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血紀》下集(70)

【新唐人2011年12月30日訊】【編者的話】血紀》記述了大陸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學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農場,在勞改農村二十年的血淚歷程。《血紀》一書完全可以與前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相比。小說《古拉格群島》反映了蘇聯人民在斯大林統治下的血腥恐怖讓人觸目驚心,而《血紀》則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難經歷為主線。這條主線也是毛澤東禍國殃民的編年史,更是陳力、張錫錕、劉順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詩。書中人物眾多,文筆樸素,使中共監獄的慘無人道和烈士的壯懷激烈躍然紙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書前言中說:「當這本書有幸與你相逢時,讓我們珍惜這種來之不易的相識,為融化中國專制主義,建立中華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請看長篇紀實連載《血紀》。

第五章: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笫四節:柳暗花明

事情既然鬧得市政府整日不安寧,新官上任三把火,肖秧親自過問此事。一個「明星」企業才一年多就走到破產絕路,新聞界一苴要弄明白,想炒作一翻的事,也該到水落石出的時候了。

肖秧批示,令機械局派出工作組弄清情況,採取措施,務必與以解決。1987年5月,接到批示的機械局,組織了以付局長為組長,市汽車公司生產科長,李倫為付組長的「扭虧幫促小組」進駐本廠。

當中國商品經濟的大潮,第一次衝擊苟延殘喘的封閉式國有企業大門,使毫無生命力的大鍋飯企業遭遇與農汽廠相似厄運時,中共基層中,一些從事國企管理多年的「才子們」,從旁邊看得十分清楚中共國企的病。他們想嶄露頭角,一舒多年被壓抑的身心。

紛紛倒閉的國有企業,給了他們一試身手的機會,因為他們相對超脫了那過時的僵死思維方式,敢於試探一下新的企業管理方法,成為第一批轉型時期草創性企業家,登上了中國這一時期的「經濟舞台」。

例如當時聞名全國的史玉柱,以及張樹新和她的贏海威,支撐他們的只有一個動力;成名成家。毛澤東禁了一輩子的事,被突破了。

身高1.88米的李倫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推動他勇於挽回這個資不抵債,瀕臨破產絕境企業的動力,是他從不惑之年一事無成中感到時不待我的緊迫感,他決定抓住這個嶄露頭角的機會……至於他是否洞察國企致命之處而有起死回生的「秘方」?我可不知道。

中共的后極權時期依然緊緊依靠國家權力的控制,使權力以追求金錢為目的,便是貪污,行賄滋生的原因。這種交易出現李友這樣的怪胎,權力捧著他上台,並指揮著這個傀壘演出一出又一出的醜劇。

在企業毫無根基的條件下,用「假」報表,假數據換一頂上等級的假桂冠,利用農汽廠短時間的發財,讓這個木偶一再登上媒體和廣告的舞台,為行將就木的國有制唱讚歌。最後在企業跌入不可自拔的泥坑時,便將這個被他們捧上舞台的是明星「寵兒」重重的扔進垃堆中。

李友的可悲就是他的那一顆被中共牽著走的虛榮心。機緣使他成了明星,又很快把他變成垃圾,它失敗的全部過程被旁觀的李倫窺測清楚了。

李倫清楚地看準了,中共體制下的企業管理和官本位之間,許多完全可以利用的「中空」。這種漏洞百出,憑一人決斷的體制可以牽著它走,成為一時,一地資產聚斂的源頭。

這同蒙在鼓裡的被人玩的木偶不同,雖然挽救這麼一個看似沒有希望的企業困難重重,前途渺芒,但是只要牽牛鼻子,這種局部性成功完全是可能的。這種成功的奧秘是當時以上管下,絕對服從的官僚體制還沒弄清的。

剛剛開始「摸情況」的李倫,每天夾著一個日記本,開始了他那種意志和體力的馬拉松運動,他最先就把注意力投向那些平素愛發牢騷,被工廠領導視為「搗蛋」的胖左派們,他想這些人總有獨到之見。

