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血紀》下集(66)

【新唐人2011年12月26日訊】【編者的話】血紀》記述了大陸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學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農場,在勞改農村二十年的血淚歷程。《血紀》一書完全可以與前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相比。小說《古拉格群島》反映了蘇聯人民在斯大林統治下的血腥恐怖讓人觸目驚心,而《血紀》則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難經歷為主線。這條主線也是毛澤東禍國殃民的編年史,更是陳力、張錫錕、劉順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詩。書中人物眾多,文筆樸素,使中共監獄的慘無人道和烈士的壯懷激烈躍然紙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書前言中說:「當這本書有幸與你相逢時,讓我們珍惜這種來之不易的相識,為融化中國專制主義,建立中華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請看長篇紀實連載《血紀》。

第五章: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在上集里我已將「無產階級專政」在中國大陸實施的真象記錄下來,從中可以看到,勞改隊是一個法西斯集中營的遠東版。

史大林之所以在蘇聯推行「國家所有」,那是為了要建立一個與獨裁政權相適應的經濟基礎。毛澤東校仿蘇聯,在中國建立一個適應高度獨裁國家的經濟基礎,這便是中共國有制的由來。

同蘇聯一樣,毛施行「國有制」二十八年,不但無法超越經濟發達的「資本主義」世界,連本國老百性的吃穿都解決不了,數千萬中國同胞為共產主義的試驗白白付出了幾千萬人的生命,作為基礎的經濟,最終裁判了「公有制」的淘汰。

在這一集里,我回顧了鄧小平「改革開放」 的過程和結局。鄧部份順應客觀規律,捨棄「共產主義大鍋飯」,知道「白貓黑貓能逮耗子的就是好貓」。 但是這一過程依然保存了「獨裁」衣缽,它走向了另一極端—-

本來,現在大陸社會中與公有制並存的民營企業,以其各方面的優越,令人信服證明,代表私有制的民營經濟優於獨裁專制的國有制。

但是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是將共產黨騎虎難下的「公有制」變成統治者的「私人佔有制」,這與自由競爭而發展起來的「私有制」,具有本質的區別。中共主張的『私有』,是竊取權力者少數人的私有,帶有對社會財富的掠奪性質。它恰恰加劇了社會的矛盾。

這樣來認識鄧氏的改革開放,才可從「中國特色」的現象中,透視這種新的奇形怪狀體制產生的尖銳矛盾,這是一種用「中國特色」 包裝的統治集團佔有制。它與資本主義所奉行的自由經濟完全不同。

私有制的生命力發源於競爭,沒有競爭,私有制只能萎縮。事實告訴中國的權力握有者中國可以實現的進程應當是:先從取消專制制度開始,才有「改革開放」的實施,俄國已這樣做了。那麼中國的改革又怎樣呢?

下面我客觀地把這個轉型過程記載下來,並預測它的未來。讓我以親身經歷看看這個過程,看看它的後果吧。

笫一節:進入工廠

在進入重慶農用汽車廠之前,除聽到這家工廠不景氣的傳聞,對那門上掛著的大牌,門衛森嚴的表象究竟是怎麼一個內幕,我一無所知。只因我當初要求調進這家工廠時,在統戰部幾次碰壁后對它產生了好奇。

第一次進這家工廠,原是去勞動人事科報到的。當我走進那黃色的辦公大樓,找到勞人科,並從那位勞動人事科長手裡接過「履歷表」填寫時,正好碰到了一件奇怪的調動糾紛。

當事人是一位二十來歲的女工,正哭喪著臉糾纏著這位科長。這位年青女士原是北碚區法院的民事庭庭長的侄女,她本在河對面玻璃器皿廠當一名玻璃製品的磨花工。因為家住北碚市中區,嫌每天趕輪渡上班太不方便,便扭著她的伯伯,要他在北碚市中區的工廠中為她安置一個工作。

農用汽車製造廠的妤幾位職工是法院的家屬,這位庭長也不知從那裡打聽到,金工車間正準備向外招聘兩名萬能磨床的磨工。便私下打電話託了當時任廠長辦公室付主任的老同學。

對方立即找人事科長商量,將兩個準備從外面調進的磨工名額讓了一個出來,私下商定「成交」后,就向她發了調令。

像這種法院利用國有企業安插私人子女的事,極為平常。一方面國有企業的工人拿的是國家發的工資,調進人不過是在國家付的工資名額中多造一個,工資雖薄卻是鐵飯碗。由於交通便利,所以誰都削尖了頭往這裏鑽。

