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1月8日訊】【編者的話】《血紀》記述了大陸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學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農場，在勞改農村二十年的血淚歷程。《血紀》一書完全可以與前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相比。小說《古拉格群島》反映了蘇聯人民在斯大林統治下的血腥恐怖讓人觸目驚心，而《血紀》則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難經歷為主線。這條主線也是毛澤東禍國殃民的編年史，更是陳力、張錫錕、劉順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詩。書中人物眾多，文筆樸素，使中共監獄的慘無人道和烈士的壯懷激烈躍然紙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書前言中說：「當這本書有幸與你相逢時，讓我們珍惜這種來之不易的相識，為融化中國專制主義，建立中華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請看長篇紀實連載《血紀》。
第六章：文化「大革命」
第四節：牢卒子們的內鬥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份，「鹽源農牧場的革命委員會」經過一年多的搓商后宣布成立，「革命委員會」主任是一個從西昌軍區派來的文革領導小組成員，本場一個取名為「紅色造反總部」的頭目，叫林高明的人當上了革命委員會付主任的角色，原來農場的領導幾乎全部靠邊站。
高德勝消失了。聽說，他進了「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在騾馬堡被關在牛棚里接受「監督」勞動，李培連也在那裡。
在宣布革命委員會成立的大會上，原任西昌勞改大隊隊長段其豐，親自為成立大會布置會場。從八月鬥爭系列會一亘沒有露過面的鄧揚光站立一旁，成了為新上任的革命委員會主任講話時，端茶送水的服務員。
（一）林扯高鬧劇登台
「革命委員會」成立以後不幾天，那位新上任的革委會副主任林高明，便親臨六隊為重刑政治犯作「形勢和政策」報告。
這一次，我親自看到了這位幾次交過白卷的農校中專生的「風彩」，也看到了靠邊站著等候進入三結合領導班子的段其豐對林主任的恭維。
八點多鍾，就在院子里平時開鬥爭會的地方擺著一張桌子，鄧揚光畢恭畢敬的宣布報告會開始，請場革委會付主任林高明為大家宣讀中央文件。
林高明昂著頭很神氣地從鐵門牆角處走出來，坐在段其豐專門給他端來的靠背椅子上，鄧揚光為他端來了茶杯。等他入坐后，兩個戴著紅袖套的年輕人，也從那隊部辦公室走了出來，並站在林付主任的身旁。
我猜兩個青年人，多半是林高明的「保鏢」， 一身軍服，標準的紅衛兵打扮，這大概算是我第一次看到的紅衛兵了。
此時，我只能憑外表來判斷這三張「陌生」面孔，年輕挺威武的，象在哪兒見過？我突然想到了近代京戲！那打扮不正是臨摹舞台上的么？不過，當我再去看看那站在一邊的段其豐和鄧揚光時，腦海里頓然閃出了三個奇怪的字：「走馬燈」。
時隔大約半年，原先的主角變成了跑龍套的，而新主角又換了新演員。
「今天向大家宣讀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的最新文件。」林高明拉長了嗓音長聲悠悠的宣布報告會開始。這種顯示氣派的方法又不知是從哪裡學來的？想了一陣，便立即想到，每天廣播里傳出來的副統帥就是這個聲調？不過，他這麼一開講顯得怪彆扭的，我的身旁響起了一陣輕微的笑聲。
