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血紀》下集(62)

【新唐人2011年12月20日訊】【編者的話】血紀》記述了大陸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學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農場,在勞改農村二十年的血淚歷程。《血紀》一書完全可以與前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相比。小說《古拉格群島》反映了蘇聯人民在斯大林統治下的血腥恐怖讓人觸目驚心,而《血紀》則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難經歷為主線。這條主線也是毛澤東禍國殃民的編年史,更是陳力、張錫錕、劉順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詩。書中人物眾多,文筆樸素,使中共監獄的慘無人道和烈士的壯懷激烈躍然紙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書前言中說:「當這本書有幸與你相逢時,讓我們珍惜這種來之不易的相識,為融化中國專制主義,建立中華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請看長篇紀實連載《血紀》。

第三章:一段教書的日子

第五節:對母親的岐視

母親受到的多年歧視和壓迫,至今還在繼續蹂躪她的心,她怎麼能安心在這個醫院呆下去?幾次三番請求調出這個醫院,其實只想圖一個清靜的晚年,夠可憐了!但是她仍像一個叫化子那樣,被政策落實單位一次又一次的當成皮球踢來踢去。

我在二十四中任教以後,母親便積極籌劃能在蔡家醫院分得「家」所必需的房子。鄒銀雙的婚事告吹以後,我的安家便成了她最關心的事。

中國人傳統的觀念,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我雖被冤獄奪走了青春和戀愛的黃金歲月,剩下的就只是娶妻生子的大事,「房子」便成了母親需要迫切解決的頭等大事。

眼下醫院正在原來兩層樓的基礎上加高一層,以解決職工的住房要求,兩年前,這個擴建工程開始實施時,也是母親改正右派落實政策之始,黨支部書記,曾指著加高樓層的圖紙向母親保證說:

「我們醫院像你這樣身兼數職,又要挂號,又要作出納,又要負責全院工作的報表,真是難得,我們缺不了你,現在按工齡排,你的工齡也是沒人能同你相比的,這一次分房無論從道義上,還是政策上,你當之無愧的排在分房的第一名!」

眼看著一天天修好的房子,耳聽書記的甜言,她盤算今後的新家規劃,心想能在身前了卻這椿人生大事。然而,她低估了,對她多年的歧視依然存在。

中共統治三十年來,老百姓普遍沒有休養生息的窩。近年來靠恢復農民單幹,老百姓肚子在逐慚填飽后,安家的「窩」便空前緊張起來。

農民住在簡陋的茅草屋裡,還有一個可供遮風避雨的立足之地,城市居民住房的匱乏堪稱為世界之最,據當年重慶市統計,城市居民每人住房面積平均不到1平米。

一個三口之家有一間10平米的小屋已相當不錯。幾世同堂共擠一間或幾家擠住在集體宿舍,中間用布遮擋一下的情況相當普遍。在毛澤東淫政下,城市裡的「吉普賽」人,長期在政治運動中耗盡自己的精力,沒有國家的投資和計劃誰都不敢在「國有土地」上擅自修建自已的「窩」。

毛澤東駕崩,中共新的統治者,提出撥亂反正口號,庶民們為了爭這些破房爛屋,發生打架鬥毆、殺人縱火事件層出不窮!。

儘管國務院頒發了一個國企職工分配住房的條例,規定單位分房按職工工齡進行打分,再按分數高低排隊分房。

但這個條例一到各級基層黨組織手裡,便徹底變樣!掌握住房分配大權的基層黨棍們,運用自己手中的分房大權,或公開竄通,或暗地交易,他們現在又成了搶住房爭待遇的強手。

一幢住房從剛剛開始平地基開始,一場圍繞分房排隊的爭奪戰就明裡暗裡展開了。這種爭奪戰是世界上罕見的中國特產,準確說這是共產主義牛皮吹破后,赤貧者如夢初醒的爭搶。

這種蠻不講理,手長心黑之風一直延續到今天,在利益分配上,此風要一直延續到專制政體徹底解體的那一天。

新房建成后,便成立由支部書記「挂帥」的分房小組,按照本單位中勢力大小和利害關係制定分房辦法。

按小組成員意見塞進「貴獻大小、在本單位工作的時間、業務水平、職務高低」的條款。以體現小組成員利益的打分辦法。任何單位所執行的分房條例,與國務院規定按工齡打分的辦法根本是兩回事!

共產黨一貫有「保密」的規定,凡是黨的政策、會議決議,老百姓是不能過問的。這一條被分房領導小組利用得很好,他們把本該由職工討論決定的分房條例,和打分辦法當成了黨的「絕密決定」。

膽小的醫院職工,事前沒有人探問分房條例,就由醫院的領導和掌紅吃黑的職工在「暗箱」中,任意塞進有利於自己的私貨。

按照當時流行的規矩,蔡家醫院為分配新的房子,也成立了王明為組長的分房領導小組,然而,分房條例卻遲遲沒有公布,蔡家醫院首次住房分配,充滿了詭秘,四十幾名職工預先都不知道分房辦法是怎樣制定的。

分房時,到了公布結果的時候,即使是錯誤的也成了既成事實,這樣的單位,奉行欺善怕惡這個處世法則,成了無可救藥的現象。

然而,老實巴交的母親,吃了二十多年的虧,還在輕信王明給她灌的「迷魂湯」,認為許給她優先照顧的保證,無論從哪一個角度都不容懷疑,雖然她一輩子都在受共產黨的騙。在建房中有人悄悄告訴母親,王明是騙你的,但她還是將信將疑地相信了王書記的許諾!

她搬著指頭算,四十多名參加分房的職工中,工齡在二十年以上的僅只有五個人,這五個人中她排在第一,新的一層樓一共建了二十間房間,第一梯隊的五個人每人佔兩間房還剩一半……

蒙冤二十三年,她一直住在廁所旁邊,一個有起碼人性的人,不會做出再剝奪她正當分房權的事!

