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血紀》下集(63)

【新唐人2011年11月27日訊】【編者的話】血紀》記述了大陸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學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農場,在勞改農村二十年的血淚歷程。《血紀》一書完全可以與前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相比。小說《古拉格群島》反映了蘇聯人民在斯大林統治下的血腥恐怖讓人觸目驚心,而《血紀》則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難經歷為主線。這條主線也是毛澤東禍國殃民的編年史,更是陳力、張錫錕、劉順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詩。書中人物眾多,文筆樸素,使中共監獄的慘無人道和烈士的壯懷激烈躍然紙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書前言中說:「當這本書有幸與你相逢時,讓我們珍惜這種來之不易的相識,為融化中國專制主義,建立中華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請看長篇紀實連載《血紀》。

第四章:母親擺脫了傷心地

1982年春天,母親正為「落實政策」而心煩時,接到北京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委員會寄來的信,孫起孟告知媽媽,她的來信已轉給重慶市工商聯合會和民主建國會重慶市委,請他們協助解決母親落實政策的善後事宜。

第一節:劉老先生相助

四月一個星期天的上午,醫院的門衛突然來說:「方老師,樓下有一個姓劉的來找你,他坐的是一輛麵包車,看樣子好像是市裡的幹部。」

母親跟著走下樓去,來人大約六十多歲,身著中山服,腳上穿著一雙布鞋,此時正站在大門邊上,面部極為和善。

母親打量著他,在腦子裡竭力思索著,對面前站著的他感到陌生。一面向他走過去,一面詢問道:「您找我嗎,請問有什麼事嗎?」那人立即謙和的向母親自我介紹說:「啊,我姓劉,在農業局工作,請問您就是方老師嗎」?母親詫異地點了點頭。

此時那停放在大門石階下那輛麵包車司機,從車裡伸出頭來,高聲的喊道:「這是我們的劉局長!」母親終於恍然大悟,連忙說道:「啊!劉局長,劉老先生,劉昆水先生,我早就聽說過了,北京的孫老師給我來信中介紹您的,沒想到您親自跑來了,請吧,請樓上坐!」

對方回應道:「唔,不敢當的,我今天是因為到北碚農業局檢查工作,順路來看看您的,孫老師囑咐過我了,要我儘可能地照應您。」他一面上樓,一面講明了自己的來意。

我站在樓梯口迎視著他。回重慶以來,這是我見到第一位市裡的局長。那外表似乎在那裡見到過,或是在什麼小說里讀到過的,但我卻說不上來。

上得二樓,面對本已很狹的過道兩旁,雜亂地堆著破紙箱,爛木頭和煤炭,他皺起眉頭好像在說:「怎麼會這個樣子?」當走進母親那口袋屋,他摘下了那副深度金絲眼鏡,迷逢著眼睛,露出一種走進貧民窯洞的那種酸澀感,小心翼翼跨進了門,屋裡的濁氣,使他下意識地捂著嘴巴。

走到緊緊關著的窗子下面,從新戴上了眼鏡,試圖去打開那窗戶。正好,許小龍的母親從那窗前走過,使他縮回了伸出的手。

接著他又回過身,反覆掃視著這間被兩張床鋪佔去,只剩下一條過道的小屋,似乎明白了一切。

母親並沒有介意來人在觀察什麼,熱情的張羅著請客人坐在床鋪上,然後從廚房裡端出剛剛泡好的花茶,向他遞了過去。那劉局長忙站起身來,謙恭地接過茶杯答道:「唔,別客氣了,方老師,孫老師接連給我來了兩封信,托我關照您的,我也因為工作忙沒能抽出身來。」他第二次重複了來意。

接著問:「最近醫院工資改革了吧,他們給你加了幾級?」眼裡露出一種關懷的眼光。

「唔,工資嗎,按調資文件規定,像我這種二十年從沒有升過一級的人,應當在本次連升三級,但是醫院調資小組的人說,我的工資已是全院最高的,再說已經超過退休年齡了,動員我自動的拿出一級來,照顧那些業務上的骨幹,我也沒有什麼意見,所以最後上報時,我只升了兩級。」母親回答他。

劉局長聽到這裏,不停地皺著眉頭,中國人怕硬欺弱已是風氣,被欺侮的人是明也欺,暗也欺,到處都一樣,今天他已看到這個醫院不僅在住房分配上,在提升工資上對母親的欺侮,他還沒來得及深入了解平時母親是怎麼忍受周圍人對她崎視的。

「孫先生要我能幫助你,調整一下生活和工作環境。」他終於說出了來意。「我也沒有什麼辦法,民建雖說是民主黨派之一,卻連調動一個人也是無能為力的。我已就此向區統戰部聯繫了好幾次,他們說眼下沒有好的去處。」

我看這樣吧,民建重慶市委已報教育部核准,準備在今年暑假后辦一所財經學校,中國要搞四化,沒有經濟管理人才是不行的,你看在這所學校里增設一個以培養幼兒師資為目標的專業,由你出任這個專業的負責人怎麼樣」?