再說滿足法院提出的要求,還可以巴結政府的權力部門。因此調進來的人再沒用,工廠再人滿為患,依然很快可以成交。這種調動大家給取了個名,稱做:「走後門」,成交雙方叫:「關係戶」。

而我在勞人科偶然碰到這位女士,卻發生了一點小小曲折。當她被金工車間的李主任帶到萬能磨床上時,她終於說出她是磨玻璃的工人,從來沒有見過龐大的磨床。更不知道怎麼開動這個龐然大物,不知道怎麼來操作它。

李主任哭笑不得,只好將她退回給勞動人事科。然而一切調動手續已經辦完,生米煮成了熟飯,這位「關係戶」已成了農用汽車製造廠的正式職工。

那林主任只好再次出面與生產庫房商量,那兒可是一個容納閑人的最佳場所。不過生產庫的編製總共十二人,現在由於各種後門戶,容納了整整三十個人,主任說既然早就超編,再加一個也無妨。

大陸上的「走後門」配以各種形式的賄賂,成為這一時期國企的主要人事原則,也成為國企管理者貪污的來源。國有企業馭著人員雍腫的包袱,在商品經濟來潮之初便迅速『累垮』。重負荷成了國企倒閉的原因之一。

我填寫好履歷表交給這崔科長后,他通知我說:「黨委辦公室的周主任,請你去一趟。」並且將市人才交流辦公室的表交給我帶上,悄悄告訴我說,這周主任是新任廠長李友的姐夫,你的工作要由周主任安排。

第一次同周主任見面,他告訴我,李廠長為將我調入這家工廠,暑假中就教育局放人,連續跑了許多次。李廠長才上任,正缺得力助手,所以你進廠后希望能全力支持他。

聽這話,心想到了一個新環境,我的德性恐怕要改一改才能適應,可惜該怎麼改,我卻不知道。

按照周主任安排,第二天,我便被安排去總工程師辦公室上班。

從黨委辦公室出來,今天還有大半天,我可以仔細看看這個很難調進來的工廠,究竟如何的盧山真面目?

站在工廠大門口,我仔細辯認了工廠的位置,認出這兒正好是我初中一年級求學的實驗中學所在地,算來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當年,實驗中學搬到毛背沱與兼善中學合併,改名為重慶第十三中學。

現在工廠大門還依稀看到當年實驗中學的舊貌,這幾年隨著城區改建,雲泉路和雲天路半圍了整個廠區。

廠房十分破舊!中心地帶的山包上立著一幢黃色大樓,大概是抗戰時留下的歷史遺物!黃色大樓下方整個廠房分佈在四周,全是泥夾牆結構,因長年雨水浸蝕變成危房,很像一些戴著灰色破氈帽的苦力,訇伏在四周。

廠房之間按照天然地形,彎彎曲曲寬窄不等的過道上,散亂的停放著仿蘇制吉斯卡車,有的車身已生滿了銹,這是當年取名為北泉牌的農用汽車。

幾幢廠房黑漆的鐵門敞開著,從那黑漆鐵門走進去,暗淡的光線中機油和霉氣的氣味迎面撲來,令人感到窒息。

只有衝壓車間光線比較明亮,有幾台像樣的沖床和油壓機,其餘的車間,冷作、工具、金加工、裝配幾乎都是五十年代的舊設備,在暗淡的燈光下有氣無力的運轉著,斷斷續續發出尖銳的金屬切削聲。

走進一個車間,工人們躲在黑角落裡吹牛,打牌,只有車間辦公室和技術組的辦公室還亮著燈,我看了看手錶已十一點鐘,距下班還有一個小時。

走出車間,轉過廠區,沿過道朝工廠大門走出。

從圍牆外的馬路向市中區方向走,過了雲天路右轉,朝車站方向去便是雲泉路,圍牆外的房屋漸漸多起來,不過那些房屋破爛不堪,過去從這裏路過,並沒有留意。

今天帶著了解工廠的目的,我才仔細看清楚,那房屋像是當年抗戰難民築起來的貧民窯,有些牆體已經垮塌,房頂上鋪著破碎的石棉瓦。

想象得到,住在這裏的主人在風雨交加時,最提心弔膽的便是整個房子會在風雨中垮下來。好在這些鴿子棚背靠在工廠的圍牆外,相互依靠著免得被平地的大風捲走。

走進一處門窗像樣的窩棚前面,向一位正坐在門口的老太太詢問,她回答道:「這一片爛屋子都是農用汽車廠的職工宿舍。」

那周主任所說的許多人削尖了腦袋往裡鑽的工廠,職工們竟住在這些破窯子里渡日,一絲後悔的念頭拂過了我的腦海。

當初離開二十四中時,老師們都說我這下終於擺脫了二十四中那窮地方,調到這麼一個市屬單位,好比從糠兜跳進了米兜,現在看來這裏除了在地理位置佔著交通方便的光,少走些蔡家場的爛泥路外,並無其它優勢!

