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月9日訊】【編者的話】《延安日記》作者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蘇聯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身分，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記形式，根據他的觀點，記述了延安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各方面的問題。全書以抗日戰爭時期中共與蘇共的關系為背景，記述了中共的整風運動、中共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中共與當時駐延安的美國軍事觀察組織的接觸以及中共與國民黨的關系等問題，均有評述。
《延安日記》
1943年10月28日
我讀了一批信。瑪麗亞和孩子們都很好。
在庫爾斯克附近的戰鬥中，德米特利【瑪麗亞．丹尼洛夫娜．弗拉基米洛娃的兄弟】犧牲了，二十歲的護士娜佳【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侄女】，在一輛救護車裡和傷員一起被德國飛機掃射死了。
瑪麗亞的三個兄弟，已經犧牲了兩個。
延安的形勢令人沮喪。最近的事態發展，使人們不敢與朋友往來，避免在公事以外進行接觸，彼此之間互不信任。人們露出緊張和恐懼的神情。
人們都無意維護真理和保護被誣陷的同志，也無意聽取對這個或那個問題的解釋。人人為保命而鬥爭。不用說，好多壞蛋倒玩弄“忠於毛”的一套而爬上去了。作這類事情，專業知識、貢獻和經驗都不必有—重要的是表明自己對毛澤東忠心耿耿，對此大肆叫嚷，同時誹謗自己的同志。
黨的原則為個人鑽營、毫不掩飾的獻媚和自我貶損所取代。自我貶損正在成為延安一般生活的特點。人們似乎發了瘋，他們不惜任何代價爭取生存，保住職業，儘可能向上爬。什麼榮譽、尊嚴和同志友愛，早就忘得一乾二淨了。人們不發表自己的意見，而是引用毛主席的講話和文章。這一切都發出反蘇、不信任我們黨和不信任蘇聯政府政策的氣息。
在這種情況下，王明不可能指望得到諒解，甚至不可能指望按照公認的黨的準則對他進行客觀的批評。他處境非常困難。疾病和卑鄙的影射攻擊。把他的身體和精神都搞垮了。
王明被指控為犯有十惡不赦的罪行。據說，他跟人民的敵人、漢奸以及蔣介石有來往。他妄圖把投降主義路線強加給黨(就是堅持共產國際的路線)，從而“暴露”了自己的面目。他“迷戀機會主義”(也是由於他支持共產國際路線和主張同聯共(布)友好)。
康生幹得最起勁。所有的會議、集會和其他事情，可以說都是由他的人來組織的。使國際主義者和“教條主義者“丟臉的惡言穢語，都是從他的辦公室放出來的。他使整風高速進行。劉少奇是整風的理論家，康生是整風的實際組織者，而中共中央主席則是整個運動的教父。
康生對王明特別冷酷無情。除了其他原因之外，他個人對王明抱有強烈的惡感。他死抓住他的政敵不放(過去在莫斯科，康對王明在若干問題上對他態度不誠懇，懷恨在心)。我跟他談話時提到王明，刑官的臉色就變了，顯露出敵意來。不斷激怒康生的，是他不能乾脆殺掉王明，是他對王明的政治鬥爭進行得不順當，因為王明在黨內有身居高位的支持者，而且直到最近他還代表了一個強有力的國際無產階級組織的路線。康生以公開蔑視的態度來談王明。
反對共產國際的運動是以開除王明出黨為前提的。聽康生的口氣，我感到王明有被開除的危險，而且實際上這是毛的一伙人策劃的。
王明處於絕境。他難以相信，由於他忠於共產國際及其所制定的政策，由於同這個國際無產階級的傑出的工作人員接觸，政治生命就要被毀掉。他確信共產國際的政治方針是十分正確的。他認為，抗日統一戰線是打垮軍國主義的日本、解放祖國和加強中國共產黨的捷徑。不能見到王明了，刑官採取一切警戒措施把他隔離起來。我設法得到毛澤東的准許，讓奧爾洛夫去探望王明。對康生派去的醫生的工作情況加以監督，是絕對必要的，因為康是什麼都幹得出來的。
奧爾洛夫去的時候，王明跟他的妻子在一起。他一看到安德烈．雅科夫列維奇，不禁潸然淚下。
王明的體重大大減輕了；他很衰弱，還不能走動。安德烈．雅科夫列維奇給他查病時，王明要求他發一份電報給季米特洛夫同志。
安德烈．雅科夫列維奇說，他把滿足這個要求看成是他的義務。王明口述了電稿。奧爾洛夫答應立即通過我們的電台把電報發出。王明叫他不要把發電報的事告訴任何人，因為他這樣做是不會受到寬恕的。
王明看來精神沮喪，疲憊不堪。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問題不在於他有病，而在於他處境特別困難。王明的朋友拋棄了他，誰也不去看他。總之，他是完全孤立了。更有甚者，他對周圍發生的一切，一無所知。他的妻子不敢告訴他反共產國際的運動(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反王明運動)的真正規模。他不知道他即將被開除出黨，不知道黨的工作人員都厭惡他，不知道其他許多事情。過去跟他一起工作過的人，一些確信共產國際的政治指導正確的人，都聲明與他脫離關係。他不知道他的追隨者中，絕大部份人拋棄了他，甚至站出來反對他，給他加上一些新的罪名(為了討得中共中央主席的歡心)，在黨的面前貶損他。
康生越幹越起勁。眼下他在組織人折磨王明的妻子。
康生的打算，簡單說就是，如果不能毒死王明，也要把他迫害致死。王明沒有一天不受到“關注”。
我立刻把王明的電報發出。王明要求前共產國際的領導人告訴中共領導，說他是遵循共產國際的路線的，是遵照其決議去做的，這是他的任務和職責。他堅持認為，毛的新路線違背了反法西斯鬥爭的利益，因而實質上是一條分裂的路線。
1937年12月會議的決議和六中全會的部份決議，已被看成是機會主義的了。這對中共的國際主義派又是一個打擊。
有迹象表明，曾經趁彭德懷和周恩來不在延安的時候，對輿論施加過壓力，……他們兩人是參加了那次全會的。既然全會的思想被歪曲了，那麼趁他們不在的時候來詆毀他們的名譽，是最容易不過的了。
中共的全部歷史，甚至是最近的歷史，正在倉促地加以修訂。(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