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2日訊】100年前的今天（12月2日），浙、滬聯軍經過數日苦戰，終於攻克清軍在江南的最後據點金陵（南京），為鞏固辛亥革命形勢，創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打下了可靠的基礎。在緬懷辛亥先烈光輝業績的時候，海外華人的貢獻尤其值得一提，不妨借用孫中山先生「華僑乃革命之母」這一名言為本文命題。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經濟破產，民生困苦，海外華人在居住國地位低下，他們迫切要求改革中國政治體制，希望祖國統一強盛，在辛亥革命中表現出了高度的愛國熱情和英勇獻身的精神，形成了近代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華僑愛國高潮。孫中山曾指出「我海外同志，昔與文艱苦相共，或輸財以充軍實，或奮袂而殺國賊，其對革命之奮鬥，歷數十年如一日，故革命史上，無不有華僑二字」、「一團熱誠，只為救國」，對華僑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現作了較高的評價。華僑對辛亥革命的貢獻可歸納為五個方面：
一、華僑是革命發起者和組織者
中國民主革命的先驅孫中山本人就是華僑（註：2011年7月，美國在台協會在台灣舉辦一個「孫中山與美國」特展，出示來自美國國家檔案局的歷史文件，證明孫中山擁有美國籍。），十三歲就赴檀香山讀書、做工，由於他長期住在海外，同華僑有廣泛接觸，親眼看到華僑的悲慘遭遇，痛感國家民族危機的嚴重。因此，當他在海外設身處地宣傳革命主張時，特別能夠喚醒和激發了海外華僑的民族意識和愛國熱忱，團結發動了廣大華僑投身民主革命。
中山先生從事革命活動是從建立革命組織開始的，1894年11月，孫中山在檀香山創立了我國第一個現代意義上的革命團體──興中會，第一批參加者有何寬、鄧蔭南、鄧艾泉等二十多位華僑，次年2月在香港成立了興中會總部。興中會在成立之初不僅喊出了「振興中華」的響亮口號，而且宣誓「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第一次向中國人民發出了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號召，到1905年，興中會能明確身份的286名會員中，華僑超過六成。從某種意義上講，華僑也是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的先驅。
1905年在日本東京，興中會與華興會、光復會等革命團體聯合組成政黨性質的同盟會。同盟會推舉孫中山為總理，把「建立民國，平均地權」寫入章程，首次提出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這一比較完整的革命綱領。孫中山在其40餘年的革命生涯中，約有一半時間奔走於海外華僑社團、留學生和僑領之間，他憂國憂民的情懷，深為海外華僑所感動，他所推崇的政治主張，得到了海外華僑廣泛的擁護和支持。同盟會因此在海內外迅速發展，除在國內設有5個支部外，在海外還設有南洋、歐洲、美洲、檀香山4個支部，形成了「凡有華僑所到之地，幾莫不有同盟會會員之足跡」的局面。尤其是東南亞新馬地區，成為革命黨人的主要活動陣地，有資料顯示同盟會在南洋「各埠均設有分會，會員達數十萬眾」，僅新加坡、馬來西亞華僑入會的就有大約三四萬人，成為南洋支援中國革命的重要力量。海外其他各地同盟會也成為革命黨人在海外進行革命宣傳、籌集經費、策劃武裝起義的革命基地。
二、籌款捐資，贊助革命