然而在分配落實住房的前一天,分配的辦法仍然沒有公布。提前幾天,她已在原來住的三人房間里收拾好自己的行李,把那些裝衣服的紙箱子和破爛捆好,一心一意等著搬進那盼了不知多少年的,一個像模像樣的「家」。

因為我從未見識過分房子的事,不知道這分房中,有那麼多的詭計,也從來沒有見過分房條例和分房程序,不會想到掌權者在那裡靣塞進那麼多暗算。

加上我剛剛才接手高中的數學教學任務,連日正在加班加點的熟悉教材,對於母親分房的事情並未充分關注。

直到星期天我回家去,母親告訴我,下周星期三醫院就要分配新的住房了,等要我回來搬東西時,我才問母親:「搬進哪一套房子?」她搖搖頭說:「還沒有公布呢。」

星期三上午我請了假,當我跨進醫院大門時,便聽見樓上人聲嘈雜,一股股的灰塵從樓梯口上直灌下來。我捂著嘴連忙奔上二樓,只見那醫院職工的家屬們正忙著往三樓搬東西。忙跨進母親原先住的那間「病房」時,只看見屋子已是空的,滿地的廢紙破布、空瓶,人卻不見了。

母親的紙箱和木床已經搬走了。不是說要等我回來搬的嗎?我正感到詫異,急忙又抽身向三樓跑去,炊事員秦國秀的兩個兒子正在把一口大木箱抬上樓去。過道上到處都塞滿了紙箱、罈罈罐罐。

好不容易擠上去,在一個屋裡找到了母親。只見她正坐在那堆搬上來的橫七豎八紙箱面前發獃。我環顧了那屋子,只有東北方向那垛牆上留一個窗子,偏偏那窗子的外面便是過道,平時因為要過人所以根本沒有打開。

所以,只要進了屋便成了四面不通空氣,不見陽光的「口袋屋」。

我忙坐到母親的身邊向她詢問這是怎麼一回事?母親木然的看著我,講述了剛剛發生的「分房過程」。

原來,直到昨天下午,分房領導小組的人,才把每個職工這次分配住房的決定,張貼在樓下的布告欄里,母親這才知道,這王書記花言巧語向她許諾讓她滿意安渡晚年的,也是她盼了一輩子的「家」,竟是一間四面不通風的口袋屋。

這位道貌岸然的王書記已消逝得無影無蹤了,反倒是分房小組的人向母親發出最後通諜,必須在明天之內將所佔的病房騰出來。

這天晚上,她整整一夜沒有合眼,想到自己的命苦,想著共產黨給她帶來那麼多災難,整得她家破人亡,她被迫害,被欺騙,為共產黨作了半輩子奴隸,受了大半輩子的欺侮,至今還在受人欺侮不覺潸然泣下。

第二天她還想等兒子回來后,再與醫院交涉,所以遲遲未搬動。誰知,早上剛剛上班,護理室的四名護士和傳達室的小張,五個人奉命一齊擁入母親住的那間病房,不顧母親的反對和制止,便將她打了的背包、紙箱全部搬進三樓「分配」給她的那間屋子裡。

恰是:「南村群童欺我老無力,公然抱茅入竹去……」

她就這樣被連哄帶逼地搬進了分配給她的新居,……直到十七年後,她逝世時都再沒有給她一間遮風避雨的房子,使她臨終抱恨而去!

我聽到她這麼一說,便走了出去,對整個樓層巡視了一遍,整個樓層的十套二十間住房都已被佔據。位於西南面的兩套兩面凌空的房子,已被工齡未滿八年的院長李德富、會計許曉龍佔據。另一套則已堆滿了家什,是給即將赴任的付院長留的。

所有通風好,光線也好的的房子,全被醫院里大小「幹部」們搶佔一光。

直到此時,醫院領導們為策劃新房而挖空心思,暗中私自交易並隱瞞一年的私分方案,終於才公開!以王明、李德富為首的分房小組,完全沒有按工齡分房的原則,而是利用職權將本該由大家公開評分的房子私自瓜分了。

對老百姓公開掠奪和霸道、欺騙仍是中共執政的貫伎。我們忍受了二十多年,看慣它在「無產階級」的革命幌子下,乾的對善良百姓的公開搶掠。眼前發生的只是一個小小鄉村醫院,在住房分配時所表現的強盜行為。

當然,這種既要搶人又不準被搶者出聲的作法,早就被我領教,並預先告誡母親,然而我卻沒想到人心會那麼壞!!

此刻我已按捺不住這種被騙,被辱的憤怒,衝上樓去,找王明討公道。行政辦公室里,王明不在,只有李德富心神不定的坐在那裡。不時把頭抬起來,從窗子里窺視著樓上的動靜顯得心虛,見我滿面怒容的沖了進來,心中早已明白,便從坐椅上站了起來。

「你們醫院這一次分房子是根據什麼辦法?」我一進屋並沒有向他打招呼,覺得沒向他大吵大鬧已是很客氣的了。

面對我的責問他自感心虛,他參加工作才七年,在醫院第一次分配住房時就搶在母親的前頭,必竟有點說不過去,不敢像王明那樣說什麼「這是我們醫院內部的事,你們家屬無權過問」的蠻不講理的話。

「你是講你母親分的住房吧!」他沉住氣,有準備的回答道;「她的工齡是全院最高的這不假,我們已對她進行了特殊的照顧。分給她的房子,不當西晒,不受風寒,還是整個樓層裏面積最大的一間。」

睜眼說瞎話是黨棍們的擅長,決不會因此臉紅。

我立即向他喊道:「既然這麼好的住房,我娘就同你掉換吧!你們把一間四面不通風的口袋屋,光線和空氣最差的房間逼她搬進去住,你們還有人性和良心嗎?再說,我也回來了,你們憑什麼把她放在單身職工的檔次。你們不怕她上統戰部去告你們嗎?」

我憋足了一肚子氣提出:「所有的人統統從所佔的住房搬出來,直到弄明白了以後再來從新分配。這是最起碼的辦法。否則,我們不會答應的。」

李德富自覺理虧,心裏很虛,怕我指責身為一院之長,竟公開搶奪老職工住房,當著全院職工不好交待!正陷於尷尬語塞時,王書記突然從門外走了進來。

李德富看到來了解圍人,便退到自己辦公室去了。

王明聽到我的責問,板著面孔回答道:「你憑什麼推翻分房小組集體確定的分房方案,你又憑什麼說我們按單身職工的標準對待你母親?本院的職工像游再郁,肖信芳都是有家的,她們都只分了一間,你也不想想全院這麼多人,人人都要分房,這點房子怎麼夠分配?現在已經優先解決了你母親的房子,還有什麼不滿意的?」

看來他早有準備,想繼續維護他一手遮天的地位。職工的權利和公道在他的眼裡,一直就有桿他自認為必須維護的「秤」,這次分配住房就是用這桿秤稱出來的。分房必須抺良心,這就是他悟出來的「黨性」。

