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1月17日訊】【編者的話】《血紀》記述了大陸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學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農場，在勞改農村二十年的血淚歷程。《血紀》一書完全可以與前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相比。小說《古拉格群島》反映了蘇聯人民在斯大林統治下的血腥恐怖讓人觸目驚心，而《血紀》則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難經歷為主線。這條主線也是毛澤東禍國殃民的編年史，更是陳力、張錫錕、劉順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詩。書中人物眾多，文筆樸素，使中共監獄的慘無人道和烈士的壯懷激烈躍然紙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書前言中說：「當這本書有幸與你相逢時，讓我們珍惜這種來之不易的相識，為融化中國專制主義，建立中華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請看長篇紀實連載《血紀》。
第八章：嬗變
第四節：十年生死兩茫茫
1959年我被重慶大學強迫扣上右派帽子，無理踢出校門，送往南垌礦區接受監督「勞動改造」，留在我心坎上除一腔冤屈怨恨外，還有一個對我親人的牽褂，該如何處理這骨肉分離之痛？
當時我很渺茫，看不清地獄前方何處才是盡頭？想到撫養我的老人忍著從心頭割肉之痛，我的心便像被刀割般難受。
外婆和弟弟在父親被捕時，已經歷了一次心靈的重創，接著又是母親划為右派，這雪上加霜后，現在我又遭入獄大難，當時我想無論如何不能告訴他們，給他們層層創傷的心上再灑上一把鹽。
既是中共菜板上的肉，把我們一家趕盡殺絕，我們就只好忍受這「滅門」之災的降臨！
入獄后把一切可怕的後果埋藏在我的心底，萬般無奈中，我只有選擇不告而別。十九歲的我要像男子漢一樣獨立承擔一切，但家人將承擔怎樣的掛欠和傷痛。
剩下的孤兒寡母會不會踏遍千里尋找天涯淪落的我？常使我陷在不知如何處理的兩難之中！我只能如此了。
入獄開始的那段歲月里，我往往在夜半睡夢中哭醒。
最後，一個決心與命運抗爭到底的信念控制了我，當時想，除非我從監獄里沉冤昭雪那一天，我能體體面面的回到親人中去，絕不會以「帶冤」之身出現在他們的面前。
主意打定，我就突然消失了。
從此就再沒有向家裡寫過一封信，告訴他們任何關於我的信息。從那以後，我獨自任由勞改隊發沛沖軍，從一個鬼門關到另一個鬼門關。
算起來，我在獄中渡過這段日子至今已整整十五年了。每一年的中秋之夜，我都要透過瓦背上擠進來的月光想念他們。每逢大年卅日晚上我會擺著從廚房端來的飯菜，默默地坐在我的鋪位上，面前擺著四個碗和四雙筷子，合著掌，祈求他們在遠方平安。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還」，千里孤飛的失群之鳥，終有回巢的時候，「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思念故鄉，鬰鬰累累。欲歸家無人，欲渡河無船。心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悲歌•樂府
