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血紀》下集(77)

【新唐人2012年1月11日訊】【編者的話】血紀》記述了大陸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學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農場,在勞改農村二十年的血淚歷程。《血紀》一書完全可以與前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相比。小說《古拉格群島》反映了蘇聯人民在斯大林統治下的血腥恐怖讓人觸目驚心,而《血紀》則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難經歷為主線。這條主線也是毛澤東禍國殃民的編年史,更是陳力、張錫錕、劉順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詩。書中人物眾多,文筆樸素,使中共監獄的慘無人道和烈士的壯懷激烈躍然紙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書前言中說:「當這本書有幸與你相逢時,讓我們珍惜這種來之不易的相識,為融化中國專制主義,建立中華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請看長篇紀實連載《血紀》。

第九章:在中共摧残下我的家解体了

母亲几天来经常感到气紧心悸,加上夜尿频多,想去医院检查一下,这天,打定主意到距我们住地二百米的九院分院去。

看看壁上的挂钟,正好是十点半,于是我马上向医院内科室挂了一个电话,询问陈开第医生今天是否值班。这年头的大陆上,什么都要讲“熟人”,尤其是看病,非熟人莫去就诊,成了医道的行风。

电话中回答陈医生正在查看病房。

我自己因为要弄中午饭,便请临时请来专门为母亲做清洁的钟点工小周,陪伴母亲去那里就诊,关照她,母亲已八十四岁高龄,虽然表面看,她身板还硬朗,但由於遭到长期折磨,加上年事已高,每晚我陪她出外散步一个小时,总是我牵着她走,生怕在不经意中跌倒,造成意外。

没料到母亲走后才十几分钟,电话铃响了,小周打来电话,说她们刚到医院,母亲就在门槛上跌了一跤,现在正在陈医生办公室里,要我马上来一趟。我最担心的事终于还是发生了。

我急忙丢下厨房里备好的小菜,向医院走去。在陈医生的办公室里,我看到她坐在椅子上痛苦地呻吟着。

陈医生告诉我,暂时无法判断母亲跌伤了那里,从她痛苦的表情看,她的右手和右脚都摔得不轻!小周把我带到医院的进门处,那是一扇双开的活页门,小周指着进门的门坎上一道高五厘米的阶梯说:“妈妈在进门时就是踢着那阶梯跌倒的,等我慌忙去扶她时已经晚了。”

我看了看那阶梯,内外没有色差,没有警示标志,加上这一天天气本来就阴暗,老年人在这里被绊倒是非常容易的。

回到陈医生的办公室和他商量怎么处置母亲?他说:“暂时因为没有设备可以确定母亲受伤的部位和严重程度,现在已到下班时间,我建议你下午一定要到照光室去照个片。”

第一节:致命的跌交

这真是飞来横祸,母亲的身体没有检查先就把手脚跌伤了。无奈,只好同陈医生一起把她扶回家,等下午上班时再说。

那几天,正好刘启建办了退休手续,为了偿还自己平时拖欠的债务,她到南充她妹妹那儿联系找一个临时打工的工作,所以去南充了。我回到家里赶紧给她打了一个电话,把母亲跌伤的消息告诉她,要她立即返回北碚。

一面忙着弄好中午饭,等孩子回家吃午饭下午好按时上学。匆匆忙忙打发了孩子,给母亲弄了一点稀饭,看她睡在床上呻吟不已,弄的稀饭只吃了一口。因为还不知伤势如何,按照陈医生的吩咐,下午就雇了一辆长安车在我的一个学生帮助下,把母亲送到中医院去检查。

照片的结果,证明母亲已跌成了右腿股骨颈和右手手腕两处骨折。等到我忙着为她办完了住院手续,住进了骨科普通病房,已是晚上九点钟了。忙了一天,把母亲住进病房后,实在疲倦已极,就在病房里暂时请了一个扶持病人的临时工,请她在晚上照应一下母亲。

晚上十二点钟,我才拖着疲倦的身体,回到家里。听医生说,八十多岁的老人凡跌成股骨颈骨折的,十有八九都有生命危险。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起床,叫醒了孩子让他喝了牛奶,督促他上学,这孩子好像突然变得懂事多了,说中午放学后要到中医院来,叫我不必为他准备中午饭,就在学校食堂随便买点面食过一顿吧。

我到医院时,还没有跨进病房,就听见了母亲的呻吟,说她受不了牵引。病房里的病员们都说昨晚她几乎是喊了一晚上。我忙去病护室,找到值班医生,询问能否取掉牵引?医生说,根据片子上的情况如果去掉牵引,那么她就是出院了,也只好永远躺在床上,不能起立了。

我又忙回家,找到她的病历,匆匆赶回医院,把病历交给医生,向他们说明她患有较严重的冠心病和肺心病,加上年岁巳大,受不了牵引的剧痛,建议他们取消对她的牵引手术,至于今后怎样,就只好到时候想办法护理她了牵引取消后,她仍呻唤不止,直到打了一针镇定剂,她才昏昏入睡。

中午放学后孩子来了,我轻声告诉孩子说祖母刚刚睡去,要他不要惊动她,问他吃过饭没有,他点了点头。

我嘱咐他婆婆跌伤了,他自己也要考试了,不要再像往常那样上网贪玩了。下午按时回家,自己热饭吃后完成当天老师布置的作业,尽快上床睡觉。

直到母亲跌伤后的第三天上午,刘启建才从南充乘车回到北碚。

我们商量后,白天由我们轮流守着母亲,晚上暂时请了一个临时护理。

受伤第六天,母亲叫我备上纸笔,要我给她写下遗言,说,她感到不久将辞别人世,她死后骨灰洒在嘉陵江中。因为她从二十二岁开始就到重庆嘉陵江畔居住,这里是她的第二故乡。虽然漂离他乡,一生坎坷,一生痛苦,但那生养的恩情却始终不忘。