他剛才列舉的肖信芳是一個才廿多歲,才參加工作的護士,按工齡分配怎麼也輪不上她,就因為她是中共黨員,丈夫又在本地的供銷社供職,仗著這小小的背景,她能堂而皇之與六十歲的母親爭房。

王明給她安排的房子,就在母親的隔壁,並與母親共享僅三平方米的「廚房」。這蔡家醫院當時僅只有五名共產黨員,除王明本人而外,其餘四人全都分了房子,這些人全是工齡不滿十年的「年輕人」,按正常的工齡排隊,他們沒有一個人夠資格在這住房緊缺條件下,與工作一輩子的母親爭奪。

我問道:「我想向你們請教兩個問題:第一,你們憑什麼不按國務院按工齡長短排隊分房的規定,兌現這次住房分配?第二,你們為什麼沒有一個分房條例,供每一個分房的人評分,並預先張榜公布?」我提高嗓門,因為我注意到門外被我們的爭吵聲吸引,圍攏的是全體住院病人和全院的護士。

在這種場合下不爭是非曲直,不僅在這一次分房母親受欺侮,今後她恐怕仍會處在抬不起頭的地位。

上一次因為伙食團買菜,我已經同這個一手遮天的人物較亮了一次,我不會放過這一次,我知道母親的處境是要靠「爭」才能改變的。

王明也注意到,在這麼多圍觀者的場合,敗在一個剛剛刑滿的勞改釋放犯手上,他的威信怎麼說都要掃地了。所以他的聲音帶著明顯的」以勢壓人」,故意挑撥說:「分配住房不僅要憑工齡,還要根據家庭人口的數目,你母親就一人要佔兩間住房,全院的職工也不服。」

這真是睜眼強辭奪理,母親的老伴鍾治淵在德陽,退休后要回蔡家場安居的。這是他故意抹掉的事實。而我就站在他面前,難道也要被他抹去么?何況我已四十二了,馬上就要安家,都要靠母親分配的房子才成。

何況,當初把我安置在二十四中的教育局,口口聲聲要照顧我們母子團聚,沒有住房,「團聚」的許諾豈非空話!?

當我一連串的揭穿「落實政策」的假面具后,王光明居然說:「你的住房應由二十四中解決」,理由是我是那所學校的員工。

看樣子,像母親這樣老實忠厚的人,豈有不被他的花言巧語所矇騙?至於教育局對我的騙人鬼話,我壓根就沒有把希望寄托在他們身上。

我知道,要爭取較為寬鬆的條件,除了靠自已鬥爭,不會從天上掉下餡餅來。而王明眼看我當著這麼多人面,被一個過去踩在腳下的右派指責,怎不惱羞成怒?於是使出黨棍蠻不講理的本領,把桌子一拍,喝道;

『你是幹什麼吃的,你要明確自已的身份,你沒有資格干預本院的內部事務,有話也輪不到你在這裏責問我們』。他聲嘶力竭叉著腰,狂怒巳使他不顧一切!我看到這是一個同派出所汪禿子一個模子里倒出來的,這種人表面兇狠可怕,心卻是虛的。

在政治上未佔優勢時,除欺哄、赫詐別無他法。尤其對死纏他們針鋒相對的人更沒了招數,不甘示弱的我也拍著桌子,回敬道:「你瞞著大家私自分房,一手遮天違背政策的規定,我可以去區委告你。」

這一逼,他氣得臉色鐵青,渾身發抖接連拍著桌子吼道:「出去,滾出去!」

幾名年青的醫護人員在李德富的帶領下,一邊勸著,一邊推著我,將我攔出了辦公室的門外。門「乓」的一聲關上了,這時門外過道上圍觀的人們,七嘴八舌的議論開了。有的圍著我,紛紛訴說蔡家醫院過去欺侮母親的事。

我走到後院的天井裡當著上百名圍觀者,朝著辦公室的那扇窗子扯開了噪門,痛痛快快地聲聲斥責著。這不是罵,蔡家方圓十里地,誰人不知道這蔡家醫院對我的母親和出身有些不良的人,多年來的歧視和虐待?現在是當著蔡家街的居民,替我母親控訴她十幾年受到的欺凌和冤曲的機會。

此時,我聽見了辦公室傳出來大聲吼叫電話的喊聲,那王明拿起話筒正聲嘶力竭的吼道:「喂、喂,是蔡家派出所嗎,請你們馬上派人來一下蔡家醫院,這裡有人正在鬧事」。

那喊聲分明是喊給我聽的,眼看著「階級鬥爭」喊不應了,鬥爭會也不開了,往日欺壓五類份子那套辦法沒用了,今天要想繼續維持自己的霸道,只好求助於警察了。越是想到他還在用昔日對付我們的一貫手段——捆綁,打罵來封我的口,我越是更加起勁地吼開了。

此時樓上搬家的人,紛紛探出頭向下張望,也不知道王明打的是假電話故意嚇唬我們,還是那姓汪的自從在戶口薄上討了個沒趣,對王明報來醫院剛剛發生的事,袖手旁觀了。

我站在天井裡整整數落了幾個小時,仍末見一個民兵,或警察之類的人走進醫院「維持秩序」。直到我的母親走下樓來,勸我回屋去時,我才慢慢離開那裡,院子里圍觀的人才漸漸散去。

我被母親勸進她的「新屋」,但氣還沒有消,當即我就主張把母親的東西搬回她原來住的那間病房,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事情鬧大一點,最好鬧到市衛生局,甚至市委去,把母親為落實政策,要求回到北碚的正當要求通通捅出來,看看這區委和區衛生局該如何處理?看看這蔡家醫院仗勢欺人的作風該助長呢,還是該遏制?

但是,善良膽小的母親卻依然抱著息事寧人的態度,她說「忍著吧,不就是為了一間房子嗎,退後一步自然寬,能住下就算了,我們總會看到這些人遭報應的時候。」

在母親看來,這天下是共產黨的,那裡都是共產黨說了算。母親這種忍讓使醫院的人,在她生前繼續欺侮她,以後幾次加工資升級都盡量的卡她。晚年移居北碚,直到她逝世,她連一個養老終生的窩都沒有!!

