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血紀》下集(79)

【新唐人2012年1月13日訊】【編者的話】血紀》記述了大陸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學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農場,在勞改農村二十年的血淚歷程。《血紀》一書完全可以與前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相比。小說《古拉格群島》反映了蘇聯人民在斯大林統治下的血腥恐怖讓人觸目驚心,而《血紀》則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難經歷為主線。這條主線也是毛澤東禍國殃民的編年史,更是陳力、張錫錕、劉順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詩。書中人物眾多,文筆樸素,使中共監獄的慘無人道和烈士的壯懷激烈躍然紙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書前言中說:「當這本書有幸與你相逢時,讓我們珍惜這種來之不易的相識,為融化中國專制主義,建立中華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請看長篇紀實連載《血紀》。

第十章:退休后的打工

第三節:城市貓

十月底,金匯公司的辦公室里,接到重慶市國際公司一位楊經理打來的電話,自稱是馬老闆在機床廠的師兄弟,現在承包了該公司進出口車輛的業務。

最近他得到了國外需要批量很大的四輪摩托訂貨單,他知道老馬從事四輪摩托研製多年,所以特地來電話和他商量。

姓楊的打電話來時老馬沒在,等到中午老馬回辦公室,我把這件事告訴了他。正在焦頭爛額中尋找合作夥伴的馬剛,得知這個消息,立刻與這位楊師弟通了話,並在下午親自到國際公司去了一趟。

下午回公司時,他滿面紅光,心情顯得興奮起來,將近三個月堆積的一臉愁雲,似乎消失了。

回到辦公室里,便把幾張我們沒見過的三輪車照片往辦公桌上一攤,指著它們說:「這便是國際公司得到孟加拉國國訂購的樣車照片,名字叫「城市貓」,對方說,只要在外形和質量上得到保證,生產多少他們就要多少。」

這對於三輪車相對生產過剩的重慶大小三輪車廠家,都是一個有誘惑力的客戶。

城市貓的發動機是義大利比亞特公司產品,我聽后心中卻在想,要上批量並不那麼容易了。何況發動機還要靠進口,製造成本經過初步核算沒有?

正想提出問題,老馬已向我布置了任務,要我根據照片的外形,立即繪製一張整車的效果圖,再用電腦進行修正複製,達到這張照片的正面和側面的效果。並說外商在兩三天內就要來公司洽談,達到外商要求后,再把效果圖傳真到孟加拉國,國外公司本部去。

第三天,國際公司的老楊帶了一位廣東籍的外商代理人,到了金匯的辦公室里,那外商代理姓羅,看上去很年輕,他看了繪製的城市貓效果圖后,介紹了孟加拉國國對這種車型需求的市場前景說:「只要按質按量在二十天內拿得出樣車,他便能夠代表孟加拉國訂出年需求量三千輛的訂單。

三位老闆級人物的樂觀,使金匯公司小小辦公室里泛起了一陣起死回生的春潮。我們商議了在二十天內出樣車的方案,老馬錶示金匯公司雖受Xina的影響,但生產四輪車玻璃鋼的廠房可馬上用作新樣車的試製場地。

剛解散的人也馬上可以召回來,他們都是有經驗的摩托裝配工,可以根據樣車的照片和效果圖,確定出它的結構和基本尺寸。所缺的就是購買裝車部件的資金了,老楊立即表態,初期製作樣車的錢由他負責籌集。

於是三個人初步定了分工的方案:馬總負責生產場地重新布置及今後的現場管理;楊老闆負責試製資金以及外銷的運輸集裝箱準備;羅總答應馬上通知孟加拉國國,並負責運發的國際手續和樣車出售後的資金回籠。

生產場地很快地整理出來,原來四輪車用的玻鋼車身和模具暫時全部堆放起來,第二天楊老闆帶來了一個叫陳大發的投資人,據楊老闆介紹那陳大發原是他在渝州大學讀書的同學,現在正在宗申公司協助袁老闆籌建壁山三輪摩托車分公司的建設。