同他們中的年長者交朋友,稱他們為挽救工廠難得的「智囊團」!給他們提出一個問題,「假如你現在當廠長,該先從那些事著手?「家」由這些平常一貫唱反調的人來當,「策」自會出現。他認真的傾聽著每一個新穎的意見,將這些意見寫在筆記本上,編成了一幅冶廠蘭圖。

古希臘偉大哲人蘇格拉底說過;「當許多人在一條路上徘徊不前時,他們不得不讓出一條路,讓那些珍惜時間的人走到他們的前面去」。懷才不遇的李倫當時看準了農汽廠十分糟糕,迫使不敢接招的庸才們為他讓路。所以他得到了一次嶄露才華的機會。

我同李倫的初交開始於同車間管理的一次碰撞。事情得從1985年十二月馬兵因我向市委寫的信,同我的那場舌戰開始。那一次舌戰,使我成了整個農汽廠領導班子的「眼中盯」。其實我進廠兩個月便要求下車間的舉動已向他們表示,我對工廠的權力爭奪毫無興趣。

我之所以向市委寫信,一方面是工人群眾的推動,也因為工廠搞得這樣糟,別說住房連工資都發不起,我的生存受到了威脅。然而當我通了馬、李的馬蜂窩后,我受到了諸多的威脅,不但在分配住房時給我穿小鞋以示警告,工作上也被壓制,受到歧視。

論學歷和工齡,還是能力,早就該得到工程師技術職稱的我,進農汽廠已三年,每年年終,由技術部門和勞人科向機械局上報職稱名單中,從來就沒有我的名字。理由是,你在重大隻讀了三年,不具備本科畢業的水平,何況以後因勞改而荒廢學業多年。

但是我自調入這家工廠,便在車間埋頭苦幹,自修完了汽車製造的大學專業課程,很快恢復了被中共荒廢的學業,親自設計和製作了許多簡易的夾具和模具,成為當時全廠百十名技術員製作工藝裝備最多的一個。

正當李友被免職,陳桂林主持工廠的技術生產指揮時,發生了一起價值大約八萬元的鑄胚報廢事件:因為翻砂木模失修,造成模芯錯位,五千件鋼板彈簧后支架的翻砂鑄胚的翻孔位置錯誤。倘若仍按原來的加工路線選擇粗基準時,眼看將導致五千件鑄胚全部報廢。

負責胚件供應的生產科老張,把我叫到堆放胚件的現場和我商量,他提出這批胚件,更改粗基準的加工工藝建議。我經過實地測量同意了張師傅的意見,工藝科的人競說我不知收了鑄造廠多少回扣,在生產科填報的回用單上大筆一揮將這批五千件鑄胚全部報廢。

當然報廢的是工廠的鑄胚,損失是工廠的,與我無關。但迂腐的我卻認為眼下工廠正在虧損,毫無道理的將這批可以使用的鑄胚報廢回爐,等於往虧損上雪上加霜,問題吵到了陳桂林那裡,那陳桂林皮笑肉不笑的回答道:「報廢了的東西誰使用出了問題,便由誰負責,我看,乾脆報廢算了,損失一點不傷害人,何樂而不為。」

我不甘心這種不負責的處理,中午自己動了刨床,想用事實來證明這是一批不該報廢的鑄胚,沒有料到那刨床上值機的工人發現以後,罵我是一條廠長的看家狗,工廠到了這個時候已無是非可言。

既然對是非沒有了判別的標準,我還有什麼必要在這裏上班呢?便向車間主任遞了一個請假兩個星期的假條,回到家裡,晚上面對床上睡著的孩子獨自發獃,工廠陷入破產絕境,今後該怎麼辦?我現在才感到出獄后第一次面對生活的壓力。現在我再去找市裡面的那一位當官的都沒有用了。

另調一個單位,調那裡?我已五十歲了,效益好的單位接受我么?正為難之際,一個星期以後的一個下午,一個身材高大的人突然出現在我所住的文星灣三合院的門口,他戴著一付寬邊眼鏡,一邊向院子里的人打聽我的住處。