孫中山創立興中會伊始，就走上了一條以武裝反清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無論是興中會、同盟會等革命團體的組建、日常活動的開支及同盟會在國內外組建分會的活動經費，還是革命黨人創辦報刊宣傳革命主張；無論是孫中山、黃興等人奔走世界各地宣傳革命、領導革命的旅費、生活費，還是歷次起義的巨額軍餉，大都由海外華僑鼎力資助。既有在國外苦心經營十數年，有一定經濟實力的商人，不惜將全部財產變賣，支持革命事業；還有普通的勞工，將辛苦積攢的畢生積蓄捐作革命經費。因此，孫中山先生由衷慨歎：「慷慨助餉，多為華僑」、「同盟會之成，多賴華僑之力，軍餉胥出焉」。海外華僑捐資輸財，為辛亥革命的成功提供了主要的物質基礎。
孫中山發起的第一個革命組織檀香山興中會，其開辦費、活動費全部都是由孫中山的哥哥孫眉和其他廣東籍華僑交納會費，以及設銀會集股籌款。1894年底，當孫中山急於回香港組織興中會總部，繼而在廣州發動起義時，因所集款項「不敷大舉之需，焦急萬分」，孫眉就以每頭六七元賤價賣掉牛牲一部，以充義款；鄧蔭南「盡變賣其商店及農場，表示（跟隨孫中山回國起義）一去不返之決心」；陳耀垣也變賣自己的商店和所有財產籌集革命經費。最後，檀香山華僑共同努力，終於籌得美金約合港幣13000元。這次廣州起義雖然未發動而失敗，但華僑慷慨解囊的精神給孫中山很大鼓舞。
孫眉當時為了支持弟弟孫中山的革命事業，陸續將經營了數十年的產業全部出售。夏威夷公證機構記載著：1895-1899年間，孫眉賣出自己名下的土地和牲畜達65次之多，其中1890-1894年間就賣出12次，1897年也有12次……他大概先後捐出70萬美元。據瞭解，夏威夷公證機構還保留有孫眉1906年經聯邦法庭作出的破產判決，到1907已經由富豪變為清貧的孫眉與母親楊太夫人等舉家回到香港居住。
浙江的華僑支持辛亥革命以捐資為主，是當時捐資最多的群體，如浙江湖州南潯巨富張靜江（旅法華僑）。1905年11月，孫中山在越南南方城市西貢宣傳革命思想後，上船前往法國等歐洲國家籌措革命活動經費，與由上海出發的張靜江乘同一條船。在交談中當他得知孫中山這次是為籌措革命活動經費前往歐美後，便對孫中山說:「久聞先生大名，我深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國。這幾年我在法國經商賺了些錢，很希望能對先生的反清光復事業提供竭盡全力之幫助。」分別前，張靜江遞給孫中山一封信，信中夾有一張他親筆簽名的3萬元取款單，信上所寫地址：到美國紐約市第五街566號張靜江所開辦的通運公司經理姚叔蘭處領取。孫中山便把信和取款單交給黃興，不久黃興就憑單拿到了張靜江資助革命的第一筆活動經費3萬元。
辛亥革命前後，每當孫中山開展反清起義活動經費不足時，便會拍電報給張靜江請求匯款。張靜江總是有求必應，按時如數將款寄到。其間有一次由於公司資金週轉困難，經費難籌措。眼看可能影響起義如期進行，張靜江毅然將他在巴黎通運公司所屬的一個茶店賣掉。對此，孫中山極為感動:「自同盟會成立之後，始有向外籌資之舉，當時出資最勇而名者，張靜江也，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萬元，盡以助餉。」據不完全統計，張靜江在辛亥革命前後捐款達到110萬兩銀子。1906年3月，張靜江在從法國回國途中經新加坡時，在胡漢民等人的主持下，加入了同盟會。此後，他將李石曾，他的大哥、上海通運公司總經理張弁群，其舅父、上海中國銀行董事龐青城等親友介紹給孫中山，併發展成為同盟會會員，連其妻姚夫人也幫助他發行革命刊物。由於浙江南潯加入革命隊伍者大多數為家產豐厚，有力保障了孫中山開展革命活動的經費來源。
1907年，孫中山在廣東潮州黃岡發動起義，當時的南洋華僑蕭竹畸為革命往來奔走，且盡貸其田產，得數千金，借供運動經費。