重慶的摩托業私營廠家,經過幾年拼殺兼并,已形成了宗申、隆興和力帆三大托拉斯集團,他們各自擁有幾十億的資產,雖然民間對三大集團的總裁口卑並不好,但誰也說不清,他們同中共重慶市委有什麼樣的淵源。

壁山新成立的三輪廠,把過去套用宗申銘牌的各小三輪車廠實行了兼并,正積極地尋找新的三輪車樣車。所以在得到老楊信息后,決定將金匯公司納入到宗申集團,專事開發新的三輪樣車。

那陳大發一到了金匯公司的辦公室,將腋下夾著鼓鼓囊囊一個皮包向老馬辦公桌上一扔,老馬見財神到,滿臉堆笑躬身站起來,打開我們製作的城市貓效果圖請他審閱。

一面介紹金匯公司開發四輪車的經過和積累的經驗。那陳大發對老馬的自我介紹並不感興趣,他需要看準備製作樣車的場地是否已就緒。

在參觀了生產現場后,那陳大發倒也爽快,回到辦公室從他的皮包中取出了一疊百元面值的五萬元現鈔,往辦公桌上一甩說:

「這是宗申公司的初次投入,用作兩台三輪車和一台四輪車開發,購買零部件和材料的專用資金,如果不夠,隨時通知我。樣車如果按外商要求,按質按量完成,那麼今後你們就是宗申公司的一員了,我們以你們為基幹力量共同開發外銷車。」

說到這裏頓了一下,臉色一沉,繼續說道;「如果樣車搞砸了,那麼金匯公司就砸了自己的飯碗,我們充其量就當作在澳門的賭場上輸了一把。」

聽到了這帶刺的話,我心裏實在不是一個滋味。在這些沒有長大的資本家看來,唯有錢才是萬能的,有錢可以兼并小公司,像我們這些讀了一輩子書,掙到了高級工程師這個「虛」名,只不過是人家用幾個工錢召來,可以隨意使喚,不滿時可以炒魷魚的打工仔。

五萬元在老馬看來是一筆拯救本公司的救命錢,而在陳大發的眼裡,不過是賭場上一局小小賭博的賭資。

當然小老闆的洒脫會使老馬拱手把五年辛苦的奮鬥,交給這個賭棍左右。想那宗申集團,也是近來才從市政府通緝夾縫中存活下來的小摩幫,時來運轉,也不知使用了什麼招數,居然替代了嘉陵集團這樣的獨霸四川的摩托王,成了重慶市三大摩幫巨頭,連他手下的一個小頭目,也敢今天在這裏說大話。

真可謂社會主義江山無定,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中共在推行建立市場經濟的主意時,絕對尊守誰逮到耗子便是好貓這個原則。

錢,在初期長大的小老闆眼裡才是適應生存的手段。

回憶起來,八十年代後期,我去機械局參加會議時,就聽說重慶市幾個摩托幫主為求一席生存,躲避工商部門封殺通緝的故事,私人的摩托業主當年,最難弄到的就是生產許可證,而生產許可證是掌握在政府手中的大權,沒有錢買到生產許可證的工廠,即被認為非法經營。

對於重慶摩幫,我不清楚他們具體的發展過程,從沒有認真思索過它存在的理由,因此也無法估量他們今後的無量前途。

只聽說他們上午被工商查封了店面,下午又在另一個地點開了張,像游擊隊作戰一樣,想不到這樣頑強拼了幾年後,竟然長大了。

今天產生像牟其中這樣的中國巨富,那一個又不是鄧小平及其官僚集團玩弄于股掌之中的木偶?然而,隨著中國權力變幻,這些風流人物有幾個能逃掉階下囚的最終歸宿而曇花一現?

