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5日訊】【編者的話】《血紀》記述了大陸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學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農場，在勞改農村二十年的血淚歷程。《血紀》一書完全可以與前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相比。小說《古拉格群島》反映了蘇聯人民在斯大林統治下的血腥恐怖讓人觸目驚心，而《血紀》則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難經歷為主線。這條主線也是毛澤東禍國殃民的編年史，更是陳力、張錫錕、劉順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詩。書中人物眾多，文筆樸素，使中共監獄的慘無人道和烈士的壯懷激烈躍然紙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書前言中說：「當這本書有幸與你相逢時，讓我們珍惜這種來之不易的相識，為融化中國專制主義，建立中華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請看長篇紀實連載《血紀》。
第十—章：中共後集權時代
第四節：如此恢復自由
九月五日上午，七點鐘，當我回廚房取早飯時，在鐵門邊童幹事叫住了我，說「接場部通知，要你上午九點鐘去辦公大樓管教科辦公室，有重要的事向你宣布」。
掐指算來，從64年黃聯關到鹽源至今，我已在這裏渡過了十六個年頭了。蘇武牧羊十八載，而我雖不能自比蘇武，但不屈不撓同當局抗爭卻有共同的地方。
十五年來，到管教科辦公室僅只有兩次，第一次便是64年九月，我從古柏押過來那天進過那裡，隨即被鄧揚光帶進了臨時反省室。在那裡同陳力一道渡過一年多小監生活；第二次，便是65年十月十日，我和陳力進行聯合絕食鬥爭，高德勝派人把我背到了這裏。
兩次來這裏都記載著難忘的事件，甚至可說是人生的轉折點。這一次我心中明白，平反雷聲響過多時，該是下雨的時候了。
但是經過這麼長的反覆觀察，看到鄭樹勛對冤案當事人的「恩賜」付帶勒索，看到獄方那種穩若泰山的樣子，預感到未來遠不樂觀。
所以此刻我毫無興奮之感。反而平靜地思考這鄧揚光如何來見我？我如何來應對這根打了我十六年的黨棍。
吃過早飯，整理了一下衣服，便延著那條通向場部的小路緩緩向那裡走去。過了小木橋，繞過就業人員的窩棚區，走到圈著蘋果園的圍牆，使我想起了孫明權。那圍牆已經粉刷過好幾遍了，可怎麼也刷不掉那隱約的血痕。
深藏在果林中的黃色辦公大樓，已從新拆建，淹沒在鄰近十幾幢四層樓房中。那裡興建的場部食堂，學校，商場圍成了一個小小的城堡。走到場部的大門卻是又一番世界，原先是「河灘」的地方，已建起了一座小小的商業街。
還記得，今年五月送大炳回原藉時來過這裏，那時兩個推土機正在平地基，當時並不知道，這裏平出來是幹什麼的。
想不到短短半年，這裏便完全建成了另一個世界，剛剛鋪好的三合土街道兩旁，新建起了好幾幢一樓一底瓦房，領先形成的一些店鋪已開始營業。
我緩緩走過小街，看清那些剛開張小店的主人，似曾相識，他們都是多年與我同難的流放人，只是向我打招呼的人，我卻叫不出他們的名字。
當我跨進黃樓里的管教科辦公室大門時，壁上的時鐘指著十點鐘，我到農場十五年裡是第三次跨進來，雖然從形式上講，我將獲得同鄧揚光相平等的身份，但我明白，此刻我還是他菜板上的肉。
但我有一種沒被征服的奴隸從新站起來的自強感，至少心理上我是強者，我在路上想了一大堆與他見面時奉送他的話，請他們把中央文件拿給我看，並一條一款算好我的損失該怎麼補來？
從道義講，鄧揚光和多年使盡慘無人道手段的獄吏們，就是跪在我們面前，任我們唾罵也不過份！當然，我明白這些毛澤東起用的惡棍，不過是一些毫無靈魂的工具，昨天準備在絞刑架上處決我們，今天卻可以若無其事的向我解釋他們當時的無奈。！
心裏正準備見到鄧揚光如何講話時，一些年青人從裏面走了出來，這些人我從來沒見過，心裏掠過一層疑慮，好象過去那些打罵我的人全都迴避起來，換上另一批新面孔。
鄧揚光沒有現身，這使我原先準備好的那些話，只好暫放一邊。
一個年輕人接待了我，我跟著他跨進了辦公室，裏面坐著幾位這次落實政策的人。他招呼我在一張辦公桌前坐下后，詢問了我一些生活的近況，然後在他面前的一疊文件中翻找了一陣，從裏面拿出一份來遞給我，一面對我說道：
「你1967年加刑兩年的案件，經我場管教科上報后，又經鹽源縣法院複查，根據現在政策，對你從新進行了改正判決，這就是改判書，請你過目並簽字。」
我接過那張紙，這是一份由鹽源縣人民法院作出的刑事裁定書，編號為鹽刑復（79）第100號，其全文如下：
「被告孔令平，男，現年41歲，偽官吏出身，學生成份，江蘇鹽城縣人，大學文化程度。六0年六月因反革命罪經重慶市南桐礦區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十八年，67年又因反革命罪經鹽源縣人民法院加刑兩年，合併原判共執行二十年，孔犯對加刑兩年並無異議，但根據黨的政策（而不是法律——作者），我院仍對其加刑兩年的主要事實進行了複查，經複查認為，孔犯在改造期中，以寫書面彙報和改造總結的形式，向政府公開闡述他個人對國家政治生活，對黨的方針政策的觀點和認識的大量文章材料，不是出於推翻黨的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在這些材料中有的認識是對的，有的認識屬嚴重政治性錯誤，是教育問題不應成為反革命罪行，給與加刑處理。現重新裁定如下：一，撤消鹽源縣人民法院（67）刑法字第三十九之判決，二，宣告無罪。