其實暴政之下焉有福地?!我現在暫住天生橋劉啟建父親的家裡,那住房也是危房。半邊的房梁已垮塌,地上常年潮濕,平時屋裡散發著霉氣,一到雨天,整個腳下就沒有一處是乾燥的,別說孩子,連我常住下去也會受不了。
我是階級鬥爭戰場上活出命來的難民,能尋個遮風避雨的地方就不錯了。

按照周主任的安排,第二天我便去總工程師辦公室上班,總工辦就在底樓,從正門走進過道的最盡頭,我被帶進那間排著六張辦公室的屋裡。這時因為沒到上班時間,辦公室裏面還沒有人。

五分鐘后,總工程師王重夾著一個皮包來了,他是王庸的五哥,又是重慶大學先我們三年畢業的校友。

在總工程師室丟下皮包后,他便來我們辦公室安排了我的坐位,並帶我領了一套繪圖儀器。

當人到齊后,王重介紹了辦公室其它五個座位上的人。給我的任務是協助和統計全廠各車間的技術革新。

第一天上班,辦公室幾乎所有的人都在看報紙,我卻忙碌著收拾那些剛領到的東西。打開抽屜,把領的那些資料和筆記本,繪圖儀器放進去,便打開資料看起來。

辦公室里很安靜,除了翻動報紙的聲音,便是喝水聲,誰也沒有同我打招呼,使我感到十分陌生。

大約過了半個小時,靠窗子坐在第一個座位上,年齡已五十歲多歲的女人,開始說話:「也不知道雲泉路那兩幢的房子方案出來了沒有?這一次大家要盯緊一點,不要讓總務科再像上次那樣塞了私貨……」她喃喃自言自語。

坐在她後面那個年齡與我差不多的,臉上長著絡腮胡的男子接了嘴:「總務科上周就把這次分房的方案訂好的,只是那姓馮的還遲遲不與公布,又不知他在搞什麼鬼!」

「明天就要公布分房的第一榜名單了,我是盯著了,我幾輪都被擠掉了,就看這一次有沒有我的份了。」坐在最後面的那位頭髮花白的老頭說道,全辦公室看上去他的年齡最大。「如果我再分不到,那麼退休以前再也沒有我的份了。」原先辦公室的安靜頓時被熱烈的討論代替。

大家討論的就是我昨天所見雲泉路上兩幢新建的樓房,從大家的討論知道那兩幢房子只修了五層樓,一共才四十套。全廠一千多號人,盼了快兩年了,現在就眼巴巴盯著這四十套新住房,怎不緊張?如果按照工齡排隊,這辦公室所有的人恐怕都有份,就看誰手長、關係好了。

我聽了很久,已聽出他們談論的無非是:有分房資格的老職工雙眼緊盯著總務科,想方設法保住自己的資格不被意外的關係戶擠掉;沒有分房資格,便會利用有利的人際關係,千方百計地擠掉那些已排上號的老職工。

估計自己分新房無望的人,就把眼睛盯著那些將要騰出來的舊房上,以各種理由來調整自己原本太擠太潮濕,太惡劣的住房。

總之各自打著小算盤,至於為什麼今天大家都在住爛房子,怎麼才能讓大家都住好房子,卻無人提到。

想到這裏,我回過頭從新看了看辦公室的其它五名同事,論年紀除了坐在我前面的那一位女士還只有三十歲左右,其餘的人都是四十以上的人。而且能在這個辦公室里工作的,大多都具有大學學歷,可是他們看問題的深度,對問題的態度一點都不比文盲大老粗的工人高。

且聽那在臨窗坐位上,臉上長滿絡腮胡的中年人提高了噪門吼道:「老子工作二十多年了,這個工廠怕沒有幾個敢跟我比的,現在一家三輩六口人還擠在不到二十平米的爛棚子里,幾次分房,都被那殷白毛的關係戶佔去了,這一回再分不到房,老子全家就搬到李友家裡去住。」