小業主們在市場經濟苛捐雜稅的重壓下,難免偷稅漏稅,或在流通領域中『違法亂紀』,是使他們淪為階下囚的原因。同時為了私企的發展,對這個失去了監督的官僚體制實行賄賂,就成了常有的現象。

重慶的幾個摩幫巨頭中,無論是左宗申、尹明善和塗建華都是善觀統治者臉色的投機者,只消看看他們在種種公開場合中打出來的旗號,就會明白他們向權力諂媚的程度。

左宗申的:「拳拳報國心,款款宗申夢」的巨幅橫幅,撐在交通樞紐的上空,尹明善大吼:「民族工業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是中共在「政治是統帥和靈魂」這些叫得泛味的標語后,提出來比較切合民眾心理的口號。

中共的專制政體最命脈的一條,就是強迫全國人民在他們的意志下統一,儘管這些民族主義的口號與中共的綱領,牛頭不對馬嘴!!

中共所扶植的私人老闆,在改革開放中拚命扮演一黨獨裁的代言人,我在摩幫幾年打工就知到摩幫的底,他們決不願為科技發展而獻身的。

研製四輪車,在馬老闆這裏找不到一本設計資料。

後來在宗申和隆興的研究所,看不到屬於本公司自己設計思想的理論闡述和計算資料。在他們的開發室里,找不到一輛屬於自己民族研製的樣車和換代產品,甚至於找不到一個獨特的樣車模型,裏面除抄襲和模仿外什麼都沒有。

至於摩幫研究所的領導人,無論是總工程師,總設計師,完全熱心於短期效益,照抄國內現有的其它廠產品,照搬國外過時的設計,工廠標準互相抄襲。

然而,只知抄襲別人的民族是一個永遠跟在別人後面的民族,是一個沒有出息的民族。這些老闆拿不出任何冶理企業,規劃產品的方案來。國家和民族決不會因他們的出現而振興,也決不能依靠這些私企老闆求發展。

國家要這些老闆為生存而拚命賺錢,並交納徵稅,以取代原來的國企!!

在私企工廠的勞動者可以隨意被解僱,每個勞動日的勞動時間都在12小時以上。星期天加班和晚上加班是常有的事,並且經常拖欠工人工資,這些就是走投無路的國企,所要達到的目的。

私企是靠盤剝更多的勞動力而生存的,所以在中共體制下的私人企業,是比任何資產主義更殘酷剝削工人的怪胎。

馬老闆在接到陳大發的五萬元后,立即派人買回了樣車製作所需要的鋼材及配件。三輪車無論是車架和車身上的設計,是現有機動車輛中最簡單的一種,對於從未從事三輪製造的我,仍堅持根據車的最大載荷,畫出每根樑上所承受的力。以選擇材料和斷面保證其剛度和強度。

三輪車結構絕大部份由焊接而成,為消除每個焊接點所產生的應力集中,選擇焊接材料及焊接方法,保證行駛中不致發生斷裂、變形等安全隱患;需要編製工藝,進行設計計算。但我翻找所有公司技術資料,卻找不到有關設計和工藝的資料。

而我按常規進行這種計算時卻受到三個老闆的譏諷。

陳大發板著臉問道:「像你這樣搞,等到你把整個計算拿出來了,僱主恐怕就另求廠家了,你懂不懂什麼叫商機,商機就要講快,沒有像你這樣站在講台上給學生講力學計算的時間。我們宗申集團,不能讓你們這種書獃子當成試驗的場地,坐失商機」。

那老馬和老楊喊道,「老孔你要明白整個製造交貨期只有二十幾天,我們不能讓你慢條絲理的搞計算了。」他們的意見具有權威性,他們話語中刺激人的用詞使我懂得,這裏需要的是一些懂得普通三輪車結構的熟練工,而把我這樣的人當成絆腳石,我預感到我在這裏已經失去了存在的價值。

實際上三輪車從來就講的「類比設計」,根據現有的車,憑經驗,甚至憑感覺選擇材料,確定斷面尺寸。

至於這樣定下材質斷面,會不會斷裂和變形,或者因為過份粗大而浪費材料,帶來功率損耗,就只有在今後從行駛中才能發現。

老闆為爭得商機,關鍵能不能在用戶所規定的時間拿出樣車,耽誤交貨的時間是決不允許的。我一個打工仔,怎能拗過財大氣粗的陳老闆?