正在猜測來人是誰,他已向我的屋子走來。跨進院子大門走到我面前,向我伸出了他的一雙大手,自我介紹說:「我性李,是一個剛剛才從扭虧工作組正式轉為重慶農用汽車廠的職工」。

我很詫異的的握著他的手,猜測來人的意圖。握手以後,他便四面環顧,打量著我那陋屋的門口和院子的整個環境,說道:「我是在後勤科查到你住在這裏,你寫的假條是昨天上午我才接到的,看到假條,使我對你產生了了解的興趣,我想就從你身上開始摸一下工廠員工的想法」。

他一邊說一邊跨進我們的屋裡,繼續說道:「你這個地方可真不好找,不但藏在幾道拐的深卷子里,過道又窄又黑而房子又矮,我是足足花了半個小時才找到的。」

當我把他讓進那黑屋子裡,他的頭卻碰在那門棟上,一面接過我拿給他的凳子,四壁環視后,連聲說道,「委曲你了,一個老工程技術人員竟住在這種爛房子里,太委曲你了」。

我明白了他的身份,看他的表情不像在說客套話,便回答道:「唉,你還是第一個走訪我這個窮技術員的人了,單憑這點我得向你表示我的感謝」。

大約已是六點鐘,我們坐在黑屋子裡,藉著暗淡的燈光,開始了第一次談心。他從上衣口袋裡摸出了一個筆記本,一邊交談一邊作記錄。從我的身世講到平反,講到如何進廠,最後講到李友的失誤。一直談到深夜,因為談得十分融洽,時間很快過去,我送他回廠時已是第二天凌晨了。

1987年3月農汽廠在行政大禮堂召開全廠職工大會,取名「扭虧」動員大會。為了顯示「危機感」,扭虧工作組向全廠職工亮出了政府對農汽廠發的「黃牌」警告。其實破產,這本屬於商品競爭的殘酷事實,無須誰來「警告」。

致農汽廠今天這種狀態的,是中共龐大的官僚機器。是毛澤東一手建立的國有制。

工廠破產後,還擺出主人的姿勢鞭打工廠的全體員工,這不僅是戲劇性的,也是殘酷的,台下的我心中十分明白,捧著李友這個木偶玩弄夠了的政府,現在要捧出第二個木偶來了!。

然而,被中共恐嚇慣了的農汽廠職工們,聽到這種嚴峻的警告時,全都蹇眉沉思,將一年來的謾罵和爭吵收斂起來。工廠一旦關門,一千多賴以生存的職工及他們的家屬,都會被拋向街頭,這對吃慣國有大鍋飯的窮職工怎麼才能掙到生活的飯碗?產生了最大的憂慮,但當時誰也不敢說中共害了工人群眾。

李倫被大會正式任命為「扭虧組長」,第一次主持了全廠工作大會,當他提出用『自願兵』精神『生產自救』的口號,我看不出他的信心和措施在那裡?用這些戰爭的語言來喚醒誰呢?由於生活逼迫農汽廠的職工天天都在上訪,他們所盼的,關健在帶領這些職工的領頭人怎麼辦?

農用汽車製造廠的招待所,是一排佔地大約五百平方的平房,那房子足有三十多歲了,總共二十來間房間,平時白天走廊里也要亮著路燈,否則一進去便是漆黑一片。由於背山而築特別潮濕陰暗,房間里一到下雨天,地上總是泛潮,下段牆上的石灰層因霉變而剝落,露出一片一片的黃泥牆。

貧困至極的農汽廠職工的住宅就是那種檔次,當然也沒有能力建好漂亮的招待所來接待客人。所以招待所裏面住的,是配套廠家派駐本廠的修理工,外地招來的鈑金工和油漆工。稍有「身份」的來客,是由廠長辦公室和供應科長專門安排在泉外樓,或其它較高級的賓館。

