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血紀》上集(31)

【新唐人2011年11月3日訊】【編者的話】血紀》記述了大陸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學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農場,在勞改農村二十年的血淚歷程。《血紀》一書完全可以與前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相比。小說《古拉格群島》反映了蘇聯人民在斯大林統治下的血腥恐怖讓人觸目驚心,而《血紀》則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難經歷為主線。這條主線也是毛澤東禍國殃民的編年史,更是陳力、張錫錕、劉順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詩。書中人物眾多,文筆樸素,使中共監獄的慘無人道和烈士的壯懷激烈躍然紙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書前言中說:「當這本書有幸與你相逢時,讓我們珍惜這種來之不易的相識,為融化中國專制主義,建立中華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請看長篇紀實連載《血紀》。

第五章:流放鹽源農場

第八節:參觀

正當我們的學習剛進入辯論高潮,1966年3月下旬,農場接到四川省公安廳勞改局的通知,要所屬的所有勞改單位按照規定的比例,挑選代表,去成都參觀由公安廳所組織的「形勢教育」專題活動。

參觀的內容包括成都的市容,以及當時正在青羊宮展出的「全國農業學大寨五十五面紅旗全國巡迴展覽」和「全國三新產品成果展覽」。

中共建政以來,曾組織過幾次在押戰犯到社會上參觀,其用意不外乎是向在押人,展示國家在中共領導下取得的「輝煌」成就,以加速對他們的洗腦,並藉此來向國際社會顯示他們「勞改」的人道主義,以改變孤立的國際處境。

不過這一次參觀,是在國家經歷了一次和平時期的空前災難,一場大規模的飢荒剛剛「復甦」之際,想借犯人之口,來「歌頌」被國內外普遍譴責的「三面紅旗」,帶有明顯的打腫臉充胖子這種自欺欺人目的。

按照省勞動廳分配的名額,鹽源牧場派赴本次參觀的總名額共二十二名。場部分給六隊的名額佔了三人。而李培連又從他舉辦的這個改造思想為主的「試驗田」中指派了兩個人,一個朱國驥,一個便是我,朱國驥是選出來的思想改造好的代表人物,我當然是「實驗田」里要進行「攻堅」的人物。

選擇我們倆一起參觀學習,「全面」的反映管教科正、反兼顧,有一種「效果」上對比的考慮,也是加強監督,及時收集反映的一種手段。

(一)劉順森

剩下的一人,李培連選中了劉順森。1963年從重慶監獄調往甘洛途中,我們在雅安監獄搶饅頭事件中相識,但一直分在兩處,彼此還沒有朝夕相處的機會。這一次相聚,我有機會詳細知道了他的出身、家庭等等。

他出身工人家庭,父親和母親都是工人,用共產黨的話說,祖宗三代都是工人階級,本屬於「革命」依靠對象,就因少年時代讀到蘇共第十九大上,赫魯曉夫所作反斯大林秘密報告中,少年敏銳的他,恰對中共產生相反的認識。

後來他又從姐姐在重慶市青年團機關工作的便利,得到了當時從來沒公開的黨內「機密」材料,更深的認識了中共內部的虛假和殘暴。加上1958年他親眼目睹了中共對知識份子無理的摧殘,以及糧食定量的災難性結果,與陳力可謂同一類型的人,成為毛澤東主義的叛逆。

1957年,僅十五歲的他,因為在街上散發反對糧食統購統銷的傳單,涉及當時中共在糧食問題上的「秘密」材料,而被認定散發反革命傳單,被抓進了重慶市少管所。

李培連評價他是:「初生之犢不怕虎,是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狂」,這次在兩百人中選中了他參加成都的學習,足見管教科對他的重視!

三月十三日,按照場部的通知,全農場選出來的二十二名代表集中在農一隊,進行了為期兩天的參觀前學習,我們三個人帶上換洗衣服和毛巾,跟著鍾管教再次來到農一隊。

離開這裏只有兩個月,鍾平波除夕之夜在這片壩子里的精彩表演,彷彿是昨天才發生的,一直沒有找到機會同他交談,我和劉順森商量后,決定趁此機會同他聚一聚,那次相聚彼此非常坦誠。

自從黃聯關調到西昌,鍾平波一直就在農一隊,這因為他的刑期較短,而我和劉順森刑期都是十五年以上,大家講了一些分別後的見聞,講到對這次參觀的看法,他態度非常冷淡,說農一隊近三百號人僅只有一個名額,而且是一個平時負責出工集合的大組長,用他的話說:「這是做給別人看的,沒什麼意思。」並且說最近從成都來的人,講到內地情況,老百姓依然穿補巴衣,半飢半飽渡日,所以沒有什麼可看的。

參觀集中的當天晚上,偏偏趕上停電,全場一片漆黑。派出去監督大家的幹事一個也沒有到,負責這次帶隊的管教科股長龐玉篤,顯得十分緊張,他擔心摸黑跑了人就負不了那責。所以趕緊吩咐農一隊的余管教,將二十二個人集中在幹部會議室,點起了蠟燭,組織了參觀第一次點名和座談。

龐玉篤拿出點名冊,點過名以後便叫大家坐談對這次參觀學習的體會,參觀還沒有開始,「體會」又從何說起?自己被管教科相中,在農場近萬人之中,中了這難得的頭采,明擺著要大家對場部進行一翻感激零涕的吹拍,對本來就很低下的犯人,受寵若驚,這本就是預料中的事。

坐談會一開始,朱國驥迫不及待的放了頭炮,接著,依次都表了態。說些不辜負之類的奉承話。惟獨只有我和劉順森以及古柏來的代表,始終緘口沉默,因為講違心話,實在有悖于這麼多年的親身體驗,事實的傷痕實在太深了。這恐怕決不是一兩次參觀所能撫平的。本來沉默表示我們的反對已經是很策略,何必在這參觀前夕去掃了這位龐玉篤的興?