明白了這層道理,我心中便有了主意,第一,三個老闆已經視我為障礙,既然他們已經跳到指揮開發的位置上,所以我只能儘快地躲開,走為上計。

第二,在我物色到新崗位前,千萬沉住氣,老闆怎麼說,就怎麼執行,同這些把精力花在賭場和女人身上的有錢人,犯不著爭誰是誰非。

就是看到明明錯誤的加工方法,只要是老闆定的,我就要裝做沒有看見。這樣,今後出了問題也不會算在我身上。
到了這個時候,我才體會到私人老闆有時比國有企業的廠長更不講理,更不懂科學,那怕兩個老闆在高等學府里混過幾天。有了幾個臭錢就變成了凌駕一切的主宰了。

「城市貓」試製的開工的時間選在2002年11月8日,楊經理說,這一天,恰恰是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的日子,日曆上寫得清楚,這一天是黃道吉日,共產黨都相信天命了,陰陽八卦,講天道輪迴,對於不信鬼神的毛澤東不能不說是一種進步。

他吩咐在簡陋的試製場地掛起了三大串鞭炮,燃放后,將臨時召來十多名工人召集起來,朗聲宣布,宗申三輪自製的第一台摩托車就此開工。整個簡陋工棚里立即被電焊的弧光照得通明刺目。砂輪機,敲擊聲,震耳欲聾,一改三個月的戚靜。馬老闆在下料工段指導著每一個下料尺寸和焊接方法。

從那以後,陳大發每天晚上十點鐘駕著他的進口立桑車,趕到現場對已焊好的車架,指手畫腳地發表一通意見。
根據誰出錢誰說了算的原則,現場的工人們都要根據他的意見,把已焊好的結構從新割斷,從新焊接,誰也說不出為什麼要這樣做。

這種既不耽誤進度,毫無根據的返工更改,只好以延長工人的加班時間來補償,所以經常要做到晚上十二點鐘,而召來的工人對這種只加班不加工錢的蠻橫做法,心裏只有暗自罵娘。

但是,社會上的失業者到處都是,馬老闆招來的都是附近的國營長江電工廠下崗的待業工人,他們忘不掉失業待崗的尷尬,只好用白天消極怠工發泄不滿,並不敢違抗。指定的組長秦三是一個共產黨員,為了討好老闆,背地裡把工人說的牢騷話都悄悄報告了老闆。

所以,小小工棚里幾乎天天都要聽見陳老闆對工人的訓斥聲。

陳大發驕橫,楊老闆拔扈有餘,馬老闆陰陽變臉,三個小老闆各有手段,為了爭:「我說了算」誰都互不相讓。他們本就是為了「城市貓」優厚的外匯,臨時湊合在一起的利益聯盟,無所謂謙和和團結。加上他們那一個都憑著「我看這樣才好」的主觀意願,所以誰都不能說服對方。

有一次就所佔廠房的租約,楊老闆和陳老闆沒說上五句話,便當著工人的面大吵起來,並不顧及他們同窗情誼,開口就拿對方的媽出氣,摩幫內說話粗俗已成習慣並不奇怪。

工人們看到小老闆為一點小事翻臉,也在老闆間拔弄是非,所以這個總共不到二十個人的集體,從成立開始就在吵吵鬧鬧中過日子。

看來,開工的黃道吉日並沒有選好。這使夾在這些人中的我特感難處,我本抱著拔一下動一下的態度,在這種一盤散沙的集體中幾乎動彈不得,最後,連秦三都認為我可欺,動輒當著老闆指責我。