另嘱她死之后,不要举伤,不要惊动故年老友,最担心的是我和刘启建关系,母亲认为,我年龄已老,没有条件另外组成家庭。如果再因家庭破裂,闹出难以想到的后果来,是她最不愿看到的。

她又说:“我自幼在上海教会学校读书,少女时特别喜欢听唱诗班唱歌,所以一生都想买一架钢琴。但,一生颠沛流离,在毛泽东时代,积蓄被抄去,受尽折磨和凌辱。这些年,老年打工留下一点积蓄,只因没有自己安身的窝,买琴便成了她终身没有实现的梦。现在孙子既然喜欢艺术,那么就将积余的钱买成钢琴送他,以此作为我的遗托。望他弹着钢琴,让祖母在天堂里听他的琴声,垂望他成为国家有用之才。”

我静静地听她临终的遗言,将她的话写成遗嘱,至于和刘启建离婚,要看事情的发展,如果有一天我违背了她的意愿,我会焚香请她原谅……嘱我买钢琴的事,我一定照办。她去世后,我立即实现了她的遗愿,买的钢琴放在客厅里,琴的抬板上留着她遗像。

那时正逢十二月初,是重庆地区一年之中最冷的几天。年迈的母亲因手脚骨折,翻身十分疼痛,加上她本来就肾炎发作,尿水频多,每次小便又要别人帮助她,将她下身抬起来,将尿盆塞在她盆骨下面,尿盆与尾椎骨几经磨擦,使她的尾椎很快擦伤,形成血淋淋的褥疮,使她疼痛呻吟不止。

因频繁排尿,稍不注意尿水就洒在床上。医院的大病室内,又缺专用的接尿设备以减轻她的痛苦。一天之内就因尿水打湿了被褥,被迫频频更换,天气又冷,使她很快感染了感冒,迅速引发了她的老年肺气肿。

气喘和口痰,伤痛和尿水夹攻着母亲,使她在生命的最后几天,还饱受折磨。几天住院,她原来就体弱的身子已完全垮了,死亡正逼近她。

就在她最伤痛的日子里,她的孙子成了最后生命中给她安慰的亲人。这几天,这孩子特别懂事,每天晚上他都按时从学校归来,再没有上过网,九点钟他从学校来到医院,静静地守在他的婆婆身边,悄声的附在她的耳边讲许多安慰的话,叨叨讲今天学校里发生的事。

每次祖母要小便了,他便伸出他巨大的臂膀,把婆婆抱起来轻轻放在尿盆上面,让她减少痛苦。有时候从学校伙食团或沿街卖过夜小吃的摊上,买上一个羊肉串,送到婆婆的嘴边,虽然他的婆婆根本没有胃口,但那份孝顺之心使她临终前得了极大安慰。

在中医院的大病房里,母亲终日因伤痛而呻唤。眼看她一天天虚弱下去。肺气肿和冠心病代替了骨折,成为威胁她生命的主要病因。

第八天,我同九院的主任医生商量,将她从中医院转到隔家很近的九院分院,住进了单人病房。

然而母亲的健康状况却更加恶化了,开始住进第九医院单身病房那几天,她已有两天没有排泄了。但还能勉强吃一点稀饭,陈医生说,那是她体内电解质紊乱造成的,嘱我一定要煮酸菜鱼给她吃。

那几天我彻夜守在她的身边,晚上,等到刘启建来换我回家后我便忙着给她弄酸菜鱼汤,每天一大早,我就把煮好的新鲜酸菜鱼汤给她送去,可是她却只能呷两口再不张口。

由于极度的衰竭,她的最后几天,完全处于半昏迷状态,有过瞬间的清醒,这时候,她微微伸开眼睛,好像有什么话想要努力说出来,当我俯下身子,耳朵贴在她嘴边,却只听见她轻微的嗫嚅声,很快闭上了眼睛。

我们母子在中共残酷迫害下,前后合起来渡过了四十年,挣扎到今天已非常不容易,她对我的牵挂,只有趁这片刻清醒的分分秒秒想倾诉出来。

我的儿子每天都照例在放学后来守望她,每一次来,第一个动作便是伸手握住她的手,好像是他掺扶着走过这最后的几步。但是她已不能像住在中医院开始那几天可以同他交谈,而只有含泪相望。看到婆孙俩噙泪相对,我也禁不住要掉下眼泪。

我在重庆地区没有任何老家的亲戚,来探望母亲的人是她晚年在北碚缙云咨询门诊里共过事,一起渡过晚年的同事们;市工商联的代表和李重生;此外五指山疗养院的杨桂明夫妇;嘉陵中学的老师和学生以及崔老的同事和三个儿女。

到临终的前三天,嘉陵中学六位代表,在校友联谊会总负责人陈自立带领下,专门从成都赶来,探望将一生勤勤恳恳献身的这位教育先行者。

六个人送来了鲜花,围着病床,但母亲已经不能开口,只是张开嘴吐着大气,好像在拼命地表示,她无法完成她毕生使命的遗憾。

她的褥疮更严重了,背部擦伤的地方大片的已经溃疡。在杨桂明指导下,我每天在医护人员帮助下,给她溃烂的地方消毒,如此渡过了最后的十一天。

在九院住到第九天时,她已进入了昏迷状态,眼看着吊着的的盐水一滴一滴的输入了她的体内,而接通的输尿管里再也滴不出尿液来,她全身已呈现水肿,我意识到她的生命已进入了最后的时刻。

只听见她喉咙里响着呼噜呼噜的口痰声,我怕那不断涌出的口痰,会堵住她的喉咙,使她窒息而亡。所以拿着药棉花去她的喉咙里不断去掏那些口痰,我的孩子放学以后,也同我一齐掏,好像在从死神手里争夺她的生命。

十二月十八日,九院的住院部正式向我下达了母亲病危的通知书,十二月十九日,在护理人员的帮助下,我用热水给母亲擦了一下身子,并用蘸头孢的药棉花给她的褥疮上了最后一次药。

12月20日下午,冬雨啾啾,中午喂过她半小碗鱼粥以后,她又一次昏昏入睡。医生搬来了心脏监测器,她的心电图已非常微弱。我和妻子以及儿子三个人全都守在她的病床前,见她安祥的熟睡了一般。我把药棉签子再次伸进了她那呼呼作响的喉咙,掏出的痰越来越多。

从下午六点钟我就不停地抠那源源不断涌出来的痰。一面抠,一面痛哭,一面又声声地唤着,“妈妈!妈妈!”