鹽源縣人民法院1979年9月25日
看了這一紙判決，使我想到十三年前，我在農三隊宣判的萬人大會上，公開聲明的情節，鄧揚光氣急敗壞當場為我上了反銬。
從此開始，我一步一個腳印走到今天，這十三年中，不顧多麼危險，向毛澤東獨裁拚死一搏。我們舉起了反抗迫害的「火炬」，我們中最優秀的戰友倒下了，但我們終於活到了今天，冤獄垮了，中共自已否定了自已！
對我個人，面對這一紙判決，面對相同的事實，所作的兩個裁然相反結論，這種由同一個法院出具的認定和否定的結論，沒有任何法律依據。經不起我一駁，說法院是被人捏在手中的玩具，確是恰如其份，現將原文抄錄於後，也一併公諸在此：
鹽源彝族自治縣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69）法刑字第39號文
公訴機關：鹽源彝族自治縣人民檢查院被告人孔令平，男、現年29歲，家庭出身偽官史（錯字），本人成份學生，大學文化程度，現押鹽源農牧場勞改：上列被告，因反革命一案經本院審理查明：
孔令平，於1957年整風之機，猖狂進攻被划為右派，58年送農村監督勞動，又大肆進行反革命活動，1960年8月經重慶市南岸區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待刑十八年。判刑后，仍繼續堅持反革命立場，一貫拒不認罪，多次無理申訴，66年6月30日在犯人中惡毒誣衊毛主席著作，漫罵我們偉大毛主席和黨的領導，又66年6月在學習會上明目張胆地攻擊我文化大革命，並經常惡毒的誣衊我社會主義制度，蓄意攻擊我三面紅旗「大躍進得不償失」「人民公社搞糟了，搞早了……同時還煽動鬧監，呼喊反動口號，辱罵我幹部、武裝反革命氣焰極為囂張。
查孔令平頑固堅持反革命立場，一貫不認罪服法，抗拒改造，敵視我黨和政府，攻擊誣衊我偉大領袖，攻擊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審理中孔犯供認不諱，本院為了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保衛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加強對罪犯的改造，依法與以懲處，特判決如下：
對孔令平加判有期徒刑二年，合併原判為二十年，刑期自1960年3月12日起至1980年3月11日此，如不服本判決，可於接到判決的第二天起十天內向本院提出上訴及付本，上訴于西昌地區中級人民法院。
審判員：劉延仁，書記員刁燦明
1966年4月18日
判決書錯別字連篇，這原是文革的文風，不足奇怪，暫且不說。毛澤東在世，因攻擊他的禍國殃民政策，而慘遭冤獄者千千萬萬，甚至因一句話，一張畫像，一張標語的筆誤而犯了忌諱，遭害者比比皆是，我不過是其中一例。
不過他死後，中共後繼者對罹難者只走了一個「平反」過場，毛澤東說是「路線鬥爭」，鄧小平說是「有錯必糾」，捉鬼放鬼拿百姓作犧牲品，拿百姓生命當「政治需要」，玩給百姓看！這裏除暴露獨裁者草菅人命；自相矛盾和自欺欺人外，還說明它沒有任何政見，既無信仰和理想，也無法律和信義！真是無法無天。
對我個人，從1966年4月18日加刑到1979年9月25日的平反，中間經歷了十四年，對同一事件作兩個裁然不同的結論，其根據不是法律，而是「黨的政策」，而政策是誰當權，誰就說了算數，雖總體上都一脈相承。例如無論宣判還是平反，一律稱被害人為「孔犯」，這種獨裁專權目無法紀的政體，無論是鄧小平還是毛澤東本質上是一樣的。
所以中共獨裁政權若不改變，暴政就會從新捲土重來。
眼下能告慰倖存者的，無非是我們等到了把牢底座穿的時候，我們今後可以不戴「勞改釋放犯」的帽子，在刑滿以後得到一個公民的稱謂罷了。
加刑會上我當著一萬人的面公開表態，「自從我選定我的政治道路后，我從來沒有回過頭，今後也不會回頭。」那是同專制復辟決鬥到底的決心。
若按「惡毒攻訐誣衊毛主席著作……同時還煽動鬧監，呼喊反動口號，辱罵我幹部和武器，反革命氣炎極為器張」，在那時已夠判死刑的標準。
毛澤東開創了中共一黨獨裁。代替法律定罪的是一大堆由政策制定的帽子，扣上這些帽子就定下死罪。四人幫被打倒，給他們戴上的帽子依然毫無法律依劇，這些毫無公認的條款，鄧小平只換了一個說法，說那是極左。
現在對我的『從新裁定』中用：「該犯主觀上並沒有××云云。」不過在玩弄詞藻而已，中共依然保持「無法無天」。所以就是平反我仍將被人擺弄，距離光明正大，依法論處的到來，還有一大段距離。
但無論怎麼說，我的反抗換來『從新裁定，』證明歷史向前進了一步。最重要的是，踩在最底層的五類份子帽子一風吹了。由政治鬥爭和階級鬥爭作國家生活的最高原則，換成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方針。
毛澤東頑固推行階級鬥爭的禍國方針被取消了。
當我將這一張「平反書」析疊好，放進了上衣口袋，那年青人囑咐我本月下旬，就來管教科辦理離場手續。這麼說來，我幾天之後就可以踏上回歸重慶的路了，而按我原判十八年的徒刑，我已超過了服刑時間，我的監獄生涯在中共建政三十周年才結束了。