對親人長年的眷念，像一杯永遠無法喝盡的苦水。屈指算來，我已「三十五歲了。先前還是一個稚氣的孩子，十五年已變成了未老先衰的小老頭。如果那倚著竹籬，盼我歸來的白髮外婆還在人間，那麼她已經是八十五歲了。
有一天，心靈的感應像一股強電流聾擊著我，使我強烈地感到一種說不清的預兆，隱約感到這些我日夜縈思夢繞的人都不在人世，
一種不能再與他們相會的恐懼催促我，我不能再音信杳無的繼續下去。否則，我也許永遠都找不到他們了，那麼就算我從這裏活著出去，我將要終身負罪，我既對不起日夜盼我歸來的老外婆，也對不起艱辛中撫育我的母親。
（一）尋母
1973年春節期間，就在這股尋親思潮的衝擊下，我結束了十五年的固執。第一次提筆向母親寫了獄中給她的信，全信僅用了一百多字，因為十五年的變遷，我不知現在我到那裡去尋找他們！該怎麼去尋找他們？
「媽媽，已經整整十五年沒有給您寫信了，我仍按十五年前的地址試著寫這封信，倘若你能收到它，就請立即回我的信。我這是在四川西南邊陲上一個小縣城裡給你寫信，希望這封信能接上我們之間已斷了整整十五年的聯繫。
您的孩子孔令平1973年2月于西昌鹽源909信箱六中隊。
這一百字寄走了我整整十五年對親人的朝思暮想，也寄走了十五年築成的自閉，我想這封信她如果不能收到，那麼至少告訴我一家人全都亡故，倘若這封信寄到她手裡，那麼我估計得出，在這個文字獄緊鎖，我們間唯一可溝通的窗口上，魔鬼正用怎樣的眼睛監視著這些信！這第一封信，必會受鬼蜮們的盤查，嗅出階級鬥爭的火藥味。
然而這一百個字，堆積整整十五年的血淚意欲噴濺出來。就宛如一個丟失了母親整整十五年棄兒的呼喊，在誤入地獄的不歸路上，尋找歸途！尋找她的喊聲！
所以我縱有再多的怨恨要傾訴，但委曲和苦都不能露出絲毫，否則一不小心就會徒生枝節，不但我這一百多字不能打破關閉了十五年的親情大門，還可能帶來意想不到的麻煩。
我這封問親信，整整過了五十來天，與其說因為她在十五年來從北碚託兒所任教，到目前在一家鄉村醫院接受監督勞動，需要輾轉傳遞，還不如說，經過了多部門折信檢查層層審閱，耽誤了這麼長時間。
三月二十五日，蔡家醫院的門房叫住了母親，說有一封從西昌寄給她的信。
咋聞西昌來信，她心中一驚，自1967年小兒子失蹤后，已整整六年，她沒有收到任何信件。
從1966年文革以來，至今整七年，北京，上海，那些她曾寄託過希望的，她年青時代的老師和同學們，突然好像從大陸這片海裳葉上消失了，從此再沒人給她寫信，使她隱約感到，當年學生時代的好友，也在文革中自身難保。
那麼，現在又是誰從西昌給她寄來了久久盼望的信呢？
當她急忙來到門房，從小張手裡接過這一封臘黃的信時，她心中交織著一種複雜的預感，「莫非小兒子方興有了消息」？當她注意那信封被人折開過好幾次，有的地方已經撕破，她也只能坦然相對。
其實自己已沒有什麼值得當局神經過敏的。這麼多年來地處北碚邊沿的小鎮醫院，被強迫監督勞動的母親，對所受的人身侮辱，和非人虐待早已習以為常。她的家已被查抄過十幾次了，「革命」群眾搜去了他所有稍稍值錢的物品，連一身像樣的防寒棉衣都沒有給她留下。
前年就為給自己縫一件蘌寒棉衣，招來一頓毒打和鬥爭，使她斷絕了生活的念頭，那次她燒掉了珍藏三十多年的老照片，並且決心投湖自殺。
然而蒼天卻安排了她絕處逢生，她被救生還，並在附近農民們的安排下，一個小女孩在她的身邊伴她聊渡晚年……