我多么想能帮助她把她无力咳出的痰抠出来,幻想她会因为最后的阻塞被一下了掏通了,出奇般的长长舒一口气,然后睁开眼睛看着我。但是,我的努力终于成了永远留在我脑海里的,最后一刻同死神的争夺。

下晚一点钟左右,她永远闭上了眼睛,不管我怎么喊她,也再没有睁开眼看我一下!!心脏监测器图象表明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我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室外的冬雨下得特别大,天气也特别的冷……母亲就这样离别了我们!!

我们连夜在楼下的过道上搭起了棚帐,一直忙到21日天亮,杨桂明取出了为她特制的寿衣,替她洗漱完毕,为她换上寿衣,将她的遗体装进冰棺。六个人抬着她的遗体,放置在我们楼下的灵堂中。此时,我的脑子里一片茫然。

母亲是一个独生女儿,唯一的母亲一直跟随着她直到去世,我唯一的兄弟,死在文革中,只剩下我和妻儿替她送终。

来为母亲送行的除去崔老的三个儿女全家,和她的缙云咨询门诊部的老同事,以及她退休医院的代表,便是嘉陵中学的师生了。

但我并没有按她临终前的遗言,处理她的遗体。只是没有通知生前七旬以上的好友,特别是高自强老师。前来送别的足有两百余人,其中,李重生专程从市中区赶来。灵堂里挤满了人。

12月22日晨,就在母亲的灵堂里,我主持了一个小型的追悼会,我在悼词中,追述了她坎坷而平凡的一生:

“1916年10月23日,她出身在苏州河畔的一户贫民家庭。1933年她考入苏州女子师范学校。

1936年她在苏女师毕业后,便在南京开始了她的教育生涯。时值日寇入侵,国难当头。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她与一家人随国民政府从南京到了重庆,积极参加中国红十字会抗日战地服务团,投入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工作。

1940年在双碑二十五兵工厂子弟小学任教育主任,与当时全国著名的教育前辈,梁淑溟等人一齐为教育救亡,贡献力量。

1944年她在兵工署支持下创办私立嘉陵中学,抗战胜利以后,她一直埋头默默为中国近代教育贡献着一生。

不料1957年被冤划右派份子,在“监督劳动改造”的压力下,忍辱含垢渡过了长达二十二年“监督劳动”生涯。

在这二十二年中,她经受了家破人亡的惨祸,受尽精神和肉体的折磨。

直到1978年始获平反,时年六十二岁。但她仍坚持工作,直到1994年,才因上班挤公共汽车而跌伤,加上此时她已年届七十八岁高龄,才停止了工作。

一生辛劳使她压弯了背,但仍与嘉陵校友联系,为编写校史和回忆录继续贡献她的余生。”

母亲是一位中华普普通通的二十世纪中期知识份子,她教人和处世恪守诚信待人的原则。

如果说中国的知识界,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群体,如果说她(他)们千千万万人的努力起到承前继后,为建立新的教育做了自己该尽的社会责任,那便是母亲留下的一点纪念。

她的一生,见证了中国的民主教育的启蒙。更多的用自己的生命和经历,见证了中共专制主义对中国近代教育的残酷摧残!。

我由此联想到一位,伟大的中国近代教育杰出的先行者武训,他以忍让、委曲感动着他生活的时代,为中国的教育提出了一个苦行僧的口号。因为人性的感化,仍是教育的道德基础。他的行乞办学的精神,虽然表面看,缺乏同一个没落王朝斗争那股轰轰烈烈劲,而是用道德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全社会。

武训没有想到,在他逝世五十五年以后,一个自称为解放全人类的独载者,用卑鄙的心理对他不朽的精神,进行了公开和残酷的鞭阀。

结果,在摧毁武训的“投降主义”“向统治者摇尾乞怜”的“革命”借囗下,一个反人性的专制主义和文字狱,牢牢地控制了中国人民几十年。一个新的更残酷“教育为政治服务”的枷锁,套在民主教育脖子上,使教育成了统治者的工具,母亲就在它的驱咬下,渡过了凄凉的一生。

当我们今天生活在这种社会风气中,处处看到人与人的欺诈和虚伪,一个新的怪物在中共的创导下,从另一个极端腐蚀着国民。拜金主义和道德沦丧,就在人性被摧毁的社会背景下长出了新的毒牙,当我们兴叹教育沦落到今天这种见钱眼开的地步,那是中共另一个巨头:新专制主义者所期望的。

第二节:对母亲的怀念

我的母亲为教育奋斗一生,劳碌一生,然而就在中共蛮横地剥夺了她教书育人的权力!仍矢志不移。她的晚年凄凉,中共连一处她能栖身养老的“窝”都没有给她。

若不是倚靠她唯一的儿子,得到一间八平方米的栖身地,她只能孤苦地去养老院渡过她的晚年!!但迫害设能扼杀她的终老之志。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独裁专制所推行的愚民政策,终会以不耻人类的狗屎堆而载入中国的史册。

今天大陆,表面上看似统一的专制政体,却因丧失人心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地,被迫也在向民主政体作转型的姿态。中共专制主义必以代表少数人而让出自己的地盘,吃尽毛泽东独裁苦头的中国劳动大众,也决不会自甘愚昧的境地。