越南堤岸另外一個以賣荳芽為生的華僑小販黃景南，為支持革命，將半生的積蓄數千元捐出，支持鎮南關起義。之後還堅持每日都將賣荳芽所得一部份積累起來，用作革命經費。
1908年雲南河口起義爆發，仰光閩籍僑領莊銀安、黃德源等人不但熱情捐獻軍銅，還購買了一批軍火秘密運進雲南交給起義軍。起義失敗後，大部份人經越南輾轉流浪到新加坡，陳楚楠等人在新加坡蔡詹港開辦中興石山公司安排他們，還介紹一些人到檳榔嶼、吉隆坡、文萊等地的工廠、礦山和農場謀生，為安置這一批革命志士做了大量的工作。
1910年冬同盟會決定於1911年春在廣州再次發動武裝起義，選擇革命黨500多人為先鋒隊（敢死隊），以領導軍隊和民兵，傾全黨人力、財力以赴，得手後分別由黃興、趙聲率軍出湖北、江西直搗南京。孫中山先生到美國、加拿大籌備武器軍餉急需的經費，6月26日，舊金山同盟會與致公堂聯合成立了洪門籌餉局，先後到北美14個城市募捐。在馮自由、司徒美堂的建議下，致公堂骨幹們商議：先將溫哥華的洪門致公堂的樓房向銀行抵押，用作軍費。於是，僅維多利致公堂總堂就抵押房產得款3萬元（所抵押的房產到1950年才由全加的會員湊錢贖回），同時，多倫多、溫哥華兩所洪門致公堂也先後抵押籌款。美洲各地上至富商，下至那些當苦力的、做裁縫和小攤販的，也都拿出僅有的錢，雖然同盟會設立的籌餉局發行了債券，但絕大部份款項都屬義捐，不求兌換，以示對革命事業的堅強支持，僅五個月時間，共籌得美金144130元。這一次加上在南洋、日本等地的籌款，共籌到187210元，其中加拿大共募款港幣7萬餘元，居各地華僑義捐第一位，由馮自由親自將7萬餘元款項分文不少地通過香港交給正在緊鑼密鼓籌備起義的黃興、趙聲等人，因此，廣州黃花崗烈士墓後面的紀功坊，最上面那塊就是加拿大華僑的。
黃花崗起義（也稱「三*二九」廣州起義）後，海外華僑的捐資運動規模更大，範圍更廣，款項更多。武昌起義的消息傳來，緬甸同盟會立即組織募捐，至11月17日，就捐集港幣1萬元，匯寄香港《中國日報》社轉交孫中山。南美洲華僑人數雖少，但他們捐資支援祖國反清鬥爭卻十分踴躍。武昌起義的消息傳到秘魯，秘魯華僑於10月16日成立籌餉局，四天時間，就收到捐款12535元。據統計，辛亥一年，南洋華僑捐助了五六百萬元。
華僑籌款捐資贊助革命的故事數不勝數，除了前面提及的一些事跡外，還有幾個特別生動的故事也值得一提：
祖籍福建海澄的檳榔嶼第三代華人吳世榮，在21歲時，從父親手中繼承了大筆遺產。1905年孫中山第一次來檳時深受冷落，具有俠義心腸的吳世榮、黃金慶主動熱情接待，從此受孫中山革命學說的影響，積極支援孫中山的革命事業，不但擔任檳城同盟會分會長、檳城閱書報社社長，為革命事業致力奔走，而且以萬貫之財，為革命事業排憂解難，甚至將自己的產業、園坵一塊一塊地變賣出去，最後連「瑞福號」別墅也變賣出去，支援革命。由於吳世榮對革命功勳卓絕，眾望所歸，被南洋各埠同盟會選為總代表（全球僅吳世榮和美洲代表馮自由二人），於1912年回國參加開國大典，到達南京時，孫中山親率臨時政府要員隆重歡迎，備受殊榮。
新加坡華僑富商林受之，「毀家財數十萬」，以致其子女「傭工為生」；越南華僑李卓峰多次支援革命，手中有革命黨人發行的國債票券數十萬元，卻不求回報，「付之一炬」；越南一位名叫關唐的華僑，以替人挑水為生，一擔水只掙一分錢。為了支持國內革命、推翻帝制，他毅然將自己辛苦積攢的3000元養老錢悉數捐出，相當於為中國近代革命挑了30萬擔的水……。
據研究，孫中山領導的第二次到第八次武裝起義所用經費20萬元主要來自南洋華僑。第九次和第十次起義的經費主要靠美洲華僑的捐獻。從1894年興中會在檀香山創建，到1912年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的成立，華僑捐款達1000萬港元之鉅。正是有廣大華僑的大力支持和無私捐助，激勵了革命黨人愈挫愈勇、屢敗屢戰，最終取得民主革命的勝利。