「在宣讀文件之前，讓我們打開毛主席著作，先來學習一段毛主席的指示。」林高明頓了一下，壩子里立刻又轟起了一陣笑聲，而他卻用威嚴的目光鎮壓了這笑聲。「毛主席的湖南農民運動考查報告是一篇光輝照人的著作，誰又在笑？真討厭！這些反革命！」他又停了一下，用眼向會場里搜索著。但沒有看到是誰，於是便朗聲的繼續讀道：
「農民在村裡造反，覺動了紳士們的甜夢，鄉里消息傳到城裡來，城裡的紳士立刻大嘩。我初到長沙時，會到各方面的人，聽到許多街談港議。」
又是一陣鬨笑，林高明停頓下來，他暗自想：這也真彆扭，平時說順了的字，怎麼同這上面寫的字就不同了呢？比方說這紳字怎麼是這樣寫的？酣字怎麼寫成甜。巷字怎麼變成港了呢？大致自己都被弄得莫明其妙，讀起來怪拗口的。
所以，也就不好再「鎮壓」下面的笑聲了，只好拗著口繼續讀下去：「從中層以上社會至國民黨右派，無不一言以蔽之曰：「曹得很……」他突然中止了，覺得特別難讀，平時在嘴上背誦的「順口溜」讀起來怎麼一下子全走了樣？一瞬間會場上再次發出了一陣笑聲。
鄧揚光慌忙地走過來，附在他耳上輕輕說了幾句，顯然在提醒他讀別字的地方，這使他非常難堪，逗了這些犯人一笑倒也無所謂，需知毛澤東的著作，一字一句是萬萬改不得也錯不得的，就在這些剛剛倒地的走資派中，就有許多人因竄改毛主席語錄的。而這些犯人中，恐怕少不了因曲解毛著或撕毀語錄而被打被關。
自己不是當著造反派的「同志們」面，一再宣誓不折不扣的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么？但是這錯別字，如果碰上了關鍵字一錯，就是事關「問罪」的原則問題了，豈不嚴重？想到這裏，面對鬨笑不止的會場，他的臉上浮現出了一層難看的沮喪。先前開場時那種神氣活現的表情頓然消逝了。
然而，這又怪誰呢？毛主席不是說，資產階級教育路線應當批判么？不是說越有知識越反動么？不是說最為乾淨的還是大字不識的工人農民么？讀幾個錯別字，不正好表現出那很「純」，很「乾淨」的勞動人民本色么？勞動人民本來就是大老粗，去他媽的「本本主義」。
想到在學校讀書那會兒成天玩耍，師道雖顏面掃地了，苦讀正被批判！』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早成了過街老鼠。文化大革命來了，拿著紅本本搞「批資產階級學術權威」，抓出老師喊打倒「臭老九」，那真帶勁，自己雖讀到中專！還是覺得不學為好，學了既苦，反而成了「革命」的對象！
而今雖如同文盲，不過這也並沒有什麼不好，出了校門，拿著紅本本，奔全國，搞串聯，背誦著那上面的「經典」，也並不去弄清那上面寫了些什麼？
「奪權」靠的就是權術和出生成份，今天混到了這種地步，當上了這麼大農場的付主任，還不正是靠著在軍內的老漢和造反派兄弟們的支持？他腦海里這麼一想，又恢復了先前那種神氣活現的樣子。
然而，當官也真不容易。首先，要讀從上面轉發下來的文件，做報告、寫文章可就不像「串聯」，「奪權」那麼痛快！過去，不顧一切的去抓別人的辮子，就是鑽「當權派」不讀毛主席書的空子。現在讀錯了一句毛主席語錄都要被打翩在地，再踏上一隻腳。
坐位打了一個掉，方才知道：「其實，讀書沒有用心還真碰上了今天這種麻煩！」
看來，為解眼下的尷尬局面，只有把手中的那紅本本關上，講自己已經熟悉的行話。
於是，他便將手中的紅寶書輕輕的扔在一旁，左手撐著下巴開始用他熟練而粗魯的口氣訓話：「我聽說你們當中有他媽幾個老混蛋，老反革命，頑固堅持反動立場，看不清今天一派大好形勢，硬要雞蛋碰石頭，同偉大共產黨對抗！以為自己那條命碰你一下濺你一身蛋黃。」
「聽說還有幾個大學生，特別囂張，讀了幾天臭書便扯高氣揚！你們哪一個敢站到這裏與我較量一下？老子不把你那扯高氣揚的勁頭打掉，叫你永遠不再扯高氣揚，我就不姓林。」