劉局長的坦白和開門見山,顯示了他對民建全國主要領導人孫起孟盡責盡心了。母親的眼裡露出了感激的眼光,她那渴望已久離開這野蠻無理,欺侮她,傷害她的蔡家醫院,總算盼到了。

這不是由中共的基層組織衛生局,教育局,落實政策名正言順解決的,而是由中共的一個小「夥計」以私人交情的辦法解決。中共對如此不光彩的解決,連看都不肖一看。不過對於母親來說,問題總算解決了。母親早在抗戰時就創辦過中學,一個教育部門的老前輩,被中共踐踏成這樣!現在他仗著民主建國會幫助,才逃出眼前這人間地獄!

「這樣吧,你儘快地辦理退修手續,爭取暑假就到工商聯來準備夏季招生的工作。我已經為你安排了住宿,你就安心在財經學校發揮晚年的餘熱吧!」

他說完,便站起身來,告辭道:「今天我還有許多事要辦,所以不能再多給你說什麼了,好在今後來日方長,到重慶以後慢慢地說吧。」

我看著兩位老人緩緩下樓的身影,母親一直把他送到他的麵包車上,熱烈地握手道別後,還站在那裡目送那車消失在場口轉彎處。!

我心裏一面替母親感到高興,她終於擺脫了這個令她傷心的地獄,也替母親擔憂,她已經六十五歲了,要單獨地在市中區獨自開闢一個天地,她能勝任嗎?尤其是,為什麼一個堂而皇之的民主建國會,對中共這種落實政策欺人太盛的作法,不敢直接提出來明正言順加以解決?而是想出在一個與幼兒教育毫不相干的財經學校,辦一個師資培養班的辦法來解決?

六月份暑假到來,母親按照劉先生的吩咐辦理了一切手續,打點了自己的行李,把自己的隨身行李裝成了兩個大包,在我親自陪送下離開了蔡家醫院。當我們顧了一輛運貨的人力三輪車,離開醫院大門時,除幾個與母親保持著友好關係的護士外,沒有人知道母親上哪兒去。

當我們離開了那場口的汽車站向三溪口行去,母親連頭也沒有回。

從1961年,她被強行在這所醫院接受「監督勞動」至今,整整受了它二十年奴役和歧視,在她身上沉澱的傷痕怎麼也無法消褪。

我們到達市區的下半城解放西路的重慶市工商聯合會,已是下午五點鐘了。工商聯接待室里走出了四個中年人,將母親的行李接到一個歐式三合院里,母親被臨時安排在招待所樓上住下了。

一位二十多歲的小夥子,熱情地為母親搬行李,介紹工商聯的情況。他自我介紹說,他叫李重生,是工商聯的伙食團長,劉局長特別吩咐他對母親的生活起居進行關照,今後有什麼事只需喊一聲小李就行了。

母親從這位小夥子的樸實語言和憨厚的態度中,感到在蔡家醫院二十多年來從沒有過的親切。

今天對年過六十五的母親,有一種背境離鄉的傷感,但很快被周圍和睦的人際關係所沖淡。從今以後,也許有一段較為舒心的生活,記載在她夕陽的人生之旅中了。

第二節:解救范小妹

中共建政三十年來,一面空喊消滅城鄉差別的口號,一面又為建立統治秩序實施了嚴密的戶口管理,將國民划為城市和農村兩類。農民在生活和勞動條件上比城市平民更苦,城裡一個職工再窮,每月好歹有幾十元工資,吃糧按城市居民供應也有保障。農民起早摸黑,常年勞累不得溫飽,成了中國社會最底層的階層。

農村這種低下地位,成為毛澤東關押,奴役「五類份子」的大監獄。每次政治運動,都把被整的人「下放農村」以示懲戒。

文革以後,到1988年十年光景,從二十四中學校畢業的高中學生,累計三千多人,考上大學僅只有十餘人,在1982年到1985年連續四年中竟沒有一個升入大學的,學生在學校混了幾年以後回到農村去,只消一兩年便把在學校所學的東西忘得一乾二淨,並變成農民。

就在這樣的氛圍中,1982年,范小妹在這所學校里「混畢業」了,她要算在她的同學中最勤奮的一個。

但是無論她本人付出多大努力,她的母親寄多大希望,我對她付出了多少心血,她同她同年級的兩百多學生一樣,只能在高考的榜上名落孫山,她只好回到蓮花大隊的家,同她所有同學一樣,接受回家當農民的命運。

隨著畢業,原先的理想變成了泡影,前途一片茫然,呆在家裡又怎麼解決生活的壓力?她偷偷地哭過,我明白,她那白紙般的心靈難以渡過面臨的歷程。而她的旅程,是一條充滿文革留下來的欺騙丶搶劫丶危機四伏的路。擺在她道路上的荊棘是她難以預料的,也是她的父母和我難以預計的

