯,更堪統治者故意的攪亂!處在音信渺無的她,喚起的豈止心靈的惶惑?他死了?他是怎麼死的?他埋在那裡?他的這本悲劇怎麼沒有一個結尾!曾經愛過,卻被巨大而不可抗拒的力量無緣無故地拆散,整整三十多年以後,天涯各方,你在那裡?

從此又負著心靈的責備!這責備會有盡頭嗎?到了生命結束時,這責備變成了悲歌長泣,她因不能彌補,而把這段永生的恨唱出來,哭出來的呀!

「現在突然之間,苦苦尋覓的人從遠方寄信來了。還是北碚,這令人斷腸的地方!!不是說你早已離開了那裡?怎麼你又回到了原處?拿著這信,怎不使我傷傷心心的整整哭了三天三夜啊!」

從此以後,我們萬里尺書,遙寄著向對方的祝福。「雁來音訊全無,路遙舊夢難成。離恨恰如春草,更行更遠還生。」
她來信還介紹了她眼前的生活,說她因為身體很差,有幾次幾乎因心臟不好而死去,現在滿頭已布滿了銀霜。

後來拜了西藏一位高僧學長壽秘功,受益匪淺。93年還隨甘肅省人大代表團,到了青海省塔爾寺拜了藏醫院長扎西活佛為師,並皈依佛門,成了俗家弟子,長期素齋。

「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俱寂,惟聞鐘磬音。」人生自此,已近歸途。搬著指頭,年已五十五矣,但經歷年輕時代的痛苦折磨,早已領悟了人生苦諦。

後來,她來信告訴我,她長期練功顯了奇效,白髮轉青了,精力充沛。還練了一身好功法,常常為他的家人摯友發功治病。但凡鄰人相求從不拒絕,不收分文,只圖善緣。

當我告訴她我患嚴重的氣管炎而苦惱時,她便抄摘了一篇長長的氣功療法,囑我貼在牆上對照著早晚修練,還介紹了很容易製備的藥方,用她介紹的方法,泡製服用。

這正是「寄身但憂蘭州遠,顧影無如白髮何。今日龍鍾人共老,愧君猶遺慎風波。」(劉長卿詩)

97年一封信,告訴我她已退休,並說苦了一輩子,晚年希望搞一點實業,以資兒孫們的不足,這封信整整寫了一篇,介紹了蘭州的地理風貌,把這座甘肅走廊上的古城,描繪成了瓜果滿市,綠茵成林的西北樂土。

說蘭州尤其適易住家,並恭候我去蘭州一游。

蘭州乃我國通西域絲綢之路上的名城古都,西漢時期張遷和班超都曾經過這裏,我雖然沒有去過,對這座沙漠上的綠州所知甚少,但仍可以想象到她的美麗。唐代詩人王維的「渭城曲」,王之煥的「出塞」,以及宋明許多大詩人的詩詞遺作,也許賦出了身在北國的馬開先的心情。

「陽月南飛雁,傳聞至此回。我行殊未已,何日復歸來。江靜潮初落,林昏瘴小開,明朝望鄉處。應見隴頭梅。」落根蘭州的重慶女孩,是思鄉情切而產生自我安慰,還是蘭州真的那麼美?

我在電話中問她是否打算回重慶,與我今生作最後相見?她笑著回答:「那只有看老天爺的安排了。」我說「事在人為,只要我們都下了決心,今生相見完全是可能的。」到2003年摳指算來,我倆已分別了整整四十六年了。

這段封存了近半個世紀可悲可嘆的故事,直到今天我對其中的細節還沒有完全弄明白。極想將這些不明白的地方在有生之年寫出來,向我的讀者們作一個更完整的交待。

當我告訴已經入佛多年的她,我正把我們的悲劇寫出來時,她卻反對我寫這本《血紀》,說我逆緣,走遠了,阿彌陀佛……!在漫漫黑夜裡能熬過來的人,是要付出好多人無法想象的犧牲啊,意志柔弱的女孩子選擇逃避是很自然的。
後來我們就再沒相見,這樣了結,算不算演完一埸有始有終的悲劇?

在這個中共一手導演的悲劇午台上,暴力和恐怖扼殺了多少人性?被踐踏的美好東西不能恢復,受害人選擇了逃避!所以更增加了它的悲情!!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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