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7日訊】【編者的話】《血紀》記述了大陸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學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農場，在勞改農村二十年的血淚歷程。《血紀》一書完全可以與前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相比。小說《古拉格群島》反映了蘇聯人民在斯大林統治下的血腥恐怖讓人觸目驚心，而《血紀》則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難經歷為主線。這條主線也是毛澤東禍國殃民的編年史，更是陳力、張錫錕、劉順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詩。書中人物眾多，文筆樸素，使中共監獄的慘無人道和烈士的壯懷激烈躍然紙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書前言中說：「當這本書有幸與你相逢時，讓我們珍惜這種來之不易的相識，為融化中國專制主義，建立中華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請看長篇紀實連載《血紀》。
第一章：惡夢剛醒
惡夢醒來，猛然一驚，不知身處那裡？剛從地獄出來，我該到那裡去？啊！該回家了，回家本是同久別親人團聚的旅程；是同父母親人久別後的第一次擁抱；而我首先要向他們傾訴在地獄中險些喪身的經過。
災難無緣無故降臨給剛剛才19歲的我，我被丟進了地獄整整二十三年。在地獄里，我失去了所有美好的回憶。
從少年時代起，大陸就被蘇俄控制，今天我們居住的這片海棠葉，無緣無故的碎裂成幾大片，這那是我的祖國？我的家？生活的故土破碎成這樣，大家都在反思，為什麼過去的夢碎得這麼慘？
我們家本來人丁不旺，小小的五口之家，以教書為業，教書匠本與世無爭。我的父毌終生辛勤育人。卻沒想到，被口口聲聲以解放人民，建立繁榮富強新中囯的中囯共產黨，弄得家破人亡。
1948年正是中華民囯國難當頭，懷著對三民主義的忠誠，懷著對國家前途的憂慮，我的父親辭去杭州師範校長職務，毅然應顧毓秀先生之請，去南京接任中央政治大學重慶分校校長之職。
就因此，三年後，他首先進了中共的大牢，從此音信杳無。當局向我們全家封鎖了他的消息，連判決書都不給。
直到1984年，經我反覆追查，才從四川省勞改廳證實，他已於1956年3月6日在勞改營中死亡。
從那以後，和平年代里我們的家，就在中共淪陷區里惴惴渡日，在黑五類的泥坑中凈扎，在「階級鬥爭」大火中燃燒。
我失去了撫育我長大成人的外婆；我再也聽不到她講述炮火連天的南京城裡，我在國難中降生。少年時代她鴕著背同母親一起掙扎在大風大浪中，艱難的帶著我和弟弟長大。
二十三年前竹籬門前，她用蒼白的鬢髮吻別我時，我怎麼也沒想到這竟是我和她的生離死別！
我的弟弟生性軟弱，從小就負著「黑崽子」的重枷，飽受社會的欺侮。我永遠不會忘記二十三年前我和他在小龍坎的「團聚」，更沒料到那次團聚又成我們的生離死別。
「文革」奪走了我唯一的兄弟，母親因經不住這個打擊和造反派的凌辱，燒去了僅存多年的老照片，準備跳水自殺。