那最先引發討論的老大姐,也不甘示弱:「老娘到這廠來足足幹了十八個年頭了,如今娃兒都長大成人了,一家五口還擠在那牛毛氈破房子里,前年分房,第一榜,第二榜都有我的名字,獨獨落實最後一榜時,我的名字卻被刷掉,這次再刷掉,我絕對要問個憑什麼?」

她的話音剛落,坐在我前面的那位年輕女士,喊道:「你們曉不曉得李友的那個小舅子馮西,這一回排的分房人員中就有他的名字。」這話像點了一把火似的,點燃了整個辦公室。

「怪不得李友叫馮西當分房領導小組的組長,他才來工廠幾年?他憑什麼上了榜?大家盯緊點,這一次如果他馮西分到房子,我們到李友家去鬧。」絡腮胡吼道,然而那老大姐朝絡腮胡壓低噪門說道;「輕聲點,隔牆有耳。」

她指了指對面的那間晒圖室,然後轉過身朝那年輕女士問道:「劉茜。你這消息可靠不可靠?」那年輕女士被這麼一追問心裏老大不高興,悶聲回答道:「你不信等後天張了榜就明白了。」

絡腮胡卻並不理會老大姐的提醒,站起身憤憤的吼道:「真他媽缺德,這麼大的工廠,一千多職工一大半就住在爛棚子里,苦苦等了許多年,眼睜睜地看到這兩幢新房子,又只有四十多套,李友那傢伙,還想拿去照顧他的小舅子。」

說到這裏,坐在後面的兩位,嘟噥著說:「這個廠啊,連當一個班組長都會利用手裡頭的那點「權」,往私人腰包撈,李友當廠長了,正該他撈的時候!」

正在這個時候門口閃過一個人影,那老大姐咳嗽一聲,辦公室剛才熱烈的討論便突然的軋板。果然門口走進一個大約二十來歲的年輕姑娘,她便是對面晒圖室的描圖員,走進來問道:「你們有誰有圖或資料要描,要抄的?」沒有人理會她,於是她便走出門去。

我後面的那位告訴我:「這就是李友的侄女,安在總工辦專門當耳目的。」!

這李友仍是我的初中同窗,大學以後又走著很順的路,遭遇與我大不相同。三十年後,又在這童年相聚的地方再次重逢,今天怎麼才一上台,便陷入了「後門」的各種是非中,成了眾矢之的?

我既進了這家工廠,也希望工廠興旺,真如大家所說這種狀態,別說等三年五載,就恐怕一輩子也別想「天下寒士皆歡顏了。」

便想把聽到和看到的與他本人交換看法,讓他明白面臨的諸多不利,希望他能趕緊調整自己的做法和作風,把工廠組織得像樣一點,迅速改變目前這種一盤散沙狀況。

李友住在雲泉路上一個三合院里,那院里一共兩幢五層樓房,每一套住宅都有成套的寢室和客廳廁所,算是當時這家工廠最好的住宅。

主意打定后,便在一個中午,在街上吃了一碗小面,看看手錶距下午上班的時間還足有兩小時,便向三合院走去。
走進三合院的門口,問清他住在進門左手那幢樓的四樓上面,找到他的住所,敲門卻一直沒人應。我懷疑他是不是在家,後悔當初來時該在辦公室通知一下他本人,也不至於空跑一趟。

緩緩地走下樓來,在二樓樓梯口碰到一位中年職工,向他詢問李友下班后回家沒有?對方答道李友是否回家他沒看見,但肯定他一家人都在,上午看見他的母親上樓,剛才他的大妹還來過。

於是我又折轉身從新去敲那閉著的門,仍沒有動靜,我又繼續敲下去,反覆三五次,那門手終於搖動了,門輕輕的開了一條不到一公分的細縫。

「你找誰?」那聲音是從那門逢中擠出來的,聽去是一個中年婦女的聲音。「我找李廠長,我是新來的,是李友的老同學,」我回答道。

心中已十分彆扭,怎麼明明屋裡有人,敲了這麼久的門才來答應?這種無禮的「神秘」使我頗有看法。門裡面有了響聲,好像是悄悄的對話,又過了一分鐘那門才慢慢打開了。「請進吧」,黑屋裡傳出的仍然是那女人的聲音。

我朝門洞里望去,黑黑的什麼也看不清楚,我不安的剛舉步,「噢,請換拖鞋」那女人在洞里發令道,我接過了遞過來的拖鞋換上,跨進了門,門從新在我的身後被關上。隨即,「啪」的一聲電燈打開 了。

一間略微講究的客廳呈現在我眼前,抬頭望去,那兩邊的窗戶被厚厚的窗帘遮蓋得嚴嚴實實,心中正思考這位老同學,為何在大白天把自己關在寓所里?