李倫接廠長后,廠辦主任為他在泉外樓安排了一間帶浴室的房間,李倫找到了這位主任說,「工人已經有幾個月沒領工資了,我還住那麼高檔的賓館不符合志願兵作風,請你把房間退掉吧!」

於是他住進了廠招待所的5號房間,我第一次造訪他,便在那房間里,房間被剛剛粉刷,顯得比平時亮堂。靠門邊擺著的一張床上,一半推著足有兩尺多高的書藉和文件,靠窗一張課桌上,放著他的吃飯盅和洗漱用具,兩個翻折凳用來接待來訪者,一盞檯燈立在課桌上,這便是他的全套辦公和生活用品。

經這麼一布置,那12平方米的小屋還算「寬裕」,自從他搬進這間小屋那天以後,這間屋子裡經常燈光通明,有時候通宵達旦。就在這小小課桌上,這小小陋室內卻醞釀了一場創業方案,嬴來這家工廠未來七年的一段輝煌。

農用汽車廠的飯堂位於工廠中心地帶的盆地中,那兒的竹泥夾牆,年久失修,早已失去抵抗風雨的能力。一到冬天或風雨襲擊,那飯堂中也如露天一樣平地來風。裏面原先還安著的幾張木桌和凳子,不知何時被人搬走。單身職工在廚房的窗口上接過飯菜便席地蹲下,趁熱儘快把它們送到肚子里去。

那些天,飯堂的角落裡突然增加了這個很打眼的高個子,因為身材高大,蹲下顯得很吃力,食堂的管理員連忙把總務科的辦公凳子給他送來,他看著那紅漆辦公凳,笑了一下指著同他蹲在一起的其它人說道:「人家蹲著能吃,為什麼我就非要坐著吃?」

這一謝絕反倒引發了就餐人一陣議論:「唉!這種鬼地方,連科長都不會在這裏吃飯,從沒想到過廠長會光臨的。」一個矮過子工人忿忿說:「那些敗家子,把廠敗了一拍屁股走了,誰來管你窮工人在那裡吃飯的小事。」一個年紀稍長的工人回應道:「這地方當官的,除吃團年飯,就沒見他們來過。」

後來,他在大會上常提這事,說一個連職工吃飯都不關心的人,怎配當廠長?

然而,被中共騙夠了的工人,特別是經歷文革后,對這種表面一套內心一套的兩面話早已聽厭,不會因為幾句話就輕易相信,至於他心中真想在這個被前任搞得一踏糊途的工廠,干出點讓工廠翻身的事,還要拭目一看。

文革剛結束的那幾年,四個堅持喊得很響,工人們壓抑在心中的不滿,因餘悸而不敢坦露。隨著時間推移,耳聞目濡對中共漸漸看清,先前的迷信被捅破,如今它的無論那一級官員,小到科長,業務主辦都公開用公款吃喝,奢侈漸成鳳氣。原先在恐怖壓力下不敢伸張的人們,公開咒罵共產黨了。

對李倫初入工廠的調查之風議論道:「還不知上面給了他多大的好處,一旦虧損扭轉過來,工廠成了他的搖錢樹。定把自己的腰包撈滿才卸任?」似乎只有這種評價,才符合當今的時代和人心。人心在這個年代里,被著上了黑色。

然而真心幹事業也好,做樣子也罷,這位高個子的豁達健談和平易近人,逐漸產生魅力,市場觀念被他灌輸給每個職工,他指著剛剛才從『一碗水』買來的越野車說,按照目前市場,能產生較高利潤的不是那些已經很陳舊的農用車,有市場要求的是國家的公用車,是大小官僚們所尋求的小車。

他造訪了從1985年到1987年獨佔川內汽車鰲頭的成都客車廠,這個廠就是靠開發越野車,三年成了全國首屆一指的利稅大戶。

而適應于小批生產的手工製作模式,正好適合我們這樣的小型汽車製造廠。投資不大,見效快,這在當時叫做汽車製造業打「短、頻、快」的方針。一方面利用政府官員的出行追求「氣派」的心理,一方面又利用目光短淺的中共「關稅保護」政策,將外國發達國家的小車擋在國門之外的機會。