中國人的「忍」可謂一種傳統美德,勸告的人編了忍字的歌訣,寫成警語字幅,張貼在家家戶戶門口的牆上,我向來認為這同勸人向善的「百過格」,用委曲來求眼前的平安,則終究得不到平安。

「忍」固然在某些場合,是反對專制主義在策略上的一種需要,但無原則的忍,就變成向統治者的妥協。

相安無燥,有時恰恰是中國專制主義施行霸道政治的需要,立足在這個世界民族之林中的老大中華民族,受發達國家民主思潮的衝擊已快兩百年歷史,然而專制主義政體還在中國大陸上巋然不動,其原因之一就是專制主義紮根于被壓迫民眾所積沃「忍」的土裡太深。

毛澤東統治二十八年間,中國人民屈從冤獄和慘無人道的奴役;在刺刀下把嘴封起來;在獨裁者製造的遍地餓殍中,寧可忍受啃樹皮草根,茹毛飲血的生活,不敢奮起反抗,還以固守自己祖宗所留傳下『忍』的遺訓為美德。

想我二十三年像畜牲一樣忍受皮鞭抽打,除怒對中共的奴役,在語言上表達憤怒外,也只能適可而止,今天我除了還是忍氣吞聲與母親擠著,『團聚』在口袋屋裡外,還能搬石頭打天么?

我不幸的眼看中華民族在未來的日子里,還將忍受特權階層剝削,眼看他們貪污,荒淫無恥,窮凶極惡騎在勞動者的頭上作威作福。忍受著道德淪喪所造成社會各種醜惡現象。眼看賄賂猖狂,盜賊叢生、賭、毒、嫖的毒害而無所作為;

中國的專制狂和中國人的忍讓,相輔相成危害著這個古老民族。

忍者誠然少了不少眼前的麻煩,卻因此犧牲了公理,犧牲了老百姓保護自己的人權護身符。

忍者助長了掌權者的猖狂,不忍者會因奮起反抗而遭到獨裁者的屠殺,所以才會有:「小不忍則亂大謀」的智者警句,和「忍得一時之氣免得百日之憂」的傳世名言。

現在我悟出了橫掃四舊的毛澤東,把忠孝仁義批得體無完膚,卻對這「忍」的名句格言卻沒觸及的原因。

從那以後,每天早上,各家把爐子一起提到那僅一公尺寬的走廓里逞威,頓時濃煙夾著令人窒息的煤氣,便會從各家的門縫裡竄進屋去。因為沒有出氣的窗口而留在屋裡瀰漫盤旋,常常嗆得母親咳嗽不止。

而我也只好跟著被迫在這間屋子裡結婚生子。

倒是與我們隔壁的肖芳,充份利用了母親的忍,擴大著自己的地盤。

兩家人共享的廚房,基本上被她的鍋、盆、碗佔據,她的丈夫用供銷社的車,成天來往于蔡家鎮所轄的基層政府之間。物資局倉庫,農機站及至武裝部,派出所都有他的熟人和朋友,那間屋子裡幾乎天天賓朋滿坐,熱鬧非凡。

晚上九點一過,樓下面響起汽車喇叭聲后,不一會,便有一群人跟在男主人的身後,上樓后便擠進那屋子裡,少不了兩件事:搓麻將,喝酒。那三平米的廚房頓時煙火滾滾,在油煙夾煤氣之中,一盤盤的炒菜端進那小屋去,頓時猜拳行令之聲響震整個醫院大樓。

吃飽喝足后,便在香煙燎繞之中,鋪開了麻將桌,希里划拉的總要鬧上一整夜。住在隔壁的母親被鬧得無法睡覺,被迫只好天天吃安眠藥。

第二天起身打開房門,本想買一點豆漿之類的早點,可那走廓里,卻滿地堆了空酒瓶和沒洗的油鍋,菜盤以及魚、鴨、雞的骨頭。

至於廚房更是堆得連腳都插不下去,根本就別想進廚房。小心翼翼的把這些杯盤端開一個剛剛插得下腳的小空間,走進去,將自己的小煤油爐好不容易從廚房的角落裡清出來,躲進自己那口袋屋裡,放在那個沒有丟掉的小方桌上,點燃了火,從新過著在二樓病房裡自炊自食的獨居生活。

那廚房已被她完全霸佔,母親組建一個小家的美夢,終於破滅了。

由於長期的監獄生活,我的身體很虛弱,稍不經意咳嗽感冒是經常的事。為了改變這種狀態,在二十四中任教以後,我摸索出規律的生活習慣,因為那裡樹木茂盛,空氣特別好,每天清早六點鐘按時起床,接著便圍著操場,堅持兩千米的長跑。

晚上保持著一個獨自靜靜思考和回憶的習慣。準備著寫出我一生的經歷,用事實抨擊黑暗統治。我和母親在落實政策中所受到的不公正和歧視,在客觀上起著鞭策我的作用。

中共改革開放時期,在經濟上實施改良,而政治制度仍然奉行毛澤東那套,人民要求把暴君焚屍揚灰遭到拒絕。對中共欺壓我們的種種霸道,只妤奉行『忍』。

恰好,二十四中這種遠離鬧市的偏僻環境,給我提供了回憶和思考往事的條件,同時也提供了忍的空間,我開始實現早已定下的計劃,寫了許多回憶片斷,為我今後長篇記實的撰寫,作了準備。!

第六節:我的初戀和婚姻

我在二十四中工作安定后,婚姻便成了我個人首先要完成的大事,然而,結婚首先要戀愛。在封建時代,那時中國人在男女授受不親和舊禮教的束縛下,婚姻以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來決定。看孔雀東南飛,梁山泊與祝英台這些民間廣為流傳的故事,戲中悲劇人物往往觸動我。

不過,導演我的悲劇,正是當年抨擊封建制度的中國共產黨。

大學里那段因反右鬥爭釀成的冤魂戀,成了我剛剛踏上人生的一場噩夢,我知道當年演出這種悲劇的人遠不止我一人,好多人自殺,好多人殉情,又好多人被逼著走上不歸路。

但是我沒有死,生命從冤獄中延續下來,婚姻和愛情也延續了下去,直到今天。由於我特殊的遭遇和不甘屈從命運的擺布,使我的婚戀故事,充滿了傳奇和悲哀——

1979年,42歲的我回到蔡家場,冤獄好像決定我此生只能接一個老婆回家過日子。

同鄒銀雙那場「見面散」的戲演完后,結婚對我只留下延續後代的使命,可是我生性倔強,硬要把快死去的愛情拽回來,老天又把一段孳緣賜給了我……

中共統治三十年來,一面空喊消滅城鄉差別的口號,一面為鞏固它的統治,實施了嚴密的戶口管理制度,人為將國民划為城市和農村兩類,農民在生活條件和勞動條件上都比城市的貧民更苦,城裡的一個職工再窮,好歹每月也有二十多塊錢的工資,就是沒有工作,吃糧按居民供應也有「保障」。