客廳里正對大門的長沙發上坐著三個人,一位頭髮已經全白的老太太,緊靠著她身邊坐著一個約十五歲的男孩,旁邊還坐著一個大約三十多歲的中年人,從年齡上判斷,眼前四個人沒有李友。

剛才開門發話的女人戴著金絲眼鏡,四十歲上下。此時,她很有禮貌的指著右側一個單人沙發說了聲「請坐」。

沒見李友,我心裏又生了疑惑,難道這位老同學今天中午沒回家?我見過不同層次的人,以這種神秘方式接待客人的,好像在那篇偵探小說里有過描述,雖然很尷尬,卻又充滿好奇。

於是我一面坐下,一面再次自我介紹道:「是這樣的,我是剛剛從蔡家場一所中學調來的,想找李廠長隨便聊聊,他在家嗎?」

話音剛落,只見左側的寢室門帘動了一下,一個戴著黑邊寬鏡框眼鏡的中年男子,閃身從裏面走了出來,向我伸手,握手致歉,那面部卻是冷冷的,缺乏熱情,也許因為我是空著手來的,有違市俗規矩。

我從沙發上站起身來同他握手,他一面示意我坐下交談,一面解釋道:「真對不起,不知道是你來了,所以遲遲沒有開門,你不知道這家工廠有多煩人,這幾天就為了兩幢剛剛修好的職工宿舍分配給大家,全廠鬧得烏煙瘴氣,這幾天不管中午休息,晚上睡覺,只要我在家就有人來找,全家雞犬不寧。」

我打量眼前這位西裝革履的「紳士」,人變到這種程度似乎有些可怕,本屬於人性本能的東西,不知為啥丟失了。他邊說,邊從茶几上的水果盤裡取出一個梨子遞在我的手上,繼續解釋道,「我被纏得沒法,只好將妹妹請來,對付這些成天纏我的人,凡在休息時間來找我的,一律說我不在家。」

他向方才放我進來的那位女士點了點頭,算是自我介紹了。隨即他指著坐在沙發上的老太婆和中年男子介紹說,這是他的母親和小舅子。

我朝那中年人看了一眼,猜想在辦公室議論的馮西大概就是他了,接著主人又詢問道:「聽舅舅說,你安排在總工辦,手續辦完了嗎?」我遲頓了一分鐘,剛才我進門前,所存下的映像還在回映,一時腦子裡還在那黑洞的房門口徘徊。

更主要是,兒時的同學相隔這麼久,不管現在的身份如何,同學之誼總該放在相見的第一位,因為童年的情誼最能喚起激情的。三十年相別,初次相逢且不說多麼驚喜,也不會板著面孔,擺出上級對下級的那付臭架子來。

心裏面的這點隔閡,已將我來之前準備好的話吞了回去,一面口中應付著他說道:「噢!手續已辦完了,並且上了兩天班了。」

「有住的地方嗎?我們工廠目前最緊張的恐怕就是住房了。」

「暫時只好在天生橋的老丈人家擠著住了。」

話說到這裏,便覺得再也沒有什麼好說似的,很為今天空手而來,感尷尬,這些年中國人到別人家裡是不興空著手的,更何況是剛進廠的人到廠長這裏來,本來抱著看見老同學既聊家常,再將兩天來所見所聞婉轉講出來,結果見面竟弄得這麼僵。

看到對方大概因為心緒煩燥,再去說些他所不願聽的話,弄得對方反而不高興,而適得其反。

那沙發上坐著的人盯著我,更感到渾身不自在,如此尷尬了幾分鐘,我便起身告辭,他也沒有任何挽留的話,站起身來,關照道;

「老同學了,今後你一定要支持我的工作,有什麼情況我們常常通氣,你個人有什麼要求也儘管直說,凡我能辦的,我一定儘力去辦。」

客套話一邊說,一邊去開房門,最後叮囑我說;「以後你如果要來,在預先沒有通知我時,就要按約定的暗號敲門,暗號是這樣的:***我們就知道是自己人來了。記住了吧。」

我看著他那寬大的眼鏡框里透出一種令人猜不透的眼光,不自然的點了點頭,便出得門外,穿上自己的鞋趕緊離開……

剛走完那樓梯,見兩個氣沖沖的中年人向那扇已緊閉的門走去,然後使勁地敲那房門,可那門靜悄悄的一動也沒動,直到來人沒趣的走開。

我下了樓梯,一邊走,一邊還在回味剛才所見到的廠長,感到今天實在不該空手到來,自覺唐突,對這位千余職工的頭,怪僻的神秘頗感不安,預感到今後,怕難以同他相處,心中未免泛起了一陣失望。