可偏偏他指明點姓的要我講講我的感受,既然如此,我也不能不識抬舉,便從容的說道:「首先聲明,對參觀這件事,我本來就沒有太大興趣,所以也不會說感恩戴德的話,只是希望我在參觀中看到的事實,能與報紙上的宣傳相一致就好了。」

那龐股長早就習慣了我這種不冷不熱的反調,倒是朱國驥卻認為,我應該體會到這是管教科對我的關懷。真沒想到,在農六隊的較勁他還覺得不過癮,現在居然到了這裏還要糾纏我玩。「感恩戴德」顯然被他理解為我對他的挖苦。

不過,事實很快令人信服地證明我的冷淡是對的,按照這二十二個代表估計,管教科會對我們出去參觀學習的人,生活應有所表示,大家猜想在這短短的幾天參觀中,不會再吃每天一斤的定量,其次至少也要在這幾天內讓代表們不受約束,晚上可以住幾天旅館什麼的,以顯示政府對我們的寬容和信任。

到了第二天龐股長便將二十二名代表分成了五個組,每個組都安排了一名管教幹事跟班,出發前首先就向我們宣布本次參觀的紀律,規定參觀期間禁止單獨行動,有事要離開組必須經本組管教幹事同意,否則擅自行動則以逃跑論處。看來我們仍要在槍杆子監督下完成「參觀任務」。

龐股長宣布的出行紀律,反映出對大家的不信任,原先歡天喜地的個別「代表」被潑了當頭一盆冷水,第一天發言原先激動的情緒已經熄滅。

至於生活,龐股長繼續宣佈道:「在隊上定量的基礎上,每人每天增加二兩糧食。」原先打算吃幾天飽飯的人失望的看著他。散會後,看看時間還早,有錢的人都一齊朝場部走去,在小賣部買了許多餅乾,乾糧之類的東西帶上。

三月十六日一大清早,二十二名「代表」便坐上了一輛帶棚的卡車,在另一輛吉普車裡載著五名管教幹事押送下,卡車向成都進發了。車行途中,大家沒有說笑,開始集中那天的新鮮氣氛,被龐股長宣布的「紀律」和森嚴的守備徹底破壞了。就連情緒最亢奮的朱國驥也搭拉著腦袋,在擁擠的車裡一言不發。

當然龐玉篤們根本不在乎這些參觀者們在想什麼,他們向來是奉命辦事,最大的忌諱便是有人從他們的手底下跑掉。

於是,劉順森開始向朱國驥取笑道:「別垂頭喪氣的,你當了上萬犯人的代表夠體面的?」對方報以苦笑!

第一天行程,中午在平川附近的一個小飯店裡停車吃午飯,這是我們到鹽源來第一次進館子。原先已聽說三自一包以後,農業開始有點復甦,進飯店再不象原來那樣,除了交納糧票和配給一瓢連油星都看不見的牛皮菜外,便只有憑糧票才能買到的「高級餅子」。今天這一頓吃的是包穀面與米絆在一起的「乾飯」,三個盤子里裝的雖然都是些青菜蘿蔔之類的東西,但已能品出「油炒」的滋味,每人四兩飯,裝了一個「冒兒頭」,吃下有飽感。

能體面的坐在飯館里,同幹事們異桌同餐,使朱國驥又笑逐顏開起來,吃完飯上車以後,大家還猜今晚西昌會不會住旅館,因為飯館都准「代表」們用食,為了體現「參觀」的特殊需要,住旅館又怎會成一件難事?古柏來的兩個年輕「代表」還大談「自然災害」時期的旅館,是憑戶口和「票證」去住的,這我倒是第一次聽說,下午的旅途顯然活躍了許多。

可是,當我們到達西昌時,敞篷卡車卻徑直的開到了西昌看守所門外,那時大約是下午五點鐘光景,天色尚早,幾個年輕人苦苦要求龐股長允許他們能「集體」去西昌街道上「參觀」。並說了一大堆為更好完成本次學習任務的好話。

可是這位龐股長毫不猶豫地將我們趕進了那監獄的鐵門裡。還向西昌監獄的守門值班幹事交代了總人數,「交差」完畢后,吉普車開走了。

我們這二十二個鹽源來的囚犯,排好了隊,由那接收我們的幹事帶領著鑽進了黑洞洞的鐵門,來到兩間顯然是早已為我們準備好的監房裡,那裡面撲來一股臭味,定睛一看,原來是一桶盛滿尿的罐子敞開放在屋角落裡,地上鋪著草,看樣子是關押犯人騰出來的監舍。

在車上討論得興高采烈的小夥子不開腔了,「旅館」豈是我們住的?等待我們一路的肯定就是沿途這樣的帶臭味的牢房。還好,不一會炊事員給我們挑來了菜稀飯和二十二個碗,大家喝了稀飯便倒在那草鋪上睡去,半夜裡彷彿聽到隔壁監舍里傳來的鐐銬聲,咒詛聲。

第二天的行程,幾乎重複著第一天的樣子,晚上又在石棉的看守所里過了相似的一夜,幾個年輕人做的「旅遊」夢徹底破滅了,如果此時龐玉篤再要組織「代表們」談「參觀前的感想」恐怕就很實在,就不會有人發表「感激」政府的人道主義發言了。

