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0月17日訊】【編者的話】《延安日記》作者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蘇聯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身分，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記形式，根據他的觀點，記述了延安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各方面的問題。全書以抗日戰爭時期中共與蘇共的關系為背景，記述了中共的整風運動、中共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中共與當時駐延安的美國軍事觀察組織的接觸以及中共與國民黨的關系等問題，均有評述。
《延安日記》
1943年9月9日
周恩來一直率領中共代表團駐重慶。由於他效忠於王明集團而在今年七月被調離工作。幾個星期來他一直在作檢討，立誓要忠於「毛主席」。
除王明和其他幾個同志外，凡受到不同程度批評的黨的官員和軍隊領導人，都染上了「檢討病」。
1943年9月11日
從八月底到九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一直在開會。
毛澤東從一開始就為這個黨的最高機構的工作定了調子。在他主持召開的第一次會議上，他說，共產國際已由其執委會決議解散，作為一個組織，已經不存在了。因此，現在就不必再謹小慎微，隱瞞情況，等等。毛澤東強調這些情況，敦促大家暢所欲言。
周恩來作了一個大報告，談的是中國共產黨在全國抗日戰爭階段(從抗戰開始至今)的政策。他報告後就進行討論。
中共中央主席的號召得到了響應。討論明顯集中在兩個主要方面：主席的政治路線保存和加強了中國共產黨；而博古、周恩來、洛甫和王明的政策，則是在瓦解黨，使黨面臨毀滅的危險。
幾乎所有政治局委員的發言都貫串這一精神。他們稱毛的政策英明，成熟，有創造性，是極好的政策，等等。而對博古、周恩來、王明和洛甫的政策，則從各個方面加以貶損。他們本人都受到了譴責，因為他們的觀點是違反中國人民的民族願望和黨的利益的。國際主義者的政策即便不說是有罪，起碼也是有害的。誰也不反對這種說法。
這個運動之所以卑鄙，還在於臥病在床的王明不能出席會議，不可能為他自己作出任何辯護。一切惡毒中傷的話正是在他缺席的情況下堆到他身上來的。
主要罪責都與王明有關，其他人只是附帶提到。這是中共中央主席有意採取的策略—你們不必特別為此擔心，你們都是被共產國際的支持者王明引入歧途的。他才是罪魁禍首，是他搞亂了你們的思想，使你們處於困難境地，使你們幾乎成為黨的敵人。毛的這個策略分化了國際主義派。這為他們解脫了對黨應負的一切道義上和政治上的責任，他們也就放寬了心，立即表示支持。而且，王明原先的一些同志和追隨者，用謾罵和揭發的辦法來「贖罪」。就我所知，博古是惟一沒有墮落到這種卑鄙程度的人。王明受到懷有刻骨仇恨的人發出的無恥咒罵。他被稱為「投降份子」，「小資產階級機會主義份子」和「沒有經驗的革命者」，還有人甚至把他說成是一個「有法西斯思想和作風的人」！
中共中央主席達到了目的。他把王明從政治上和思想上孤立起來了。同時，他把王明過去的同事都拉到了他的一邊。
毛澤東就是用這樣的辦法把一切罪責都推到了王明身上。這裡面還大有文章。王明是共產國際的知名人士，毛澤東是通過打擊王明來打擊共產國際。在這裡，王明不過是共產國際精神及其觀點的化身。而毛公開表示，現在他是多麼鄙視這種觀點。況且，誰也不懷疑，王明和博古之所以受打擊，恰恰是因為他們忠於共產國際並在中共黨內貫徹共產國際路線，這就更清楚了。
毛澤東懲罪共產國際組織的中共代表王明，是為了毫不掩飾地表示他對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從心底發出的厭惡。
揭露王明還使毛達到另一個目的，就是不承認布爾什維克黨的經驗適用於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只要分析一下主席愛用的「教條主義者」這一詞的真正含義，就很容易看清這一點。
另外，毛憎恨共產國際純粹是出於利己打算。對他來說，共產國際是對他所獨霸的黨的領導權挑戰的力量，是敢於運用其權威，向他的—毛澤東的—才智挑戰的力量！的確，毛是一個不容別人分享其權力的人。
對他來說，現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拔除王明這眼中釘。主席在和我談話時，並不掩飾他的高興—王明及其支持者已經被「揭露」了！在談到王明和博古時，照例把他們罵一通。
叫我叫驚的是毛的天真，他以為已經把他的活動掩飾得很好，簡直是天衣無縫，誰也看不出鬥爭的真正原因了。他目睹我們經受住了戰爭，即將取得勝利。所以，在世界上我們並不是徒有虛名的。他難道不知道，透過這一切，我們是會看出明顯的，而且越來越厲害的反蘇主義來的。天真？他是否以為我們是政治盲人？也許他希望政治投機和蠱惑宣傳能幫他的忙，就像這些做法不止一次地幫過他的忙那樣。(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