然而此刻他來不及思考得太多，捏在手裡的信封上所寫收信地址，分明是：北碚機關託兒所，那字跡好熟悉。她的心緊張起來，立刻又去看那信封上所留下寄信人的地址：西昌909信箱，郵戳上印著：西昌鹽源。這會是誰呢？她連忙拆開了信封，拿著信箋的雙手在微微顫抖：
「媽媽」這稱謂使她從一場惡夢中驚醒，從她那昏花眼睛里閃出了一束十幾年從末有過的喜悅來，難道是失蹤六年的興兒？興兒，你在哪裡？你真還在人間嗎？這麼長的時間媽為你流過多少淚？你可把媽想壞了呀……
一股暖流溶進了她身上的每根血管，縱使枯木逢春老樹新芽，好比行進在沙漠上快要渴死的探險者，忽然發現了一縷清澈的甘泉；一個深埋在地底下將要絕命的礦工，觸到了救援者的手，那驚喜和絕處逢生交織在一起的感情，千頭萬緒般鑽動在心頭！
兒哇，你可知道媽媽活到今天是多麼不容易！
一陣激動的初潮拂過心頭后，她又從新在老花眼鏡背後去分辨那熟悉的字體，寫在那發黃信箋上的就這麼短短几句話，信的落款是孔令平。
再翻看那信封的背後寫著這孩子囑咐郵遞員的話：「郵遞員，如果這封信的收信人已調往他處，請務必將這封信轉到她現在的單位上去。」
現在終於明白了，含憤斷絕音信整整十五年的大孩子此刻現身了！
「風塵荏苒音書絕，關塞蕭條行路難，已忍伶俜廿年事，強移棲息一枝安」，孩子呀，這麼長歲月你到哪裡去了呀，你可知道這十五年來，我怎麼盼你的音信？然而每次都在黃昏之後，失望的望著街燈。你的外婆哭過不知多少次了，直到她臨終還不停喊你的名字呀！而我熬過了多少斷腸的長夜，有過萬千次祈禱么？
唉！我的孩子呀，你縱有再大的冤屈和難言苦衷，也該託夢向你的媽媽報一個吉凶吧，然而你卻一點聲息都沒有。
在那個時侯，為娘的也身遭劫難，我因禁錮之身又不敢多打聽，寫信去重大問到你的下落時，他們從不告訴我關於你的情況。
從此生死兩茫茫，直到今天，你才突然從地下鑽了出來，向我喊道:媽媽，我在這兒呢」
天哪！這是真的嗎，這是我在做夢，還是蒼天安排的悲劇呢？如果這是一場悲劇，那麼這是多麼殘酷的悲劇？這整整十五年來，我的淚水都已經哭幹了啊！
母親連忙找來了放大鏡，又拿起那個臘黃的信封反覆看那郵戳，再一次證實是西昌鹽源縣發來的，她又拿起信箋—–是大孩子的親筆手跡，一點都沒有錯啊，十五年了，連這麼熟悉的筆跡，竟一時想不起來了。
淚水再次模糊了她的眼睛。唉！真的老了，沒用了！她把那臘黃的信，擺在小桌上，好久才回過神來，將那臘黃的信收折好，再將它放在自己的枕下。
此時一個年僅七歲的女孩，正挨著母親身旁。這就是兩年前一位附近農婦送來的『乾女兒』。此時她正瞪著那童貞稚氣的眼睛望著她。
她認識方興哥哥，不過那時她僅只有兩歲，只記得他長得很高很瘦，但為什麼突然走了，從此以後，就再沒有回到母親居住的小屋子來？
一切都怪怪的，小腦筋里盤旋著一連串疑問：媽媽是那麼善良，她成天為醫院打掃清潔，不像其它人偷奸耍滑，醫院把所有的重活和臟活都扔給她，而醫院的人為什麼總是找岔欺侮她？為什麼媽媽在忍受人們欺侮時，總是低著頭，好像醫院里有一根令她無法解脫的繩子，牢牢捆著她？
今天還是第一次看到媽媽這麼高興，她注意老人的一舉一動，數著她戴了幾次老花眼鏡，一會兒取出那臘黃的信封，看看又放回原處，雖然她什麼也不懂，但為母親難得的高興而高興。
現在她才知道原來自己還有一個很大的哥哥，他可是在她還沒生下來時，便離家出走的，媽媽從沒有講過的啊！他長得像什麼樣子？她只能依憑她所見到的方興哥哥的照片，想一付很大很大的圖象。