第三天晚上到達雅安時,天色已經很晚,我不由得又想起了三元宮,進入雅安城以後,我便從汽車後面開的棚窗口,下意識的張望,想從新的回顧一下三年前搶饅頭的地方,卻沒想到汽車在雅安城裡,拐彎抹角的把我們送到一處高大建築的鐵釺門外停了下來,我們將頭探出車棚張望,只見鐵門旁邊的門燈下面,掛著醒目的招牌「雅安磚瓦廠」。

恰好那一天又正逢星期六,鐵門緊閉,龐股長一邊打著門,一邊向黑壓壓的大樓里喊了好一陣子,才走出一個老頭,他一面走來,一面在揉著惺忪的睡眼,當龐管教隔著釺子門向他說明了情況,並亮出證件,他才慢騰騰的打開了大門。

汽車開了進去,在一棟大樓前面停了下來,我們下車后,龐股長帶著命令的口氣,要看守人趕快通知值班幹部,守門人回答說:「今天星期六,大家早就回家了,辦公大樓里沒有一個人。」一邊說一邊還埋怨說:「為什麼你們來前不早一點通知?現在上那兒去找人?」

龐股長只好指著我們這二十二個人向老頭說道:「就打開你們的會議室什麼的過一夜,明天還往成都趕路。」商量了好一會,我們被帶進了一個寬大的屋子裡,裏面是一排排的靠背長椅,看來今天我們只好將就在這兒「和衣而眠」了。

住處找到后,肚子早已餓得咕咕直叫,我們又走出大門,叫開了近旁一個小飯館,店夥計為我們從新捅開了已經封好的爐子,在那裡每人吃了一碗面。

當我們回到今晚落住的大房間里,龐股長照例把我們交給了守門人,便離開那裡,開著車另找住處去了。

我們被鎖在辦公大樓里,打開那屋子的窗戶,庭院里將一股股玫瑰的芳香送了進來,我從窗向外望去,依憑著月黑頭,可以分辨出那走廊邊黑壓壓一片的灌木叢,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壓抑感。

第二天,已經八點鐘了,所有的二十二個人已經醒來,將就著在安在走廊角落的自來水龍頭,取出毛巾洗了臉。走出那屋子,其餘房門都上了鎖。便走出這棟大樓的門,沿著石梯走了下去,石梯的兩側是花圃,裏面裁滿了玫瑰和月季,昨夜的芳香就是從這裏傳出的。玫瑰的花藤覆蓋了四周的牆角,整個環境倒十分幽靜,院子里靜悄悄的毫無動靜,也不知道有沒有人。

只是奇怪昨天那開門的老頭卻沒有看見,而昨晚進來的大門上一把大鎖靜靜的吊在那裡,看樣子那老頭還在睡覺,這老傢伙也真貪睡,看看掛在辦公室樓門口的那口大鍾,已經是九點了。

「組長們」沒有一個露臉,倘若此時,有人乘機不告而別,這龐股長的約法三章便只好落空。最令我們感到難受的是,昨晚填進肚裏的那碗小面實在不抵事,胃裡空空的直叫,本無散步興趣,但是,乾巴巴在大門上等,還不如走走。

於是我和劉順森信步沿著那灌木夾著的過道向里走去。兩排平房中一排被變電室佔去,空著的另一排好像是車庫,上了鎖,四周的圍牆很高,上面架著電網,估計這裏原來可能是規劃作犯人監舍的,但不知什麼原因沒有這麼做。從牆頭上望去,大約兩三里遠是磚瓦廠的煙囪,原來真正的磚廠並不在這裏。

耐著性子,我們一直等到十點鐘,依然沒有一個人來,彷彿這二十二名代表被人遺忘了似的。幾個年輕人早以按奈不住,扒在釺子門的鐵條上朝外面大喊「開門」,嘴裏咕嚕著牢騷和怪話,然而這都無濟於事,便相約著合著拍子,一齊合聲大喊!附近樓房裡的老百姓,驚奇的打開家門朝這裏張望。

看看掛在辦公室樓里的時鐘已經十一點鐘了,人們在牆角找到了一些磚頭,不知誰還找來了一根鐵棍,不管三七二十一,怒氣沖沖的劉順森對準那釺子門上的鐵鎖砸去,門被砸得乒乓作響。

一個人影在大門外出現了,幾分鐘后,幾名全副武裝的民警趕到了鐵釺子門外,二十二張嘴開始向民警陳述事情的經過,說我們是到成都參觀的代表,昨晚把我們關在這裏,飯也沒吃,現在快到中午了,還不見帶隊的人來。還說:「如果我們趁大樓里沒人,把所有辦公室偷個精光,你們上那兒去找人?」警察們正在商量怎麼辦,龐股長的吉普車在這個時候開到了。

大門外也圍了一大群人,人們七嘴八舌的議論開了。龐股長下車后,故作驚訝的問道:「昨晚我已經跟他們的隊長在電話上聯繫好了的,怎麼到這個時候還沒人來?」又問道:「昨晚開門的那個老頭呢?」圍觀人群中的一個老太太發話了:「他一清早就走了,我看見的。」

劉順森按不住喊道:「這些國家幹部,吃飽了肚子,平時什麼事都不幹,星期天只顧自己尋歡作樂,連自己的辦公室和正事都不幹了,我們這二十二個人可是餓著肚子被關到這個時候。」那龐管教立刻板起面孔,隔著釺子門呵責道:「你一個犯人罵誰呢?你有什麼資格在這裏吵鬧撬門」?