母亲去世以后,一个当年没有钱读书,是母亲免费为他入学的穷孩子给母亲的唁信写道:

“得悉1999年12月20日晚母亲不幸病逝,顿时悲痛至极,心情一直平静不下来。收到你12月30日的信,纪念母亲的悼词和照片,实在无法抑制内心的悲痛,而流泪不止。母亲的许多经历,往事不断地涌现在我的脑海里,引起了我极大的共鸣。母亲高尚的品德,渊博的学识,出众的工作能力,使我对她产生了内心的挚爱。她是我心目最善良最无私最慈爱的母亲,她对我的关爱像春日阳光温暖着我的心,使我感到很幸福,生活很充实。母亲走了,我深深地怀念她,母亲生前写给我的许多书信,我将整理好,保存下来,经常翻来看看,以寄托我的哀思和思念。”

我因此想起在毛魔猖狂年代里,对母亲屡下毒手的人,至今不知天地良知该怎样报应他们?当年母亲受到迫害时,蔡家场的农民敢向抠打她的刘巴斥责,证明人性是专制迫害狂所不能摧毁的。

出殡的那一天,为母亲送行的时候,嘉陵校友会还专门送来他们编写的《回忆嘉陵中学》一书,校友联谊会总负责人陈自立从成都打来长途电话,嘱咐道,一定要将这本书随同母亲一齐火化。

倘若母亲悲凉的一生,能使后世有志振兴中华教育的儿女有所激厉,那么她在天之灵,就得到了应有的告慰,而安心于九泉之下了!

于是我把她的一生,写成了《我的母亲>一書以志記念。

她剛去世的那幾天,每當傍晚,我都會獨自沿著她生前每晚散步的街道獨自徘徊。特別在附近街心花園裡,我會坐在花園角落裡,靜靜坐著,彷彿又回到每天陪伴她的過去,想起她看我在她身邊做操。一邊聽她叨叨重複我童年的故事,禁不住在樹蔭下潸然下淚。

第三節:為保護生存權的一場官司

在去九院清理母親住院間期的費用時,聽到住院病人講,該院進出使多人摔傷,該院護士抱怨進出時,腳下常發生磕碰,過去就有人向九院負責人反映這情況,引起了我的注意。去那門上仔細看,這是一扇僅1.8寬的雙開活頁玻璃大門,門在關止處,留著內外高差十分不明顯的門坎。

我取來尺子一量,那門坎只有5cm高。由於進門時,光線陰暗,病人進出門時不會引起注意,又無警示標誌,特別老年人多數老眼昏花,提腳抬腿很低,很容易使他們在進出大門時,被這個不起眼門坎絆倒。我向醫院負責人提出門坎致人傷害的危險,要求他們為老年人安全著想,填平它,卻遭到拒絕。

2000年1月14日,我在消協王爾金秘書長支持下,填好投訴表,並按他的吩咐,整理了有關母親跌傷的病歷記錄,陪伴人的目擊證詞,傷害我母親的門坎照片,拿著母親的死亡通知,1月18日我把這些材料交給了王秘書。

當即我同他一起步行到九院去找該院的院長,本想通過說理使九院的領導承認他們工作上的疏忽,並能及時治理好這條致人摔傷的門坎。我倆在九院的接待室里等了足足一個小時,等出該院處理人身傷害的唐付院長,當我們向他呈訴母親摔傷致死全過程時,那姓唐的面帶輕蔑的冷笑說:

「在我院門坎上跌倒,這首先是出事人本人的責任,何況,醫院只對醫療事故負責,所以,這件事是不應當來找醫院的,你們回去吧!」

我倆沒想到醫院的負責人,這麼乾脆的給了我們閉門羹。王秘書長顯得非常尷尬,我卻用憤怒的眼光看這盛氣凌人的小官僚,一時還沒有找倒足夠份量的話給以還擊。

這事倒引起西南工商行政報記者李良軍的關注,在他釆訪王秘書長,核實了我整理的取證材料后,於1月20日,在該報上發表了題為『老人之死誰之過』的報導。不料這唐付院長不但蚩之以鼻,還打電話到報社公開威脅小李。

過了兩個月適逢3月14日,北碚各有關單位擺攤記念消費者權利日之際,在九院攤位上我公開斥責來參加活動的唐某,本意敲打一下,對病人不負責任臭名在外的九院負責人,說完后,定睛看那姓唐的,已消失得無影無蹤了,看來一場官司是不可避免的了。

李良軍關於九院進門門坎傷人致死的報導,在西南工商行政報上見報后,立即引起重慶媒體廣泛的關注,也引起了市民的強烈反響。長期以來,被病人視為活閻王殿的醫院,一直是市民怨聲沸騰的焦點。

2000年4月,我根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將第九人民醫院推上法庭,要求九院對母親傷害致死負起賠償責任。不料素與法院某院長關係密切的唐付,不知玩的什麼招數,長達七個月審理后,競無視該門坎無數次傷人的嚴重後果,不顧全市市民的反對,北碚法院駁回了我的投訴。

醫院對本該由醫院方承擔的醫療事故責任,成立專門機構對事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做法,常被新聞媒體逮住,在報上曝光的事層出不窮。於是,母親的死亡賠償,被當作社會關注的焦點……!