農民起早摸黑,還得自己掙口糧,常年勞累不得溫飽,形成中國社會的最窮困的階層。農村這種低下地位,成了中共統治者,關押不服從其統治的「五類」份子「大監獄」,每次政治運動,都要把相當一批人下放農村,作運動的懲罰,獨裁統治有意製造並擴大了城鄉差距。

惡毒的是,為了防止饑寒交迫的農民向城市逃荒,中共的政權機關加強了戶口管理,一旦發現流入城市的逃荒者,便被收容和勞教,其生活條件的惡劣甚至比勞改更差。

農村人口和城市人口這種人為差別,造成了中國社會的公開等級,農村人要落戶城市,除了嚴格的審批還要交高額的戶口費。

農村女孩子為了擺脫又累又苦的農村,老夫少妻的家庭悲劇層出不窮。這樣的家庭沒有愛情基礎,說穿了這是另一種形式的買賣婚姻,是中共製造的社會不公平產物。

1980年我和母親的工資加起來總共每月150元,在低收入的蔡家平民和貧困的農村中,我和母親算是蔡家地區的「富人」。

加上當年國營單位的職工老來退休后,直系的後代有頂替父母崗位的規定,我的母親眼看就要退休,誰能成為她的兒媳,便有可能獲得進這家醫院工作的機會。所以我的條件,對蔡家場的貧民和農村女姓,是有誘惑力的。

當時向我母親提親的人並不少,只是她們中屬於街道居民的,都是傷偶或離異的二婚嫂,而且都帶有孩子,在計劃生育年代,要和她們再生一個孩子是不可能的。

沒有結過婚的女孩子,要未在外地已經有了男友,要未是十八歲以下還沒有到結婚年齡的少女,到了法定結婚年齡難說不會變卦,更主要的是,這種單純從經濟利益考慮的婚姻,無異於買賣婚姻而暗藏悲劇。

在我的心目中,未來的伴侶要有相當的文化水平,同時應當不妨礙我的寫作,所以對伴侶的選擇有了要求,可是冤獄註定我今後建立的家,會出現許多不幸。

「片斷」的第二個讀者

我寫完第一本「片斷」時,第一個讀者就是我的母親,她在讀完后,老淚縱橫,並在篇未的扉頁上,留下這樣的話:「看了我的孩子這本用血和淚寫成的片斷,情真意切發人深省,想起那不堪回首的往事,一頁一頁再現其間,我的心也隨之振動」。

這期間范小妹已經初中畢業升入高中,仍留讀二十四中,因為她已經長大,不便再寄居母親那裡,她的家距二十四中太遠,只能寄宿學校,晚上上自習時,她常到我的宿舍里補習功課,久而久之她對我晚上的寫作引起了關注。

有一次,她很天真的問我:「哥,你晚上常常深夜還在寫東西,看你寫東西的樣子,好像什麼都忘了,心裏也很傷心的樣子,有時邊寫邊流淚,你在寫什麼呀?能給我看一下嗎?」

小妹在我母親身邊生活多年,對母親的不幸很同情,加上她出身農家,對農民的處境,有切身之痛,不公平的社會現實,使她萌生了對現實的反感。雖然她根本不懂政治,在信仰的領域尤如一張白紙。

我想我寫的片斷,會有助於年僅十六歲帶著探索來認識社會的她,所以我答應了她的要求。

我只告訴她,我寫的「片斷」是中共絕對忌諱的,所以我暫時還沒有拿給任何外人看,請她看后不要向任何人張揚。

她便在我的辦公桌上翻開了這些「片斷」,她是繼我母親的第二名讀者。讀著讀著很快她由好奇變得嚴肅,漸漸雙眉緊鎖,看得出她的內心已進入我所描述的境界。兩小時過去了,我已將第二天的課備好,她仍在專心讀著並不願釋手。

我輕輕拍著她的肩說道:「夜深了,明天再看吧。」她才如像從夢境里初醒,閉上了眼睛好像在回味片斷里的情節。

好一會,她才抬起頭來,眼裡綻出一陣很奇特的光,是一種極為柔和的光,我曾接觸過這樣的眼光,低下頭,輕輕地說道:「你寫得真好,像詩,像歌!我差一點都要哭了!」說時,她又抬起頭來,這一次那眼裡分明噙著晶瑩的淚。

我情不自禁伸出雙手,輕輕地樓著她那札著小辨的頭,一面掏出手絹,為她擦去已經奪眶而出的淚,我的心中立刻有一種說不清楚的暖流在竄動,她把頭靠在我的手臂上,靜靜的聽得到我的心跳……

那以後,她見到我總有一種異樣的眼光,偶爾兩人的眼睛在課堂上碰到一起,她總會低下頭去。大約過了兩個星期,她的弟弟在中午時到我的宿舍里告訴我說,「姐姐病了,請你向他們的班主任請一個假」。

那天下午正逢我沒有課,吃過午飯,便專程去了她家。

從二十四中到她家,足足要走半個多小時,穿過正街和通向廣場的一段機耕道,途中全是田間阡陌小路。今年春節期間,第一次同母親一起到過她家,這一次我是第一次單獨去她家。時值九月中旬,正是收割中稻的季節。

繞過她家門口那池塘,見圍牆上的小門半掩著,走近小門,我在那門上扣了兩下,裏面並沒有人應,於是便輕輕推開門,走過豬圈向那灶房屋走去,灶房裡堆滿了晒乾的包穀桿,我向通向里院的小門望去,院子里堆滿了包穀棒,胡媽正在忙碌著。

再向裡屋望去,裏面一共三間卧室。最裡面的一間,放著一張古式的大木床和糧食的圍囤。靠著外面的兩間小屋,各放著一張小床,一間屋子裡放著一張極陳舊的木櫃,一間屋子裡放著一張桌子。沒有粉刷的泥牆上貼著發黃的報紙,已剝落下來吊在那裡。范小妹正面牆而卧,我進屋時她並沒察覺。

抬頭望去,春節時吊在屋樑上的熏臘肉已經沒有了,這比我在鹽源時詹大娘的家好不到那裡去,看來,胡媽辛勤一生將五個兒女拉扯大,卻落得一貧如洗,這便是當年中國普遍的農家。