圍觀的老百姓又一陣亂鬨哄的議論,聽得出他們對這個官僚的橫蠻態度頗不以為然。磚瓦廠的隊長終於出現了,他提著一大串鑰匙,從老百姓圍觀的人群中擠了過來,費了好一陣勁才把門打開,看樣子那鎖也不知道被那塊磚頭砸中,鎖心變形了。

鐵門打開了,龐玉篤立即把二十二名「代表「從新叫到昨晚過宿的房子里,關上了門,一迭聲吼著,要劉順森明確自己的身份,並且承認今天帶頭喧鬧砸鎖是一種嚴重犯罪行為,而劉順森據理力爭說,這明明是龐股長一手造成的,大家無憑白故餓著肚子被關了半天,如發生更大的事故,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兩個人唇槍舌戰地在屋子裡干開了。

所有同行的二十二個人都瞪大了眼睛,靜靜地聽他們吵架,他們中也許多數人還沒有看到這備受打罵的犯人,敢同管教幹事們如此頂嘴。

誰不耐煩地吼道:「我們都整整餓了一夜加半天了,到現在還粒米未沾,先把飯給我們吃了好不好?」大家便一哄響應,爭吵才得停止。我們被叫到磚瓦廠的犯人食堂里吃了飯,這一頓與鹽源農場一樣,吃的是罐罐飯。

下午,龐玉篤從整力量,由五個組長壓堂子,正式的召開了對劉順森的批判鬥爭會。會上龐玉篤重申這次參觀的「紀律」,強調大家不要以為出來參觀,就忘了自己的身份,在他眼裡,任何時候只有他們騎在我們頭上拉屎拉尿的份,絕對禁止我們的反抗。

不由分說,當場就以「聚眾鬧監」的名義,給劉順森帶上了手銬。還說因為念及劉順森年輕,考慮到參觀期間從輕發落。

這可是當年我們看到戰犯們參觀所絕對看不到的場面,大家親眼看到這件事的始末,內心再次受到了震動,就連朱國驥都一言不發了,我在臨出發前的一翻話,果然的言中了。

我們在磚瓦廠就這樣多滯留了一天,這天晚上那磚瓦廠的隊長總算出於「人道主義」考慮,派人送來了二十二床被蓋,西昌三月底確實相當冷,前一天晚上可以說是凍了一晚上,先前還在唱讚美歌的同行者,也一齊的罵起娘來。

這天晚上我和劉順森搬了兩張長凳拼在一起,背靠在椅背上,一邊聊著三元宮搶饅頭的那晚故事,大家都圍攏來津津有味的聽著,忽然,劉順森理了理手上的手銬,從長椅上站起來用那手銬敲擊著凳子的靠背,潤潤喉嚨引亢高歌起來,仿葉挺「黑牢詩」自編歌辭唱道:

(二)帶著手銬參觀

「帶銬長街行,告別眾鄉親。男兒從此去,壯士不回頭。長夜盼天明,拂曉待雞鳴。」唱罷,聲音裡帶著哽咽,滿屋子裡的人都鴉雀無聲,也許觸井生情了!。其實這麼多年來,我們何嘗不是帶著沉重的枷鎖,行進在這漫漫流放地的長夜之中?到了這個時候,參觀的人中幾乎沒有一個是開心的。

第二天一大早,我們上車時,龐玉篤總算給劉順森下了手銬,這原因當然是給他自己留面子,眼看就要到成都了,他總不能押著一個戴手銬的人來參加這堂堂皇皇的參觀學習吧!

下午四點鐘左右,汽車經過新津后沿著平直寬闊的公路賓士起來。同車的人中家在成都的就有五六人,回到自己家鄉,便開始相互指點著窗外,討論這一帶的地名和小吃習俗,氣氛才開始活躍起來。

川西平原的陽春季節,比之鹽源大不相同,春分已過,平坦的農田已點點翠綠,這正是栽秧季節,農夫們在田裡栽插的鏡頭,迅速喚回了六年前我在南桐農村裡所見的印象,潛意識中,渴望看到面前是一片繁忙的景象,心底里決不希望那災難歲月的農村繼續演譯下去,即使毛澤東還沒有垮台。因為災難的直接承受者難道不都是普通老百姓么?其中當然也包括我們。

六點多鍾,我們的車終於馳進了寧夏街監獄,與三年前充軍甘洛離開時相比較,陰暗的牢房,碉樓,老天井和狹窄的過道幾乎沒有任何變化,只是比三年前,現在監獄範圍擴大了,可以來回散步和活動,不像上一次戒備森嚴的整天關在牢房裡不敢出來。

這一次我能獨自出入監房,走出狹窄的過道,走進右前方的操場,還可以從那裡轉過牆角走到很大的廣場中。那兒塔著戲台,是提供文藝演出和開監獄大會的地方,我默默看著那寬大的戲台,心中想,多少人從那上面下來以後,便被送上了殺場,或送去流放。

兩天以後,各地的人員陸續來齊,監舍里已住滿了人,白天天井的小院子里圍著一堆一堆人群,彼此交談互通各勞改隊的情況,氣氛頗為熱鬧。

在過道出口的右前方那一片操場中,聚集滿了到會的參觀者,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穿著奇異,裝扮特殊的少數民族「代表」,有藏族、苗族、彝族。來到這裏他們都穿得異常鮮艷,還為大家傳講少數民族的語言,例如「吃飯」怎麼講,「你好」「再見」「走路」等等簡單的詞彙,吃飯時拿出他們帶來的特備粘粑奶茶。為大家表演「吃抓飯」,寧夏街一時變成了中華各大民族的監獄。