今天，離家整整二十三年了，原先的家已被中共消滅，現在只剩下了唯一的母親，她幾經生死，而今不知如何？我現在正在回到她身邊的歸途上。
她能重新振作，同我一起再建我們的家么？我們能重新恢復過去的一切么？
從1949年起，在「無產階級專政」暴力下，槍杆子逼著我做鳥托邦的惡夢。現在惡夢過去了，當我醒來時，到處還聽得見啼飢號寒聲，城市像經歷戰亂，滿目蒼夷。
「共產主義」 給大陸留下一場欺騙。現在每當陰雨夜晚，無數冤魂都會在夜空中發出索命的喊聲令人聞之心驚。該犧牲的犧牲了，該得到的卻沒得到！
但是，對中華民族造下那麼大的破壞，而中共好像並無反悔，反到若無其事的又在津津樂道宣揚「四個現代化」的胡謅了！當我艱難的從下水道里爬出來時，他們對我們悲慘的過去，並無絲毫同情。
尤其令我感到奇怪的是，在慘痛的現實中，怎麼還無人發出從新振作的疾呼？為什麼受壓迫者至今還不敢喊出：「還我同胞的血！還我們百年來用生命爭取的民主自由！」
難道恐布還沒解除？惡夢還纏著大多數人？
舊夢既碎，我們的未來需要新的夢想。但是做新夢得講新追求，中華民族追求什麼？禮，義，廉，恥。然而大陸有么？今天的大陸人沒有廉恥，更無禮義，夢都不知從何做起，大陸仍在淪陷中？原來我們都受騙了！
我已四十二歲，二十三年來，在獄中向中共獨裁勢力拚死鬥爭中，與我一起沖軍邊荒的摯友們，多被中共殺害，蒼天將我倖存下來，我該怎樣不負犧牲人們在天之靈的矚託？不負中華民族的重託？
所以首先我該把這二十多年獄中所經歷的都寫出來，期望大家讀後擺脫惡夢的纏繞，警醒過來！
第一節：歸程
汽車在黃沙滾滾的公路上顛簸，這情井與當年我們從黃聯關到鹽源時並旡兩樣。不過那時是64年初春，而今已是79年深秋，風沙絲毫改變它的頑劣脾氣，任性的吹到今年的夏初。夾著砂石的風沙打在臉上很痛。
到了騾馬堡已是下午一點鐘了，在路旁的食店裡匆匆吃了中午飯便上路，下午便是翻越小高山這段全程中最艱險的一段。
汽車掛上一檔，吃力的向山上爬，氣溫也越來越冷，我把預先準備好的棉衣從提包里取出來穿在身上。
漸漸的，路面開始變硬，汽車的輪胎在翻越幾段隘口時開始打滑。現在從車窗里向前上方望去，在那白霧繚繞之處，隱隱現出白雪皚皚的山頭，有「北風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之感。
司機把車停在山腰間的枯草坪上，從駕駛室的坐墊下面取出了預先準備好的「鐵腳碼」，套在汽車的輪胎上，沿著越來越窄的曲折山路蜿蜒爬進。
偶爾在山隘口或轉彎的地方，出現一些屋頂很尖的茅草屋，看不清楚那屋裡是否住著人，我想那一定是平時護路的道班偶爾歇腳的地方。大雪封山時，他們都離開了。
雪景漸濃，松樹上掛著一串串的棒冰子，這景色是住在平地上的人們所難以看到的，也是我幾次經過這裏時沒看到的，因為以往都是被槍押著，蹲在被雨逢嚴嚴實實封住的卡車車廂里，無法揪起蓬布去觀看雪景。
現在坐在公共汽車裡，從車窗回首下望那些尖尖的茅屋，像是在一片雪景上依偎在松樹林的小風帽，很像我童年時喜歡的賀年片景像。
不過此時，在我腦海里給這景色著上了森嚴可怕的背景，那寒氣逼人的松樹，個個都像手中端槍的老管，它們站在馬路兩邊，好像在監視從他面前經過的每一輛喘著大氣的汽車，咄咄逼視著車裡的每一個旅客。
無怪乎在我被監禁這裏的十五年中，我們中因忍受不住這監獄非人折磨，冒死逃亡成功的甚是廖廖，就算是一路逃掉鷹犬追捕，在進入大山後，也難以翻越這叢山竣嶺。餓死和凍死在這大山裡的逃亡者不計其數，大山裡留著他們的骸骨。當年選中鹽源作監押的禁地，構思堪稱奸詐。