他真是一個奇怪的人，聽說在重慶大學念書時就離開家了。他為什麼要離開家，為什麼離家這麼多年從沒回過家呢？今天又怎麼知道媽媽在這裏？
她那小腦袋瓜里翻滾著一連串的疑問，看媽媽在她布滿皺紋的鬢角邊撲刷刷流下的淚，心裏猜測著，這大哥哥什麼時候才回家呀？她知道在這種時候，媽媽不喜歡打斷她的思考，就是問她，她也不會回答你的。
晚飯以後她躺在小床上，盯著媽媽從新從枕頭底下取出了那臘黃的信，然後戴上她那付老花眼鏡，在電燈下面從新細細讀起來，彷彿那信寫得好長好長，一直就沒有讀完似的，一邊讀，一邊又在擦著眼淚。
媽媽為什麼還在傷心呢？大哥哥什麼時候才能回來呢？她想著想著閉上了眼睛，去了她的夢鄉。
「青青河邊草，綿綿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宿告夢見之。夢見在我傍，思覺在他鄉。」（樂府）
這一夜是多麼尋常的一夜，母親望著身邊已沉沉睡去的小女兒，她沒有睡意也無法入睡，他得馬上去找回這個失散了十五年的孩子，最好此時，她能插上翅膀，騰空飛去……但望斷茫茫華夏，他在那裡呢？
想到這裏，於是翻身下床，去抽屜里尋找出那本很舊的地圖，這還是興兒的遺物，在方興出走時她就反覆地看那本地圖，想從那地圖上找到孩子所去的地方，可是她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了，地圖上沒有一絲孩子出走的痕迹。
現在有了：西昌鹽源。在模糊的老花眼鏡後面，她終於找倒了那個位於她所在位置西南方向，相距她足有千公里的鹽源縣。
憑著她的靈感，她知道自己的孩子正在崴崴聳山一片，人煙稀少的地方服刑役，她得馬上給她寫信。
於是她伏在小桌上，開始提起筆來，但是千頭萬緒如亂麻股的腦子裡，怎麼開這封信的頭？第一封信中該告訴他什麼呢？
手上的那張信紙，柔了又寫，寫了又柔。
她知道自己和兒子今天的處境都很危險，縱有千言萬語，也是萬萬不能在信上傾瀉的，她知道所有信件都要被對方監督的人拆開檢查，尋找「階級敵人」「蠢蠢欲動」的線索，於是，這封信便這樣寫道：
「親愛的平兒：從我收到了你的信后，你給了我很大的力量，我一想到我從新獲得了我心愛的兒子，便全身有勁。熱烈地渴望著有一天我們能母子見面，我仔細地翻閱了地圖，我知道你是在四川的邊區，離我這裏很遠很遠。但我的一顆心離你是那麼的貼近……」
「我在這裏想告訴你，我於1958年下放農村勞動，1959年又下放工廠車間勞動，1962年調到蔡家場這家醫院，1961年11月8日，你外婆在北碚逝世，臨死那幾天，我和你弟弟守在她身旁，死前她一直喊喚著你的名字！
「弟弟於1959年在四十四中畢業，考入重慶電力學校，62年壓縮回家，一直跟著我，64年響應黨的號召，上山下鄉，落戶在我附近的一個社員家中，母子二人朝夕相處，生活尚好，文化大革命他瞞著我，於1967年7月14日離開了我，從此音信全無，生死不明。
「我在這所醫院整整十二年了，這所醫院離北碚四十里左右，汽車不到一小時。規模不大，是綜合性醫院，附照片一張，你媽媽已經老了，希望你也能給我一張像片，要說的話很多，下次再談。」
這便是一個在遭到家破人亡后的母親，同闊別十五年沉淪監獄的唯一兒子寫的第一封信，那中間被壓仰得喘不過氣來的辛酸，只能『領會』。
她知道，要把家破人亡的噩耗告訴天涯一角的孩子，又讓當局放過它，必得寫些中共強迫人們說的「話」。