我本想同他們交流,看看在這些表象背後隱藏著多少殘暴的血腥壓迫,中共統治以來少數民族地區也沒有安寧過,要他們馴服的接受毛澤東那一套「社會主義改造」,必會遭遇反抗。這幾個「代表」興許就經歷過被稱作「平定叛亂」事變,會向我們提供真實的內幕,了解毛澤東在民族問題上的「霸道」。可惜,一來語言不通,二來到處都是當局的耳目,還別說交談,便是同他們接觸久了都會受到干預。

搬著指頭入監已過去七個年頭了,在這七年中,我們吞下了災難的最壞苦果,經歷了那麼多饑寒交迫和慘無人道的折磨,已遠不是七年前的學生時代,可以被假象所矇騙。我會帶著七年煉獄中已成熟的見解和敏銳的洞察力,進行有效的「參觀」,我會躲避不應發生的麻煩,我會抓住給我的,這種實地觀察和體驗社會的機會,得到真實可靠的東西。

第三天,全體參加本次活動的上千名代表,在廣場上集合,本次參觀的組織者宣布,參觀學習的布置和日程安排,整個參觀活動預計在一周內完成,整個參觀人員劃分為兩個大組,分頭進行。

我們這個大組,第一天重點參觀春熙路的商場和菜市,及人民南路的市容建築;第二天參觀新建起來的文化宮,以及騾馬市的市場和商場;第三天便是去青羊宮參觀正在那裡展出的「全國農業學大寨」五十五面紅旗巡迴展覽;第四天便是去人民公園,參觀那裡展出的「新技術新工藝新產品」的工業成果展覽;第五、第六天便是分組討論和學習,總結各人參觀心得和體會。

龐玉篤歡迎大家投稿寫文章,同時宣布參觀期間七天內,每晚都會在廣場放映電影或成都監獄演出隊排練的文藝節目匯演。

整個參觀都讓我們坐著公共汽車到達安排的目的地后,便下車排著隊列有次序進行,允許在市面上自由行動的時間幾乎等於零,我們同市民最多也只能打打招呼,不可能同他們交談,四天的參觀無非是讓我們看看,自從:「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貫徹以來,我國經濟建設的「成就」。

可惜,事物總是存在兩面的,用之過濫的「思想改造工作」便成了「假、大、空」,至於農業學大寨,則是一竅不通農業生產的毛澤東,堅持他的根本行不通的「社會主義改造」又一精品!他想以此來掩蓋推行三面紅旗的慘敗,為三年的飢荒和災難辯解,也是奪回那「三自一包」佔領的「農村失地」。至於三新展覽恐怕只能作「形勢大好的陪襯。」

我們就這樣坐著公共汽車,從位於成都市中心西北方的寧夏街出發了。同六年前我到孫家花園從囚車裡掠視災荒的那種蕭條相比,我們今天看到的成都市容、市場確有些起色:商店裡有了貨物;肉店裡也掛著豬肉;菜市的攤位上擺著各種蔬菜和副食;食店門口不再有長長隊列排著焦急的市民,倒是店小二吆喝招攬著客人們用餐。

不過,要講「繁榮」卻絕對不夠格,堂堂四川省府,連整齊的街道和高聳的樓房都拿不出來。就以肉店裡掛著的大大小小肉塊來說吧,老百姓只能憑著每月半斤的肉票,才能用平價買到。若要吃「計劃」外的肉,可不是一般貧窮的市民所能買得起的,當代中國人勒緊褲帶,節衣縮食,是在無產階級暴政壓迫下養成的。靠老百姓節衣縮食換來的市場「繁榮」,不是太可悲了么?

同時「繁榮」也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比如說相對三面紅旗時代,可以說今天比那時「繁榮」,但是能將時間的長河縱向延伸而比較么?『舊社會』有這麼窮嗎?如果同「黑暗無比」的舊社會都不敢比,能說「繁榮」么?再比方說,同國外比得么?被中共稱為「水深火熱」的台灣,就無法作比了,那裡除了時時傳來炮聲,老百姓可是什麼也不知道啊。

在參觀的過程中,我充其量只能像饞貓似的,嗅嗅那副食框溢出來的誘人香味。或者在掛滿西服的商店玻櫥中,對身上那一套臨行時,場部統一發放的新的勞改服自感猥瑣,如此「繁榮」倒是湊合了幾個年輕的「代表」,他們用家裡寄來的錢,買了許多的「蛋黃酥」和「鮮花餅」,塞進早已準備好的包里,準備拿回去美美欣賞幾天。

我忽然想到,面前這「盛世」分明是三自一包這種對農民松梆換來的,是牢牢控制著統治大權的老魔頭,頗不以為然的,因為這盛世帶走了他經營多年的社會主義「大好形勢」,有朝一日老魔頭元氣恢復以後,會不會像一陣風一樣,捲走面前的不甚富足的繁榮,從新回到過去?

使我感到「濃厚」興趣的,是「農業學大寨」展覽。我是學生,生來就有一種尊重事實的習慣,毛澤東真拿出一套嶄新的政策,以公有製為基礎,開拓出一條比任何國家,任何時代都更為發達的農業之路,那麼,我們又何妨不尊重事實,同全國人民一道山呼「毛澤東萬歲」呢?

然而在這麼大的全國災難面前,這位自稱的「革命導師」,為什麼不能為老百姓糾正自己的錯誤呢?