阿彌陀佛，我在回到重慶后，還將領到第二張獲得重慶法院的「改正「通知書」，以及重慶大學的改正右派、「恢復學藉」兩張『紙』。雖然這些通知書如同廢紙，除了證明為了政治需要，中共對一個無辜學生無緣無故作弄外，還能說明什麼？可惜今天我卻沒有看到當年宣判我的原凶，使我準備好的話沒有喧泄的機會。
從黃樓出來回歸的路上，碰到的就業人員向我爭相詢問。
其實這半年來，相繼都有人獲釋，但我的獲釋特別引人注目，這也許是我多年來是這裏同當局「以孵擊石」的代表，處於絕對弱勢的我，曾在毛澤東最顯赫時代被數次被申報死刑。現在能站立起來走出監獄，無論對獄方還是對我的同難都會產生強烈的反應。
我的同難們會從我的平反看到政治氣候變化了，無產階級專政在他們心中長期沉甸下來的畏懼消彌了；對暴力壓迫缺乏必勝信心的人，都會堅定他們反抗壓迫的信念。當然我能親眼看到不可一世的毛澤東這麼快隨著他的歸天，結束了他所開創的暴政時代！是我最高興的。
但我不是勝利者而只是倖存者，中國今後的路還長。
那天晚上，我在棚子里久不能寐，回想起陳力、張錫錕丶皮天明就埋葬在四號梁子上面朝二道溝的懸岩邊。在守莊稼這段日子，我常去那裡憑弔他們，至於劉順森的遺骨還不知道留在鹽源城下的那個地方？
今天我只能坐在四號梁的山包上靜聽風的呼嘯，好像在聆聽他們從天堂喊出的聲音，他們被猶大出賣，今天真正復活了。
他們活在我們心中，活在這個邊荒農場的一萬名流放者的心中，他們的傲骨使我想起戊戌變法的譚嗣同，臨刑前在前清陰暗的牢房裡，雋刻出流傳百世的不朽詩篇：「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倫」。此刻又響在我的耳際。
再傳大的人物也不能靠個人的力量扭轉乾坤，所有為民主事業而鬥爭的人不僅憑的是：「海枯石爛乾坤滅，無為瓦全寧玉折」的勇力，更需要對世界潮流和對人類未來的信念。
想到1966年4月18日加刑以後的十三年中，死神天天在我的身邊轉悠，從我的身邊拖走了最有骨氣的同難：那時壓根就沒想到，會由中共同一法庭來對這些判決進行推翻、為我和犧牲的人們一一進行平反。
中共內部的分裂，顯示出了它滅亡的第一走，張錫錕臨犧牲的預言，僅僅三年就開始實現。他說：「我看到你們的衰亡，但遺憾的是沒有看到你們的滅亡！」
如果說眼下我們得到平反表示中國專制力量向民主勢力「讓步」，那是因為毛澤東做得太反動，太不得人心，連中共自己都看不下去了。平反僅僅是緩和一下國內太激烈的矛盾，也是為今後開始以建設為中心的道路作鋪墊，為挽救瀕臨破產，國庫空虛的國民經濟注射強心針而已。
令人擔憂的是人民還處在沉睡中，需知中國社會全靠人民去推動和改變。而人民在沉重的災難下中保持安份守已的狀態，中國的自救何時成功？毛澤東長期對輿論封鎖使老百姓不敢想，不敢說，老百姓失去了進取的動力，變得老邁古板，便是中國的絕症。
眼下這種自上而下的糾正冤假錯案，卻不能撕開這個無產階級專政鐵幕下的種種黑暗，甚至於還產生像鄭樹勛這種公開以施捨者的身份，堂而皇之向平反者索取賄賂的怪事，豈不令人擔心？！
如果無辜者在冤獄中不明不白的死去，而不問其原因；如果幾千萬老百姓活活餓死不被清算;執政黨在國家大政方針上繼續出賣民族利益，那麼這獨裁的毒瘤，會在中國的肌體上生長，並在一定條件下惡化。
新的野心家操縱國家權力，換上了新的外衣。而舊病複發畤，再出現一次社會的動亂並不是一件聳人聽聞的事！我們二十多年坐監，豈不冤枉？人民這麼多年吃的苦豈不是白吃了么？
第五節：在鹽源的最後兩天
想到兩天後，我將要離開這裏，便想同多年共患難的人們敘別。只可惜，當年發配來的人，這些年來犧牲的犧牲，他調的他調。同他們中已故的人只能在墳上「話別」了。
聽說賴開明還在副業隊，還聽說高自新和金梅也在那裡，而且副業隊距離我們不到十里，來去兩小時，同時，在從副業隊轉回時，可以去醫院，然後去農一隊看看那裡還有哪些故交，於是我決定第二天便去副業隊。
副業隊剛剛成立兩年，原先這兒是利用牛羊皮毛作原料，專門製作皮革製品的一個手工工場。從南充監獄調來的人中，有相當部份是做皮鞋和皮衣的工人，而今成為這裏的技術骨幹，後來將各農業中隊和基建隊的殘疾人調來進行了充實，建成了這個中隊。
這一天早晨八點鐘出發，九點鐘到了這裏。新建的圍牆裡面樹林繁茂，進門口的幾棵大黃桷樹，綠茵把它遮蓋得十分涼爽。這兒靠梅雨鎮，頗有些山清水秀的風味。
裏面已建成了兩個車間，一個皮鞋車間，那裡面陰暗潮濕，一股濃烈的香樵水氣味朴鼻而來，幾十名就業人員，忙著排料、制楦、下底、縫扎、上漆；另一個車間是皮衣車間，里靣十幾台縫紉機上堆著滿滿的成衣或半成品。另外還有一個房間是專供兩個車間用料的鞘制場。
走進皮鞋車間，我很快就認出了從六隊調過來的人，他們都是十五年前從南充監獄經過死緩改判后調來的。我與他們多年相處，知道他們的底細，這些人在進監前，是普通的農民，沒有什麼政治色彩，多半因飢餓逼上了殺人之路。
當年他們由死緩改判后，因為刑期都是二十年的「重刑犯」，來時便編到六隊。到六隊后逐漸認識陷他們于絕境的是誰？成為我們的同情者。
（一）走狗懺悔
十幾年來，從南充改判來的人因為俯首為奴，被認為是放心的勞動力，所以刑期未滿為充實副業隊，便調到這裏成為第一批副業隊的勞力骨幹。
見我走進來，他們都放下手中的活，站起來同我握手問好。最裡面的地方站起一個人來，不是別人正是那位從我身上撈取了資本，獲得提前釋放的馬文華。
十年前，周學祝因涉嫌偷聽隊部開會，當場被徐世奎宣布取消值班員，從新指派他接替周學祝，搬到周的鋪位上，成了我的緊鄰和新的專職「監督人」。