她微微閉上了眼，想到在中共建國的二十三年中，自己同丈夫，老母親和兩個孩子組成的平常百姓之家，就因丈夫的歷史「罪」，不但他本人入獄至今不知生死，母親在憂憤和潦倒中去世，兩個無辜的孩子一個在「勞改」，一個生死不明。自己孤伶伶一人被醫院的造反派任意踐踏侮辱，這究竟是為那門？
而今大孩子居然還在人間，就算一種最大的「快慰」了。唉！這種遭遇豈可用「生不如死」所能概括啊？
她從新望了望那張剛剛才寫完的信。拿起那破藤椅上的棉墊子靠在小女兒身邊躺下，此刻腦海里再次回到十五年前，腦子裡全是大兒子的音容。可惜，照片已經完全燒掉了，敞若不是那楊婆婆，自己早成了池塘里的水鬼，這個家就算無聲無息在暴政下消失了。
現在想來，楊婆婆的話果然沒錯，她那時就勸過自己，「像你這樣的人中國多的是。憑什麼要走這條絕路呢？就不能長著眼睛看看這世道還會變成什麼樣？」那話里可是一種預言，一種普通老百姓在黑暗中的等待，一種希望啊！
她想著想著，腦海子里又呈現出大孩子的樣子，活鮮鮮的，寬大而長園的臉旦，白皙的皮膚，從淘氣的童年直到中學時代……背著背兜撿二煤炭的身影，晚上伏燈讀書的身影，又重新回到眼前。
記得他考上大學離家時，幾乎整整一夜同兒子促膝交心，諄諄勸導他：「千萬不要去從政，那是一個說不清的危險領域；也千萬不要去從事教育，你父親就是一個活的教訓。你選擇了工科，有一門專長就是自己一生一世安身立命的本錢了。」這可是父母從動蕩的年代里，為躲避暴政總結出的切身體驗。
可惜，這樣的躲避，依然沒有躲過劫難。為什麼中共連這麼一個勤奮苦讀的孩子也不肯放過啊？
想到這裏她痛苦地翻了一個身，於是又想到自己同大陸上受殘害的知識份子一樣，她自己又招惹誰使她家破人亡？想到這裏，她只能打住了，唉！今晚被那些痛苦思緒擾得亂麻一團，總是高興不起來。
「時難年荒事業空，弟兄羈旅各西東。田園寥落干戈后，骨肉流離道路中，弔影分為千里雁，辭根散作九州蓬，共看明月應垂淚，一夜鄉心五處同」（白居易）古人的災難有今天這麼沉重么？
漸漸地，她在朦朧中感應到自己的骨肉，正在無數大山相隔的那一面向她呼喚，於是她真的騰空飛起來了，穿越那重巒疊障的山脈，在那霧氣繚繞的馮虛之境，她找到了自己可憐的孩子，他襤褸一身，瘦骨凌峋。不過那一刻，撲進她懷裡的依然是那又長又園像雞蛋一樣白凈的臉……
記憶可真是一個怪東西，十五年過去了，處境限澀，音容依舊，就這樣母子相逢在夢中，相擁在幻境。醒來時，淚水浸濕了一片枕頭和被蓋。她望了望熟睡在身旁的小女兒，替她蓋好露出被外的手腳低聲嘆了一口氣。
當這一封信從何慶雲的手中交給我時，他那臉上堆著一臉奸詐的笑。
「現在，你總找到精神寄託了吧！你看你的母親還健在，她可不像你處處同政府對立，你可要好好讀讀她的來信，不辜負她對你的希望。」他說著，把信交給我。到此時我們母子斷絕了十五年的聯繫，終於接上了，不過十五年前那時，負氣天真的想法，已被十五年的折磨徹底糾正，此時此刻我才知道，我日夜牽挂的親人除了母親，都已不在人世！欲哭無淚，斷腸天涯。
從外婆去世的年代，可以判斷，因為長期無人照料，飢餓年代死於營養嚴重不足，而我的可憐的弟弟，真想不到會慘死在造反派的亂槍之下。我又回想起當年小龍坎的夜。我真沒有想到我和他共進的那一頓年夜飯，竟是和他共進的最後晚餐。臨別時沒有遺留下一張照片，我那斷腸的追念又向誰表達？
母親有了下落，我該向她簡單講一下我這幾年來的遭遇，以及我生活在監獄的概況。後來我才知道，母親所在單位掌權的造反派們，不僅公然無視公民通迅自由的法律規定，把我們的信件私下拆閱，還因為這些小痞子為表現自己的政治嗅覺靈敏，而把信中他們所不認識的字句和不懂的詞語，拿來集體「破譯」，對信中用到「亡羊補牢」，「撲朔迷離」等辭句，整整研究了一個上午。
