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21日訊】五七小右派李文書口述個人史
勞改轉場
一九五八年，在大躍進聲中不知不覺到初冬。這時劇院來的這二十幾個下放幹部和右派，就有小部分要離開農村。其中就有董秘書和歐陽加上一個右派謝大。如前所述，他們三人被排齣劇院去了瀘洲。我送他們在二郎峽口上了開往重慶的客車，沒有依依不捨，只有期盼這樣的告別多來一點。他們走後，剩下的右派就比下放幹部多一點，不久就宣布轉移到南桐礦區的兩河鄉，與重慶市文化局所屬各單位右派、下放幹部一起，修桃子凼到兩河鄉的公路，這樣我們從農業勞改變成了築路勞改。十二月，我們離開了建設鄉二郎峽，自己背包擔行李經桃子凼步行一天到了兩河鄉。
兩河鄉背靠雲貴高原的貴州山，鄉政府地處兩股常年不斷的山溪水匯合的小小沖積平地上。那時的鄉政府十分簡陋，就一幢瓦房，左右兩邊是雜貨店和飯館，對面還有一幢瓦房是衛生所，同樣簡陋，只能醫治頭痛腦熱、破皮擦傷，得了大病，最近的醫院也在百里之外的萬盛，還得翻山越嶺步行去看醫生。這裏山高溝深路難行，人煙稀少很幽靜，所以政府要我們這些勞改老右來修公路，雖然是十分簡易的，但修成后也能通車給人方便。那時根本不講發展經濟，只講政治運動搞得痛快，但我們修公路應該說是給兩河鄉農民幹了一件實事。文化局所屬各單位共一百多號大多是右派加歷反和壞分子，少數下放幹部，全體集中住在一個叫襠灣的大院子。所謂襠灣就是在兩匹山坡交匯的一處較低的路口，也叫丫口。形象一點說，就像一個人躺在地上兩腿彎曲張開中間的凹地兒，就是褲襠。我們這號人住在這個褲襠中，好像是理所當然。少數下放幹部中的少數住在小房間里，有床有桌，可能是黨員或領隊，我沒有心思去打聽這些。全體右、反、壞住幾間大屋子，在泥土地面上鋪上稻草席子被蓋睡覺，兩邊靠牆中間留條道行走，這就叫通地鋪。吃的是築路隊辦的伙食團，與農民完全分開了。這百十來號人，可以說大多數都是很有知識學問的，尤其那些出版社和中學來的老右們，個個都是出口成章。從古到今天南地北無所不知，吹起來沒完沒了，使我這個小老右中學生聽起來如痴如醉。比較起來我們劇院的這批人文化知識就稍遜一籌，我簡直就是個小學生。但在勞動上我就是大學生了，乾的是人力築路高級別的活兒打炮眼。這一工種既需要技術又需要體力，就由我們幾個演藝界來的小老右包了。記得我們幾個的任務是要將一匹石山嘴降低十來米，要爆破的石方自然上百，一百多立方的巨石要炸成碎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別對我們幾個小老右、新工匠。我們從最初一邊學一邊打，一天十小時只能打出幾公分深的炮眼，一炮都不能放，到最後一對炮手一天能打出八米左右深的炮眼，能聽到十多次爆炸聲，不到半月我們就把這處石山嘴啃下來了，值得慶祝，我們特意將最後十多炮計劃在一九五九年的元旦來勝利結束。
一九五九年的元旦特別不一般，是我一生中無法忘記的元旦。清晨推門一看驚呆了，屋頂院壩滿山遍野白茫茫一片，不是瑞雪是冰霜。人說瑞雪兆豐年，那麼冰霜呢，難道今年的日子將是霜覆枯草，如履薄冰！總之我有一個不祥的預感。當我們幾個炮手來到作業場地，我就建議咱們今天放他二十四炮來結束這個勝利日子。為什麼是二十四這個數呢，因為一九五九加起來就是二十四。大家一聽都說要得，我們就在中午放十二炮，下午收工放十二炮，熱熱鬧鬧地結束了開山築路這一路段的勞動。
五九冰霜
春節剛過，就傳來劇院歌劇團（這時已同市文工團歌舞隊合併名曰重慶歌舞劇團）通知該團三個下放幹部羅遠凱、李正、曹遂志回重慶歌舞劇團工作，我們著實為他們高興了一把。建設鄉送走了第一批，還不到三個月又要送第二批，怎能不高興。我們劇院的幾個為他們舉杯送行，他們也喜笑顏開，興奮不已，背著行李走出大山。三天後，我們正在襠灣一段斜坡上築路，突然看見遠遠山坡下有三個人背著行李蹣蹣跚跚走來。走近一看，那怕他們低著頭不見臉，也能認出他們是誰。這是怎麼哪，剛剛過去三天，來去兩天路程只在重慶待了一天又回來了？不詳預感油然而生。這時天色已暗，收工哨音響起，叫大家回襠灣大院壩集中宣布重要文件。大家集合完畢，總領隊站上台階，叫他們三人站上台階右側，然後宣讀他們三人回重慶經批鬥划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回原地監督勞動改造的黑頭文件。對他們三人，這樣的突然打擊那是相當殘忍的。此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他們都是低頭幹活，悶頭吃飯，蒙頭睡覺，一聲不吭。羅遠凱是「歐波」（雙簧管）演奏員，兩年前在人民劇場舉辦獨奏音樂會，稱得上是演奏家了，文藝十一級，相當於現在的二級。