記得他從南充監獄調來六隊時，操一口很濃的廣東話，帶著口吃，身穿黃馬掛。知道他原是共產黨員，在部隊是一名上尉軍官，後來被西藏軍事法庭以『叛國罪』處以無期徒刑，如果他真看清了中共內部黑暗，毅然投奔光明，我們會刮目相看，以禮相待。
可沒想到他一到六隊后，原形畢露，在鬥爭會上充當何慶雲組織的打手班子，在各種場合下充當維持會的會長，經常聽到他訓斥被老管打得遍體鱗傷的奴隸。自從何慶雲選中他睡在我身邊，我平時的一言一行就很快的傳到何慶雲耳中。
有一次在出工時，一本他遺忘在鋪上的「告密記事本」被我無意中拾到，那上面一條一款記載著我的「反改造」言行，時間地點和人證。
這種特務動作，在六隊並不常見，因為殘酷的役使和饑寒交迫的生活，使流放者基本上與六隊管教人員抱敵對心態，「告密」一直被認為是最無恥的行為。像陳賢士這樣的出名人物，也是抓著重大線索告密，不屑對牢騷話作記錄的。
那次在農六隊召開對蔣正君等的死刑宣判會上，鄧揚光宣布對他減刑八年，到1975年便提前釋放了。是不是還有原判對他量刑上過重的原因，我不得而知。
監獄中的「政治犯」是五花八門的，不過我想，他若早知進了勞改隊才後悔，何必當初走到「叛國」絕境去？
記得中學時代，從課文、小說、電影所看到的，被稱為用特殊材料做成的共產黨員簡直完美無缺，嚴然聖者的形象。幾乎所有描寫與「國民黨匪徒」的智斗，周旋而不眛，或在被捕后，經嚴刑拷打而不屈，「視死如歸」的無畏氣慨曾使我「感動不已」，所以對「共產黨員」產生過「敬仰」。
然而被神化的形象與生活中真實的黨員一比較，他們的自私狹隘，勾心鬥角，玩弄權術為平常百姓所不恥，從此對文藝為政治服務極為反感。到了獄中，見到無論是鄧揚光、何慶雲、還是張丒德丶張劍波丶林扯高等等的「改造者」，還是淪為犯人的陳賢士和馬文華，都讓我認識「共產黨」員究竟是怎樣一批人？
與馬文華已四年不見了，現在剛一見面，過去積鬱在心中的鄙視，立即爬上了我的臉，剛要把身子轉過去，他那滿堆笑容的廣東臉已迎上來，熱情的把手伸給了我。
一代怪才李宗吾，以其名著「厚黑學」曾名噪中國處世講壇。他宣揚一種治世良方，說一個人若想事業有成，在待人接物上必須臉「厚而無形」，心「黑而無色」。他的揚揚百萬字論述，就是把「臉厚、心黑」作為人的修養目標。
能做到厚而無形、黑而無色，便是進入了處世的最高境界，不過市俗中平常百姓，能為某種事業的成功，變臉于瞬間，處險惡的世事應付自如，能夠心不跳的人並不多。
此乃在舞台上成功的必備條件，裝腔作勢，心裏早有了主意，等到別人相信對方的善意時，其實他心裏卻恨得你咬牙切齒，有了整治你的計謀，想把你一口吞掉。你能斗得贏他么？像我這樣的兩個回合三句話沒講完，便把真東西抖了出來，那有不輸之理？
此刻面對他的笑臉和胖胖的手，我還來不及思考該如何對陣時，自己的手已被對方緊緊攫住，身不由己被他攔進了他的宿舍里。這一舉動立刻讓我想起六年前在鬥爭會上，他那獰猙的臉和那本密密麻麻的「告密記事」。
不禁想，難道我這有力的肩頭將他提前墊出了勞改隊還嫌不夠，今天又想在我身上打什麼主意？
身子邊往裡挪，心裏卻起了警惕。但轉而一想，今天我的身上，恐怕再沒有他所需要記功的材料。倒是相反，該我用尖酸刻薄的語言奚落他了，他不敢把我怎麼樣。
心裏很快平靜下去，而且有了自己的主張，且看看他今天葫蘆里要賣什麼葯？於是我微微一笑，跨了進去坐到他的床上。
這是一間大約十平米的小屋，裏面擺了四張上下鋪的鐵床，一共住著八個刑滿人員。
屋裡亮著發黃的電燈，使人感到昏暗而壓抑。一股因潮濕而泛起的霉氣迎面而來，這住房比場部蔬菜隊還要差。副業隊是就業隊之一，他們的勞動生活條件與犯人隊相比較，除了不受老管一舉一動的管束，並不見得有多大差別。
「賓、主」坐定，不一會工夫，他雙手捧著一盅泡得很濃的下關沱茶，熱情向我說：「幾年不見了，今天你是稀客，你還從來沒有到這兒來過，我正好昨天剛從鹽源託人買了幾斤新鮮羊肉，剛燉好，看在我們多年的交情，今天一定要請你喝酒。」
這種異常熱情中有沒有其它的意思？我還沒有查覺出來。常言道：「來而不往非禮也。」怎好以冷冰冰的面孔，回答對方的盛情？好在從六隊調來的人都知道過去的事。
馬文華在這裏依然是組長，大家對他的「陰陽面孔」並不陌生，也不會有人查覺出我對他的尷尬。
這時已是大約十一點鐘了，他忙著去伙食團端剛煮好的羊肉，並且拿來了兩瓶白酒。於是我站起來響應他的「盛情」，走出門外招呼所有原在六隊的人都進來，並且特別叫人請來了賴開明。
不一會十來個人圍在小屋裡，擠得滿滿的，小桌上擺著羊肉和酒，大家端起各自的酒杯，聞那酒是用酒精兌水而成的，酒勁很足。
於是我站起身來對著大家笑了笑，說道：我因為今天沒有準備，本該由我帶酒來請大家吃一個告別飯，現在不好意思，就借馬組長的酒獻給大夥，希望大家身體健康生活順心。」說完端起酒來與大家一飲而盡。
我不會喝酒，喝了那口就停杯了，他卻自斟自飲，酒過三巡，紅雲開始布上了他那微胖的臉，話也叨嘮不絕起來。「真的，真沒想到，你現在比我強。」他喃喃的說著，把手裡的酒在我的眼前晃了晃，便向自己的嘴裏灌了下去。
「你比我強多了，我都知道了，你現在已經平反了，熬出頭了，自由了，你的前途無量，我真該好好地祝福你，而我可不如你，我還是一個勞改釋放犯，刑滿了又怎樣，提前釋放又怎樣？還得規規矩矩，到哪裡去還得請假，不批准還得上班，老婆孩子也不會來了。」
他說話斷斷續續不願結束，看來有醉意了，這很好，醉后心情也釋放了，醉後方能吐出積漚在心中的真言。他站起身來搖搖晃晃，但雙手卻緊緊抱著那盛白酒的碗，雙眼發紅。