說著便站起身來把他的皮衣向兩邊撩開，露出了別在腰上的槍套。先前臉上一時泛起的尷尬頓時一掃而空，代之以一副橫空出世的「氣慨」。
他這一番話中將「扯高氣揚」四個字讀得特別的響，將十二萬分的反感和仇恨都落在對他的奚落和挖苦上。
但是我想笑卻笑不出聲來了，這小子太狂，扣人帽子用了「成語」「趾高氣揚」卻沒弄清它的本意！同時還將趾字讀成了「扯」字！這一字之差便使這成語成了不類不倫！趾！指的是名詞和器官，而扯則是動詞，而今這中專生竟用來挖苦面前這些衣衫襤褸的囚徒！這味道有多酸卻是品不得的。
也罷！既然他喜歡用這個詞，並深惡痛絕這種對他藐視和不恭，就用此作了他的「雅號」吧！於是六隊給他取了一個方便大家都好稱呼的綽號：林扯高。
然而，妮姑坐不穩法台！
林彪事件敗落以後，他便從革委會副主任的寶座上迅速跌落下來，並被分配到農六隊當一名普通的管教幹事。在以後的幾年中，我目睹他怎樣借六隊的張錫錕「反革命」重案，用無辜者的生命染他的紅頂子，讓他東山再起，一度又奪回了他失去的權力。
接著又被他的「同志們」從新推下台來，直到九年以後，毛澤東命歸黃泉，文革收場，他的政治賭注也跟著全部輸光時，還痴迷到進入駐軍營房偷取槍枝，逃往耗牛山，揚言要「繼承毛澤東的遺志走井崗山的路」，最後以「上山為匪」的罪名被他的「同志們」送進了大牢，這是后話了，本文在以後章節中，還將繼續寫這個小丑的故事，給讀者一個完整交待。
六十年代，瘋狂的奪權運動使這些沒有靈魂的人渣，在「革命」浪潮中沉浮，出現林高明現象，全國十分普遍。他們是一批獨裁者手中的槍手，在被高層玩膩后，便拋在一邊，後來帶著他們一起殉葬！
他的訓話完畢，對擺在他面前的文件看了看，也許意識到像他這種文化程度，萬一將文件中的關健用辭讀錯，被他的同事們抓住可不得了，因讀錯語錄而被抓進監獄的事，他親手就辦過好幾個案子，他明白周圍那些想打他主意的人正緊緊盯著他。於是他把它交給了守候在旁的鄧揚光。
一貫主持會場的鄧揚光正巴望著靠攏造反派組織，從被打倒的泥潭中早些「解脫出來」，見這位革委會副主任新上司如此賞識自己，便畢恭畢敬接過「林主任」遞給他的文件。他明白這樣重要的事派給了自己，已經證明被打倒以來，他向新的權力靠攏了一大步，官複原職是指日可待的事，這叫做革命的「歸隊」。
可知，他在失去權力的一年中，受過不少的委曲和奚落，像他這種人不可一日無官位的，怪不得他今天態度這樣謙卑。
接過文件端坐在方才林主任的位置上，清了清嗓門，他一字一句地宣讀：「關於在鹽源農牧場成立革命委員會」的決定。！
當宣讀革委會成員名單中讀到林高明的名字，鄧揚光用一種說不出的目光，向坐在一邊的林高明致意。
革命委員會的誕生，表示毛澤東導演的宮廷政變已向政權基層擴展，文革兩年了，在奪權中失勢的人們正盼著這場「傀儡戲」的收場，這對於置身其外的我們，只冷眼旁觀小丑們鬧劇，並無任何興趣。
閻王殿里誰做閻王，小鬼們都是上刀山下油鍋的料，「災害」 年代，我們大量死於飢餓，而文革期間又大量死於棍棒和殺場。文字獄肆虐著中華民族！表面看太上皇用一種仇視知識份子的面孔，依靠像林高明這樣的連一個文件都讀不下去的「文盲」們。
從那次大會以後，林高明開始取代了原來的何慶雲，暫時成為六隊的主管幹事！不過，尼姑坐不了法台，林高明的「主管」官運並不享通，僅僅二年，便又重新被何慶雲奪了過去，並由此而演出了一場場笑劇！
我在下面講述的故事，與官方檔案里記載的不同，這些事，反應當時社會關係進一步被扭曲的真象，作為文革的特寫，它們更真實的掲示了這個執政黨的又一段歷史。
其實文革初潮，無論是老當權派，還是躍躍欲拭的奪權派，誰也沒有摸清這場宮庭政變的本質和毛澤東布下的遊戲規則，大家都直覺到風向陡轉的形勢，崗哨上和隊部這幾天異樣的變化，沒有人給我們傳來準確的『內部消息』，須說是一牆之隔，隊部那邊傳來的追殺聲和慘叫聲，誰也說不準那裡發生了什麼事…..
（二）「好人」 打「好人」