2001年4月8日在民意和輿論的壓力下,北碚法院對老年康復中心的門坎傷害責任,進行了第二次開庭,那天到會的共有一百多北碚居民,坐在後邊的是各媒體的新聞記者。作為人證出庭的是由雷春隆等四人組成,包括新疆石河子醫院的劉醫生。在新聞媒體和全國消委的介入下,這個案子驚動全國。

劉醫生以雄辯的不容推卸口氣,講述了九院大門坎頻頻發生事故。矛頭直指九院領導,那姓唐的付院長不再像上次開庭,故意做出虛張聲勢的狂妄態度,他在被告席上搭拉著腦袋。

北碚法院對事故的責任很快重新劃定,九院終於負起陪償的責任,一時各大報社報導了我們勝訴的消息,醫院和病人的關係,原來由醫院說了算,向前邁了一步。病人作為消費者的權益納入消法保護,便成了有名的案例記載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典型案例之中。

九院在北碚法庭上輸了理以後,唐院長們並不甘心,背地裡的交易始終在進行,他們利用上訴機會,再次與中級人民法院商量,請出專門打「疑難官司」的重慶政法委書記女兒辦的律師事務所,擔任他們上訴的辯護律師,在事實無法推翻情況下,利用法律的漏洞引用舊賠償標準,使賠償金額大大降低。

九月二十日判決生效,至此、整個門檻違背建築法致使我母親跌傷,致死的人身傷害,九院只作了低額的賠償而結束。

第四節:我的父親

父親出身於蘇北鹽城新興場一個地主家裡,弟兄姐妹五人,他排行老三。祖父去世后,老大佔去了祖父留下的大部份田產,在新興場上繼承了祖業,當起靠田租和放高利貸的地主。

父親因為憎恨老大的貪得無厭,中學畢業后,將家裡所有放高利貸的借據,當著伯父的面一火而焚,從此兄弟反目。

1931年他變賣了分到的房產作為學資出外求學,在南京,他考上了中央大學,攻讀教育學,拜師顧毓秀門下。

1935年大學畢業,眼看當時軍閥混戰,日寇入侵民不聊生,中華大地在日軍的鐵蹄下痛苦呻吟,喚起了他救國志向,1937年10月他帶著一家從南京逃難到重慶,投奔顧老,去中央大學歷任助教、講師、付教授、教育學系付主任等職務。

1945年8月15日,日本鬼子無條件投降時,剛滿八歲的我,住在沙坪壩的雙碑鎮,那是國民政府兵工署所在地,住著許多逃難而來的下江人,「八年抗戰」中,在異鄉整整熬過了八年,對抗戰勝利后的生活充滿了憧憬。今天當我翻開記憶中這一頁,它仍鮮活的保存著。

這年9月,我們一家隨中央大學複員回到南京,不久父親擔任杭州師範校長。

按『新生活運動』要求,他身體力行,每天清晨提一把大掃帚,在杭師「東升樓」前打掃校園和校門;主動撤去為他配的黃包車,把配給他的車夫派去為學生伙食團磨豆漿。

我親眼看到杭師學生的伙食,中午和晚上,每餐至少三菜一湯,常聽炊事員責備學生不知穀米來之不易。而那時各校都有學潮,學生喊著反飢餓反內戰的口號。每當學生遊行打這些標語,我不知內戰從那裡爆發,飢餓在那裡犮生,禍端起於誰手?

1946年春天某一天,「東升樓」前集合了幾十名學生,手臂上戴著紅袖套,稱他們要到市中區參加全市舉行的反內戰大遊行。

早晨八點鐘左右,父親高大的身影出現在東升樓前,站在他平時站立的升旗台南側,面向準備上街的遊行學生講話,他講到八年抗戰的艱辛。

講自己1937年從廈門返回南京,沿途只有人推的獨輪車,又逢日本飛機狂轟濫炸,九死一生回到南京,趕緊帶著母親,外婆抱著剛出生的我,在日機轟炸下,從下關乘船逃出南京。

日本飛機尾隨著插著紅十字的輪船,像追一片只有挨打而毫無反抗能力的「綠州」。「綠州」中彈了,著火了,它的甲板上倒著死人,「綠州」用鮮血染紅了長江,炸彈爆炸聲掩過難民的慘叫,倒在血泊中的母親,掙扎著把奶頭遞給那撲在自己懷裡的孩子!

當他講到毫無反抗能力的和平居民,受到鬼子的屠殺,淚珠奪眶而出,聲音也嘶啞了。

他說:「我們犧牲了幾百萬抗日將士,好不容易打敗了日本鬼子,昨天嘗盡了苦難,今天正需要和平建設中華時,如果你們是祖國的好孩子,就只有懷著一顆報國心,而不要聽從謠言和煽動,將來不易的和平時光白白浪費掉。」

他含著淚珠,希望學生們從國家和平建設大局出發,不要離校。

這一席以心對心的講話起了作用,準備去市裡參加遊行的學生,紛紛摘下袖套,收起已打起的校旗,悄然散去。

到了大約九點鐘左右,從膺白路方向打著「浙江大學」旗子的學生隊伍,向這裏緩緩走來,經過校門口時,只有兩個學生加入了那支隊伍,原來準備的校旗也丟在升旗台前。我記得那一天是陰天,寬闊的馬路上行人很少,他們匆匆趕路,向遊行的隊伍投去好奇而陌生的眼光。

母親站在家門口,一個勁喊著我,生怕我被那大隊的學生吸引了過去。

1947年下半年他又在顧老的推薦下,出任中央政治大學總務長,以後又改任政大重慶分校的校長,成為大陸上中央政治大學的最後一任校長。

1948年我們離開上海時,為「中共打來了,我們怎麼辦」?父母親發生了激烈爭吵,母親堅決反對「逃」。她說:「我是無黨無派,共產黨不會把我怎麼樣。」爭論結果她贏了,全家放棄了去台灣。

1949年中共佔領重慶后,父親在成都放棄了飛赴台灣的機會,回到重慶北碚家中。1950年在當時中共西南軍管會川東行署的指令下,去西南革命大學受訓。並在那裡得到中共的「政治結論」,要他去貴州參加土改工作組,回來後進行工作安排,他們說父親是統戰對象。