「你醉了」，黃大力站起身來，用手按著他那端著酒碗的手，想阻止他不要再喝下去了。但是他卻將黃大力推開，搖晃了幾下身體，恢復平穩后，又給自己斟滿了一碗酒，對在坐的人吼道：
「你們知道嗎，前年我回汕頭老家，老婆改嫁了，兒子也不認我了，我告訴他們：老子提前釋放了，可那臭娘們竟說什麼，『你這輩子就休想脫掉勞改釋放犯的皮，如果跟了你這種人一輩子受人岐視，一輩子倒霉。』你們評評理，老子五十多歲了，活了一輩子到頭來成了一條無妻無子的老光棍……」
酒的力量也夠神，他的這翻自白，非借酒精之力是不能傾瀉出來的。
所有在場的沒有人說話，都在靜靜地聽他自我介紹：「真的，我真是一個糊塗蟲，年青時候，跟著共產黨鬧革命，當兵了，還當軍官，那娘們整整比我大五歲，明明是她勾引我，鬧翻了我不幹了，就一口咬我同強巴頭人的女人勾在一起，所以軍事法庭說我同叛匪相竄通，真他媽的怎麼會鬧成這樣？我糊裡糊塗地裁在女人的手裡，……反正說不清了，老子也反了」
他已經滿嘴酒精氣，說話斷斷續續，聯繫不成整體，一雙手在空中猛划著，好像又回到了當年「康巴叛亂」戰場，又好像他正同他的上司拚命，「唉，我真糊塗，你說我是文化程度不高還是怎麼回事，其實，跟著毛主席幹革命我是真心的，想不到這輩子竟裁在臭婊子手裡……」
我看著這個醉熏熏的傢伙，從他斷斷續續吐出來的酒話中，我似乎弄明白了他的底細，這是一個「兵，」一個頭腦簡單的工具，他哪裡知道，當年康巴叛亂的真像，他也許至今還不明白，女人使他走上絕路，他剛才酒話中所提到的，興許就是誘他走到今天的人吧？
看來他並沒有讀過「厚黑學」，也沒有那種臉厚而無形，心黑而無色的本領，說穿了，他不過是一個不知羞恥的無賴。
「你要原諒我……」他那發紅的眼睛直勾勾盯著我：「別人罵我說，我是踩在你身上提前釋放的，這不是宣判大會上公開的事嗎？我知道，你恨我，我那時目光只有那麼淺，做了對不起你的事，你別與我一般見識……」
醉后吐真言，看來一個人最痛苦的事，便是回憶這一生做的虧心事，這是在良心發現和處境悲慘的雙重剌激下，才會發生的，他同林扯高本屬同類人，這種人該死後下地獄。
我望著他，一邊想在中國，就出多了這種沒有受過良好教育，也沒有人格的怪物，他們愚昧、輕率、唯我至上。那簡單的頭腦，恰恰是當代專制復辟狂最好利用的槍。
直到今天他腦子裡還擺脫不了忠於毛澤東，他根本不知道誰把他們帶到絕路上去，只好帶著他那花崗石頭腦，去見他崇拜的神了，而他那種損人的本能，決定了他不可能不做壞事，並且永遠不會有幡然悔悟的時候。
今天他之所以在我面前吐出真情，是因為他一直想置於死地的人，居然從獄中獲得了平反，想到當年被他踩在腳下的頑石，居然會堂堂皇皇無罪出獄了，而他還是一個刑滿釋放的老光棍，這內心深處的不平衡，才是剛才那番自白的原因。
這算我行將出獄時偶逢的奇事之一。這種當著大家面的公開道歉，說明專制主義的崇拜者是一些沒有任何信仰的人。
暴力扭曲他們的靈魂，而當暴力消失時，便一片茫然，「追悔」是失足者常有的感情，記下這段故事，告誡那些思想糊途的人！
（二）拜別難友
在鹽源的最後幾天里，我本打算多會幾位有共同經歷的朋友，小結一下我們所共同經歷的歲月，留下他們的地址，以便今後聯繫。可沒安排聽馬文華的胡址。偏偏這一段孳緣未盡，被他糾纏了兩個多時辰。下午一點鐘我才擺脫他的糾纏，同賴開明出得皮鞋車間。
在大門口正好碰到整整十四年沒再見到的高世清、金梅夫婦，兩人頭髮已經花白，高世清穿著灰色西裝，金梅穿著皮衣，手裡提著手提包，與十四年前，場部糧庫禁閉室所見到的他們相比，已完全兩樣。後來在羊圈裡聽見他們的琴聲和歌聲，可從未面對面交談過，甚至連打招呼的機會都沒有，然而我們成了好朋友。
「一切會從新開始」金梅滿臉燦爛的說，她很自信，她是把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完全剪掉的人。可這一剪，就使她從年輕狀態，一夜間變成了白髮婆娑的老太婆了。
我想起十四年前兩個穿著破爛不堪的孩子，每天早上都要在羊圈前的田坎上望著自己的母親，背著重疊疊的一背衣物，沿那條小路向場部走去，那一幕又浮現在我的眼前。如果姐弟倆還活著，現在已是妙齡少女和小青年了，但當時看見他倆匆匆離去我沒問。
我們揮手道別時，大約是下午三點鐘左右。按照原來的計劃，我應在歸途中去農一隊和醫院，然後再返回林業隊，在那裡去取托田井伯為我製作的木箱。
那時還沒有包裝口袋，又沒錢去買皮箱，我在監獄中的破衣爛裳可以丟掉，但節省下來的兩套「新衣」和一套棉衣，我仍想隨身帶走，世隔二十年了，出去后每人每年定量的布票，衣著一定不寬裕。
過了醫院便是農一隊，想起十五年前我們在洋芋土裡尋找散落洋芋的情景，那時滿目黃沙，一彎死水，兩岸紅土地，真不知這路該怎麼走才到它的盡頭？
就像一個由命遠牽著的盲人，耳邊響著凄厲的呼聲：「來吧！犧牲和鮮血伴你同行！從這裏走過去興許有你一線生機，一切聽命吧我的孩子！」
整整十五年中，在我們中誕生了陳力，張錫錕、劉順森這樣的英雄！在黑暗中舉起火炬，從百年來民主鬥士的手中，接過了反獨裁爭民主的大旗，至今我們仍可以感覺出這面大旗在上空招展！他們的肉體就安息在這裏，他們的靈魂需要祭奠。
當我將離去時，必須同他們一一道別！！將他們生平留下的話寫在紙上，表示我至誠的祈禱……
第二天一大早，我便獨自向農七隊走去，鹽源的九月已是深秋時節，路旁一聳聳荒草中，十樣棉花迎風怒放，風季悄然臨近了。
那一天，天氣陰沉卻沒有下雨的跡象，沿著大路的農七隊地界里，沒有看到一個流放者。我沿路走來，從路邊采來一大束盛開的十樣錦花。