1968年大約10月初的某天晚上，大約九點鐘，我們聽見隔牆的隊部辦公室過道上，傳出了一陣陣吶喊聲和棍棒相擊的聲音。監獄的大門突然打開了，我們看到了滿臉是血的張事務長，正手提一根被打斷的青杠棒，從圍牆拐角處閃身而出，向那打開的鐵門狂奔著，在他的身後緊緊追趕著四個士兵，狂喊著：「抓住他，抓住他！」一齊跟著張事務長撲向大鐵門外，消失在夜幕之中。
大約五分鐘左右，通往場部的那條下坡機耕道方向，傳來了幾下清脆的槍聲。接著，童幹事以及新來的高歡，一齊從隊部辦公室向大監門外跑了出去，何慶雲關上了監門，暫時又什麼也聽不見了。
到了第二天便聽見住在養豬場的蘇代卓說：「昨晚張事務長被打傷了，現在住在醫院里性命難保。」大家議論開了，問炊事員，張事務長什麼事得罪了當兵的？他也含含糊糊說不清。
只說六隊今年自己喂的過年豬，推說過年要自己殺的，拒絕駐軍要一頭豬的要求，前幾天就在幹部小食堂里吵起來了，那些當兵的是「支左」派，誰惹得起？吵架時候，當兵的就揚言要收拾張事務長，叫他小心點。
但是，我們想不到就因此動刀動槍的殺起仗來。當然，當兵的又全是新兵，二十歲左右的人，本來其中大部份都加入過紅衛兵，現在又是毛澤東最最信任的支左部隊，就憑著手裡的槍杆子誰敢違抗他們？
不過，獄吏對囚奴作威作福，並沒收斂，因而加大了對關押囚奴的任悥打罵。從68年的開始，他們從新規定了一套對犯人更苛刻的「報告」制度。
白天出工收工，一律都要向崗哨上「報告」，沒有得到他們的回應誰都不敢動一步，凡是他們認為稍不順眼或違反了規定的人，都會拉到崗哨下面的「反省圈」里，罰站並被拳打腳踢。有一段時間白天站在那裡挨繩子的人幾乎天天有，六隊垸壩里一時鬼哭神嚎。
當時分管蔬菜組的，是同我們一起從甘洛調來的湯幹事，我們早已風聞，他原是國民黨部隊的起義投誠人員，對於像他這種歷史背景的人怎麼會被留用於監獄成為一個管理犯人的幹部，我一直不清楚。
因為在戰場上受傷，他的右眼被打瞎，左腳被打斷，平時總是戴著眼鏡，走路也是一跛一拐的。大抵正因為與同事相比他自覺矮人三分，所以平時對我們還和氣，當時我們因為一直吃不飽，偷吃生蘿蔔，黃瓜是常有的事，他看見了也要把臉背過去，裝著什麼也沒看見，平時常幫著菜蔬組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正因為這樣，我們一直對他都非常尊重，不同他頂嘴，也不做使他感到為難的事，只因為他手中的權力太小，事事處處他都要小心翼翼，有幾次我因為肚子痛，向他請假去醫院看病，他都回絕道：「你去找何幹事吧！」
知道他膽子小，我們再沒向他請過假，只是偷偷的到醫院看病，即使抓住了，也只是說「我自己來的」便與他無關。
然而崗樓上這些當兵的，卻一直對他呼來喝去，把他當奴婢在使用，最令他為難的，便是冬天對他們的蔬菜供應！。
一到冬天，嚴霜和西北風使二道溝地區的菜地里，再不會生長新鮮的蔬菜，農六隊大約五畝靠著水塘的菜蔬苗圃地，冬天靠那水塘里積存下的死水，維持著蘿蔔、大白菜過冬，這些數量有限的鮮菜靠用碳灰「護兜」，稻草「護頂」，僅能滿足幾個幹部的供應，冬天犯人們吃的，全是夏天曬制的乾菜。
按照場部和駐軍在建場開始時所訂的「協議」，駐軍的蔬菜基本上由他們自己生產出來，場部為他們專門劃出了一片土質最肥沃的菜蔬地，還向他們提供需要的菜種和菜秧，不過，這些剛剛脫下千巴萬補的破衣裳，剛剛辭別「糠菜半年糧」的農家子弟們入伍以後，一穿上嶄新的軍衣，吃上優質伙食，用不了多長時間便忘掉了原先是老幾。
尤其以打砸搶為能事的「中學生」，習慣了拿來享用的習慣，那由場部划給他們那片最肥沃的蔬菜地，經常長滿了亂草無人照料。
他們所吃的蔬菜基本上都是從鹽源縣城，甚至從兩百裡外的西昌城裡用車拖回來的，然而駐軍們常嫌菜不夠鮮，特別在隆冬季節很少吃到蔬菜時，便向場部攤派，農六隊的駐軍把手直接伸向槍杆子底下這六隊「隊部」，於是每年從秋天開始，崗樓上的士兵對「鮮菜」的需求，便成了隊部最煩心的事。