不料,1951年底,在中共掀起的大鎮反高潮中,他在北碚家中被捕。

被捕后,由北碚法院的陳文俊(該員2006年還活在北碚)帶人對我家進行大搜查,不僅將父母親多年積蓄搜槍一空,還以「國民黨大陸潛伏人員的活動經費」沒收。

在父親的反革命罪狀中,首要一條就是「鎮壓學潮」,被捕五年後他便被關死在勞改隊里。

父親被審訊判刑嚴格對我們家封鎖了消息,禁止我們家人探視,尤其是拒絕向家人出具他的判決書,透露他的情況。父親就這樣被他們「黑辦」了。

當我的父親成為共產黨的階下囚時,我們小小五口之家面臨了滅頂之災。而我是當年父親「鎮壓學潮」的目擊人,很替父親鎮壓學潮的罪名不服。

那時電影話劇都宣傳『解放』戰爭,專題講學生運動的題材,都是描述學生運動受到國民黨軍警、憲特的鎮壓,大批學生倒在槍林彈雨中或被抓進牢房,在陰暗的審訊室里受到老虎凳,燒烙鐵等等酷刑折磨。

可是後來,我親身領受到中共監獄的殘酷折磨,才使我體會到中共的裁贓、誣衊,領會他們不擇手段的殘暴。

從此,我們一家幾乎遭到了中共政權的滅門之災:我的母親因為對父親遭受不明不白前後矛盾的審判,在大鳴大放中提出質疑,1958年被划為右派。

同年,求學的我因同一罪名被划右派,並於1960年鋃鐺入獄,我的兄弟於1968年被造反派不明不白殺害,我們一家幾乎家破人亡。

直到三十年後,我死裡逃生回到母親身邊,她才深深後悔自己的無知,並一反過去的害怕和迴避,向法院投遞了為父親的申訴。

而幼小的我,早聽到中共佔領區逃亡出來的人介紹中共的所作所為,此時腦海里更清楚中共的獸性。

1979年經歷九死一生以後,我和母親才得以在二十三年後,重新相聚北碚,在我十幾封追問區、市、省的公安檢察機關后,才由四川省公安廳勞改局回復,說他於1956年就因肺結核鉤蟲病庾死獄中!時年僅47歲。

我們家,是千千萬萬無辜家庭,在中共暴力下破滅的一例!

第五節:合葬

母親去世時,我想父親帶著一腔報國志向,從1931年離開故鄉,在外撞盪二十年,尋求救世救國的道路,一生為教育奉獻,也該讓他流落他鄉的孤魂,回故鄉入土為安了。

然而我無法找到他的屍骨丟在何方。於是我把母親的骨灰與父親的遺物,作成衣棺冢合葬一墓的打算與鹽城新興場老家聯繫,在他們支持下,就在父親故鄉買下了一方墳地。

2000年清明后,我親自背著母親的骨灰盒,和當年父親留下的唯一遺物:一條旅行口袋,與我的孩子一道乘火車輾轉到了鹽城新興場。

鹽城這個地方我還是第一次來,過去我聽說蘇北地區地域苦寒。若不是讓二老魂歸故里的原因,恐怕我今生未必能專程到這個地方來。

來時正值初夏,在這一望無垠的平川上,空氣猶為清新,比之霧氣橫彌的重慶簡直是一個仙境,就是不知冬天到來時如何。但我想這麼肥沃的水鄉,定是一個適於安息的地方,若不是中國遭遇到了戰爭,遭遇到民主和專制的生死較量,才使父母背景離鄉,發生這段傷心的經歷。今天歷史故去,留給我們的只有對歷史的反思。

為了表述二老的生平,我在墓的後方立黑色大理石墓碑一塊,上面簡述了二老生平的簡歷。

他們倆都是新的教育事業先行者,只因為黑暗政治對他們的迫害,使他們坎坷一生,無法為振興中華教育奉獻一生,連他們組成的家庭也橫遭離散之劫,家破人亡。

在中共統治下,沒有他們的生存空間,更那裡談得上事業?像他們的遭遇在中國大陸累見不鮮!這是一個時代的謬誤!中華民族的浩劫。!

現在他們到了冥間,可以在一起切搓他們生前獻身的事業了!!

當我將骨灰盒和父親遺物送入墓中,當一弔一弔紙花揚向天空,入殮的頌唱在耳邊聲聲哀響,我和馨兒長跪在一派茫茫的天地之間。

人生何求?歸宿何在?我們國家的前途和命運又如何?

第六節:孩子在絕世里掙扎

我的父母都是好人,我的母親求學時還是鬧學潮的參与者,同民主建國會關係親密,但是反右運動她失去了所有親人,我唯一的親兄弟死得不明不白,若不是老天保佑,我也是要被屠殺的,對生活絕望的母親幾乎自殺!暴政無端毀滅了我的家。

1979年當我回到重慶,母親獨自一人住在醫院的集體宿舍里。見面時,我們母子倆面對她睡的單人病床,一張木桌一個凳子幾個紙箱,從新開始建家。被中共摧毀的家已無法再恢復,要把家延續下去唯一只有看我了。

1980年經過我教書學校老師們的撮合,我和劉啟建結婚,當時我年過44歲了,為了急於求一個孩子,1982年我們婚後第一次去峨嵋山旅行。

也許是峨眉求佛的靈驗,回到蔡家后劉啟建便懷上了孩子,次年六月四日,一個姍姍來遲的男孩便降生了。當我們的孩子降生后,老來得子,我倆從內心都十分疼愛這個遲來的獨生寶貝,我又經歷了家破人亡的二十多年,僅僅留下我和母親。

現在因妻子和兒子到來,似乎在枯木之上接上了新生的幼芽。孩子的降臨改變了我生活的軌跡,本來同劉啟建幾乎離婚的僵局,因孩子降臨暫時緩和。

孩子的可愛之處積存在我的記憶里,給我安慰和天倫之樂。也許因為中共獨子政策,家裡沒有第二個孩子作伴,他從小喜歡小動物,在他的能力範圍里可以弄到的小魚、小鳥、小烏龜、小狗從來就是他童年天地里的摯友。