汽車還沒有爬完最高峰，天色已暮色蒼茫，但山巔卻成一片銀白色的海洋，我的身上此時越發的感到寒冷，肚子也餓得咕咕直叫。此時想起從鹽源出發前準備好的饅頭和水壺，慶幸那水壺裡的水還沒有結冰，便從衣包里取出，揭開蓋子，一口饅頭，一口水，邊吃邊喝起來。
向下滑行的速度慚慚加快，兩旁的雪景也漸漸消失，大約又過了兩個小時，便到了山底平地，此時天已黑凈，車已駛近黃聯關，氣溫也回升到原來的溫度。
我伏在車窗上，想借那夜色月光，找到十五年前我們曾經住過的地方，但是兩旁稀稀拉拉的平房中，卻沒有看見那兀立的煙沖了。問左右的乘客，知不知道這裏原先的高爐群？他們說那早已拆掉。
人世蒼桑，二十年前一轟而起的怪物，早就埋在荒草叢中了。
然而這一頁歷史永遠留在我們這一代的腦海里，毛澤東肄無忌憚拿中國百性作試驗，役使他們，超過歷史上任何一代暴君。當年許給老百姓的共產主義，使中國白白折騰幾十年，餓死，整死幾千萬老百姓，中國人幾代人的血汗變成一堆黃土，中國的百姓怎不潦倒？
汽車在茫茫夜色中向西昌急馳，道路也越來越平坦整直，路旁的建築群也越來越高大，越密集，整齊排列的路燈一直伸向遠處，一座繁星點點的城市在地平線上距我們越來越近。
那天邊天幕燒成了半邊紅色，與十五年前我們剛到黃聯關時，黃沙茫茫的景象大不相同，文革十年，恐怕也只有在這裏大大變了樣。
汽車馳抵城區，馬路邊巨幅的石刻語錄碑上，赫然現出：「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這不就是當年朱洪武的座右銘么？只是這「不稱霸」真有些招搖撞騙。這裏便是被一代「導師」所定的導彈發射基地。西昌因而成了中國西部軍事重鎮。
在鹽源這幾年我們在地里勞動時，常常見到頭頂上蘭空深處，一縷灰白色的煙雲划天而過，接著便會從氂牛山上，傳來一陣隱隱驚雷般的悶響，文革大亂年代，林彪的愛將吳發憲曾奉旨在此，苦心經營多年。
在當時崩潰的中國經濟沙攤上，兀立著這麼一個龐然大物，尤如在骨瘦磷峋的劣馬上馭著一個全付鎧甲的戰神。獨裁者從極度貧弱的國民經濟母體，擠出帶血的奶，三十年灌養這尊全付鐵甲的戰神。
汽車在強烈的燈光和電孤光交相輝映下，馳進了一個燈火輝煌的工地，這兒正在修建一個巨大的火車交換台站和站前設施。從車窗里我望見了那凌空躍起，盤旋左右的立交橋。
汽車駛過了這段工地后停了下來。火車站的旁邊就是長途汽車站，藉著這如同白晝的燈光，我很快找到了車站旅館，跨進了服務員為我安排的房間，壁上的鍾已指著零點正。
牆外還閃著電孤光以及隆隆響聲，我此時已疲倦至極，無心觀賞，抓緊時間洗臉洗腳，很快躺上床，帶著旅程第一天的疲乏，迅速進入了夢鄉。
第二天從床上醒來已是早上七點鐘，起床后第一件事，便是去車站購買當天去石棉的班車票。洗漱完結，跨出門外，望天空卻是一個上好的睛天，昨晚旅途的風寒已經消失。買到車票后，循著昨晚原路，再次看這建設工地。現在這個龐大的建築群，在太陽光下泛著一片銀灰色，顯得冷峻和殺氣。
八點半鍾，我已挑上了行李坐上了開往石棉的班車，這一天的行程，比之前一天已大不相同，氣候特別暖和，不但棉衣穿不上了，就是穿夾衣都還有些熱，公路兩旁的田野上人們正忙著秋收秋種，氣氛已不同於十五年前。
那時的農民，被牢牢釘死在人民公社的圈地上。饑寒交迫的人們，無力整治自己的家園，任田園荒蕪，荒草叢生，比之任何歷史上的專制王朝更凄涼。而北京的御用筆杆子還狂叫什麼「寧可要社會主義的草，也不要資本主義的苗」。