利用中共的普遍腐敗,對機關採購人員高額回扣的引誘,使李倫心中已經對農用汽車廠形成了快步扭虧的方案。這是政治經濟學和營銷學根本就找不到的,這是中國改革開放中特有的市場:政府官員用納稅人的錢,去買生產方式極其落後的汽車品種,附帶著中飽採購者私囊的畸形市場。

產品結構調整的方針確定后,以合同的形式把工廠生產品種定下來。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專用車的各歸口部門,以自己的口舌和交往的應酬能力,贏得這些部門的領導層的讚賞。為了打開這些部門採購汽車的胃口,從銀行貨款中抽出錢給對方經辦人以「豐厚」的回扣。

他花了大量時間,在這些部門來回奔跑,獲得了一批又一批的訂貨合同。

市場打開后又回過頭來,向當時扼著農汽廠脖子的銀行、稅務局、工商部門作了大量工作。他知道,這些部門有著大量的空隙和水份,只要經過某掌權政府官員的點頭和批示,可以動用無息的扭虧專用款。

欠稅也可以掛起來,享受三年免稅甚至更長時間的優待。這樣一來,過去一年多來,像滾雪球一樣的「前帳」可以不與追究。

於是農用汽車廠在李友時期所背的包袱基本上甩掉了,而職工的工資暫時按照原來的標準發夠,而不再按市裡對資不抵債企業的職工只發生活費,全廠的浮動人心平穩下來了。所有原先被李友捆死農汽廠的「綁」,很快在李倫努力下一一鬆開。這家工廠贏得比較輕鬆的起步條件!

在做政府部門的工作時,各衙門口中對於小到門房的看門人,都得低三下四,有時候奔跑了一天,回到工廠是晚上十二點鐘了,他一臉灰色感到又累又倦,回到自己的宿舍,白天那些羞侮人格的話,還在腦子裡反嚼,但是為了實現他想乾的事業,他必須有一般人都不屑為的阿Q精神。

為迎合各個政府口子里的大小官員,他把這套經營方略濃縮成「上靠、外聯、內團」的六字方針。三方面中上靠為首,他說上靠就是依靠政府,就是鑽政策的空子。他把他的六字方針寫在辦公室里的寫字檯前,寫在聯營辦公室里,寫在農汽廠最醒目的地方。

這六字方針濃縮了鄧小平為首的『人治』政策,中共在經濟建設中沒有理論只有『政策』, 因此隨意性極大,誰有權誰說了算,用賄賂說了算的人風糜官場。當然要拿產品出來的工廠,對內部的管理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擺著用戶所需的,在馬路上飛馳的汽車,要戰勝同種企業的競爭,在外觀和性能上,在同樣的手工製作的條件下,必需「略勝一籌」。

競爭毫不講情的淘汰掉弱者。站在同一起跑線上的工廠要不被淘汰出局,必須不停地改造原來已經顯得陳舊了的車身和底盤結構。工廠在調整了產品結構以後,跟上的是不斷的質量更新,這是農汽廠原來那種老牛拖破車的步伐是無法想象的。

鍾師傅必竟是老技工,他在接受負責越野車的時候,就已經思考了一個保質保量的施工方案,對所有的施工細節都考慮好,所以他說的話帶有權威性。按照他的建議,李倫召集了所有參加者的現場施工會議,初步將現場工序分為四個組;一個製作車身的組合件;一個是負責車身分塊的焊接組合;一個組專門負責車門的製作和焊合;另一個組是負責車門的安裝。

所有的工程技術人員全都要跟著施工的工人,一方面應證圖紙正確性,一面組織現場的施工,繪製必要的成型手工模具,並且根據施工發現的問題及時的修正圖紙和採取補救措施。

被窮困和失業困繞的農汽廠職工,一種「玩命」精神貫穿在李倫煸動性詞令中!現場會幾乎通宵,邊做邊議,一個個解決開發中所碰到的具體問題。從此,試製組每晚上都要加班到第二天凌晨,為了給加班試製的人加班時醒腦,他吩咐廚房每晚十二點送來酸辣面,疲勞和睏倦被強烈的酸竦味驅散了。