那不到一個班的營房駐地，不知有什麼不可泄露的東西，平時絕對禁止囚奴們進入的，送鮮菜的活最先指定由守苗圃的夏守愚承擔，後來又改為菜蔬組長賀春濤，總之由老管親自選定的人來完成。
1967年以後，給營房送菜的差事，全落到了湯幹事一人頭上。我曾不止一次看見他背上一個小背兜，跛著腳一瘸一拐的爬上那通向崗樓的梯坎，為這些年輕人送菜上去，冬天菜枯，於是他每天都要爬上梯坎，好像是這些士兵的勤務兵。
這些士兵卻很以為自得，不管地里已砍不出什麼鮮菜，湯幹事心中一百個不情願。但支左時期，場里的科長們，尚且要被挨整，何況他？也只能在背地裡咕嚕道，「一個個年輕力壯的，不但挑好吃的要，自己吃的菜還要給他們送到手邊。」
雖然這麼說，在槍杆子下面只好規規矩矩的服從，忍氣吞聲的承擔這個誰也沒有指派他的任務，宛如當年日本佔領時候的皇協軍，強迫維持會的村長，完成交給他們的攤派一樣。
守苗圃的犯人叫夏守愚，其窮凶極惡不在周學祝之下，當時六隊常住在外守棚子的僅只他一人，為了經營苗圃這個他個人的安樂窩，這個老傢伙手段之一，便是千方百計討好這些橫不講理的兵大爺。為了投這些士兵的好感，他專給他們供平時缺稀的菜。有時候幹部食堂都吃不上的菜，而在士兵的「伙食團」里卻應有盡有，不但質量好，而且經常不計秤。
為了防止囚奴擅自撞進他的領地，夏守愚專門沿水庫，用竹扦做了一圈欄杆，整個苗圃地留著兩道小門，一個通向六隊，一個通向場部，誰如果擅自進入他的苗圃，公開毀掉他小門的人，都會被老管門押到六隊壩子里崗哨下的「反省圈」里，挨他們的鞭打。
有一次快過春節了，因為苗圃地里還留著大約只有三厘地的芫荽和小蔥，上面蓋著厚厚一層穀草，隊部向夏守愚打了招呼：「這點斟料，是留給幹部食堂過年的，沒有經隊部批准任何人不得私自取用。」
這事很快就被崗哨上的士兵知道了，開始還用命令的口氣，攤給湯幹事為他們辦點小蔥和芫荽，湯干亊回答說「苗圃里已沒有這種菜了，你們不如到西昌採購」，想不到兵大爺自己跑到苗圃地里，很快找到了那片芫荽地，便毫不客氣的將僅剩的全部挖凈。
湯幹事趕來問是怎麼回事？那士兵卻向湯幹事喝斥道：「你不說苗圃什麼也沒有嗎？姓湯的你還是識相點，否則有你好看的。」
那湯幹事明知是夏守愚竄通了老管們乾的，卻並不敢去責問夏守愚，而是朝著挖得亂七八糟的泥土滴咕道：「這那像解放軍，簡直比土匪都不如。」
這叫一報還一報，槍杆子里出的不僅是政權，更出霸道，獄吏們也有被欺侮的時候。
（三）高歡和童管教
自從六隊的鬥爭會中止以後，「軍管時期」到了。
張事務長的挨打，只是我們所見到的第一幕，自嚴管組建組以來，新來的高歡因特別對犯人下得了毒手，所以分管了嚴管組，這人同古柏中隊的李鐵臉都是北方人，沒有其它的本事，就是打人很下得了手。
那時每次嚴管組收工回來，都有人因各種雞毛蒜皮的事被他叫出列，站在崗哨下面「反省圈」里，免不了挨他一頓毒打。特別是他那厚厚的軍用皮鞋，鞋尖處釘有鐵塊，被他踢過的人，要青腫幾個月才會消。
短短不到一年，在他腳尖下受傷的人，不會少於十人之多，故有外號人稱高鐵腳，然而，他的鐵腳也只能在備受凌辱的流放者身上逞威。
一九六七年十月的一個夜晚，晚上值班點名的正輪到他，按照往常的規定，他應當拿出點名冊，一組一組點名，清點人數確已到齊，才可下令解散，各回各的監舍就寢，後來有相當一段時間，值班的人為了省一點事，點名改為各組報數，各值班員只要清點本組人數到齊，便可報告值班幹事，由值班幹事發令解散。
既然「規矩」經過修改，這高歡自不例外，點名時並沒有帶點名冊，叫各組值班員自已清點人數。
當晚壩子里響過報數聲后，中隊值班大組長馮俊伯向高歡報告了人數，他解散的命令剛響過，立即從崗樓上射下了一束白熾探照燈，崗哨上傳來一聲西充口音的大吼：「誰叫你們解散的？」
聽到這一聲吼，站在燈光下的犯人誰也不敢動，每個人心裏明白，在這段時間里，誰如果違抗這些當兵傳出來的喝令，就是被打死也只能自認倒霉。