我雖將技術上的決定權拱手還給了馬道剛,但老闆們隨意定出來的尺寸到頭來卻要我表態。我只好聲明,整個的設計都由陳大發決定,我憑什麼下結論?於是馬剛把編寫產品說明書和企業標準的任務交給了我。

車還沒造出來,技術參數憑什麼定?雖然可以胡弄我國商檢部門,但要騙用戶就困難了。當然,中國的商品基本是從外國偷學來的,造假仍是中國大陸的拿手好戲,我就只好根據馬老闆的意思,把我眼睛閉上,瞎抄別人的東西。

然而,我一雙不識時務的眼睛,看不慣缺乏機動車結構的外行胡搞,例如焊接車把龍頭,不能用切斷材料對接焊起來,這樣焊接起來會造成應力集中,潛伏把手摺斷的危險;秦三將減震器焊成與車架幾乎平行,使它不但失去了減震作用,反而會因行駛中車架來回振動力作用,成為撕裂車架的原因。

當我糾正他時,他說:「那裡的位置不好焊,經請示馬總以後叫這樣焊的。」

我見他把Xina楊書記那一套原封不動的學了過來,忍不住長期所受的委曲,怒罵他是一條圍著陳大發的腿轉來轉去的狗。

一個三輪車底盤因沒有在動工前進行設計,違反機動車常識的地方,到處都是。這樣的「搶」字當頭裝出來的車,怎麼不發生致命的故障?就是陳大發不提出要辭退我,我早就準備離開了。

然而老馬,卻反對辭退我。經他們的商議,改派我去當採購零部件總成的技術顧問,買回來的配件因為買東西的人根本不懂這些件裝在何處,它的功能怎樣,買回來不是裝不起,就是材質不對,要反覆買幾次還不行。例如一根進汽管因彎曲度不對就反覆買了幾次。

試製就這樣在忙亂和吵吵嚷嚷之中進行下去,誰都說不清焊成的車架有幾成合格?正好,那位廣東的小羅,卻帶回了孟拉加國需要鐵殼四輪車車身的信息。於是我乘機向老馬提出,將我派駐指導四輪車的外協。
鐵殼的四輪車身,是離南坪五十公裡外的專汽廠大慶分廠製造的。每天一清早,我就起床,匆匆去乘坐從南坪到北碚的公共汽車。

晚上要摸黑才趕回來,回到臨時租的房間里已是半夜,疲憊不堪,肚子還是空空的。插上電爐自己弄飯吃,一直折騰到十二點才能脫下衣服,皮膚觸到已很久沒有換洗過的被蓋,感到沾糊糊的,疲憊不堪的我還經常不能入眠。

在這種夜深人靜的時候,想到我已六十五歲了,仍隻身凄凄惶惶在外打工流浪。離婚後還不知家在何處,心中牽挂孩子,也不知道在成都入學怎樣了,現在可是他決定人生道路的關鍵時刻。

想到孩子祖父畢生獻身教育,到頭來,身陷冤獄,葬身囹圄。他的祖母一輩子立志教育,冤冤枉枉戴右派帽二十三年。我是中共政權下的黑崽子,家庭的不和,給孩子產生的壓力,在孩子幼小心靈中刻下了深傷痕。社會影響對他的傷害,致使他對前途迷茫一片,我想不出一點可以彌補的辦法來。

窗外飛起細細的雨來,又是半夜了,冬日的夜雨對於僵卧在租用房裡孤伶伶的我,感到特別冷,白天受那陳大發故意的刁難和刺傷,心裏真不是滋味,睡在床上難以入眠。

經過連夜加班,外銷的「城市貓」樣車終於在奮戰了一個月後,橫躺在工棚里。進度倒是如期完成了,陳大發還按照比亞特公司的照片,將車架上發動機的位置移到了大樑的中段位置,並且為上下方便,取消了加強橫樑,拿出去在附近馬路上行駛一圈以後,車架的脊樑好像得了佝僂病似的,塌陷了下去。