古人云,「年少雞鳴才就寢,老來枕上待雞鳴,轉頭三十余年夢,不道消磨無數聲。」他說:「回看少年時光今已半百還一事無成,過去沒有機會,現在機會來了,我只有再來一次雞鳴就寢了。」他用棣書寫成的杜旬鶴的名句:「少年辛苦終生事,莫向光陰惰寸功。」壓在他的辦公室桌上的玻璃下面。

1988年的夏天,在工具車間前面的空壩子上,搭起了半露天鈑金臨時工棚。夏天多暴雨,然而在這裏,燈光和焊孤光交織著送走了一個月的不眠之夜,即使大雨滂沱也從來沒有打斷過這裏的夜戰。

第一台客車和第一台越野汽車相繼問世,當鰲戰了整整一個月,臉色蒼白的志願兵們,歡呼本廠建廠以來第一代獨立製作的換代產品誕生時,胖左派也不禁為之驚嘆:「李倫的兩刷子農汽廠起死回生有望了。」

樣車的第一個顧主、公安部裝備處的處長趁飛機專程從北京趕來,認為在當時農汽廠的簡陋條件下,僅靠手工製作,短短一個月內開發出兩個品種實在不容易。他認為雖然第一台樣車問題百出,但一股拚命精神是國營廠職工所缺的。就憑這精神,專用車就有了希望,當下籤訂了兩百台的訂貨合同。

在一千多職工工資低微,人心煥散,既無模具又缺焊裝條件下開始,第一台樣車就像學畫的孩子用心描出,遠遠看去整個越野車似乎有近代的味,但經不起走近了細看。

細看車的外觀,車殼的外表並不對稱。車上腰線像蚯蚓起伏不直,車的平整度僅用鋼尺比劃了一下,凹坑和凸包之間相差了十幾毫米,找來經驗豐富的油漆工看,要填平這種差距需20毫米厚的膩子灰。門與門框的高度差,至少也有十個毫米以上。

門是鎖不上的,如果用力的鎖上,那麼就打不開了。車身上相鄰部位不相吻合,留著很寬的縫隙。搖窗機就更糟了,裝上去以後,是不能搖動的,勉強的搖動,那麼內襯的防水膠條不是擠在一堆,就是脫落。

那負責冷作的鍾師傅,圍著車反覆細看琢磨!也低聲的嘆氣道:「這樣的車,拿去交給用戶,別人怎麼會要?我看乾脆從新來過。」

然而很懂得「士氣可鼓不可泄」,「凡用賞者貴信于耳目之所聞見,則所不聞見者莫不陰化」的道理。!李倫專門召開了樣車的評議會。

幾十個由設計、工藝、和工人組成的評議小組,圍著車身數落著這個樣車一百多條的不足,他叫技術員作了詳細的記錄,一方面他布置了下一輪製作的整改條款。另一方面,召集黨政工聯席會議,作出「特別嘉狀令」對於樣車的主要製作人和技術人員實行嘉獎。並且令樣車披紅戴綠的繞工廠一周。

在會上他說:「我們必需對這種拚命精神加以激厲,否則我們的事業就會在冷嘲熱諷中死亡。你們知道這兩個樣車雖然帶著許多的缺陷,但它是我廠有史以來自己製作的換代型越野車,這是我們廠的產品方向,也是我們活出來的希望,這就是我們要大張旗鼓表彰宣傳的理由。」

在會下他還說:「我曾經把一句巴頓將軍的話當成了座右銘:「沒有不好的戰士,只有蹩腳的將軍。」他的這種熱情評價,曾被人當作攻擊他的政治把柄,這對中共僵死的官僚體制是一種叛逆。