大家靜靜的觀察這高歡如何解決這種尷尬局面，只聽見那探照燈的背後另一個人又大聲吼道：「姓高的，幹啥吃的！晚上點名不帶點名冊，這就是你的工作態度？政府的工資就那麼好拿嗎？你這種馬馬虎虎的工作態度還配稱得做管教幹事？」那話音聽來幾乎像打雷，其語氣的尖銳同管教們平時對犯人的訓斥幾乎一樣。
那高歡被崗哨上傳下的命令喝住，平時那種對付犯人的威風勁此時不知哪裡去了，在探照燈光下站在那裡發獃。好一會，喃喃的向崗哨上的哨兵解釋道：「以往都是這樣清點人數的。」那崗哨上頓時發火道：「你還有什麼理由嘴硬，要不要你們管教科長向你說話？」
高歡心裏明白，站崗士兵哪有資格來管幹事們的事！這不等於爬到我高歡頭上拉屎嗎？當著這兩百號犯人朝我臉上吐口水，我這臉往哪兒擱？
沒想到他一點都沒有發脾氣，而是順從那士兵的命令，低頭一聲不吭向大門方向走去，不一會他取來點名冊，開始點名。
不過，那點名的聲音在顫抖，在槍杆子逼迫下點名，夠他銘記一生的。
解散后，大家回到自己的監舍，靜靜地聽那隔牆隊部辦公室有什麼動靜。按照我們的估計，平時那麼兇狠的高歡，不可能無緣無故受這一肚子氣而善罷干休的，他回到隊部必會搬出救兵，狠狠地教訓那哨兵一頓。
可是我們想錯了，當時隊部靜悄悄的什麼反映也沒有。
第二天高歡就從六隊消失了，再沒有露面。為這件事六隊曾經議論了很長一段時間，有人說高歡本來就有軟處被支左部隊抓住，又有人說他去場部告狀提出辭呈再也不回六隊了，但這種明顯的黑吃黑竟被流放者目擊，共產黨不就講一個權嗎？誰在權力鬥爭中佔上風，誰就贏得一切。
嚴管組的人不少人挨過他的踢，至今還留著傷痕，便齊聲咒罵這高鐵腳。
從此以後，晚上清點人數的「制度」又換了新程序，除按往常那樣站隊集合，還要由值班幹事按點名冊點名完畢，才由值周犯人大組長，向崗哨上報告當晚在監的總人數，等到崗哨上值班的哨兵回答一個「去」后，點名才算完畢。
如果那天碰上的那個哨兵情緒不快樂，存心刁難，在向他報告了人數后，卻遲遲的不喊出那個「去」字，那麼全體人員，包括當天值班的幹事還要傻乎乎站在那裡陪那士兵，被人捉弄慣了的流放者，早已對這種捉弄習以為常，然而這不明擺著欺侮到獄吏頭上了么？
沒過幾天，晚上當班的是童幹事，六隊八名幹部中數他最年輕，調來農六隊后，同其它幹部素無來往，在六隊兩年多，只知道他下班后別的地方哪兒也不去，常一個人上水庫釣魚，誰要有事找他，在水庫上準會找到他。
「文化大革命」鬧得沸沸揚揚，唯獨他那派都不介入，我們聽說，他是場部的一名「消遙派」，自從張事務長發生意外后，六隊就把事務長的工作分給他管。
那天晚上他仍按原來的老規矩，晚上學習后，他空著兩手走到院壩里，當天值班的代朝謀，口令集合以後，他漫不經心說：「各組清完人就解散吧！」代朝謀猶疑了起來，站出列，悄聲把現在點名的規矩向他講了一遍，但他喊道：「你在講什麼呢？我聽不清楚，別哆嗦了，白天勞動了一天還沒有累啊，報數！」
各個組七零八落的報完數，完了，童幹事一聲解散的口令剛響過，崗樓上果然響起嚴厲的呵責聲，又是那個固執的西充佬，此時帶著怒不可遏的語氣大喝道：「站住！怎麼，規矩不懂么？又要復辟么？」
但是童幹事根本不理他，一面向大家擺擺手，一面好像沒聽見似的，扭頭朝監獄的大鐵門方向大步往回走。所有的流放者並沒有散去，而是站在那裡，看看這場神仙仗又會怎麼結果，西充佬怎麼對付這個「消遙派」。
崗哨上的探照燈立刻打開了，燈光的光芯死死地跟著童幹事，「站住！站住！」 西充人氣急敗壞地吼道：「回來，不然老子要開槍了！」童幹事停住了腳步，回過頭去對著探照燈射出的地方平靜回答道：「要幹什麼？」
「老子要你懂規矩，重新點名！」西充人在上面繼續咆哮道。不料，這位平時很少說話的童幹事抬起頭來，朗聲哈哈大笑，只聽他說道：「什麼玩藝兒，也不照照鏡子你算老幾？」話音剛落，身體已經走出了牆外的拐角處。
緊接著輕脆的衝鋒槍聲響了，一梭子彈打在對面小監的圍牆上，爆起了一股股飛濺的泥灰，探照燈光映出一股青煙，空氣里散發出一股濃濃的火藥味！