孩子九歲這一年過年,母親買了一隻大黑雞,捆了雙腳,放在廁所里準備年三十的下午殺。中午孩子放學回家,看到廁所里捆著的雞,便把它鬆了草繩,放到樓下壩子里讓它飽飽吃了一頓,再用一個木箱子,把它裝好,藏在自己的床下。

下午母親發現黑雞不見了,到處找,終於在他的床底下拖出那個木箱,明知孩子有喜歡動物的習慣,當天下午就提前把雞殺了。

下午馨兒放學回家,第一件事便去自己床下找木箱,當他發現木箱不見了便跑到廚房去,看到被打整得乾乾淨淨的雞已經裝在盆子裏面了。

他頓時放聲大哭,扭著婆婆定要還他一隻活雞。

哭罷,便從撮箕里撿出一把黑羽毛,插在陽台的花盆裡,並用一塊三層板,上書「黑雞之墓」,插在裝雞毛的花盆中,旁邊還點上兩柱香。站在那花盆面前抽泣良久,將他愛惜生命的本性,表現得很真摯。

在他的中學作文里,多次寫他觀察小動物的生活世界。寫培植花草的方法,在區的中學生文藝徵文中得過獎。

他讀初中時,每逢周末,我們照例要到龍鳳溪去撈小魚捉蝌蚪,逮蚱蜢。

我和孩子經常不顧龍溪河剛剛退水留下的泥濘,也要去那裡捉小魚。有時穿的鞋、褲弄得全是稀泥也在所不惜,孩子給我留下不可抹去的回憶。受到孩子童心的熏陶,我自己彷彿也年輕了許多。

到了初中三年級,他常常向母親要錢,獨自去商店買一些奇裝異服。袖子特別短,管口特別小,腰身很瘦,還綴著許多彩色的邊條,穿在身上,對著鏡子津津有味按照歌星影星的模樣打扮自己。

特別是買了染髮藥水,把頭髮染得紅紅的,模仿著歌星們時髦的髮型,在鏡子面前又唱又舞。

我告訴他染髮的藥水是有毒的,但他並不接受,追星在他身上變成學星,他那童貞的愛好和天真的幼稚一天一天消退了。我耽心地規勸他,講穿這些很不合身的奇裝異服,有礙於他的健康和發育。

為了教育孩子,我常把我上中學背著背兜打豬草的故事講給他聽,意在用自己童年的甘苦教育孩子,講述從小節儉,長大后養成良好習慣的道理。

但這種故事講了幾遍后,孩子卻不耐煩的說道:「老是聽你翻那本老皇曆,讓人煩不煩呀,總不能用你那個連飯都吃不起的年代要求我吧!」

為了應付聯招考試,初中三年級,我們不得不將孩子從22中學轉到北碚的118中學,這所學校因考入重點高中的升學率連年攀高,而在北碚地區出名。我們想在這一學年裡,專門的給他進行教材難度的加餐。

「填鴨「是一個痛苦的過程,他必需做大量超過大綱的偏題怪題,考前一個月內為強記這些怪題的有關公式,規定每天起床前,必需把前一晚上要記住的東西統統默念一遍,凡有不記得的強記二十遍。

經過聯招考場的篩選,我們的孩子以1:3的錄取率被朝陽高中錄取,說明孩子在學業上完全可以跟上。

孩子考進朝陽中學以後,我已從工廠退休到城裡打工,沒有時間再督促他。劉啟建更認為翻過重點高中門坎,考大學便沒有問題了。

當每周星期天,我回家檢查孩子的作業時,才發現平時作業教師根本沒有批改。照說高中課程比之初中難度大得多,加上孩子在課堂上有注意力不集中的毛病,使他在課堂上留下了許多似懂非懂的疑問。布置的作業,教師既沒有檢查,更沒有督促。課堂上拉下的賬在作業上沒有及時彌補。

久而久之,孩子越來越聽不懂老師在課堂上講什麼,加上文革遺風並沒受批判,學而無用的觀點在他腦海里起了作用。主觀上沒有及時彌補的積極性,放學以後受到社會上壞風氣的干擾,同班裡和幾個本來就是差生的議價生,交上了「哥們」,我們孩子的功課就這樣一天天蹋下了。

老師的師德很差,他的班上就發生過這樣一件事,上英語課時,年輕的羅老師在一次課堂抽問時,抽到了他,當時他沒的回答出來,直楞楞地站在那裡。那羅老師不是善意的督促,而用尖刻的語言嘲笑道:

「你上課一直在講話,以為我沒看見你,你自己不好好學習,還豬八戒倒打一釘鈀,說我們只知道收你們學生的錢,卻不負責任管教你,你反正也不像一個學生,如果你不聽,就給我滾出去,沒有你這個學生,看我會不會在月底工資中少拿一分錢?」

倔強的孩子因此賭氣,走下坐位出了課堂。從此便完全放棄了英語課,後來期末考試,孩子的英語成績是全班最差的。

劉啟建接到成績通知,才開始翻看孩子的作業,發現已經整整有三個月英浯課堂作業沒被老師批改過,追問孩子,他回答說,我討厭這女人,她講的我根本沒聽懂過。再追問下去,孩子才講出在上英語課時發生過的這件事。

高一學年下半期,孩子迷上了網吧。開始時,他還僅僅在有電腦的同學家中上網,時間也選在周末晚上。後來上網成癮,在幾個同學相約下,每晚都去網吧,回家的時間越來越晚。

為了怕母親跟蹤發現他在哪一家玩,他還故意變換離校的時間和走出學校的位置,使去校門口接他的母親每每撲空。

直到有一次,幾個輟學的小流氓在網吧里動手搶了他的錢,還打了他兩耳光,他還久久的瞞著我們,當然更不會向學校報告了。這件事發生后不久,更大的事情發生了,使他瞞不住了,才講了出來——