曾狂熱擁戴過毛澤東，在「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中連篇謬論的鄧小平，等毛歸天後，斷然「竄位」，取毛氏所欽定的後繼人而代之，第一刀便割掉了那套在六億農民頸上的絞索——人民公社。
這本是「民以食為天」的治國安民的基本出路，既談不上什麼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更談不上由此而邁入四個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傳說，北京為1976年的「四.五天安門事件」平反時，憤怒的石井山鋼鐵廠的工人，曾去懷仁堂請願，要求他校仿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舉動，將裝在水晶棺中的這個魔頭，挖出來放進練鋼爐中焚屍揚灰，卻遭到鄧氏的拒絕，他說：「三七開吧，誰人孰能無過？我看他七分功績三分過失」。
一捶定下了和盤接過專制政體的衣缽。毛澤東反了多年的儒家忠孝節義的「文化大革命」，絲毫沒有反掉這個小夥計頭腦中的「正統」觀念，也許小夥計懂得這層道理：叛逆，叛逆，終將禍及自身！
汽車進入鐵索擠，那傍橋而立的廣場依然如故，只是那原先的露天看台已經封閉改成了一個遊樂中心，那裡還依稀可聞其間傳出來打麻將的嘩嘩聲，在這兒就業安家的「刑滿釋放犯」就此留滯在這裏。當年中共享槍桿強迫留下來刑滿人員，今天成了從內地來的「移民」，那裡成了新移民區。
投宿石棉一夜后，翌日一大早，整個石棉城還倦縮在灰濛濛的月光下，我就登上了開往雅安的班車，開始了我回歸的第三天里程。
我對雅安記憶所以深刻，是因為在流放邊荒整整十七年中，留下過值得我記念的歷程，這裡有三元宮，磚瓦廠它們曾留下我們的反抗印跡。
眼前雅安城在青依江的環抱中無比秀麗，在寬暢湖心蕩樣的遊艇，點綴著湖面，這畫景雖不能與西子湖比美，身臨其境仍有一種淘醉之感。但因為二十二年在黑牢中渡過，在我生活中烙下的陰影卻揮之不去。
忽然間聽見一迭聲「叮叮噹」的清脆敲擊聲，遠處一個漢子桃著一付籮筐，一邊敲著刀塊朝我走來，這是四川傳統賣麻糖的叫賣聲，我已有二十多年沒聽見這呼賣聲了，記得十三年前我去成都參觀中就講過一段觀感，我說，「什麼時候能看到沿街叫賣的民間小吃，就證明我們國家被卡死的經濟開始復甦了」。
這話聽來有些粗俗，但細細想來，獨裁者借對資本主義的砍殺，一併砍殺了人民求生的所有出路，獨裁倒是建立了，但人民求生計的毛孔卻被堵死了，他那管老百姓的生存呀！
我向小販招手，他走過來，我便掏出了兩塊錢買了半斤，找到了一個石凳坐下吃起來。
迎著涼爽的秋風，看著馬路上結伴相依的男女和牽著孩子的老人，在街心盛開的菊花叢中散步，這是多美的人間啊？為什麼獨裁狂，給老百姓留下這麼長時間可怕的痛苦，為什麼他這麼仇視人民安居樂業的生活？
於是我想「魔鬼可以使美麗的城市淪為地獄」。
沿途問道，找到雅安監獄的大門，1962年3月13日，三元宮被槍押送的流放者，用胸瞠抵著槍口在牢籠里喊出：「我們飢餓，我們要吃飯」，並且在全付武器的警察槍口下，赤手空拳一哄而搶。
這反抗暴虐的星星之火，從一開始就帶進了剛剛建立的甘洛農場，它越燒越旺，持續十余年，當年帶頭搶饅頭，吟唱帶鐐長街行的人，接著又高舉起了「火炬」，他們一個個倒在劊子手的屠刀下，這又多麼悲壯。