農七隊圍牆後面的荒草壩子里，張錫錕和皮天明就倒在那裡！由農場執行槍殺的人，除了農六隊的公判大會外，基本上是在這裏就義的。
今天，五年過去了，那些路邊的白楊已高聳入雲，像一座座記念碑！此時我腦海里已湧現出當年飲彈后，倒豎在路邊張錫錕蒼白的臉。一面走，一面數著白楊樹的棵數，數到第七棵樹下，站在那裡向西方深深鞠了三躬，並把采來的十樣錦花端端正正放到那棵樹下。
默禱大約五分鐘后，睜開眼，回過身去，才發現十來個跨著書包的學生，奇怪向我看著，他們中有幹部的孩子，也有就業人員的孩子，他們不解於我當時那古怪的動作，好奇我何以朝路邊的白楊樹禮拜？
他們不知剛剛過去年代的黑暗！那草坪，是灑著許多人鮮血的刑場，張錫錕、皮天明便在這裏飲弾犧牲，他們更不知道為什麼這些人在這裏就義？暫時我無法用幾句話同他們溝通。
我站在那裡同他們對視著沒有說話，也許這種對視引起他們的竊竊耳語。
距離七隊的圍牆大約百米的地方，此時我聽見那山坡處傳來推土機的轟鳴聲。遠處，三台推土機正在那裡將小山丘推平，而那填土的地方正是三年前烈士的喋血處，如今正被一堆堆紅土淹沒！
我向那裡走去，登上一垛還沒有推平的小土包，面對著推土機，我站穩了腳，眼睛向那紅浪翻騰的地方搜索，想尋到烈士們被搶殺的位置，但那卻是枉然。
不竟悲從心來，我舉起手，振臂呼喊著他們的名字，一面將手中的十樣錦花向那紅土撒去，期望那花瓣引導我去辯認英靈們的血跡，然而七彩花辨四散著隨風飄零，忽東忽西，久久在空中徘徊，似乎不願隨便落在那裡。
倘若有一天，人們為記念這些偉大的英雄，想尋找槍殺他們的地方，他們的後代子孫上那兒去找他們的遺骨，以寄託自己的哀思？想到他們成了葬身在這裏的孤魂野鬼，我的心能平靜么？
一路走來，到了油庫彎，沿左側的公路，走上最上面那塊「大寨田」，我的眼前再次呈現出兩年前，我們在徐世奎驅趕下，在這裏連續三個月挑燈夜戰，這是我今生最後一次體會大寨精神。
此刻我又彷彿聽到那滿山谷鋤頭和號子聲，看到蔡先綠矮小的身軀，吃力推著那十倍於他體重的板板車，哼著那楊白勞低沉的哀歌向前艱難的走。
我想哪一天，任人烹宰的奴隸們站起來？
走到三號梁的最高處，站在通向鹽源的山隘口，透過被狂風攪得混濁的白霧向下看，山下那曲折迂迴的小金河像蛇一樣，盤繞在鹽源城下。十五年來灰暗的鹽源好象一個少見陽光的小城。我瞪大眼睛，尋找那山頭，看見了緊挨縣城中心的一個小白點，認得那是鹽源公判大會會場，陳力、劉順森就是在那裡就義的。
我失聲高喊：你們犧牲在那一處呀，在我離開鹽源城的那天，我該到那片山頭，那一塊石頭前，來與你們告別，致我的哀思！？
從二號梁回到我住的莊稼棚，屋裡聚著向我告別的人，這一天我感到特別的疲倦，心裏說不出的滋味，好像一下子老了許多，大家取出筆記本，叫我簽名留念，我取出了筆本記下在坐的人通訊地址，想回到重慶后，有機會給他們寫信。
第二天，九月十二日，也是我離開二道溝倒數第二天，我便按原計劃一大清早去了五號梁子的亂石堆前，下面白茫茫的一片，這是二道溝的最後一段，那高高聳立的亂石堆中，安葬著張錫錕。
四年前黃學全的媽媽曾在這裏祭拜他，想懇求他能饒恕她的獨兒，老婦人不明白，帶罪的靈魂只有上帝才能赦免。當時因為搞不清張錫錕遺骨在那一塊石頭下面，便選了一塊最大的亂石，那裡留下她焚香的灰燼。
九年前，陳力的遺體也葬於四號樑上，我也一直沒弄清他的遺骨準確的位置。
此時，我從懷中取出寫好的悼詞，當我燃起那張紙，朝著滿目荒涼的山崗行了三個禮，口中念道：「我將要離開你們了，如果你們在天有靈，那麼請助我將我們共同經歷的這一段故事，寫給世人，告訴他們我們所經歷的苦難和原因，讓歷史不要重演獨裁復活的悲劇。」
大地在那一刻特別的靜，好像在同我一起向我的難友們告別……
（三）陳文仲和鄧楊光
九月十三日，按照上次場部管教科的通知，我去那裡辦理最後的離場手續，這一次接待我的是曾把我比作「紅岩」人物的陳文仲，當我跨進辦公室，我們兩人的眼光突然碰到一起，他立即埋下頭去，而我原來準備給鄧揚光的那些話也被壓了回去。
自從65年在高書記主持下，我們那場辯論后，迄今我們整整十四年沒有見面了，但我明白，他對站在自己面前的這個對手是太了解了，用他的行話來總結，「一個實足的無法挽救的花崗岩腦瓜」。
然而，十四年過去了，管教科不但沒能把我改造過來，反而對這花崗石奴隸「糾正冤案」，不管他此刻內心是否另有想法，他都得首先向對方宣讀：「宣告無罪」的結論。
他今天該用什麼來講「形勢大好」這句話，處在他的位置上，說過去共產黨是對和錯，都難下結論，心裏卻疑雲滿怖，這共產黨究竟是怎麼了？毛澤東一死怎麼就全變了？不是說，修正主義復活是隨時隨地都可能的嗎？既然預見到了，也採取了措施，怎麼一個多月，這紅色江山就易幟了？
當然過去毛澤東可以隨心所欲的擺布全國大局，所以他死後，別人也可以隨心所欲的推翻他的那一套，擺布他統治的江山。
陳文仲此刻，只能對一切都不表態，對面前這個要他親自辦理離場手續的人，緘口不提往事為好。他是政法學院的科班生，潛意識中的良知，使他既不能在我這裏自討沒趣，又不敢有違於他所代表的政府，除了以辦事員的身份去宣佈今天的政策，還有別的辦法嗎？
這就是中共政策的「靈活性」，這比按法律條款論是非，隨心所欲多了。
這裏不存在使他感到為難的地方，他仍須理直氣壯坐在「法官」位子上，宣布說，「你過去的案件是錯判了，現在與以糾正」。
於是他從他的文件夾中抽出一張紙來說：「過去是極左路線作祟，在當時形勢下法庭作出的判決是對的，現在形勢發生了改變，改正過去的判決也是對的，你簽字吧！」。