有一天,直到晚上十二點了他還沒有回家,劉啟建焦急的向幾個平時和他在一起玩的同學家裡打電話。這幾個孩子都睡了,從床上爬起來回答說:「晚上下晚自習就各回各家了,所以不知道他回家沒有,也不知道他到那裡去了。」

我和劉啟建的心像貓兒抓一樣,社會上很亂,生怕他在夜半更深出事,我忍不住走到街上去找他。但此時街上夜霧迷茫,行人已十分稀疏。我對著街上像瘋子般喊著孩子的小名,靜下來的馬路上並沒聽見孩子的回應。

直到第二天凌晨四點鐘,他才回到家裡,進門時臉上帶著傷痕,衣服上沾著泥巴,在我們追問下,他才講出他們學校與街上另一所學校學生打群架的事,他們學校還打傷了兩人,住在醫院。

接連發生了兩次放學途中被搶被打的事後,我不得不與他們班主任商定,今後凡下了晚自習,他的母親到教室接孩子時,沒接到的,發生問題一律要由校方負責。

事實證明,把精力放在議價生的校長,對學校發生如此嚴重的事件根本無所謂,議價生這種不花精力和努力的橫財,使學校的頭們利令智昏。

名牌的重點學校教育,完全被校長之流追逐蠅頭小利變質。他們哪能肩負培養品學兼優的國家建設人才重任?要轉學校,就要交幾萬的轉學費,何況那一所學校不都是半斤捌兩。

孩子高中階段陷入「網聊」以後,每夜也不知與熒屏相隔多遠距離,同另一個不相識的人用奇怪的稱呼,嘻嘻哈哈把道聽途說的消息,天南地北的神侃起來。開始是好玩,漸漸的彼此交流著厭學和對人生前途。

為了弄清他在網上同誰交談,我專門搜了他的課桌,在我收搜他的網友來信中,還發現了一個南昌的網名叫巴比的來信,信中告訴我,他不是一個中學生而是一個工人,愛好唱歌。

不久,這年青人來了北碚,在我家住了三天後才離去,每天晚上都和我的孩子在一起放音樂碟子,因為離高考,只剩下最後一學期了。

在他離去時,孩子還向我告假,說巴比請他在春節到南昌去玩。在遭到我拒絕後,一味遷就他的母親,給了他兩百元作路費,春節前與我不辭而別,去了南昌。當我知道后,孩子已經上了火車。

大年三十的下午六點鐘,天色已暗了下來,防盜門的門環上響起了拍擊聲,早已守候得望眼欲穿的劉啟建,像一個皮球一樣從沙發上蹦了起來,衝到門口。

我從劉啟建身後,看到他穿出去的那套最華貴的綜色西服上糊滿了泥,那平時精心梳理的頭髮,髮型也被破壞變成了一蓬黃色的亂草。!

臉頰顴骨突起,平時孩子氣的臉蛋變得又黑又瘦,精神十分沮喪,眼皮搭拉著,看樣子好像幾天幾夜困在礦井下剛脫險而出的礦工,那一刻他給我的印象是累極、餓極、疲倦之極。

我當時低估了社會的影響,儘管孩子吃了到南昌的苦,但影響他的東西卻沒有變。過了幾天,他依然故態復萌,依然地染紅頭髮,依然的穿奇裝異服,依然堅持他選擇的生活方式。

高考以後他便獨自去了成都,幻想走上舞台的孩子,被一家酒廊的歌舞廳看中,要他去那裡擔任報幕員。我雖心中疑惑怕他在那種環境,被煙毒、娼妓、黑社會所害,陷入可怕的深淵,但已回天無力。

為了幫助孩子建立自已的家,我仍拿出平時省吃儉用節省下的七萬元積畜,給他購買住房,沒想到,他根本就沒有買房子,而是用這筆錢與他的男友,開了一家小餐館,尤其沒料到,開店剩餘的錢,被他母親以撫養拉下債務的名義,還了長期累積的債務。

2009年我己七十二歲,還必須面對老來的孤獨。人到晚年,倍覺凄涼、夜半一覺醒來,感到枕巾上沾著剛留下淚痕。

就因為我和劉啟建本來就缺乏了解、相愛、相尊。時間一長,裂痕不斷在孩子面前公開暴露,於是寬嚴不但沒有得到互補,反而偏執的雙方對對方橫加指責,在孩子心理上留下惡劣後果。

2009年7月,接到派出所打來的電話,說劉啟建己被刑事拘押,一個家落到這步田地是我人生的失敗,但此時最難受的莫過於孩子了,所以當他責問我,家破碎成這樣,媽媽落到這步下場,你要負幾成責任?並說他之所以2001年獨闖成都,就因為逃避父母的吵架。

2011年6月,我收到他從渝中區看守所打給我的電話稱:他被拘留兩周,含糊其辭說了拘留原因。

真沒想到,他二十八歲生日,竟和他的同性戀男友在看守所渡過。拘畄期滿回到家中,我才看到他已經完全變異,欺侮身生的父毌,成天沉埋在音色中。

可悲的是,他長期受了中共洗腦,對我的教育和警告置若網聞,還在天真寄希望中共會安排他一個滿意的工作。

至此,我和母親團聚后建起來的家實際巳經破敗。我們這個教書為業的家,從此就在大陸上消失了。

難道這是蒼天懲罰?我們何以歸終?去敬老院還是能去一亇足可讓我完成我的寫作,較為安定的去處?那兒才收留我?

而這個可憐的孩子,從此掙扎在社會的最底層…….

至此,我們的沒有了後代,按中華民族觀念,孔家解體了。大陸上無縁無故遭此家破人亡厄運的何止我一家?

常聽人說,不良社會是一把殺人不見血的利刃,我唯一的孩子難道就這麼無聲無息的喪身在這柄利刃之下?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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