隔著牆辦公室那邊傳來了喧嘩的人聲，剛從場部調到六隊的最高行政長官，軍事代表林原喊下了崗哨上那個西充人，那西充人拿著手槍，惡聲罵道：「不按規矩辦事，老子一槍斃了你，你又把老子怎麼樣？」
那童幹事毫不示弱，回敬道：「量你小子沒那個狗膽，我可不是高歡。你小子可是狗拿耗子多事，你以為你是什麼人啊，你不過是一個普通當兵的，現在敢不敢把你的槍再對著我開一次？」
此時，崗哨上站著所有的哨兵，好像一觸便要爆發火併似的。
又過了一會，大鐵門外響起了汽車喇叭聲，看來警方和獄方的高層人員聞訊趕到了，牆外的爭吵聲一直持續到第二天早上。
第二天依舊是童幹事值班，表面上仍同往常一樣，就是嚴管組這一天卻沒有出工，因為哨兵說他們今天沒人帶隊，嚴管組樂得休息一天。
晚上清點人數時，童幹事還是昨天那若無其事的樣子，按照報數的老規矩點完人數以後，便向當天值日的組長周學祝努了努嘴，示意他向崗哨上報告人數。
以後點名就按照這個方式進行下去，看來這是雙方經過一天一夜的爭執達成一個新「默契」，既沒按士兵們的規矩辦，又表示尊重警方的存在。
只是犯人們多等了幾分鐘，增加了一道犯人值班組長向崗哨報告的程序，像這種神仙打仗倒霉的總是犯人，但獄警雙方這種逞強好勝，弱肉強食的法則在文革期間多次引發武力衝突，他們本就沒有什麼統一可言。
我們從這麼一點小事上，看到全國引發武鬥血案的起因，原來就這麼簡單。如果那一天童幹事和西充人再發展一步，難保不會有一場新的血案在六隊演出。
為了毛澤東政治上的需要，全國此時也不知有多少年輕人，因互不相讓，殞身在大大小小的武鬥戰場上。
這段日子里，無論是白天和晚上，我們都常常聽見不知何方傳來的槍聲。
（四）紅衛兵『墳』
1968年11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我們正在蔬菜地為剛移栽的菜種地施水時，聽見農六隊山樑背後，從鹽源方向傳來了密集的槍聲。槍聲越來越近，還沒到十點鐘，中隊長郭川小跑到蔬菜地里傳令大家馬上收工，回到監舍后，大鐵門便被上了鎖，在壩子里巡邏的士兵，喝令我們，不得在院壩里閑逛，偷聽。
那時，隊部辦公室靜悄悄的，好像幹事們都出去了，直到吃午飯時，也沒有看到一個人影，到下午三點鐘，羊圈方向槍聲大作。
自從4月，六隊連續兩個月輪翻批鬥會後，我們便籠罩在恐怖的氣氛中。這天下午，我們被哨兵攆回自己的監房后，劉順森向我遞了一個眼色，我便按照往常的約定，進了廁所。
今天，廁所里一個人都沒有，我們倆選取了兩個相鄰的蹲位蹲下后，他告訴我：「揀糞的人帶回最近北京發生的最新消息，毛澤東與劉少奇火併，劉少奇已被暗殺，楊尚昆已發動了兵柬。」他一面說，一面將一捲髮黃的紙塞在我的手裡，那是不知那一個造反組織散發的傳單。
北京發生越來越公開的內訌，我們早有傳聞，劉少奇是否被人暗殺，楊尚昆是否因發動兵變而被拘捕，這些並不重要，何況，在我們這種被嚴密封鎖的情況下，在共產黨徹底垮台以前，我們永遠都無法弄清楚這些消息的真實性，何況弄清這些消息的可靠性有必要嗎？
我們最最關心的是，毛澤東的獨裁已到了眾叛親離的程度，他的統治和開創的獨裁統治，究竟還有多長的壽命？在行將滅亡時，我們該怎麼辦？
我們倆進監獄時，都還二十歲，單純而又幼稚，入獄不到十年在練獄中重新認識中共，但我們還不成熟，在這種複雜形勢下，單憑一腔熱血同專制主義去拼，還遠遠不夠。
曾幾何時，監獄里一陣打人風就使一切都變了。現在恐怕像王世春那樣公開講「毛氏膏藥」笑話的人沒有了，我也不會像去年六月那樣在禁閉室里公開吼「天都快亮了！」我們是否應在自己的思想上加以修正，否則你我死絕了，這筆中共所欠下的債由誰來清算？
我們都深深陷入了沉默之中。
那天晚上，大監鐵門緊緊的關閉著，下午離開這裏的幹事們好象並沒有回來。晚上九點鐘，也沒有按往常那樣，集合點名。只聽見崗樓上傳出了哨兵的命令，「各組清點人數，回房睡覺，晚上不準出來走動。」表面上看，很平靜的夜裡，一種說不清的危險不知潛伏在那個角落裡。