三、華僑是革命輿論宣傳的鼓動者。
欲行實質之革命，需有思想之革命。當時，革命黨人開展輿論宣傳主要是以國外為基地，以華僑和留學生為主力軍，據統計，從興中會創立到民國肇始，海外華僑建立了160餘間半革命性質的閱書報社，在海外出資或參與創辦的革命報刊有23種，成為革命輿論宣傳的強有力武器。
1905年當孫中山在東京籌備成立中國同盟會之時，出版《民報》作為其機關刊物，由張靜江出資編排、印刷。該報在日本東京留學生中起到了很好的宣傳效果。1906年6月，為與東京的《民報》遙相呼應，張靜江出資聯合吳稚暉、蔡元培、李石曾、褚民誼等人在巴黎達候街25號發起成立「世界社」，出版《世界畫報》；同時創刊發行《新世紀》週刊，並親筆撰文發表在《新世紀》週刊上，緊密配合國內外的《蘇報》、《浙江潮》等諸多革命報刊，大力宣傳革命主張。
創辦革命報紙，也並非一帆風順，以南洋華僑革命黨人辦報的經歷可以作為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
早在1896年，就有當地華僑林華謙、黃金慶創設《檳城新報》，大多宣傳保皇立憲主張，黃金慶還開了一家「維新書店」，取義戊戌維新之意。孫中山到達檳榔嶼宣傳民主革命後，黃金慶受了感召，參加了同盟會，力主《檳城新報》改變其保皇立場，宣傳孫中山的革命思想，但未獲得成功，只好退出該報。
1903年，新加坡的華僑牧師鄭聘廷創辦星洲書報社，陳列各種革命書籍、報刊，任人閱讀，致使許多華僑覺醒。1905年，孫中山至新加坡，親臨書報社參觀，對鄭牧師的開明之舉大加讚許，並指示東南亞的閩籍華人陳楚楠、張永等要更加注意書報社的工作，他們意識到要促使更多的海外華僑支持革命，非大力從事宣傳不可。1904年l月，陳楚楠、張永福二人合資創辦了《圖南日報》。該報的最大特點是從一開始就主張革命，與保皇派的《天南新報》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天南新報》打著「團結禦辱」，的旗號，大肆宣佈唯有「變法救國」，才有出路，革命乃是「滅種亡國」的陳詞濫調。《圖南日報》對於這些大是大非的問題，登載大量文章揭露清朝封建統治和帝國主義任意宰割中國的現實，宣揚「革命之目的以保國而存種」的民族主義理論。《圖南日報》問世後不久，即遭到守舊派、保皇派、清政府領事官員的群起反對、圍攻，英國殖民當局也以滋生事端為由，多次嚴厲警告《圖南日報》，使報紙的銷售量有所減少。但《圖南日報》無所畏懼，堅決頂住各方面的壓力，採用送報、贈送《革命先鋒》等革命書籍的方式，以及舉辦徵文、徵詩、徵聯等有獎活動來活躍版面，擴大發行量，報紙銷路也因此看好。該報對於在南洋華僑中宣傳革命思想起了積極的作用，被讚譽為「南洋華僑革命黨機關報之鼻祖」，陳楚楠也獲得「南洋革命黨第一人」的殊榮。
1905年底，《圖南日報》因經濟拮据而無法維持，被迫停刊。兩個月後，陳楚楠、張永福等人不忍心革命黨之喉舌從此中斷，遂聯合他人集資創辦《南洋總匯報》，繼續宣傳革命。不久，該報旋為保皇派的商人所把持，淪為保皇派反對革命的工具。1907年8月，陳楚楠等人根據孫中山的指示，與新加坡同盟會各埠同志一道，募集資金又創辦《中興日報》，以繼承《圖南日報》之餘緒。發刊未久，即與《南洋總匯報》為革命論和立憲論之爭展開了筆戰。在這場論戰中，革命派鬥志昂揚，意氣風發，表現了朝氣蓬勃的革命精神。他們無情地痛斥了保皇派立憲論的反動政治主張，揭露了保皇派所謂的「革命召瓜分」的反革命本質，戳穿了保皇黨高唱保護華僑為名，行竊取榮祿為實的無恥伎倆，為宣傳了革命思想，鼓舞了革命鬥志，各埠華僑受其感化頗深為辛亥革命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礎。