我們一家從蔡家場遷居北碚以後,劉啟建還暫留在衛東中學,我和母親以及兩歲的兒子,暫住岳父的私房中,我的母親和老岳父都已是年過七旬的人,母親又在縉雲諮詢門診上班早出晚歸,不到兩歲的兒子只好托鄰居劉大媽帶。

可是不久,劉大媽的外孫出世,本想請母親出面送去北碚機關託兒所全托,但看看不到兩歲的孩子就離開父母單獨生活,於心不忍。再說,託兒所也不可能在學期未了中途收插班生。

經過與本廠託兒所商量,暫時把兒子送到那裡去上日托班,從那時候起,我每天都五點半摸黑起床,在街上打回牛奶煮好后,再叫醒兒子餵了奶,便急匆匆地把他馭在肩上去上班。

從天生橋住地到工廠相距兩公里,而且通公共汽車,但是上下班那趁車的擁擠實在駭人,公共汽車一來,等在站上的乘客,並不排隊,而是一擁而上爭著搶坐位,擠上車以後,坐著的都是精強力壯的年輕人,別說我這種抱著孩子的人,就是單身年齡偏大的人,也常常在上車被擁擠人群推倒跌傷。

同時趁著擠車的混亂,扒手十分猖厥,像我這種經歷二十年監獄見過許多竊賊的人,也會在擠公共汽車時,遭到洗劫。

第一次從蔡家到北碚來,身上帶的三十元錢被扒一空,還是向駕駛員說了許多好話,才免交了車費。後來我吸取了教訓,上車時只帶著一元錢的車費,但即使只揣了一元錢都會被扒去。

偷扒成風,有兩個原因,一是老百姓太窮,無業游民生活無著。二是文革遺風,道德淪喪,搶劫殺人已成普通的事。「打砸搶」既成為執政者認可的「好得很」的革命行動,不但不加以制止反而加以提倡,文革晚期刑事犯罪,便成了社會上令百姓心寒的公害。

中國老百姓長期生活在亂世,對文革業以形成的社會陋習已經習慣,加上處於弱勢狀態,事不關已別自找麻煩,是老百姓最常用的明哲保身態度,即使對眾目暌暌下的行兇搶掠也視而不見。

擠公共汽車,既有受傷和被扒兩大危險,加上住地到工廠不過兩里地,所以我就不再去湊那坐車的熱鬧。

每天一清早讓兒子喝過了牛奶,自己一邊啃饅頭,挾著帆布的工作包,馭著兒子,冒著清晨的寒霧,匆匆地走上公路,趕在上班前把孩子送到工廠的託兒所,再匆匆趕往黃色大樓。

時值初冬,每天早上這一趟就得弄我一身熱汗。好在我勞動慣了,權作早上鍛煉身體,開始時還覺得太緊張,過了一段時間漸漸形成習慣也就無所謂了。

到了下午五點半鍾下班,我又到託兒所接出孩子,依然地把他馭在肩上,當然回家就沒有上班那麼緊張,抓著兒子的小手,慢悠悠的往回走,一邊還問他今天阿姨教了他那些兒歌,跳了什麼舞?搬著指頭數數能數到幾?有時還教他背唐詩,在我的肩上響起,「鵝、鵝、鵝,曲項向天歌……」

那日子雖很累,但與天真可愛的孩子朝夕相伴,換來的天倫之樂讓我忘掉一切。有一次託兒所流行腮腺炎,孩子被傳染了,喉嚨和臉腫得胖官似的,晚上還發燒,整夜啼哭,我就把他抱在懷裡輕輕地哄他,給他講故事,唱兒歌直到睡著。

那一周我幾乎整夜沒睡覺,我可是快五十的人了,硬撐著,終於自己也得了病,咳嗽不止。

但我想到在鹽源時,得了病還要被抽打趕上山去,便無所謂了。依然一早起床生爐子打牛奶,然後馭著孩子,冒著寒霧,急急的往工廠託兒所趕。

有時路上碰到同廠的職工,逗著我馭在肩上的兒子,有意無意地向我發問,「老孔!這是你的孫子吧。」其實兒子也好,孫子也罷,這是命中注定的,也是中共給我造成的,既是命中帶來,我都認。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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