他們為此專門找來新華詞典，按照那些詞的字面解釋，一面按照毛澤東的階級鬥爭論點逐一分析，把亡羊補牢說成是我想待機逃出牢房，把「負荊請罪」說成拿起杖棍毀滅罪證，牛頭不對馬嘴的解釋以後，還要責令母親作出解釋。
可笑的是他們竟會以蔡家醫院革命委員會的名義，向鹽源農場的革命委員會寫來一封信，要求鹽源農場對我嚴加追查和管教。
在接到母親下一封回信時，要我寫信中不要用成語。
哭笑不得之餘，我只好用常人寫信的四段式，即稱呼、問好、說事、祝身體健康。這大概就是文革對社會改造的一大成果吧！
從那以後，遠在千裡外的我，算是結束了孑然一身，舉目無親的孤獨，每逢過年過節不再獨唱悲歌。還能同其它有家有父母的流放者一樣，收到一小包慈母一針一線縫好，熨上她體溫和關愛「禮物」。
她把省吃儉用下來的每一分錢都變成了兒子身上穿的背心，腳上穿的鞋，洗臉用的毛巾，以及糧票。
我知道在這物質極潰乏的年代，寄來的東西來之不易啊！在那一小塊肉，一截香腸，一包水果糖中凝聚了多少深情。！
這一年秋收季節，我在山上那些爛在地里的砍皮瓜中，挖出了許多白瓜子，把它們洗凈晒乾，用晚上學習時間，倦縮在屋角落，一顆一顆地剝出它們的仁，再用一塊毛巾縫成一個口袋裝好，準備找機會帶給她。
（二）一包砍皮瓜子
第二年，剛剛刑滿的王大炳，回長壽探親。我便委託他在途經北碚時將瓜仁帶給母親，並拜託他，把母親生活的情況如實告訴我。
1974年冬天，王大炳在闊別重慶整整十五年以後，第一次回到重慶，並且專程沿途詢問，找到了北碚蔡家場東方紅人民醫院，然而，他還沒有進入這家鄉村醫院的大門，便被傳達室里的「門衛」截住了。
「你找誰？」那門衛從黑洞洞的窗口裡，向外上下打量著這個農民打扮的陌生人。
「啊，你們有一叫方堅志的嗎？我是來給她捎信的。」大炳直言尋找的人。
「你是從那裡來的，找她幹什麼？」門衛死死盯著來人，好象要從來人身上發現什麼秘密似的。大炳好象一個被盤查的人，一身都感到不自在。
整整十五年了，就像一個隔世的來者到了一個令他恐懼的環境中，他猶豫了一下，只好將我托他帶給母親的信，一包瓜子仁拿了出來。一面懇求他說：「我是從西昌鹽源來的，是方堅志兒子的朋友。這次因為回家探親，受他的囑託給他母親帶來一包東西和一封信，拜託你是否能通告一聲。」
門衛把信和毛巾包接了過去，掂了又掂，滿不在乎回答道：「那麼你就在這裏等著吧。」說罷，轉身進去。
不一會，便走了出來，一臉嚴肅地向他喊道：「你要見的這個人是我們單位的重點監督對象，任何沒有本單位的介紹信，不能同她單獨見面，我已請示了領導，你帶來的信和東西，我們可以代她收下，並且轉交給她本人，你走吧。」
這閉門羹，使大炳倒吸了一口涼氣，他向門內窺望，那不就是一所普通的鄉村醫院么？裏面的過道上穿梭著赤腳的普通農民病員。
心中暗暗後悔，如果不去門房打聽，徑直走了進去，說不定根本沒人問他是什麼人，今天自己找了麻煩，先暴露了自己的身份。看來，今天這麼大老遠的來，母親是看不見了。如此看來，母親的處境，十分不妙。
當大炳回到鹽源，把蔡家醫院所見情況告訴了我，頓時對母親的擔憂壓在我的心頭。她在信中不厭其煩的寫道「要聽黨的話」，恰恰證明她是多麼無奈，母親所受的精神壓力，超過生活在槍杆子下面的我。
這一年春節，我照樣收到了她寄來的一斤豬肉，並在信中告訴我，我給他帶的東西已經收到。一再要求我能將半身的近照寄給她。