我的單獨作客,是胡媽沒有料到的,見了我,比春節那一次還要熱情,連忙招呼我坐下,並馬上走進裡屋,取出一隻裝著白糖的瓶子,給我泡了一碗糖開水。當時,白糖「憑票」供應,農村裡是不分配白糖的,所以白糖很稀貴,糖開水是農家用來招待貴客的「飲料」。

小妹被母親的動作和人聲所驚醒,翻過身來已查覺到是我來了,便坐起身來。我走進了她
的房間,用手摩了一下她的額頭,果然很燙,便從衣兜里取出帶來的阿斯匹林片。

她的母親正忙著燒火弄飯,說一定要我吃了飯再回學校。

屋裡只留下了我們倆,看她臉色青黃,頭髮逢松好像很憔悴,但仍保持她少女的光彩。此時睜大著一雙發紅的眼睛,直直地盯著我,流露出一種樸質的羞澀。我輕聲地問道:「頭疼嗎」?她點了點頭,問道:「哥,你這麼忙還過來……」

我端著那盛糖開水的碗,拿著感冒藥,遞給她叫她吞下。因為窮,鄉里的人偶感風寒,極少找醫生開藥,一般的就只有靠自己身體的抵抗力了。

吞下藥片,我便教她躺下,給她蓋好被子,輕聲說道「吃了葯,好好睡一覺,發身汗,就會好的」。她順從地躺下,兩隻大眼睛卻盯著我,好像有一種難以啟口的話從那眼裡向我傳遞。

不知是一種下意識的衝動,還是人們稱作的「情」在作用,我彎下腰,親了親她那發燙的額頭,那一瞬間就像有一股電流,從我的身上流進了她的體內。

她緊閉著眼睛,體驗著那種感覺。

為了讓她安睡,我起身走出了她的房間,去幫胡媽弄晚飯去了。

吃過晚飯,已下午六點鐘,我便起身告辭。臨行前囑咐胡媽:「發燒病人胃口不好,熬點粥給她吃,我拿來的葯一定要按時服下」。說完,便站起身來,向裡屋望了望,沒料到,她已穿好衣服坐在床沿上,見我要走,便走出屋來一定要送我,說:「天快黑了,那田坎路不好走,我帶你走上面那堰溝鋪的石板路。」

見她已不像剛才我來時的面容,精神也好多了,顯然是剛才吞下的藥力發揮了作用。床前已換下了一大堆衣服,必竟年輕,出了汗,燒也就退了。她一邊說,一邊梳扎逢亂的頭髮,從新紮好了小辨。

「不行,你還在發燒,就是燒剛退也不能敞風,否則病情要反覆發作的」!我反對道。然而她卻走到我的面前抓起我的手,放在她額頭上,我感到那帶著汗跡的額頭確實已經涼下來了。

她固執的說:「我在床上已經躺了一整天了,現在全身的骨頭節都睡痛了,我也想出去走走,活動一下身體。」見她執意要送我,我推遲不過,便囑他多穿一件衣服,胡媽拿出了一件夾衣給她穿在外面。

走出木門,天色已經暗下去,但沒有風,於是她走在前面領路,我跟在後面,一前一後的出了木門,轉過一個彎,便踏上了那用石板鋪成的堰溝小道。

走出不遠,小道伸進了一片茂密的竹林。走進密林中,我們倆便被包圍在綠色的竹林中。夏未的黃昏,竹林里蒸發出一種清新的氣息,這是我倆第一次在野外單獨相處,好像進入了一個只有我倆的二人世界。

我聽得見走在前面,僅一步之隔她那心臟里發出的跳動聲。

我忽然覺得,如果此時,她突然停下腳步,回過頭來只消深情地凝眸望我,我定會立刻將她緊緊地擁抱在我的懷裡,那種我原先以為永遠都不會再屬於我的愛情,突然奇迹般的降臨給了我。

然而,她沒有這樣做,我也沒有這樣做,我們之間始終保持著一步之隔的距離,我們雙方都在用理智約束著自己,因為她太年輕了,一個高中學生,年僅十六歲。而我已是四十二歲的中年人了,而且是她的老師和義兄,中國古老的道德理念,發生了強烈的制約作用,我們都應當自重……

我倆穿出竹林走出堰溝,前面便是蔡家廣場的出口了。

在暮色中,我還來不及向她叮嚀,「等病好了以後,再來上學」。她便已經站在溝上,向我揮了揮手,扭過身去,迅速消逝在暮色籠罩的竹林中了……

不過,感情像一頭脫韁的小馬駒,衝擊著理性的約束,帶著與范小妹初戀的感情,我向母親表示過,我要娶她為妻,但是受到了母親的反對。

逆緣

在二十四中,近百名教職員工中,與母親有過相似遭遇的一共有八人。其中,外語組的王基敏老師和已經退體的鄭修老師,與母親交往最密,雖然處在兩個單位,但處在同一蔡家地區。

過去,「公社」開批鬥會便將她們聚在一起遊街,批鬥,加上兩位老師常到醫院看病,親眼見到醫院職工對母親的欺侮,同病相憐,結下了患難之情。

我到二十四中后,她倆又是我的鄰居,除了常常給我燒開水、弄飯,提供生活上的幫助,還常向我介紹,當年蔡家場和二十四中打手的「赤色」暴行。

兩位老師最關心我的便是婚姻,她倆比誰都替我的婚姻著急,主張找一個能配得上我的,最好也是教師的人作女友。

正好住在我的對面,一位高中政治教師名叫徐樂生的,正為他的表姐尋找對象。他的表姐叫劉啟建,在蔡家地區的衛東中學任語文教員,年齡比我小七歲,已經離異,但無子女。

有一次,蔡家地區的中學教師在二十四集中學習,王基敏和徐樂生便商議,將這位劉老師介紹給我,在那次活動結束的當天下午,由王基敏撮合,我和劉啟建就在徐樂生的房間第一次相見。

她中等個子,五官也還端正,據說也有一段因家庭出身發生的辛酸經歷,受過「勞教」,並與前夫離異。

第一次見面,留給我的印象說不上好,也說不上有什麼致命的缺陷,只是感到她與人交談有意無意流露一種不順眼東西,講到文革年代,眼睛老是愛翻白眼,兩手還在空中舞動,以幫助她表現出某種「造反」的意態,那揮手說話間,不時叉腰的動作,像從當年的紅司令那裡學來的。

這種動作,大大傷害了她那女姓應有的風韻。

恰恰我的弟弟就是被造反派殺害,我對文革的狂熱深感痛恨,從她身上折射的那種陰影,除讓我反感還憑添了一層防範的隔膜。我這種先入為主的成見,已把她拒之門外了,我完全沒有與對方戀愛的初衷。