她的母親和范大伯商量后,決定讓她高中畢業,到德陽九五汽車廠去學一門手藝。范大伯是該廠的退休職工,按照「政策規定」就業人員沒有讓子女「頂班」的條件,這又是一種偏見和岐視。

她將離開的前一天,突然跑到學校來,懇求我讓她帶走我寫完的兩本片斷。我體會得出,那片斷帶在她的身邊,就意味著我在她的身邊,她說片斷上所有的句子,都會在遠行的途中,響在她的耳際。

就這樣,她像一個在大松樹林里到野地采磨菇的小白兔,懷著惴惴不安踏上了遠程的路。

那天早晨五點鐘,天還麻麻亮,在牛奶場的大門口,她的母親提著一大包衣物,同她一起塔趁了牛奶場去火車站送奶的卡車,當她俯身在車上接過我遞給她的書包時,我看見她的眼圈紅腫,眼眶裡充滿了晶瑩的淚珠,我心裏一陣酸楚,淚水奪眶而出。

卡車緩緩地開動起來,她站在車尾,一再招手,一邊抹淚,一直到消逝在轉彎處的茫茫晨霧之中。

一周以後,也就是6月7日,我收到了她的第一封信,那上面寫道:「平哥你好,現在,我獨自一人到了德陽,一個人關在屋子裡頭昏目眩,想到你對我的關照,心裏就痛,我沒考上學校對不起你對我的一片真心。現在,我真有點後悔,想到我還是不該離開你們,我看穿了這世界的欺詐……」

第一封信的到來,使我陷入了一連串迷惑之中,她為什麼一個人關在屋子裡?為什麼看穿了這世界的欺詐?難道這些話隱含著一種陷阱?更令我奇怪是信上沒有落下地址,讀這封信越感到一種不祥之兆,她此刻在哪兒呢?

七月中旬學校剛放假,母親和我、劉啟建便坐火車到成都,再改乘北上的火車到德陽並在黃許車站下車。
德陽九五汽車廠前身,是重慶新建勞動工廠一部份,遷川西而建立。

它坐落在寶成鐵路旁,同鹽源農牧場一樣,就業隊是就地滿刑的「勞改釋放犯」充實的,就業人員一方面繼續受殘酷壓迫和剝削,另一方面又是一個混雜的集合體,這兒有受迫害的政治犯和受到傷害的老百姓,也有流氓、騙子、殺人越貨的強盜和妓女。管理它的監獄管教,多半是貨真價實的無賴和惡棍。

它的東邊靠著黃許車站,川西平原的靈氣,使這裏風景宜人,然而同大陸美麗的土地一樣,秀麗的山水掩蓋不了這片土地的罪惡。

到了九五廠,我們很快見到了范小妹和她的父親,聽她的哭訴,短短兩個月的經歷,在她稚嫩的心靈上紮下了無數的毒剌。

出來幾個月一無所獲的回去,撞盪生活的美好幻想不但破滅,還要從新回到那破屋裡聽母親沒完沒了的嘮叨?準備著像母親那樣,在分給她的土地上勞碌一生,留在黃訴鎮上吧,又怎麼能應付周圍人群無休止的騷繞?

在中共」改革開放」的年代里,無數同她一樣的農村少女,在向城市遊離的過程中經歷幻想破滅,痛苦徘徊的歷程幾乎是相似的。她們經過生活的摔打,因處在弱勢,只好出賣自己的肉體和良知。一些人變成了城市的妓女,販毒的犧牲者,詐騙新的參入者。

這些不幸的遭遇,成了這個時期駭人聽聞的市井故事。雖然他們都知道,毀滅別人的人自己必將被毀滅的道理,然而他們在毀滅別人的同時,並不願接受自己也被毀滅的嚴酷現實。

不過,范萍就幸運多了,我告訴她,目前地處農村的學校嚴重缺少師資,估計十幾年內這個矛盾無法解決,就在蔡家的幾所邊遠學校都在請代課老師,工資雖不高,但也夠一個人的生活了。只要肯鑽研,肯吃苦,走上講台並不是一件太難的事。如果她願意從事這項職業,我願為她提供鋪導。

建議她暫時到邊遠的學校代課,再看今後的情況來尋覓新的就業機會,總比在社會上瞎撞強多了。經過我這麼建議,她決定跟著我們回蔡家場去。

從成都返回重慶,在母親那裡住了四天,我就和范萍一起回北碚,將她送回她母親身邊,母女相逢酸辣苦澀自有說不盡的心裡話。

這一段初闖社會的經歷給她多深影響,她雖沒說,但從以後她一直避諱提起這段遭遇知道,給她留下了一生難以消彌的傷痕是很深的。

回到蔡家場后她安下心來,聽從我的意見,就在附近的中小學代課,雖然代課的工薪十分薄,但也夠她個人糊口了。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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