我仔細地察看了整個的縱梁,除因為多次返工,反覆的焊了又割,割了又焊,留下無數癌細胞一樣重重疊疊的焊疤,使整個車架退了火似的變軟了。

所以當駕駛員一坐上駕駛台後,還沒有裝上車殼,車架中部便先掉下去了三公分,我心中明白,這是一台無論如何都不能正常行駛的車。我由此想到摩幫門的膽大不就是因為不懂嗎?不懂車的人指揮做車,發生的車禍比正常情況下更為可怕。

我正在對這些車架發怔,那陳大發卻在一邊衝著我吼道:「你站在那裡怔什麼!整車要按時交貨,進度必需得到保證,你現在根據車架尺寸,將車廂的結構圖畫出來,明天就去道角的車廂廠,無論如何要他們在五天內,拿出車廂,連夜裝車油漆不得有誤。」

我從蹲著的位置上站起身來,正想向他講我剛才測量的結果,勸阻他千萬不要把這種車拿出國境外出醜,但耳朵里突然響起了他第一次到這裏來就曾說過:「……如果樣車搞砸了……我們充其量就當在澳門的賭場上輸了一把。」
又想到他已累次對我非禮,並揚言要辭退我,便一聲不吭的走到辦公室里。

畫好草圖交給老馬審閱后,第二天,便拿著草圖向道角的方向趁車到車廂廠去。到了車廂廠,他們要求將車架運過去,他們好根據實際測量出車架和車身有裝配關係的地方,再定出車身的尺寸。

我告訴他們,老闆正追著搶進度,不可能將車架運過來量尺寸。

下午我回到南坪的加工現場,馬老闆在吃飯時就命令我說:「光有車身還不行啊;你去把樣車的座椅給我定回來。」
吃過飯我又急忙奔座椅廠,與座椅廠的周廠長商量可不可以按我提供的尺寸先做一套?周廠長冷冷的說:「你們那個金匯公司一點信用都沒有,要新的座椅可以,但先要交付開發費。」

聽了他的話,當即向老馬打了電話,講明現貨沒有,要想另做座椅必得先交開發費。馬老闆在電話那一頭,惡言說道:「他們不供就算了,摩幫沒有先支付開發費的規矩,只是請周廠長想清楚,今後我們的外銷車開發成功,上了批量他想擠進來供應,就已經晚了」。

摩幫這種主廠吃配件廠兼以訛詐利誘相威脅,逼迫對方上鉤是一種經常的慣例。我明明知道這次開發的失敗結局,四輪車的門鉸鏈還要等我到大慶溝定下來,不允為座椅糾紛耽誤時間。

於是便要了幾個長椅子拿回去改制,等到尺寸定好之後,再批量定貨不遲。主意打定,便買了一套長安車用的座椅,急急忙忙回到了試製車間。

老馬已經在門口等著我了,見我拿著長長的凳子回來,便問我這是怎麼回事?我說按照我們車的尺寸,長豐座椅廠確實沒有現存的貨,我只好拿回來現存的凳子,由長改短,確定安裝的準確尺寸后,再交由加工廠批量的供貨。

不料,他把臉一沉,訓斥道:「現在大家都在加班趕進度,派你去半天什麼問題都沒解決,拿回兩個這麼長的凳子怎麼裝?」那陳大發從工棚里攢了出來說:「我們是私營企業,不能拿你國營廠什麼都等現存的工作作風來混日子」。
兩扳子不輕不重地打在我的身上,我實在忍不下去了,便將好幾天早已沃在心中的怒氣衝口說道:

「你們究竟要我幹什麼?是設計車身,我已經做了,拿座椅我也落實了,並且有了解決的方案,今天一天從早上六點起床,直到現在,工作變了三次,還沒有坐下來休息一下,我被你們當作一個棋盤上的走卒一樣,一會兒擺在這兒,一會兒擺在那裡,如果你們實在看不順眼,我走好了。」