所以,當王基敏問起我第一次見面的印象時,我只是笑了笑,把這個初次相見的印像埋在心裏,並沒有說出口。

大約過了兩個月,她第二次到她的表弟處來取一些語文教參書,王、鄭兩位熱心的老大姐抓住這個機會,主動當起義務紅娘。把我們單獨地關在她表弟的房間里,我們兩作了第一次交談,我們不僅各自介紹了自己的「遭遇」,還介紹了各自的「家庭」。

她的父親劉學理,年輕時就讀於國民黨成都軍校。抗戰時期,原國民政府川東峽防局行政長官盧作孚,曾聘他擔任北碚市的民政局長兼城防長官。1949年9月中共軍隊佔領重慶,身居北碚區城防長官的劉學理開城迎共,北碚遂和平「解放」。劉學理也成了國民黨「起義投誠」軍官。

不過未到五年,這些本想徼幸自保的人們,一個個被實行了無產階級「專政」:房屋被沒收,家被洗劫,劉學理被划為反革份子,受到三年的監督勞動管制,淪為無產階級政權下一個赤貧的黑五類。

劉學理五個子女中,劉啟建是老三,自從父親被管制,她才七歲就要帶弟妹。稍大一點,便在垃圾堆里揀二煤炭,拾破爛,沒少受鄰人和同學們的歧視,但她卻因天性的軟弱,從不敢對加給她的不公正表露反抗。

中學畢業后,因為家庭出身,使她沒能考上大學,但卻幸運的當上了小學教師。在她二十四歲時,被西南農學院馬列主義教研室,一個姓王的講師看中,雖然那姓王的比她整整大了十幾歲,並拋棄了他的前妻。結婚使她得到一種新的虛榮,做大學講師又是黨員的妻子,使她感到社會地位膨脹了。

據她自已講,為了裝扮自己體面的家,她不顧工薪條件,追求高檔的傢俱和擺設,寧可負債,向她的學生家長借錢,向兄弟姊妹借錢。

借的錢越來越多,背上的債務越來越沉重,為了躲債,她不得不欺騙上門討債的債主,學會了向債主施以小利來減緩債務壓力,並趁文革期間,學校財務的無政府狀態,將學生交來的學費挪用還債。

於是債主的公憤和無產階級高壓的專政,毫不手軟的將「詐騙」和「貪污」的雙重罪名,扣在她頭上,就因為大約幾千元的債務和幾千元的挪用,她被關進了西山坪勞動教養營,由當時北碚軍管會處以三年的勞動教養。

而那位王姓講師,在判處她勞動教養的宣判大會上,向法院起訴離婚。結果姓王的講師拋棄了她。

三年勞教期滿,她回到老父親的身邊,在她再三懇求下,教育局把她發沛到離北碚二十多里大山上的這所學校,「繼續」當她的老師,那可是一所無人願意去的學校。

我們談完,已是七點鐘了,吃過晚飯後,看天空上月明星稀,一輪上弦月已懸在半空中。她執意要回衛東中學,說明天還要上課。鄭修並不勸阻,只是建議我一定要護送她,王基敏叮嚀道,「燈塔那一帶地勢荒涼,文革期間公路上夜間行劫搶人的事累有發生,所以你一定要把她送回學校去」。

經過一下午的交談,我對她還沒有任何好感,我們雖有相似的家庭出身,經歷也有相似之處,但對於中共的專制政權,她的認識卻與我完全不同,由於相似命運而產生的同情,並沒有讓我對她發生愛憐。但耽誤到這麼晚,也是為了我,我總不能眼巴巴看著她一個人摸黑冒險去走那山路。

我們一前一後走出蔡家場,沿著通向燈塔的馬路上走去,兩旁齊人高的包穀林里黑聳聳在月光照射下,好像路邊預先埋伏的不速之客,會突然從那裡躥出來,用刀和棍棒比著我倆,心便仆通仆通地跳了起來,彼此都緊張的窺測著茂密的包穀林並不說話。

我緊握著一根打狗棒,走到燈塔鄉的十字路口看看手錶已是晚上十一點了,月亮已經開始偏西,光線漸漸暗下來。

當我們走上到衛東中學那段山坡小道時,突然一隻山耗子,從路邊的草叢躥出,從我腳下竄過,驚出我一身冷汗,她在田坎上搖晃起來,好像要跌進田裡,兩手一張便拽住了我的手,為了替她壯膽,我也就緊拉著她的手,走過了那段田坎。

同女人牽手,是我劃成右派后整整二十四年來的第一次,三更半夜的在一片荒野之中,這原是很浪漫的事。然而當時處在緊張之中,我卻什也沒有感覺出來,只覺得背上泛出一陣陣的冷汗。

走完田坎,她才掏出了一支預先準備好的電筒,依靠它,邊用棍子驅趕著藏在草叢中的毒蛇。最後總算到達了沉沉靜睡的學校大門。

校門囗的兩條狗向我們狂叫起來,狗的吠叫驚醒了守校的工人,當木門打開時,我們總算舒了一口氣,將她送到了校門內已完成了我的任務。

於是我轉身告辭,然而她卻堅決不允。來開門的校工是一個四十上下的女工,兩個人一齊勸我等到天亮再回去,因為太晚了,周圍荒山野地,即使沒有盜賊也要碰上野物毒蛇,再說此去蔡家十里路,少說也要走兩三小時,何必冒此危險走夜路。在兩人苦苦挽留下,我不得不改變回返的主意,跨進了校門。

這裏地處偏僻,起居十分不便,比起我所在的二十四中條件還要差,這就是給曾勞教過的劉啟建一個安置!比那供銷社姓秦的又似乎好多了,總算還有一口飯吃。若不是現在「教師」奇缺,在這種誰都不願來的邊遠學校急需補充,恐怕她連這麼一口飯都沒得吃的。

在入過另冊,從地上爬起來的「五類」中,劉啟建算幸運的。

學校很小,這裏原是一家「地主的宅院」,四周兩米高的圍牆圍著一群泥木結構的瓦房,院中兩棵大黃桷樹,顯得非常的清靜。

她忙著把我請進了她的房間,房間里收拾得挺乾淨,在一張桌子上陣列著一個煤油爐,滿桌堆著蛋、米、醬油、和鹽糖之類的東西,她在同那位開門的工友商量一陣后,走進寢室,點燃了煤油爐,安上了鍋,倒了許多油。