我們參觀農業展覽的那天,天氣特別好,又逢春暖花開的季節,據說,每年在這裏都舉辦花會,惟獨大躍進那幾年卻停辦了。我想當年除了大家一窩峰的去煉鐵,練綱,放衛星而無力舉辦外,恐怕因為農業受到重創,花木也無源了?

我們穿過布滿花卉的走廊,夾在市民行列中進到展覽大廳,正廳里掛著新聞圖片,擺著的是「改造大自然」的「宏偉」模型,其中當然有大寨大隊虎頭溝的改造遠景,另一個大廳里則存放著一些良種種子和禾苗的標本,以及農業器械,農藥之類,據說也來自大寨展覽的五十五個典型。

舉辦展覽的說明人,聲嘶力竭為毛澤東改造自然的「偉大氣魄」唱讚歌,那音調和音色都絕對與當年大練鋼鐵的開始曲一模一樣,慘痛的經歷倒使我擔憂這些抽象的圖片和模型,除了為慘敗的三面紅旗招魂外,幾乎沒看到一點解救飢貧的中國農民,所迫切希望得到的東西。我只好用「假、大、空」三個字來概括這些圖片和模型。

(三)稍加統計的「大寨精神」

那一天,我專門帶去了筆記本,趁解說人員說教的時間,快速簡單地抄下了五十五面紅旗的全部「業績」,一股靈感油然而升,揭穿假、大、空的最好辦法,就是對具體的事例,進行一翻實實在在的核算,這是毛澤東三面紅旗時期沒有人去做的事,例如誰也沒有去算算一個土法上馬的小高爐,投入了多少勞動力和原材料,砍了多少樹木,而最後練了幾噸鐵?誰也說不出一塊實驗田裡投了多少工?費了多少種子和人力,耽誤了多少農時?而第二年又收穫了幾許?這種簡單的經濟核算本屬國家的基本依據,卻被毛澤東黑著臉給禁止了。

因此,誰也說不清楚,那些年,人們在「緊跟著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口號下幹了多少蠢事?是因為沒有人想建沒需要核算,還是人們不敢算這些賬?揭毛澤東的底?所以在這場大災難中,竟無人拿出一份有數據,有說服力的調查材料勸阻蠻幹,速速懸崖勒馬。

是因為大家頭腦發熱,被毛澤東的氣壯如牛「氣魄」弄糊塗而沒有想到,還是有人想到卻不敢為之?尤其在廬山上,那些從朦朧中醒來的開國元老們,早知終沒有逃脫囚死獄中的悲慘命運,倒不如在廬山會議上,拋出足有說服力的報告,用數據和事實揭底,就是犧牲了也會名垂千古。

於是,我從五十五面大寨紅旗的典型中,選擇了一個用簡單數字加減法就得出結論的例子——河南安陽縣宅北小屯公社,南滾龍溝大隊的「事迹」,圖片介紹這個大隊在黨支部「帶領下」,選擇二庄生產隊一條田坎,費了兩個冬天時間,投入八千個勞動力,動用兩千土石方,築起一條長90米高差9米的石坎,將一快平時只能種些豆子的坡地,改造成一塊面積二分八厘的平地。

我們不妨把當時最廉價的農村勞力,每個工零點五元計算;並以一元錢一土石方,最廉價的投入來算,為了這二分八厘地,這個生產隊便投入了六千元成本,然後假設改造后每年按畝產千斤的最理想收益,按當時糧價每斤0.06元折算,二分八厘地一年收250斤糧食,除去當年人口、肥料、種子的投入,每年從這二分八厘地里取回的最理想收入不會超過八元。

這就是說假設這快田經改造后,風調雨順,年年獲最好的收成,每年所得的8元要補償耗掉的6千元,得花上整整七百五十年時間。

而七百五十年以後會是怎樣呢?不妨讓我們回顧七百五十年前,那不正是成吉思汗的孫子忽必烈在大都建立大元帝國的年代嗎?環看華夏,從那個時代流傳至今的這種簡單的壘石結構,有幾個保存著?像這種民間的壘石結構能耐住一百年不被風化和風雨沖刷,便已是「古績」了,這同毛澤東當年一轟而上的士高爐群有什麼兩樣?而大躍進中轟轟烈烈上馬的社會主義業績,到今天沒過八年,所剩幾何?

三年災難,數千萬同胞餓死這慘痛的教訓還不夠么?毛澤東在指揮他的無產階級「最可靠的同盟軍」時,真是沒有把為之打江山而犧牲的農民兄弟的死活,當成一回事,硬要把他們引向那個不可能有任何「美好前景」,和任何收穫的,無止境的勞役之災中,讓他們備受飢餓死亡的痛苦?看來,眼前這點靠「三自一包」剛剛復甦的國民經濟,使民不聊生局面暫趨緩和的局面,竟反而成為他積蓄力量陰謀組織一場,打倒敢於同他的「革命路線」,唱對台戲的「黨內走資派」的本錢!