1909年8月，緬甸同盟會領袖莊銀安等在仰光創辦的報紙先採用了」光華「二字，稱為《光華報》，後受當局迫害而停辦。莊銀安逃來檳城，有意續辦《光華報》，後留在仰光的革命黨人將《光華報》改名為《進化報》，得以繼續出版而作罷。1910年12月20日，檳城同盟會公推黃金慶、陳新政、邱明昶、楊漢翔、林貽博、曾受蘭等出面籌辦並成功出版《光華日報》。胡漢民、雷鐵崖、張杜鵑、戴季陶、宋教仁等主持筆政。儘管面臨著經費緊張和保皇派報紙《檳城新報》的排斥競爭，但創辦人以不屈不撓的精神，旗幟鮮明地宣傳革命。檳榔嶼的《光華日報》不但是革命黨人在馬來亞最重要的機關報，也是馬來西亞新聞史上發行歷史最久的日報，至今仍在出版。
計自1904年起，至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爆發前，新加坡、馬來西亞的華僑革命派共創辦了《圖南日報》、《中興日報》、《星洲晨報》、《南僑日報》《光華日報》等，新馬各地的書報社有百餘處，有名可查的即達60餘所。各地書報社均設有各種革命書籍和報刊，以供華僑群眾閱讀。這裡又是革命派發表演說、進行宣傳鼓動的場所。不少華僑通過讀書看報，聆聽演講而走上革命道路。在此過程中，星洲書報社的首創之功不可低估。1912年3月l日，孫中山以臨時大總統名義特地給星洲書報社頒發優等旌義狀云: 「星洲書報社於中華民國開國之始，宣揚大義，不遺餘力，特給予優等族義狀，弈化後民，永多厥義，此旌。」，真可謂當之無愧。
四、華僑也是武裝起義的重要組織者和積極參與者。
據統計，孫中山和革命黨人在中華民國成立前共組織了27次的革命鬥爭活動，華僑直接參加策劃、組織的就有15次之多。其中從1907年5月至1908年4月，在孫中山先生的組織下，同盟會在華南沿海和沿邊地區連續發動了潮州黃崗起義、惠州七女湖起義、防城起義、鎮南關起義、欽廉起義、河口起義，華僑均成為這些起義中的重要骨幹，不少華僑還是起義的領導者。他們的職業是教師、記者、商人、職員、傳教士，分別來自印尼、越南、馬來西亞……為了救國的崇高理想，從遙遠的地方彙集到一起來，最後將熱血和頭顱留在了廣州、惠州、潮州、欽廉、鎮南關……甚至不少人連姓名也湮滅在硝煙之中。
1895年廣州起義和1900年惠州起義，是孫中山最早策劃的兩次武裝起義，參加者就有檀香山華僑鄧蔭南、宋居仁、侯艾泉等人。1907年廣東潮州黃岡起義和惠州起義，分別是以新加坡華僑許雪秋和鄧子瑜所領導「負責、聯絡、發動、財力，與一切供應，均為華僑。」，而1908年廣西欽廉起義和雲南河口起義，越南、緬甸等地的華僑也起到中堅作用。1908年3月，黃興以旅越華僑200餘人組成中華民國南軍，開入欽州發動起義，後因彈盡援絕，退至越南。這些起義雖遭失敗，卻使民主革命思想在西南各省得到廣泛傳播，為推翻清王朝的反動統治創造了條件。
1906年，60歲高齡的福清人黃乃裳由同盟會派遣為組織者，冒險把5000冊鄒容所著《革命軍》（後改名《圖存篇》）輸入漳泉一帶。在廈門期間，黃氏受聘為同文書院教習，他利用自己的聲望，對學生做了大量宣傳鼓動工作，介紹多人加入同盟會，其效果不可小覷，正如鄭祖蔭所說「廈門革命種子之散播，實由黃乃裳先主教同文書院始」。1907年他在福州養病時，「仍向紳學工商各界散佈革命種子，不遺餘力，所攜之《圖存篇》幾乎人手一編。閩中青年為之感化者，大不乏人」。此後，同盟會又派華僑黃錫山、莊玉、王振邦等人赴閩南活動。黃錫山曾任同盟會閩南部會長，他竭盡全力在廈門組織群眾，聯絡各方力量，並且在當地警察部隊中發展革命力量。王振邦回廈門後，以掛著外籍招牌的萬成客棧為秘密據點，建立同盟會組織，發展會員。為擴大革命力量，他曾經設法聯合廈門水口、烏里山、盤石各炮台以及營盤等地的防勇，在駐廈清軍中進行策反活動，不少人在他的影響下參加了革命。
有些革命志士激於義憤，曾多次採取暗殺手段，刺殺清朝王公大吏，藉以打擊清政府的統治。1910年11月，舊金山華僑鄺佐治行刺清朝赴美考察的海軍軍務大臣載洵；1911年4月，馬來西亞華僑溫生才刺殺署理廣州將軍孚琦。