倘若改判人向中共提出賠償損失，那麼他會從抽屜里抽出兩把刀來，一曰:你不要不知好獃。如果鄧爺爺不給你平反，你還能翻大浪不成？你還不乖乖繼續坐牢？一曰:向前看，你不是沒有看到像你這樣的人多得很，你不看看國家主席也是受迫害致死的么？這叫做歷史造成的，向前看吧！
前一種說法，自有一種施捨者的味道，那鄭樹勛不是佔了這一成，才敢在平反人頭上括一筆浮財么？理由是說不清的，紅吃黑也罷，極左路線也好，在制服對方后，還補上一句：「我忠告你，好好吸取教訓，後半生就夾起尾巴做人吧」。麻辣俱全，被「平反」的人還得忍氣吞聲「感激零涕」。
然而這辣味對我這種「花崗石」的傢伙能接受嗎？可知我是被他當作是華子良式的人物，軟硬不吃。弄得不好這種私下敲的竹杠，不但不能讓對方就範，還要打到自己身上。受害人肚子里這麼多年來的這把火發起來，指著他的鼻子又是儈子手，又是為虎作張的亂罵一通，豈非自討沒趣？
看來在今天這種時候，必須及時變臉，唱紅臉唱白臉反正戲已經演完，別不識時務！大道理可以講，氣可以順，講賠是不可能的。
但今天絕對不能拿平時對犯人的臉給對方看。那鄭老頭因為不了解孔令平是提著頭玩命的傢伙，所以才做了那蠢事！
於是他輕輕咳了一聲，做了一個讓我就坐的手勢，臉上也堆起了一朵似笑非笑的雲彩，停頓半分鐘，照已準備好的台詞繼續朗讀下去：「根據中央政策文件的規定，在對你的問題經複查改判后應回到重慶，由重慶法院對你作進一步的結論並安置」。
念完后又停頓了半分鐘，也沒看我一眼，便從公文包里取出了回重慶的「路條」和戶口登記的介紹信，說道：「這路條是你沿路買車票和住宿旅館的證明，搞丟了在路上遇到麻煩自己負責。
與戶口登記介紹信夾在一起的，是今年年底前你所「享有」的「糧票」「布票」和「油票」，這些都是全國通用的票證。」
「目前你的身份仍是刑滿釋放人員，因此，平反兩年所補發給你的工資，按就業人員月工資每月23元，扣去伙食、衣服費用十四元，每月應補發給你九元工資，一年另七個月所得的「補發工資」是一百七十元（摺合二十美金），另外按同一標準發給了你十個月工資（計230元）作為回鄉生活費，再加上回重慶的路費總共八百元」。
輕輕鬆鬆的一句：「宣告無罪」加上八百元的鈔票，就是中共政權對一個無知無辜的青年學生，進行長達二十三年殘酷壓榨和奴役后，給予「平反昭雪」的全部體現。！這種憑共產黨決策者揉麵糰的「政策」把戲，沒有人的尊嚴，有的是強權下的蠻不講理！！有的是弱肉強食！
怪不得那陳文仲除了照本宣科的讀，再也無法講。因為這是沒有理講，也沒有臉面對受害者講的呀。
現在大家已經看到，以反對剝削為口號的中共黨人，是怎樣在階級鬥爭借口下，對受害者進行壓榨的。榨乾了他們的血以後，還要拎著這些受害者的脖子喝道：「姑念極左路線對你錯判，免你死在監獄中，還不快快向鄧爺爺謝恩」。！
那可不假，在中國再大的中共頭面人物也給弄得死無葬身之處，劉少奇、陶鑄、賀龍！數不勝數，「階級鬥爭」的犧牲者是很悲慘的！
但是我們招惹誰了呀？憑什麼要把我們這些老百姓押到這「鬼都不生蛋」的地方，剝奪最基本權利，在饑寒交迫和皮鞭抽打下，在九死一生中奴役二十年？我們這二十年創造的價值和損失可以用八百元人民幣來補償么？中共對無辜者的殘害能用「路線鬥爭」極左思潮「擴大化」來塘塞么？最令人可笑的向被害者說：「向前看」，便將一切都一筆勾消了。
我們是普通老百姓，我們在喊出「中國，我的祖國」時，是因為我們要受這個國家的保護。否則還叫什麼祖國呀，我們憑什麼無憑白故遭受共產黨加害？既然已經加害到這個地步，我們這些僥倖活下來的被害者，有資格向全世界主持正義的人喊道，
「我們是一群生在中國卻沒有祖國的人！我們是一群需要正義和人道來保護的受害倖存者，期待著你們救救我們，期望你們譴責這個國家的執政黨。譴責這世界中最專制蠻橫的政府。支持我們向這個黨討回無端剝奪的生命權！！」
像這樣的執政政府，有什麼臉向世界人民表白自己的偉、光、正？這同綁架的匪徒有什麼區別？我真想聲淚俱下的哭訴這二十三年來所受的人身折磨，並以原告的身份向國際法庭控告當事人。
然而，我到那裡去尋找這正義的法庭？在這二十多年間，無辜死去的人成千上萬，我又算什麼？今天在這魔窟中，在一個把人當作草芥的年代，能活著從監獄里出去，已是萬分幸運了。
我看他從皮包里取出那錢，本想抓起那錢向他臉上擲去。當時倘若我真這樣做了，他充其量只笑一笑，拿出那套地痞絕招，將散落一地的錢一張張撿起來，再拿到他的上司那兒討好說:
「這平反真是狗坐轎子，拿錢放人居然不知好歹，對這些花崗石腦袋只配用子彈敲破它們，這才是毛主席教導的。」
何況今天我圖了一時痛快，能對這專制政府損一根毫毛么？倒不如現實一點，權且收下這錢，以後再細細算帳不遲。
不過，當年勞改廳的頭頭們像綁架那樣，用卡車像押送牲畜一樣把我們送到這兒來，今天我還得用這筆錢去買車票，住旅店，自己回重慶。
於是我壓著心頭的怒火，從他手裡接過那疊鈔票，有意在他眼前掂了掂，報以冷笑，連同那放在桌上的路條、票證和戶口證明，一齊塞進了我預先準備好的口袋裡。
正要轉身離去，這時從門外過道里傳來了鄧揚光的喊聲：「老陳，那古柏的人，你處理了沒有？沒什麼好向他解釋的，告訴他，我們是執行機關，他有什麼意見，去找原判單位，我們無權決定……」
當他一腳踏進門來時，與我撞了個面對面，沒想到他現在才現身，更沒想到一直想敲破我這顆花崗岩腦袋的人，今天搖身一變，成了鹽源農牧場落實政策工作組組長。
想我十五年來，在這鹽源農牧場，他像魔鬼一樣糾纏著我：將我送進古柏反省室的是他；把我送進二道溝小監的是他；在農六隊指示打手對我輪翻批鬥的是他；幾次指揮破壞我的絕食鬥爭的是他；主持加刑的是他；今天導演這出平反戲的又是他！