我說別去弄了,天已經這麼晚了何況我也不餓,但是她並不聽我的,一面說:「在王老師那裡,我根本就沒吃,她弄的那菜連油都不放怎麼吃?」聽到她的話,一時答不上話來,只好默默的看著她弄「飯」,只見她在碗里,打了整整八個雞蛋,然後往已經燒燙的油鍋里倒。

八個雞蛋,我還真沒看到過這種吃法,那年月雖已經什麼都能買到,雞蛋也並不算貴,但必竟還是非平民食品,整整八個油煎荷包蛋也夠出手大方的。

沒出十分鐘,兩碗面弄好了,每碗面上放著四個黃澄澄的荷包蛋,將其中一碗,端到我面前,那時我一點都沒胃口,又不好推遲!於是順手拿起一個小碗,夾過一個荷包蛋和半碗面,心中暗想,這女人不像一個受過苦的人。

吃過麵條已是下晚兩點半鍾,距天亮充其量還有三個小時,我就留宿在她的床上,她到守門的校工那裡住了。

當我鑽進那白紗紋帳里,一股濃烈的香水味向我撲鼻,好像鄉巴佬初進了大家閨秀的閨閣,迷迷糊糊地一點都沒有睡著。

腦子有些紊亂,好像缺乏條理。這是我第一次同一個初識的女人半夜結伴同行,並且寄宿在她的床上,這肯定因為東方人的習慣與西方人完全不同,別說這種沒有愛上對方的情況,就是已經熱戀而沒有結婚,也不允許發生這種性突破,腦子裡很奇怪,自問是不是這就是大陸人的要女朋友?

然而不管怎麼說,我這一夜印象深刻,尤其對她那種洒脫大方,感到非常的格格不入。管他的呢,還沒有確定任何關係,我想……

夏天的早上五點鐘,天已拂曉,我忙著起身,一夜幾乎沒睡,頭昏沉沉的,好像生了病。好在今天星期天,我得馬上趕回蔡家場,在母親那裡睡上一天。

劉啟建已經起床,如昨夜的那般熱情,忙著給我端上熱騰騰的洗臉水,並忙著去煮豆漿,不過事前已說好,天一亮我就走。

她和那女工一再挽留,我被拖到了七點鐘,還是獨自走出校門,臨別時她一再叮嚀我,下周星期六再到衛東中學來相聚。

當我匆匆忙忙急步趕回蔡家醫院時,已是上午九點鐘了。平時按照慣例,周未我都是回母親那兒住的,昨晚一夜沒歸,自然引起她的追問,我便把昨晚發生的一切,一五一十的告訴了她,母親很不以為然的說道:「沒見過這種女孩子,初次見面就要留人住宿的」。

我連忙解釋,那確是因為天太晚,加上夜半更深,路上又有狗、蛇,獨自回來確實不安全。她只是囑咐道,下個星期天千萬不要再去了!我點頭答應了母親。說心裡話,劉啟建在我心裏沒有任何位置,當時我心理真愛著小范。

自古以來被活活折散的情侶,總是歸於「無緣」。一聲天意難違的悲嘆,也不知結束過多少恩愛情人的生命,其實認真思索每一個悲劇的後面,必有一雙導演悲劇的黑手。

「梁山泊與祝英台」,「孔雀東南飛」這些名戲也不知賺了多少善男善女的眼淚,然而並不因一曲梁祝,隨蝴蝶翩舞,使現實中新的梁祝不再發生。

儘管「朱麗葉與羅密歐」以憤怒的控訴,痛斥中世紀貴族們帶給人們世仇的災難。貴族們用相互拼殺,來繼續世仇,甚至酋長的親生兒女,也不能不為種族讎隙雙雙殉情。

而我們這個社會,殘酷的『階級鬥爭』,與中世紀專制的野蠻相仿,難道反右運動殘酷地粉碎了我和馬開先的初戀,同中世紀的故事在本質上有什麼不同嗎?當年因為階級出身而被強行拆散的戀人還少么?

而在今天,造成我中年未婚,難道不是這場殘酷階級鬥爭悲劇的延伸么?偏偏老天在將一個聖潔少女賜給我時,當我們真心相愛,卻受到市俗的阻繞。於是我愛情的第二幕悲劇,便毫不留情的降臨給我。

後來在好心的王基敏,鄭修以及其它老師的撮合下,我聽從了母親的勸告,屈服於市俗壓力,狠心地割捨了同小妹的初戀,身不由已的帶著傷感,同意和劉啟建結婚。

毛澤東時代,這種悲劇太多,兩個受害者,因缺乏彼此了解和相互包容,蒙里懞懂建起的家,充滿吵架,這樣的不幸豈止我一人。

殘酷的事實證明,兩個不相愛的人結成的家,不僅雙方是痛苦的,最後必然破裂,我的晚年註定了鰥居,而受害最大的莫過於孩子…….

結婚那一天自己弄了幾個菜,請了熱心我們這婚事的王老師和鄭修,買了一些糖果,吃飯以後去蔡家相館拍了一張結婚照,就這樣沒有舉辦任何儀式,悄悄的我們就在母親那間小屋子裡渡過了新婚的第一夜。

後來劉啟建逢人便說,我和媽媽太吝惜,一千塊錢就打發了一椿婚事,想起來確實寒酸。我和母親平反后,靠自己這點工資白手起家已經不容易,再說,我對這場婚事充滿了無耐。

范小妹我幾乎沒有和她往來,今天突然聽到我結婚的事,一定心裏很痛苦,而她的倩影、笑聲卻縈繞在我的耳際。

果然,結婚還沒有一個星期,我們就為在那裡住,發生了矛盾。按照我的意見,我們三人都應當住在蔡家醫院,我不可能因結婚而拋下母親不管。平時三個人在三個不同的單位上工作,倒也算了,遇到星期天和放假,三個人往那裡聚?

三人住在一間口袋屋中,安上兩張床,且不說擠,沒有活動空間,拉屎拉尿怎麼說都極不方便。何況,婆媳同住一屋,本來就有悖于中國民間規矩!

三個人既不願擠在一間屋裡,劉啟建從新恢復了她的習慣:星期六就回北碚同她的老父親團聚,而我也像以前那樣,星期六便回蔡家醫院與母親團聚。

分居成了我同劉啟建「蜜月」期的奇怪現象,這個剛剛建立起來的家就出現破裂的危機。這難道不是這小小醫院黨支部的壞心眼造成的么?不是中共二十三年迫害結出的苦果么?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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