嘉獎令頒發的第二天,他召集了得獎的志願者說:「今後你們就是新車型的基本施工骨幹,你們手中決定是著農用汽車廠的生死存亡。」他逐一的數落樣車的毛病,規定出,車身的平整度,門鎖,風窗搖機三大整改的主攻方向,他說到這些致命的毛病顯得特別激動,他說:

「這樣的產品拿給用戶豈有不罵娘的?為什麼國營企業多了干不好事的公子哥兒?臨到工廠生死存亡的關頭,不能再耍這種公子哥兒氣了!」

其實工人們的隋性容易改變,最難的,也是最怠墮的是這架由黨委,工會行政組成的龐大管理機器,包括黨委書記,工會主席和付廠長在內的十一個在上級卵翼下的天之嬌子。面對商品大海里將淘汰的工廠,這些人從來沒去鑽研一下解決問題的方案。

也難怪,上級規定他們的職責,就是「指導」並掌握企業政治方向的。說白了,就是貫徹中共統治利益的。扭虧開始,為扭虧而開的辦公會,他們指手劃腳的亂說一通,讓幹事的人畢恭畢敬的聽他們訓示。

會議不客氣的把具體的任務分派給他們,並限定他們完成的時間,寫在會議紀要上,作為會後執行會議決議的書面依據。於是平時慣於用鞭子抽打別人的人,在扭虧非常時期不得不忍氣吞聲接受李倫甚至他的手下人的指派。

但,虧損的危局逼迫他們,他們只有悄悄背著廠長向委任他們的主管局數落李倫,說他凌駕于黨委之上,是嚴重違反組織的行為。於是李倫處在領導班子的冷彈伏擊圈子中,古人云:「明槍易躲,暗箭難防」。扭虧雖然打響了,可他感覺自己處在各方面的夾擊之中了。

越是向前發展,這種「夾擊」會越來越厲害。他既然沒有能力搬掉這些絆腳石,就只能聽命小人們的夾擊。在他的事業順利的時候,反對他的人會躲在陰暗的角落裡向他施放冷箭,一旦他的事業稍有失利,他便會遭到痛打落水狗那種圍殲。

他的威信越增加,越潛藏著危險,改革開放預設了事業者葬身的墳墓。

在引進外藉技工的問題上,便爆發了他同反對者之間的第一次公開較量。當第一個批量越野車將近完工後,他親自同我一道檢查了這些「產品」。結果發現,製作樣車出現的幾個主要毛病仍然沒有改觀。連續的跟班觀察,使他體會到國有企業,習染多年的舊習,牢牢纏著工廠。他看到工人們並不是干不好,而是大鍋飯的分配製度作崇。

「干不幹,一月一百半」這是工人的口頭禪。「虧損又怎麼樣,國家還能不拿飯錢給我們?扭虧又怎樣,再賣命工資卡上不會給你升一分錢。工資是政策規定死了的東西,扭不扭虧還不都一樣。」年紀稍長的工人這麼說。「工廠條件就這麼差,那能保證出好車呀!」年輕的工人總是這樣替自己的粗製濫造作辯護:

「李廠長,一個月就只發這麼一雙手套,我們的手都要冒煙了,眼睛天天流淚,這樣惡劣的勞動條件,我們也是人,要不李廠長你也來同我們一道玩兩下。」調皮工人的挑釁使他無話可說,他看了看蹬在那裡磨磨蹬蹬的工人心裏別說有多麼焦急。

當他回到辦公室看到保定汽車廠為他寄來的「太空」車照片時,想到別人為什麼會做出那麼好的車身?於是他千里迢迢親赴保定汽車廠實地考查,考查結果告訴他,保定汽車廠從浙江引進了一批鈑金工和油漆工在那裡「大顯身手」。他們拿的是計件報酬,做一台車得一台車的工錢,要想多拿錢回家,只有靠自己盡量多幹活干好活,否則解僱走人。

於是他從那裡以高報酬招聘了幾名浙江工人,經過實地的操作,從農村裡出來經過幾年嚴酷訓練摔打的「僱用」工人,無論在技術水平和吃苦耐勞,工效等方面都是本廠工人無法企及的。