毛認準了強迫農民在集體經濟中，才能使獨裁政治長治久安。
經歷了漫長的二十八年曆程，大陸中囯人為之付出了不低於六千萬人的生命代價，毛澤東那套強姦民意的東西，再無法施行下去，才不得不改頭換面。
當然，民主事業的成功和國家長治久安的路，還很遙遠。
獨裁和民主的爭論直到今天還在困擾大陸的人們，「四個堅持」像一把高懸的利劍，隨時都會落在被認為「資本主義」自由化人士頭上。彷彿離了這套，他們就坐不穩江山了。
「改革開放」今成中共的權宜之計，叫摸著石頭過河，走一步，看一步。
回歸之路，在連續四天更換的客車車輪下飛逝過去，當我座在飛馳在川西平壩上的汽車裡時，我被那筆直的柏油馬路和兩旁高聳入雲的楊樹，以及一望無邊的良田所吸引。這塊沃土上的農家，比鹽源來是桃園了。
然而即是天府之國，又怎經得起豺狼般統治者的幾翻蹂躪？記得1963年初我們從成都發沛甘洛時，路經此地仍是一片荒涼！
車進入市區，入夜的成都市上空，被輕逸的歌聲所環抱，這又與當年滿城「紅燈記」、「林海雪原」，「紅色娘子軍」 的騰騰殺氣不同了，「好一朵茉莉花」，那柔美動人的歌聲從那些剛建好的水泥方格里飄逸出來。
這一夜，我便在西城區找了一家旅舍住下，按照我歸程的計劃，路經成都，我首先要拜訪張錫錕的母親，這要先去尋找住在西城區大菜市的陳容康。
陳家和張錫錕是鄰居，但是這麼長時間了，張家已經搬遷，究竟搬到那一家？卻沒留下確切地址。
陳容康前一年回成都后，給我來信，說他已找到了張家，但並沒有寫地址，而是留下了他自己的地址。 所以我來成都先要按照他提供的地址找到他，再由他帶我去張錫錕家。
陳容康家
第二天一早起床以後，我從旅店房東那裡問明了去西城大菜市的路徑，便直奔那裡。一鑽進菜市街，其「熱鬧」程度與十三年前來成都參觀時差不多，商店裡存放的乾鮮貨比之六十年代豐富多了，但街道依然是那樣的狹窄，那樣的破，房子依然是那樣的舊，那樣的黑，甚至可以說比之當年參觀時更臟更臭。
共產黨的老套，逢假節日或有人參觀檢查，預先就要向被參觀地方打招呼，清潔做了又做，檢查復了又復，直到某個地方官員點了頭才可讓參觀者進入，所以即使骨子裡又窮又爛，也要振作精神打扮一翻，免得失了「社會主義的面子」，現在距「國慶」還有好幾天，城市以它的原貌迎接了我。
穿過大約只有兩米寬的石板路，那巷子里到處堆積腐爛的菜根、菜葉，那道旁的陰溝里流著黑幽幽的污水，散發出令人嘔心的臭氣，雖已時值深秋，天氣也有點冷，但爬在那些爛菜攤上的蒼蠅卻挺忙碌，一群群揮之不去。
我埋著頭在巷子里幾乎穿了半個時辰，忽然我在一個岔道口上，看到了一個背朝著我的老乞丐，除了蓬亂的頭髮那披在身上的一件黑色的破棉衣，那背影好熟悉。
我便停下腳步來看他，他的面前放著一個酸臭熏天的潲水桶，他正用他雙手，拂打著蜂擁在潲水四周的蒼蠅，一邊伸出一隻拖著巾巾吊吊破布的手，在那潲水桶里摸著，摸著，摸出了半個泡得脹脹的饅頭，他的眼光一亮，便將它狠狠地送到嘴裏，好像在同四周的蒼蠅爭搶一樣。
這一瞬間，立刻使我想起了從潲水裡撈洋芋的鄧自新，二十年中共的監獄真把他們從人變成了鬼，同時也才讓我們看清了中共。
我從他身邊走過，深深嘆了口氣，不過那老乞丐的注意力此時在那潲水桶里，並沒有向我伸出手來。
按著門牌的號數，找到了陳容康的門牌時，我楞住了，那分明是一個又深又黑的大院，我伸頭向裏面望去，那裡面住著五、六戶人家。
正當我跨進去時，陳容康剛好從一間小屋裡走出來。我們已分別兩年了，但他還是那個老樣，瘦瘦清矍的臉上戴著深度的眼鏡。我剛剛跨進大院他便認出了我，迎上前來握住了我的手，將我拉到大院左側最裡面的一間小屋，一面問我何時從鹽源動身的，打算到那裡去，今後幹什麼？