在獄中，我們的像片一直由當局攝製。所以，母親這小小的心愿，對於失去人身自由的我，還真成了一件大難事。我的身邊已有十多年沒有保存過一張像片了。為了滿足她的要求，我一直在尋找去鹽源的機會。
鹽源地處雲貴川高原，在這個漢、彝、藏、苗等民族雜居的地方，有廣闊的牧場，放牧的牛羊群，和過路畜群，撒在這一帶草地上的牛羊糞一直被農場各隊爭搶。徐世奎也不示弱，在春耕栽插完畢后，便派了一個由六人組成的小組，長期駐外揀糞。
這個小組在馬路邊租了一間公社的小茅屋，六人吃住都在裏面，每天所揀的牛糞便堆積在屋外馬路邊，等到湊足了可以用解放牌拉上幾車的數量后，便臨時從場部抽調汽車，再派兩個人跟著汽車一起到積肥的地點為汽車裝牛糞，當時裝糞的人一般指派菜蔬組的人。
（三）照像的見聞
當我和肖弟良接到裝糞的「指派」后，在我的衣服包里，把平時捨不得穿的一件「半新」中山服翻了出來。
在獄中大家都一樣，勞動時穿什麼，並不感到衣衫襤褸的羞澀。為了不讓母親看到我的光頭犯人像，我向陳孝虞借了他的呢帽，就這樣，把衣服和帽子包好，匆匆到場部汽車隊上了汽車。
汽車開抵目的地大約是上午十點鐘了，為了騰出照像時間，我和肖弟良用了不到一個小時便把車裝滿，估計汽車往返至少需兩個小時，就抽這段時間，汽車開走後，洗了手腳，換上中山服，我倆便向鹽源縣城中心走去，這是我來鹽源十年來，第一次「自由」上街。
鹽源就只有縱橫交叉成十字的兩條街，那天顯得很冷清。因為一心想尋找照相館，並沒有過多留意街上的市容。
不多一會，我們就在一家臨街小店門口，看到懸挂在街邊的照片劇照。走進去，裏面坐著一位中年婦女起身向我們打招呼。問我照的幾寸，便吩咐我在一張長木凳子上坐下，沒到五分鐘，我的尊容便掇了下來。
開票的是一個老者，他向我詢問道：「聽你口音，可不是本地人，你們是臨時到這兒來出差的吧？」我含糊應了一句，沒有在意他對我們的關注。
像照完了，身上感到發冷，便取隨身帶的「鎧甲」披在身上，沒想到那老者立即用一種異樣的眼光盯著我，披在我身上的可是一件全身上下，沾滿牛糞的吊巾弔掛「體無完膚」的爛油渣。
這些年老百姓雖然也穿得破破爛爛，但畢竟還沒有爛到這樣程度，加上「鎧甲」散發出來的臭氣，使那位老者立刻判斷出我們的身份。
他當即表示，我所照的像片不能取走。面對這突如其來的變故，我和老肖費了足足半小時的口舌，我還掏出了母親給我的信，向他說明我照相的來由，好說歹說最後店主人答應，要我必須一周內來取像片，不準取走底片。
真想不到「勞改」連自己照像的權利都被剝奪了，更想不到這麼一件「鎧甲」，竟被當成了勞改標緻惹出麻煩來，也罷，比起『破帽遮顏過鬧市』來，我雖不如故人，我就偏偏要穿著這「萬巴衣」游一下鹽源街頭！
便大搖大擺的敞開破「鎧甲」，向前走去。只覺得那上面數十塊破棉絮和破布條隨風飄擺動，撲撲作響，衣服上糞便臭味也隨風散發，使我一時獲得那濟公活佛的瀟洒感。
馬路漸漸變得乾淨起來，左手隔馬路大約十公尺地方，出現了一排圍牆。前面斜放著兩個很寬的玻璃廚窗，廚窗上的玻璃剩下幾塊殘片，那裡面貼著許多「文章」。
左面廚窗里，彩色的刊頭上貼著：「革命大聯合，複課鬧革命」十個大字，右面廚窗貼著「批林批孔、鬥私批修」八個醒目大字。
廚窗間夾著寬大約十米的水泥過道，是學校校門。校門右側牆柱上掛著「鹽源中學」四個大字的木板校牌。
到鹽源整整十年，只聽說鹽源中學是鹽源縣唯一一所完中，也是這個縣的最高學府。雖經文革血洗，橫掃牛鬼蛇神弄得它面目全非，但此時校門很安靜，沒有碰到一個學生進出。