在黨政工聯席會議上,他第一次提出引進外藉工人的主張。同時將那些只會在操作工地上散布消極情緒的人,就地「掛」起來送勞人科「待業培訓」,待業期只發給生活費。他的建議一出口,聯席會便「沉默」了,既不熱烈同意也沒有反對意見。

可他沒想到第二天就在那簡陋食堂,他按平時的規矩,中午去吃飯時,那裡已圍了一大圈老職工和他們的家屬。見到他以後,人們七嘴八舌向他發問,「你準備把工人送到勞人科去究竟怎麼處置?」「誰給你的權力把本廠的工人的飯碗拿給外廠工人去吃?你究竟拿了好多錢給外廠的人,他們給你分了幾成的回扣?」叫聲越來越高,責罵越來越難聽。

在經歷了這麼一場謾罵和聲討后,晚上,他獨自睡在床上反思,難道,黨政工聯席會上,有這種號召力極強的與他貌合神離的「領導」背地與他作對?他們是誰呢?在這種孤掌難鳴的壓力下,他不得不把這個本來只需廠長取捨的人事任用權,提交職工代表大會討論通過。

職代會召開討論表決,引進外藉人雖勉強「通過」。但引進來的人報酬,卻要與本廠工人拉平。而對本廠子弟送勞人科「掛」起來培訓的意見,則被全體與會者否定了。吸引外藉工人的「高報酬」既被取消,應聘來的外藉工人只好打道回府,李倫第一次嘗到憑他的直覺和需要辦不了任何事。

眼看引進外藉人就要擱淺,他仍不甘心,晚上同幾個到他住所來「聊天」的「智囊團」成員交談,把這個問題提交他們討論。有人向他竭力主張推行計件工資制,使有能力多做事的人可以得到較高的報酬,這本身是天經地義的,這種合理辦法,可以留住從保定召來的工人,他立刻採納。外藉工人算留下了。

經過一年努力,到了1989年底,產品結構終於改變過來,原來生產的農用車交給了大集體去做,主廠全力以赴加大越野車和小客車的投入。過道上停塞的農用車開始漸漸疏減,年底由財務科公布連續兩年的虧損終於止住。

然而財務科放出空氣,說這全是把工廠虧損的利息掛起來不計的結果,如果過去虧損仍然算在工廠的頭上,那麼到了1988年年底,依然虧損上千萬。

李倫有何德能,還不是靠政府政策的挽救?李倫心中明白,自己的事業才剛剛開始,要徹底改變這家工廠的面貌,要讓農汽廠在政府部門購置專用車的潮流中「存活「下來,還要付出很大努力。

專用車生產已成定局,根據他的提議,農用汽車廠正式更名為重慶專用汽車製造廠。不知內情的媒體,各大報社的記者們,又在中共負責宣傳產品的官員指派下,從新來專汽廠對李倫個人進行專訪,並且像兩年前捧殺李友的老方法,對李倫進行吹捧,要他講一年多來止住虧損的治廠經驗。

不過李倫必竟比李友聰明得多了,他知道記者的宣傳,不過把自己扮演成中共玩弄的木偶,木偶那能貪天之功據為己有?更何況雖然第一仗他打贏了,工廠要真正站起來走出困境,還有一段極其艱難的路。

但是他必竟是「事業家」,他同他的幾個「左右手」商議以後,第二年的第一步,要在全廠所有工種推行計件工資,用按勞動件數付酬替代計時工資。

此外還用划小核算單位到班組,來迫使工廠的每一個庫房,每一個班組建立成本意識。同時還要破除工廠的原來用工制度,不拘一格吸收有志為廠興旺的有志之士,以改造工廠管理層的素質。用建立第三產業消化那些平時不做工,專門發布「快訊」的人員……

一大堆的改革方案,仗著當時鄧小平的「體制改革」為依據,他準備一試自己的「身手」。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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