我回答他說，農場只給了我加刑兩年的「平反」通知書，要等回重大后再看重慶法院怎麼來收這場二十年冤獄戲？
拉開一方用白布做的門帘，他將我引進了小屋，屋裡大白天開著電燈。像這樣四壁沒有一扇窗的口袋屋，白天不開燈是同黑夜一般的漆黑。
屋裡靠門的角落，一位大約與我的母親年紀相似的花白頭髮老大娘，正坐在一架縫紉機上補衣服，那衣服至少也有四五個補丁了，不用介紹，我便知道這是他的母親，向她行了一個禮。
我環看了一下小屋。小屋大約十五平方，正中放著一家張舊式的八仙桌，兩張小床以桌為對稱中心，安放在那裡。左側牆邊靠縫紉機是一個三開大立櫃，右側屋角一塊打滿布丁的蘭布將屋隔出一角，裏面放著煤油爐和碗筷炊具。
一看就明白，這母子倆吃喝拉撒全在小屋裡。不過房子雖小卻收拾得挺乾淨，因為擺設的傢俱只有那麼幾件，所以小屋裡並不擁擠。只是那臨街爛菜的臭味，以及成群蚊蒼卻從那門縫處偷偷地竄進來。
陳伯母告訴我，她原來在一家街道辦的被服廠上班，陳容康回家后，為讓陳容康頂她的班，她已退休，並告訴我，她的退休工資每月才三十元，陳容康剛頂班，工資每月二十四元，母子倆將就著這間小屋，相依為命的住下了。
我問道：這大院里住的人都同她一個單位嗎？她點了點頭說道，成都最打擠的就是住房，這周圍幾十家人除了她和陳容康外，那一家都住著三個人以上。尤其是弄堂口左側那一家，兩個大人三個孩子，還不是擠著沒辦法，屋裡安了兩張大床外，傢俱幾乎只好全放在過道上，為此與鄰居經常爭吵不休。
陳伯母一邊同我們聊天，一邊又從「廚房」里取出一個大瓷盆，走出屋上街買早點去了。
我問陳容康離開農場時管教科對他作的結論是什麼？他淡然一笑說「刑滿釋放犯，雖然名稱很怪，總算讓我回到成都同老母在一起，算刑滿人員中的幸運兒了。」
我又問他：「四十齣頭的年紀了，總不能繼續打一輩子光棍。」他搖著頭，指著這小屋嘆了一口氣，說道：「我和媽媽的工資只夠吃飯，還別想吃好的，那來的錢娶老婆？再說即便有人願意嫁給我，又那來的房子住？暫時我是根本沒有結婚的打算。」
我心裏為我們悲哀。一次反革命冤案，毀了我們的一生，而今都是四十開外的人了，還處於最底層，留著人生的基本問題不得解決，難道我們真的被壓在最底層翻不了身，成了社會無人疼愛的棄兒？
接著他詢問還有多少人留在農六隊，問到陳孝虞，鄧洪元、夏光然，鄧自新等人的近況。我告訴他，他們都先後去了北鳥，有的回家了，暫時還沒有聯繫。
正談話間，他的母親端著一大盆白糕走了進來，拿出三個碗從廚房裡取出熱水瓶，在三個碗里倒上了開水，三個人圍著八仙桌，坐下用了早餐。
陳伯母介紹他十幾年的生活往事，佔著離菜市場近，常能買到一些便宜的蔬菜，那時陳容康哥哥也跟著他母親住在這棚屋裡，小孫子才幾歲，每頓吃飯時吵著要吃乾飯，全家人為了保證孩子每頓單獨蒸一小碗飯，剩下的糧食，三個大人就把它攪在菜羹里吃。
全國老百姓照樣都得熬社會主義苦汁。現在不管怎麼樣，早晨還能有白糕一吃，總比以前好。
她嘮叨起來，「比以前好」這種滿足感，想起來真可愛，中國百姓的忍讓力可說實在太強，只要那種饑寒交迫的日子，不重新再來，就很滿足了。
老百姓的忍耐不是一種土壤么？中國人為什麼在暴政下只知道忍，而不敢反抗？當年抗擊日本侵略者那種前仆後繼的精神那裡去了？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