好深的緣份，！過了今天我也許就見不著他了，他的躲避是出於心虧，還是害怕且不管他，我不明白的是，我與他素昧平生，他又何必這麼追著我苦苦折磨摧殘？如果他沒有讀過我的申訴，了解我的冤曲，衝著職業而無可耐何，倒是可以把這帳算在「極左路線」上，但是他是全都了解的人。！
這麼多年來整了農場那麼多無辜的人，他不感到良心有愧么？管教科所報那麼多死刑材料，難道他不心驚肉跳么？而他做了那麼多傷天害理的事後，究竟得了多大的好處？升了多大的官？
人性在他是死滅了，他是一具活殭屍。
我攔住了他，喊道：「鄧科長，我們打了十五年交道，明天我就要走了，你總不至於現在還躲著我，是不好意思還是內心有愧？」
他見我話中全是剌，尷尬回答：「你的案子自會有人負責辦理，我們是對事不對人，你有什麼問題可以向辦理你案子的人說。」一面說，一面繞開我向辦公樓深處走去，我回過身攔著他喊道：「你不是在這麼多年一直把我當頑固不化的花崗岩腦袋么？你們槍斃了那麼多人了，你問心有愧么？」
也不知道是我這幾句話逼得他回不過神來，所以急於要退出這種場合，還是因為他果真忙於處理其它的事，他只在最裡面的辦公室，拿了一疊像檔案之類的東西，便慌慌忙忙出門向樓下走去，只說了一句，「我沒有功夫和你瞎扯」，便匆匆下樓去了，等我追了上去時，已經不知道他向那一條路逃循了。
（四）離開二道溝
於是我拎著我的帆布包下了黃色大樓，向四號梁子大步走去，心中計算著時間。從感情上講，在監獄這口盤剝我整整二十年的活棺材里，我一分鐘也不想多呆，路條既已拿到，我可以馬上離開這裏。
時值九月下旬，磨盤山已開始下雪封山，這幾天去西昌的班車車票已相當不好買，每天只開一班公共汽車。要一大早到公共汽車站排隊買，什麼時候車票售完，什麼時候開車，不能預售。
無論如何我都要趕在九月底以前回到重慶。
從黃樓出來時，已是中午時分，心中盤算，今晚只好在鹽源再過一夜，明天趕一個大早，儘早到鹽源車站去買明天的車票。為了能在明天早上到達鹽源汽車站，也為了同兩位關心我的大媽最後敘別，所以我決定今晚就到詹大媽家住一夜。
主意打定，我從管教科出來后，去五號梁子取了我收拾好的行李，將我的舊棉衣和勞改服捆成一個包，準備留給詹大媽，山裡人布票特別緊缺，平時注意到詹大媽一有空閑便補衣服，將我穿過的舊衣服送給她一定能派上用處。
我將換洗衣服和母親寄來的毛衣裝進木箱里，箱子底下放著五百元錢，這是我服刑二十三年的全部資產，經過」文革」大亂，加上這麼多年來，老百姓缺吃少穿，小偷也十分猖厥。回程路上萬一所揣的錢被扒了去，我就只好沿途乞討回家了。
下午三點鐘，我道別了六隊相處十幾年的同難們，挑著兩個小木箱，跨出了六隊那大鐵門。沿著五號梁子向梅雨方向奔去，當我登上它的最高點時，我回過身來，向那隔著我已一里遠，隱埋在半山中的六隊圍牆望去！想當初來時，我沒想到會在這裏渡過我一生最寶貴的十六年，也沒有想到今天中共會用平反名義使我獲釋。
低頭向下俯視，望那六隊，好高的泥牆好陰沉的牢房。！那深壑之下埋葬了多少人的怨恨，連同他們的白骨啊？徼幸我還逃脫了虎口。現在以「自由」人身份，向這人間地獄望別，好像才從一場二十年的惡夢中醒來，驚險之至！
然而光陰蹉跎，一晃已從二十六歲的小夥子變成四十二歲的中年人了，只是人到中年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
想起武訓傅中的記載，十五歲的武訓去張舉人家杠長工，整天被奴役苛待，牛馬不如的幹活，卻不發給工錢，直到三年後，他滿以為張武舉應當補上這筆血汗錢，沒想到在他去張舉人那裡結帳時，這個秀才抱出一本假脹來，硬說武訓的工資早已支付完了！等武訓傻張著嘴申辯時，卻被張家的奴才打了一頓，並且逐出張府。
對比武訓來，我還沒有被打出「勞改隊」，至於張舉人拿給武七的那帳本，我確是真的得到了，不過那時間可不是三年，而是整整二十三年！
我回到重慶北碚，兩年後，根據當時中共中央六號文件，我起草了一份索要在這裏十五年勞役，起碼該補工資的信，寄給四川省勞改局，請他們轉給這個農場，指名點姓寄給了農場管教科，結果這個農場卻給我回了這麼一封信，現在全文抄錄下來：
《孔令平，你十二月二十二日來信提出：「要求從新補原來工資的問題」。你當時在我場「改造」那是犯人，哪有什麼工資級別？更無從談起補發原來工資的問題，當時你的原判還沒全部推翻，就是全部平反需要補發工資也只能找原判法院，執行單位不承擔補發工資的，當時你在文革期間被加刑兩年（實際服刑一年另八個月）后經鹽源縣法院裁定宣告無罪，我們根據有關文件精神按當時就業人員的工資標準補發了你的工資這是正確的毫無異議的。其次，要求發給數量足夠的安家費，這是沒有任何一個文件規定要對一個「勞改釋放犯」發給足夠的安家費用的規定，你這種要求是錯誤的，也是不可能的，相反的，我們根據上級規定發給你安置費，生活費和路費這是符合政策精神的。
鹽源農牧場管教科1982年元月5日》
武訓因不識字為張武舉白乾了三年，最後被痛打一頓逐出張府，從而痛惜自己不識字，萌生行乞舉義學的念頭。而我也只能在這裏記下這筆「無產階級專政」對我欠下的工錢。
和武訓一樣，我同樣是一個被封建惡勢力吞噬的受害者，所不同的，當時的滿清政府還大大讚揚武訓的義學精神，光緒皇帝准許武訓穿黃馬掛，並頒發了一塊「樂善好施」的匾額，兼作牌坊的橫額。
統治者的滿人尚能知道扶持教育贏取民心，郭英華祥說：「武訓死後……鄉民送者數萬，悲哀得未曾有過，人一生能有此報，足矣！」
而我呢？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