說著我把扛在肩上的凳子往地上一摜,那秦三在一旁火上澆油說:「你這是什麼態度?」那楊老闆見我動了怒,便緩了口氣說道:「你吃了晚飯沒有,先去廚房把飯熱一下,填飽肚子再看怎麼辦?」我一看時間,已是晚上九點鐘了。

吃過飯,按照我在歸途中想好的方案,同一個工人一齊動手,將座椅改短,支架重做,一直忙到凌晨兩點鐘,兩付座椅已改製成功。馬老闆自覺下午說的話有些不妥,向我解釋說:「外商的交貨期逼得緊,你看我還不是和你們一樣,忙到這個時候還沒有回家……」

我想到再不離開,這種車出了國境線,今後打起國際官司來,我真要兜著禍事走了。晚上便寫好了離職的報告,第二天交給了馬總。

馬老闆看著我的辭職書一言不發,此時他從兩個多月的吵吵嚷嚷中似乎清醒了下來,他明白我們合作多年,開發四輪車走過了多少政策、技術、人辦、資金所鋪設的坎坷路。

2003年,一月份,宗申集團的基地從南坪,遷進了他們在大堰溝租好的廠房裡面。

就在我執意離開宗申公司的前兩天,兩台已油漆好,準備運往海關的「城市貓」三輪車,雄糾糾正開出了試製場地,在馬路上作裝箱前的最後也是第一次試車。秦三得意洋洋坐在駕駛員旁邊跟著試車,樣車順著銅元局一路下滑。
此時他的心裏很得意,因為這是他「指揮」的第一台外銷樣車的製作。

不料剛剛開出去不到一小時,估計兩台車駛到河邊的最低處向上回返的時候,馬老闆接到了秦三的電話說:「兩台樣車在上坡時,無論如何都爬不上來了,現在正停在河邊,只等公司派汽車把它們拖回來。」

等到兩輛新車拖回試製工地的廠門時,秦三沮喪的從樣車上走下來,我看到那裡程表的讀數才十公里,再仔細看大樑已明顯壓彎,發動機離地面只有10cm,秦三嚷道:「后轎的速比裝成了平原型的,當然爬不上坡了。」

然而,我最清楚,還不知道有多少問題等著這輛第一台「城市貓」。還好,沒有傷著人,新開發的『城市貓』僅僅跑了十公里,便不能再開了,這個車架最後只能割斷,從新來過。

承諾按時交貨的羅老闆只好立即用國際長途告訴接貨方,因為客觀的原因,海關沒有通過,至於何時才能發貨?要等海關手續辦完以後。

當時對重慶三大摩幫有一句評語說:「只有摩幫那麼大胆,因為他們不懂。」這無疑是指的現象,要探究摩幫興起的原因,只能從國營企業的機構臃腫,人浮於事,生產不能創新,長期成為國家負擔上尋找。

摩幫的出現,幫助中共新的當家人,完成了甩掉囯有企業揹得越來越沉重的包袱。國營企業「破產了」,大量的富餘人員順勢被推出了國有企業,留散到市井中,工人成了社會主義最慘的試驗品。

我不知道,重慶的摩幫怎麼會熱衷於「衝出國門」這種壯舉?被中共利用和操縱的摩幫,對自身產業所知甚少的水平上,盲目衝出國門無疑于「找死」。

也許把摩邦的『冒險』精神,說成中共改革開放的主流意識,未免誇大,但是用無知和冒失代替科學態度和誠實工作,個體戶短淺的暴利追逐,拿出質量極差的『中國貨』,無疑要在走出國門后受到國際制裁,今後會證明,廉價勞動力的中國產品,同中共的獨裁製度一樣將受到主流社會的抵制。

自從今年2月,我辭別了含谷,來投馬剛后,短短一年時間經歷的所見所聞,親身體會在市場經濟浪潮下的社會百態,目睹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初期的表現,只感到亂麻一團,理不出頭緒來,更看不出它今後發展成什麼樣子?

(待續)

相關文章
評論
新版即將上線。評論功能暫時關閉。請見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