大約十二點鐘左右，與我們一溝之隔的農一隊響起了密集的槍聲，接著就是一陣陣的哀樂，我估計就在附近，今天發生了大規模的武鬥。如果那哀樂是在給武鬥中的死者送行，那麼那槍聲是在為死者致哀了。
哀樂持續到了第二天，第二天農六隊依然閉門不出工。直到下午才看見幹部們回來了，他們神情疲憊，衣袖上戴著白花……
幾天後，本組派出去揀糞的肖弟良悄悄告訴我，鹽源地區爆發了大規模的武鬥，從西昌開過來的全副武裝的紅衛兵造反兵團，與鹽源地區的保皇組織，在鹽源縣城裡激戰了兩天兩夜，死傷無數。
他看見那天下午五點鐘左右，從鹽源縣城開出來一支足有七八輛卡車的車隊，徑直開到了本農場農一隊大門口。這時天已黑了，護送卡車隊是十幾名全副武裝戴紅袖套的年青人，沿農一隊進門處的過道上還布了若干的崗哨，監視著戚黑一片的野外。
車隊進入農一隊的大門后，從車上卸下了好多用白布裹好的擔架，當晚在壩子里用綠色的帆布，搭起了一個巨大的棚帳，並在裏面設下了靈台。然後，在森嚴的戒備下，將這些白色的擔架抬進了靈堂里。這些白布裹好的屍首，就是那天在鹽源的武鬥中「犧牲」的亡靈，靈堂里湊起了哀樂。
從第二天開始，幾十名被挑選的就業人員，在武裝的紅袖籠監視下，就地挖了兩個大坑。坑挖好后，那些屍體就被安放在裏面，上面壘起了高三米的大墳熒。留下一個坑，大概是供下一批武鬥犧牲者用的。已經落成的大墳包周圍，插著用鐵皮和木牌製作的靈牌和輓聯，上面寫著死者的名姓，和「以血還血」，「討還血債」之類的標語。
從此以後的一段時間，農一隊的大壩子，便被扎紅袖籠的年輕人武裝看守著，平時不準任何人進去。
大約又過了一個多月的一個夜晚，那裡又一次響起了槍聲，一支不知從那裡來的紅袖籠，夜襲了這處墳地，據說是曾與他們發生武鬥的紅色造反組織，揚言要「踏平」這個山頭，挖出被埋的人，用他們已經腐爛了的屍體，去祭那場血腥戰鬥中被打死的戰友！雙方又一次血染了這個山樑。
鳴呼，在這種「和平年代」里，究竟有什麼血海深仇在雙方心中解不開？難道他們連自已被人操縱，都不曾絲毫察覺？難道他們在打著誓死保衛他們領袖的時候，卻沒有好好想一想，這個領袖給中華民族帶來的除了空前的災難，貪窮、飢餓、同胞相殘殺外，什麼也沒有嗎？
而今這些愚昧的死者找不到一處墓穴，他們的亡靈在這荒郊野外徘徊，擔驚受怕！
我替這些死去的年輕人悲哀，可知道曾辛辛苦苦撫養他們成人的母親，聞得他們的兒子競落到慘死武鬥場的下場，會怎麼傷心欲絕嗎？
中國年輕一代的人性怎麼會泯滅到這種程度？他們那強烈的復讎心怎麼會落到與自己相同命運的同胞身上了呢？這難到是中華民族的災難么，它的後果會是怎樣呢？
想到這些我感到了恐懼，我一定會在今後的無數夜晚中，做著相似的惡夢！尤其是，我怎麼都沒想到，差不多就在這同一時期，千里之外我的弟弟被造反派無緣無故的害死，我的母親因此而投塘自殺，我的家正處在毀滅中……
我們曾住過羊圈反省室背後的那山頭上，原來是一片稀稀拉拉的松林，我們常常在這裏鏟草皮積肥。就在這一段時間，場部發了通知，禁止我們在那裡出入。後來，每當我們聽到從那裡播出的哀樂聲，便知道，那裡又增加了一片新的墳地。近段時間，那裡傳出的哀樂聲隔兩天就有一次，場部的幹部們真不知犯了什麼煞星，怎麼在短短時間內接二連三的死去？
——兩年以後，當那山坡靠堰溝的土地上種上了蘋果樹，我們去那裡栽樹，有機會再去那裡，結果舊貌換了新顏，原來稀稀落落的松林中，生出了幾十個新墳墓。
從那些墓碑上的記載，知道這些墳墓的主人都掛著政委、指導員、幹事等等頭銜、年齡都在三十歲上下，這些死者雖談不上那一級官員，但必竟是「高踞」在我們之上的「國家幹部」。
墓碑上還記載著他們「悍懷毛主席革命路線」，因公殉職的事迹。
可惜這些死去的人到死都不明白，自己在中國的專制主義復辟的巨大災難中，充當了可鄙的犧牲品！甚至於其中許多不悟之徒，在武鬥被槍殺時還狂呼「保衛毛主席」的口號。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