獨裁欲正醞釀著,一場比「反右派」更大的政治陰謀,使經濟上暫時的復甦,面臨著銷聲匿跡的結局,農業學大寨明顯的同三自一包相對陣,登上了中國的歷史舞台,中國將發生的社會危機,不是所有人都看得清的。

於是我便寫下了「從南灣龍溝這個典型看大寨精神」一文!這是我留在鹽源農場管教科,在文革開始前的一篇有深刻說服力的文章。這一篇當年曾攪動西昌地區的「反動文章」,就是我對這次參觀學習最精彩的總結。

1966年4月初,正當報紙上起勁的批判鄧拓吳晗等人的三家村札記,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已將北京城裡,中共內部的「思想交鋒」極為濃烈的火藥味,從報紙上灑向了全國。

可惜被長期愚民政策弄瞎了眼睛大多數中華蒼生,還蒙在鼓裡一無所知。

就在這時,結束了九天的『參觀學習,』我們從成都回到了鹽源農場。

從成都回歸鹽源的路上,暖烘烘的春天忽然變臉,料峭的春寒使我們因少帶了衣服而得了感冒。回到鹽源農場,農場管教科再次組織了參加本次參觀的二十二人,重新集中農一隊,進行了為期兩天的「參觀觀后」的總結學習。

龐玉篤要求我們每個人都必須將成都看到的「大好形勢」寫成「發言稿」,交他審核修改後,輪迴地在農場所屬的古柏,北鳥和二道溝三個分場進行分隊傳達,藉以教育一直對形勢抱懷疑態度的一萬名農場流放者。

劉順森因為路途上挨了刑具,本來早被龐玉篤劃在宣講人之外,我推口感冒不適,提前離開參觀小組,回到了六隊。

六隊的「學習組」全體成員,以空前熱情圍著我們,詢問成都之行的前前後後。一言難盡的我只能平淡的講述了一路的經過,當說到劉順森還為被鐵門砸鎖而挨了手銬的事以後,老頭子們都沉默了。

陳力把我拉到一邊問我怎麼朱國驥還沒有回來,我們就先回來了?我向他講了詳細的經過,特別向他說:「我寫了〈從南滾龍溝這個典型看大寨精神〉一文後,他問我留下了原稿了嗎?我說留下也沒有用,經常都要大搜查的還不是要搜去,反正我的原稿已經記在腦子裡了,隨時都可以寫出來的。

第二天,下午在院壩里碰上了李培連,他的態度十分冷淡,想來龐玉篤已經向他講了我在參觀中的表現,只問了我一句「回來了?」通知我吃完飯到他的辦公室去一下。

第九節:楊修的故事

晚上,他正在辦公室看書,見我進去以後,並不馬上說話。我盯著他那張陰沉的臉想猜出此刻他準備向我說些什麼?憑我的直覺已經感覺到我這次參觀有違他的初衷。一個「學習班」推薦出去的人,寫出與當局完全相反的東西,等於給他的工作「抹黑」了。但是,我想倘若他正處於一個彷徨的時期,他應當認真的讀一讀我寫的這篇文章,也許他就會明白是非曲直不決定於口舌之辯。

我想只要不是死心塌地地為虎作倀,不盲目崇信而自甘愚昧的人,都不會違背人的認識普遍規律,李培連也肯定一樣。

如此靜默了幾分鐘,他慢慢地抬起眼來,似乎文不對題地問道:「三國志想來你是看過的,不知道你注意到『曹阿瞞兵退斜谷』這一章不?」我一時的被他這個出其不意的問話感到不解,竭力回憶起我在初中讀過的三國志,只記得曹操失了漢中退守陽平關,在斜谷界口被蜀軍圍困,其細節已經記不起來了,便搖了搖頭。於是他不緊不慢的把這段故事細細的講來:

曹操與劉備率軍戰于陽平關斜谷界口,由於糧草被張飛所劫,遇馬超而累累失利,欲退兵恐蜀軍恥笑,正在進退兩難猶豫不決之際,是夜,皰官給他送來了一碗雞湯,曹操看到碗中的雞肋,心中有感。正逢夏侯惇請示今夜軍號,曹操隨口回答「雞肋。」惇出帳傳令全軍,今晚以雞肋為口令。

行軍主薄楊修見傳此令,便教隨軍將士打點行裝,準備回程。惇不解而詢問楊修,楊修說:「雞肋者,食之無肉棄之可惜,今承相進退不得,正思考在此無益,不如早歸,故出此軍令,所以還是早打點行裝,以免臨行倉促。」

夏侯惇聞言置信,正在令軍士收拾行裝,正好碰到曹操因心煩巡視軍營,見夏侯惇軍內如此行動便召惇問原由,惇答:「這是主薄楊修解破今夜軍令,知道主公已無心戀戰,不日就會撤退,不如早作準備啊!」

曹操想起揚修恃才放曠,累次在朝臣和自己的兒子面前,點破他的內心機密,早懷忌恨素有殺他的心思,這一次終於找到了借口,便以擾亂軍心的罪名令刀斧手將楊修推出斬首。

第二天,曹操率兵出斜谷界口被馬超魏延大敗,中了一箭幾乎喪了命,這才想起揚修的話,悔不該為了自己的面子而殺了道出真話的楊修,才有如此敗局。遂下令收楊修屍體,厚葬,並傳令班師,帶著箭傷回到了洛陽。

楊修因屢次識破奸詐的曹操肚子里的花花腸子,因而遭到曹操的忌恨,最後召來殺身之禍的故事,本來就是了解三國志的人所共知的,羅貫中是否懷有警示後世的文人,不可恃才的意思姑且不論,但出在今天社會上,人人自危的時代,在層層封鎖,隔牆有耳的監獄這種險惡之極的環境中,李培連幾乎是坦言了他的觀點,用歷史的典故來告戒一個備受監獄獄吏注目的「反革命要犯」。

在他的心目里,是否把我看作楊修式聰明外露的人物並不重要,但這種坦露內心,作為一個獄吏確實難能可貴。他這不等於在告訴我,在對毛澤東的看法上,我們原本是一樣的。向我講楊修的故事,僅僅表明他對我「赤膊上陣」的擔憂。