校門口的屏風牆擋住了我們向內窺探的視線，正好，一個十六歲左右的男孩子，從屏風右側閃身出來。我忙向他問道：「你們的學校還在上課么？」他詫異地望著我，搖了搖頭，接著又點了點頭，露出一種不知如何回答的神色，便匆匆走進那「屏風」消失了。
我實在想看一下，文革以來學校被紅衛兵整治得怎麼樣了？正想向裏面走去，但又自覺不妥，自己這付尊容，冒冒失失往裡撞，倘若被紅衛兵攔住，找我的麻煩，我該怎麼說？於是收住了腳步。
這些年，六隊收納了一些從文革沙場上掃進來的學生「另類」，從他們口裡知道，在學校里，上了年紀的教師除逃亡在外不知去向的，留在校內低頭苟且渡日的「良民」，其狀況並不比五類好。
校園成了革命闖將的習武場，十三四歲的毛孩子，個個都成了老子天下第一，使槍弄棒的「紅小兵」。
我的目光集中到校門兩邊玻璃廚窗內貼出的「文章」上。這是些字跡潦亂，錯別字連篇，文理不通的傑作。
好半天我才讀出，兩個廚窗里雖有「堅決把複課鬧革命進行到底」的承諾，但許多「紙」上寫著「打倒×××小爬蟲」，留著文革年代的野蠻味。
好在在「文斗」約束下，只保持著口頭上的「殺氣」，並沒有血跡。
我極想去看看那屏風後面在演「什麼戲」，便同肖弟良商量道：「你想進去看看嗎？」老肖露出猶豫的面色，忽然屏風後傳來一聲大喝「幹什麼的？」那口氣顯然衝著我們在問。
我們立即停住了腳步定晴一看，原來是一個年齡比剛才那孩子還要小的孩子。不過，他身著草綠軍裝，正站在校門中間叉著腰，雙眼雄視著我倆，顯得幼稚又野蠻。
我原想以交朋友的心態同這些孩子們談心的，但看到面前這孩子那威風凜凜的樣子，使我原先已堆在舌尖上的話，倒了一個拐，全部的吞回肚裏去了。滿不在乎地回答說：「怎麼，不可以參觀一下么？同志」。
那小孩居然悖然大怒，挑畔的喊道：「誰是你的同志，我看你們就不是什麼好人，該不是從監獄里逃出來的犯人吧！」
糟糕！我們的衣著成了我們身份的標記，在鹽源城裡，讓這些孩子們都能認出來。我和老肖會意地相對一視，此刻我再不想像瀟洒的濟公，萌生對校園懷舊和好奇心了。
但我們今天招惹誰呢？難道就因為我們的形像也犯了王法？使那男孩用這種口氣訓斥我們？想到這裏，便板起臉，儼然以長輩的口氣訓斥道：「小朋友，說話要講禮貌，不要讓別人聽到像沒有受過家教似的。」
那孩子看我們不但沒有被他嚇走，反而還教訓他，立刻更兇惡地吼道：「你們再不走，我就喊人了。」看來，這裡是進不去了。
爭吵聲很快把校園裡的學生們吸引過來，屏風後面轉出來了五六個腦袋，年齡基本上是十五六歲，一齊用好奇的眼光盯著我們。聽得他們竊竊私語議論說：「我敢打賭，他們肯定是鹽源農場的犯人。」
兩個女孩子向男孩嘀咕了一陣，回過身便朝我們喊道：「你們趕快走吧？」老肖拉著我的袖子，暗示著犯不著同這些不懂事的孩子稱狠。
面對著這種被人趕出來的尷尬，我的心裏很不是滋味，悻悻離開了那校門，老肖向我解釋：「現在這些孩子，我們惹不起，我們的身份不同，本來今天上街又沒向隊長報告，出了事還不是由自已負責，何必同這些孩子一般見識。」
學校沒看成，反而用阿Q精神來安慰自己。一面向著那裝牛糞的地方大步走去，任那風吹破棉甲發出的拍拍的響聲，一面心裏還在消化今天一天的不愉快，咀嚼在像館里受到的冷遇，和在學校門口的閉門羹。
這一天，我像進入了一個完全陌生的社會，在這少數民族聚居的國土上，不但看到它極其貧窮，更體會了它精神的極度空虛。如此在中共禁鎖下封閉的社會，如何去面對一個文明世界敞開的大門？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