1911年4月27日（舊曆辛亥年三月二十九）「三*二九」廣州起義，從東南亞回國參加這次起義的華僑就不下500人，他們無不明白，這一去可能是赴死，但都沒有退縮，共有86位勇士為之英勇獻身，其中華僑就占31人，不妨簡要選錄一下他們其中幾位的事跡：
南洋華僑工人杜玉興，隨黃興進攻督署，踴躍爭先，擊斃清軍防營10餘人，後與兩廣總督張鳴歧左翼金邦振交戰，金被擊斃，杜身中數彈殉難。
南洋僑商陳文褒負責在城外發難，當聽到城內槍聲，便主動衝入城內，猛攻督署，不幸殉難。
新加坡華僑李文楷在這次戰鬥中，率領眾人奮力直前，與清軍展開巷戰，擊斃敵人數十人，雖身中數彈，血流如注，仍然奮力直前，最後終因傷重倒地殉難。
河內華僑羅聯，戰鬥中擔任先鋒，轉戰至小北門時被捕，在獄中，他對前去探視的族弟表示：「吾必捨生取義，望弟能繼吾志」。臨刑時他高呼：「中國非革命無以救亡，望後起者努力前進！」。
在馬來西亞當傳教士的李炳輝，1911年4月27日，當辛亥革命在城市的第一槍在廣州城打響時，他隨黃興進攻兩廣督署，踴躍爭先，與敵力戰，最後至高第街戰死。回國參加起義的那天正是他的20歲生日，這位年青輕人給母親一封信，附詩一首：「回頭二十年前事，此日呱呱墜地時。慚愧劬勞恩未報，只緣報國誤鳥私。」
華僑烈士方聲洞，在起義前寫給父親的絕筆書中表示：「是以滿政府一日不去，中國一日不免於危亡。故欲保全國土，必自驅滿始……兒雖死亦樂也。」
曾在印尼蘇門答臘擔任南洋中學校長的羅仲霍，在攻打總督署時受傷在廣州旗人街被抓。清警審訊時，他侃侃而談，並向獄警宣傳革命。他最後英勇就義，實踐了自己的誓言：「願將鐵血造世界」。
武昌起義的消息傳到海外，更多僑胞回國參戰。僅馬來西亞霹靂州華僑礦工回國的就有2000多人；美國華僑購置六架寇蒂（Curtis）式飛機，組成飛機隊抵達上海、南京，聲援革命軍；暹羅振興書報社社員200多人返國參戰，其中80餘人組成華僑炸彈敢死隊；澳門華僑盧怡若、馮百礪等人組成香軍，響應武昌義舉；越南華僑石錦泉組成民軍2000人，參加光復廣州之役；新加坡華僑許雪秋組織民軍，光復潮汕；印尼華僑近千人返國參戰。此外，廣東普寧、惠州、新寧、四邑、新安、雷州，及福建福州、廈門等地的光復起義，都是華僑同盟會成員直接發動和領導的。
在廣州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的左側，埋葬著一位為發展祖國航空事業而獻出生命的勇士，他就是集飛行家、科學家、企業家於一身、被譽為「中國始創飛行大家」的馮如。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不久廣東光復，成立了廣東軍政府。為報效祖國，支持革命，馮如帶著自己製造的飛機回國， 組織飛機偵察隊，準備配合革命軍作戰，馮如被廣東軍政府任命為廣東革命軍飛機長。馮如在廣州燕塘陸軍（馮如飛機隊屬陸軍建制）軍營內，設立廣東飛行器公司廣州飛機製造廠，加緊製造飛機。廣州飛機製造廠是當時中國第一間民辦飛機製造廠，其設備在當時國內是第一流的，於1912年3月製成飛機一架。這是馮如為革命政權製造的第一架、也是中國人在國內製造成功的第一架飛機。1912年8月25日，馮如在廣州燕塘大操場表演飛行時犧牲，年僅卅歲。
孫中山先生所說的「國外同志捐錢，國內同志捐命」、「披堅執銳血戰千里者，內地同志之責也；合力籌款以濟革命者，海外同志之任也。」是有失偏頗的，實際上華僑為推翻帝制實現共和的革命，與國內的革命黨人一樣在拋頭顱，灑鮮血，為中國近代史上留下了光輝燦爛、永不磨滅的壯麗詩篇。
五、華僑是辛亥革命成果的捍衛者
武昌革命勝利的消息傳出後， 海外華僑為之振奮，採取各種形式聲援和支持新的革命政權。舊金山華僑為慶祝革命勝利及臨時政府成立，舉行了盛大的遊行活動。緬甸華人不僅聯合在仰光召開慶祝大會，還選派了三名代表回國參加孫中山的就職盛典。此外，許多海外華僑還紛紛電賀南京臨時政府，並支持孫中山「早日北伐，直搗燕京」。