李正是大提琴演奏員，排位第二。他們兩人打成右派的主要原因一樣，都是抗日時期的青年軍。曹遂志歌劇演員，中音偏低，難得的好噪門，也是一九五四年在成都考演訓班時被歌劇團看中直接進入歌劇團的。他打成右派的主要原因不十分清楚，因為他極度低落的情緒還沒轉過來就去逝了。接下來的幾天又送來幾個右派，有市歌舞劇團的鋼琴演奏家邱玲一（女），解放前就有名了；編導演一身兼的宋清濤（男），國立劇專畢業，與謝晉同代；市話劇團的曾容（女），話劇演員，同是國立劇專與王大虎同學后是夫妻，再后雙雙打成右派，幾年後兩人先後死亡。他們的到來，不僅給我們右派蒙上一層陰影，就是那些下放幹部、特別與李正三人情況相似的人感到緊張，非常緊張，不知哪天右派帽子又會落在自己頭上。令我們右派不解的是，難道反右鬥爭還在繼續？何時是盡頭！事後才知，幾十萬右派還沒完成毛萬歲的百分比，老頭子還沒盡興，還要補課。
又到了春播春種農忙時節，築路隊臨時解散，沒修好的路段就亮在那裡沒人管。我們就在原地住，吃在公社公共食堂，與農民同勞動，犁田插秧我都幹得好，每天工分還是拿十分。一天我正在犁田，忽聞宋清濤的叫喊聲：「文書，文書……」，聲音沙啞，音調緊張。我急忙放下手中的活，爬上田坎一看，這裏地處山區，在別樣美麗的層層梯田裡，宋清濤站在田中一動不動地還在喊：「快來呀，快來……」。這是怎麼哪？被蛇咬了？因為這裏蛇很多。當我跑到他那裡，他說他的雙腳拔不出來，下面好象有一股力量死死拉住。奇怪呀，怎麼會呢，一時不解，我只有下田去摸他的腳是否被什麼東西網住了。這一摸呀真讓我哭笑不得，他的雙腳還穿著草鞋，真是臭老九洋相百出，下田只能光腳不能穿任何東西。我哈哈大笑，不知是笑臭老九的「無知」還是笑毛老頭子真英明。從此我同清濤就成了忘年交。清濤是個熱愛戲劇的天才，出身很好，世代工人之家，舞台藝術的全能手。一九五七年春，我還看過他主演的花燈戲《打鳥》。不知為什麼一九五九年打成右派，可能是充數吧，還好處理較輕，降了兩級每月還拿七八十，可見當時他在業務上的地位。
春種春播農忙一過，我們這支雜牌軍又換防。大家又是背包提物往兩河鄉政府背靠的大山腰上爬去，到一處名叫田灣坪上的地方修堰塘。公路沒修好就擱在那兒沒人管，撂荒了，又趕緊到易地去搞新花樣兒。這就是當年大躍進的特色，瞎指揮的戰略。坪上在半山腰有幾塊田土，兩戶農家，就因為缺水，田灣公社食堂成立就搬家了，田土房空閑著，我們就住在撂荒的農家屋。這裏古樹成蔭，林子深處有一大片很寬很高的怪石林，是個躲貓貓的好地方。通往貴州的驛道就從這裏穿過。傍晚時分，我常常坐在驛道上，看著腳下層巒疊嶂的山峰發神。有時還能遇上幾個苗家男女，吹著蘆笙慢步而過，給他們打打招呼、說上幾句又是一番別樣風味，記得在坪上還吃了苗家送來的一頭野豬肉，很好吃，終生不忘。坪上有一口小池塘，塘邊有一個大旋洞，山水下來就漏掉，要想把塘擴大就必須堵住這個旋洞。我們就是來堵這個漏眼兒的。要是堵住了，關上水把四周田土一淹沒，就成了高山環抱、綠樹叢中的天池，你說有多美就有多美。可是我們百十來號人出了一個夏天的血汗還是沒堵住，據說旋洞通陰河，沒法堵。又一個不講科學人定勝天的笑話。
就在這個人定勝天的笑話中發生了一件悲劇：一天深夜，一直悶悶無言的曹遂志突然大叫起來，把全體人員驚醒，一看他口吐白沫，呼吸極度困難，兩眼瞪直。我們趕緊製作土擔架將他往山下抬，準備到萬盛醫院，近十里的下坡路真是步步難行，下到兩河鄉政府天已蒙蒙亮，我們一摸曹遂志的呼吸十分微弱，趕忙抬進衛生所搶救。然而當搶救器還沒安上，他的心臟就停止跳動了，直到永遠。當天就把他埋在襠灣，穿的還是那沾滿泥土的臟衣褲，裝進一口薄板棺材，還是壘起了一堆黃泥土，沒有墓碑，只插上了一支小標記，等待他的家人來收屍。可惜呀！這個中音偏低的歌劇演員，來到劇院近五年還沒演上一個角兒，劃成右派又不到三個月，就這麼死了，你說悲慘不悲慘，到底是誰之罪？！幾天過去，他的唯一親人，未婚的戀人，四川大學中文系的在校生，隻身來到襠灣，她不是來收屍，哭死哭活呼天喚地要見他一面。大家知道，一九五九年的夏天全國的氣溫都偏高，重慶就更加悶熱，尤其那幾天是暴雨來臨前的酷熱預兆。屍體肯定腐臭了，大家就苦心勸她不要開棺看他了。可是她死活要見。我們只好依了她。當我們挖去墳包揭開棺木，一股臭氣撲面而來，而她卻不顧一切大叫著：大表哥……向開始腐爛的屍體撲下去，幸好我眼明手快立即轉身將她推了回去。坑上圍觀的人才把她緊緊拉住，否則她會抱住大表哥死不鬆手的。這時我們才知道他們是一對青梅竹馬的表兄妹。一聲悶雷從遠處傳來，天邊烏雲滾滾，一場暴雨即將降臨，但願這場暴風雨能洗去她的悲痛，堅強地走下去。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