中共黨內派斗已演化為公開爭奪權力的生死鬥爭,在激烈的「路線鬥爭」中,那一個派別的成員都會嚴守心扉中禁忌的一頁,否則隨時會被自己的「同志」抓住小辨子,引來殺身之禍。到這個時候我明白,他組織我們這個特殊學習班真費了一翻苦心。他確認,只要還沒有失去人性和良知,處在不同社會層次上的人,都會用不同的方法向惡勢力作鬥爭。

「我看了你這次去成都參觀所寫的東西,」李培連挑明了今天把我找來的用意。「不過,我提醒你不要以為你才最能洞察現實,若大的中國不乏智者和能人,比你見識廣的人恐怕並不少,他們今天都在沉默和靜觀,沒有像你那樣鋒芒畢露,這些人可並不是你能用愚昧無知,麻木不仁所概括得了的。」

也許在這種光明與黑暗,民主與獨裁的博斗之中,一味靠勇氣和犧牲是不夠的,但是何以證明這種「大智若愚」的沉默,不是為內心虛弱所進行的辯護?觀潮和弄潮,所不同的前者是胸無大志,無所作為的旁觀者;而後者是不講時機一味蠻幹的莽夫,隨時可能成為「鐵拳」下的齋粉!

但是,我聽得出來,我們對毛澤東其人,以及他今天「革命路線」的認識還有相當的差距!對這位比一般的獄吏思想深厚的人,我何不借這個機會講出我對將發生變化的看法:

「毛澤東當然不會只是普通玩弄路線鬥爭的政治人物。他集中了中國歷史上所有的封建君王之道,在開國之時為了穩固自己今後君臨天下作準備,你大概不會忘記他早期所作的『沁園春《雪》』吧!那時候他就產生了一個古代君王無人能同他相比的宿願。」

「他想把中國拉回到一個獨裁的帝王時代。他的「社會主義」既是他認定的王命,違背這王命等於讓他從皇帝的地位退下來,這是帝王根本不能做到的。

「一個渺視唐宗宋祖,秦皇漢武的人豈能不採用開國元勛所使用的技倆,他們哪一個不在開國后對開國元勛們大開殺戒啊?劉邦殺異性諸王,李世民玄武門殺自己的兄弟,朱元璋在得到天下以後,競會認為他的大臣們一個都不可信。

就連忠心不二,通達陰陽的劉伯溫都只能回青田隱居,對胡丞相以「叛國謀反」罪開了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文字獄!你想一想,劉少奇像不像胡帷庸啊」!

「難道毛澤東所有發動的運動,不都是在革命的外衣下,為自己黃袍加身作準備么?但是時代必竟不同了,他所奉行的公有制的信條,遇到了嚴酷現實的否定。他必須從這個死胡同里慢慢的撥出腿來,卻遭逢了國內,國際那麼多的譴責和壓力?」

「要他退出歷史舞台的聲浪,迫使他為保住獨裁政權從新組織人馬,這就是為什麼他這麼憎恨民主,憎恨代表民主思想的知識份子的緣固了,這也就是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

「所以,今天不是你所想象的理性和革命的時代。更何況他所主張的革命和階級鬥爭,已經把中國帶到了貧窮和野蠻境地,他已經孤注一擲,走上了消滅一切反對派的絕路上了!」

「所以,只有反抗才是生路,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不就因為統治階級過份的殘暴,才逼出了農民造反,「皇天當變」來的么?當然,這可能是漸進的過程,共產黨或者放棄它們獨裁主張。建立一個新的政府!促使它民主化的,在我看來就是老百姓的不斷反抗和鬥爭,如果都是些「大智若愚」的觀潮派,由誰來改變這種苦痛的現狀?」

「現在最需要的是能振臂一呼,讓人民不再沉默的義士,即使這些義士有些人會犧牲自己,但他們能換來民眾的醒悟不是很值得么?」

對於我這翻議論他默默地聽完后,沒有反駁也沒有贊同,我們的爭論似乎並沒有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見。

但我清楚,對於像他這種開始從新認識中共的人,是不會輕易的表示對我見解的認同的。但是我想總有一天,生活的實踐會修正他原來的那一套「信仰」,而今我必須同他保持最大限度的思想交流,獲得他的同情和支持,也是我的一種勝利。

可惜,這一次便是我們之間在獄中的最後一次思想交流。

其實,我個人也是在不斷的實踐和思考中,才漸漸認識了中共的,與李培連不同的是,我是從對自己所遭遇的無辜迫害,和一家人家破人亡的切膚之痛開始的,而李培連卻是從中共內部分化出來的異類。當年反右派運動,我是被無端受整的學生,而他當年卻是雅安農學院對右派學生進行殘害的打手。在三面紅旗的振憾下,我也未曾想到過毛澤東真是一個千古暴君,他的解放全人類的外衣,以及惡毒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統治,太令人迷惑了。

敞若我這一晚上給他講的這一翻道理,拿到1958年去向他講,說不定,我不但不能點撥他的盲區,還可能為他「邀功」請賞提供材料。今天我這樣講,會不會對他的心靈起著啟迪作用,我不知道,但我相信會的。

直到今天,毛的遺毒還在被他的繼承人死抱著不願清算,給人深深的擔憂。我是因為我有一種從切身的痛苦中,產生出剷除他遺毒的深切願望,來寫自己的回憶錄的。我把這當成我義不容辭的天職。

(上集完)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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