民國臨時政府與各省都督府成立後，面臨著國力薄弱，國庫空虛，連政府的日常開支也面臨捉襟見肘的局面，不但在政治上、軍事上承受著巨大的壓力，而且財政上也極端困難。在這緊急關頭，海外僑胞以極大的熱情，捐款支持新生政權的建設，如荷屬雅加達華僑捐贈和認購的國庫券就達12萬餘元；緬甸華僑則組成「緬甸國民捐總局」，發起勸募「國民捐」、「愛國捐」運動，組織募捐小隊，沿街逐戶上門勸捐，僅十個月就募捐緬幣28萬多元；新加坡閩、粵籍僑胞更是踴躍捐助，僅僑商陳嘉庚就獨捐5萬元。其中最典型的個案是檳榔嶼同盟會會員林振正，是宰豬過活的一位華僑工人，在多次的武裝起義中，他都慷慨獻捐不少血汗錢。武昌起義後，南洋舉行「國民捐」，他身邊已無捐物，便求朋友擔保，向高利貸借貸數百金應捐。據統計，廣東省自1911年11月9日至1912年5月21日短短的半年多時間，華僑捐款、借款共達白銀一百七十五萬多元；福建省光復前後，得到華僑捐款亦「不下二百萬元。」這對當時一貧如洗的新政權來說，無疑是久旱中的及時雨。
在國內成立僑團創辦僑刊，加強華僑與祖國的聯繫。1912年3月，在孫中山的讚許與支持下，吳世榮、莊嘯園、王少文、白頻洲、徐瑞霖等南洋華僑和新加坡歸僑吳蔭培、謝碧田等發起，在上海成立了國內最早的華僑社團組織──南洋華僑聯合會（後名稱為華僑聯合會），大會通過的章程規定，其宗旨是：「本會對於祖國，則代表華僑、協助實業政治之進行，對於華僑，則聯絡各界共謀保護之方法」並「聯絡海外團體，互通聲氣，以堅華僑向內之心」，「聯合國外華僑，共同一致協助祖國政治經濟外交之活動」。華僑聯合會還出版了國內第一份研究和宣傳華僑的月刊《華僑雜誌》（1913年11月創刊，1920年3月停刊）。不久，吳世榮、王少文赴南洋組織華僑分會，作為華僑聯合會在南洋的分支機構。吳世榮等人在新馬一帶先後組建了29個華僑分會，對促進南洋與祖國的聯繫，支持二次革命、東征北伐，起了積極的作用。
馬來西亞檳榔嶼華僑吳世榮常說「中國欲富強，不外『才』與『財』二字。才出自教育，而財必從商業、礦業取得」，以推動華僑投資和參加國內的實業建設。大量華僑回國投身實業，修築鐵路和開採礦產，有力地支援了民國初年的經濟復甦、發展了民生事業，湧現出不少「實業救國」的典範。致力辦理民國政府採辦事業，吳世榮成立了「上海榮公司」，其業務量「爪哇各埠來糖每月到申（上海）數七、八萬擔」；1912年初孫中山親自發起籌組「中華實業銀行」，吳世榮積極響應，本人認股10萬元，同時致函南洋各埠商界友好踴躍參股，募集資金300多萬元，與上海銀行家沈縵雲共同組建「中華實業銀行」，於1913年5月15日開張，這是中國與海外華僑合資興辦的第一家銀行；又如華僑實業家陳宜禧是中國第一條僑資鐵路──新寧鐵路的創辦人；華僑趙仕北曾任粵漢鐵路管理局局長，唐山路礦學校校長，孫中山對他的才幹十分欣賞，贈聯「大道之行，天下為公」；華僑陳少白、李自重、李煜堂、伍耀廷、馬應彪等1902年在江門創辦四邑輪船公司，1916年增置安利、大利兩艘客貨輪船，航行江門至香港航線；1913年2月旅日本（一說美國）華僑余覺之、余乾甫等人集股銀12.6萬元，在江門文昌沙創辦「江門造紙股份有限公司造紙廠」，這是江門市第一家機械化造紙廠，也是華南3大造紙廠之一，開創了廣東近代造紙業和採用股份制發展工業的先河。1919年華僑、僑眷伍俊庭、伍於郁、伍時修等人在台城創辦了台山第一家發電廠──永明電力公司。
隨著袁世凱帝制自為的陰謀日盜暴露，民國4年（1915年），印尼僑胞韓希琦聯絡南洋各華僑團體聲討袁世凱，於是年9月15日，發電文痛斥袁賊「變更國體、紊亂國憲，實全國國民之大敵」，之後又連續3次通電，指斥恢復帝制終使「大局瓦解、強鄰乘之」。12月，袁世凱稱帝後，蔡鍔到雲南策動成立「護國軍」討伐袁世凱，韓希琦向印尼華僑黃仲涵、郭春秧等籌募巨款，支持討袁之役。與此相呼應，緬甸仰光華僑亦發起勸募「國民捐」、「愛國捐」，李慶標率先認捐，共籌集28萬多緬元。接著，中國革命黨緬甸籌餉局成立，李慶標被推舉為籌餉委員，在其努力下，又籌得20萬元，匯回祖國作為孫中山討袁鬥爭的經費。民國21年，因李慶標在辛亥革命及反袁護國運動中，積極辦報籌款支持革命，被國民政府僑務委員會聘為顧問。
在袁世凱篡奪政權後，革命黨見人心可用，就有意組織華僑討袁軍回國，在加拿大的革命黨人組織軍事社進行訓練。1915年秋，袁世凱在國內用籌安會「勸進」為皇帝，軍事社社員紛紛要求回國參加討袁。以「中華革命黨討袁軍美洲華僑敢死先鋒隊」命名，一時報名參加者約500餘人。1916年2月整隊到日本橫濱集結候命，5月上旬，進入山東濰縣，歸中華革命軍東北軍總司令居正指揮，改編為中華革命軍東北軍華僑義勇團，不久即參加暗襲濟南的戰鬥。1916年6月6日，袁世凱暴斃，黎元洪繼任總統。孫中山指示中華革命軍東北軍停止進攻，等候政治解決；並致電黎元洪提出恢復約法，召開國會的主張。黎元洪表示同意孫的意見。隨著袁世凱「南柯一夢」的破滅，華僑義勇團也宣告解散，併發表公告，說：「袁賊無道，窺竊神器，國家瀕危，千鈞一髮」，我們這些海外赤子，「念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之義，於是集合同志，聯翩回國，組織華僑義勇團」，現在「袁賊自斃，餘孽受誅，國會恢復，大局粗安」，為了「不應苦吾父老昆仲之負擔」，並表明我們「並非希榮謀利之徒」，所以決定「解甲歸田」，「各自復回本業」。孫中山先生在討袁軍事結束後，發表了《在滬歡迎從軍華僑大會上的演說》，高度讚揚海外華僑從軍討袁，萬里歸來參加革命事業的壯舉，「不特為中華革命軍之光榮，於國民思想，亦大有關係。」孫中山還專門向歸國參加討袁之役的華僑發了嘉獎電文。
海外華僑還積極地參政議政，回國參與組織臨時政府事宜，服務於南京大總統府及各省政府，在革命政權建設中也是一股重要的積極力量，如生於美國舊金山華僑家庭的廣東省歸善縣人廖仲愷（1877－1925），1912年5月任廣東軍政府財政司長，實行地稅換契法、整理財政和稅收等措施。宋教仁案發生後，廖仲愷赴北京運動國會議員反袁，1919年10月任中國國民黨財政主任，1921年5月任中華民國政府財政部次長、代理總長，支持孫出兵討桂和北伐。1924協助孫中山籌建陸軍軍官學校，任該校黨代表，為建立革命軍而努力，被譽為「黃埔的慈母」，6月任廣東省長，7月任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還有，伍廷芳是中華民國締造者之一，曾任廣東軍政府外交部長、南京臨時政府和大元帥府司法總長、代總統等職。馬超俊曾任廣東農工廳長、建設廳長、南京市長等職。黃三德曾任中國鐵路總公司顧問。黃芸蘇曾任大總統特派廣東宣慰委員、大本營秘書、大元帥府秘書兼廣州市財政局長。馬湘、黃湘均是孫中山衛士長、少將副官。孫中山南下護法及成立革命軍政府時，多次化險為夷，與黃湘、馬湘密不可分，特別是陳炯明叛亂時，兩人奮不顧身地保護了孫中山和宋慶齡。也有不少華僑謝絕了孫中山和廣東軍政府的邀請，沒有回國「當官」。如司徒美堂在復電中說：「吾乃不求做官，只圖革命成功，建立民國，中華振興。」岑發琛也復電錶示：「竊乃粗人，安敢受祿蔭庇乎!」孫中山對華僑「不圖絲粟之利，不慕尺寸之位」的高尚品質十分讚賞。
點點滴滴的追憶、一個個「毀家紓難」的義舉，講述著海外華僑與辛亥革命化不開的歷史淵源，更揭示出華僑華人與祖國之間血脈相連、榮辱與共。
陳樹慶
2011年12月2日完稿於中國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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