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0月12日訊】【編者的話】《血紀》記述了大陸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學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農場，在勞改農村二十年的血淚歷程。《血紀》一書完全可以與前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相比。小說《古拉格群島》反映了蘇聯人民在斯大林統治下的血腥恐怖讓人觸目驚心，而《血紀》則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難經歷為主線。這條主線也是毛澤東禍國殃民的編年史，更是陳力、張錫錕、劉順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詩。書中人物眾多，文筆樸素，使中共監獄的慘無人道和烈士的壯懷激烈躍然紙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書前言中說：「當這本書有幸與你相逢時，讓我們珍惜這種來之不易的相識，為融化中國專制主義，建立中華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請看長篇紀實連載《血紀》。
第三章：監獄歸宿
第三節：回到南桐看守所
第二次回到南桐看守所，與初來這裏時的「學生心態」已不同，短短八個月的監禁，使我再次親眼目睹了「三面紅旗」的成果：人民公社荒蕪的土地；至今還隱沒在荒草叢中的小高爐殘垣斷壁；老百姓長期忍受著缺吃少穿而不敢言說。
這年夏天，我在這裏看到了趙凡，我倆在放風時相對凝視良久，那晚又勾起了我對趙家彎的回憶，很想找機會問他，怎麼也落到我這個地步。但沒找到這機會。
看來他與南桐看守所的303，石板坡的08當屬同一類型，這是些人類社會的渣滓，曾是「革命」的柱石，當過中共的槍手，手上沾著無辜者的鮮血，後來跟不上毛澤東的步伐，變成了另一批槍手的犧牲品。毛用權和利作繩子，牽著他們的鼻子圍著權勢團團轉，可悲的是，他們一輩子都沒意識到自己的可恥。
而我正好充當了毛皇上登基過程的犧牲品。
監獄反省，使我弄明白划我右派的原因：那用「革命理論」和「階級鬥爭」層層包裝的，已被民國廢棄的，一人死罪，滿門抄斬的連坐法，進一步為毛澤東恢復，並創意為「烙印」罪。
「成分論」乃是無窮冤獄的源頭，在歷次運動中被中共擊倒的父輩們，被重重地打翻在地，踏上一隻腳踩在最底層后，無辜兒女們，便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奴隸，成為中國最大的冤海！這些受害者，越用低沉的哀告以求躲避，越被整得慘！
有一位昆蟲學家在他臨終前說：昆蟲的四肢是那麼長，而我的生命是那麼短！那是對生物生存長河中，不留下痕迹可憐蒼生的惋惜。時間對於人的價值，就在他短短一生中留下些不被人遺忘的東西。
可惜，我竟落到了一個不把人的生命當生命的可悲年代，有過一段很長的時間，我真覺得活得太累，那時間太長太難過去，可我觀察周圍渾渾噩噩的人時，我真奇怪，生命在他們眼裡一錢不值，為了幾片肉和幾倆糧食，可以費盡心機，這同成天覓食的昆蟲有何兩樣？尤其是那些暫時操縱權柄，肆意浪費別人生命的人，生命對他們實在太濺了！
1960年9月，我帶著略呈水腫的身體，背著破被裹就的行囊，提著那口從家裡帶出來的破皮箱，在警察押解下離開了南桐看守所，到了重慶彈子石四川省第二監獄「勞改犯人轉運站」，開始了我長達十九年的勞改生涯。記得那一天天還沒有亮，我就被叫醒，從保管室里取出了自己的行李，便被押上了一輛警車。車出南桐時，最多是早上六點鐘。
第四節：大躍進后……
此刻，1960年10月份，我結束了兩年多的「右派改造」生活和八個月的監獄生活，彷彿一直在一場漫長惡夢中跋涉。我的練獄還剛剛開始，我將去的地方，是一所更殘酷的人間地獄。
我從囚車的窗縫中向外窺望，三個月前當我從南桐到石板坡看守所時，由於雙手傷勢嚴重，幾乎沒有留意這個城市發生的一切。
後來，我從石板坡看守所重返南桐時，囚車的窗門又是緊閉的，什麼也沒有看見。這一次，到彈子石監獄的途中，承蒙開車人照應，一路上窗門大打開，手上又不戴手銬，我可以附在車窗邊上較為自由的，對重慶市的街道容貌好好認識一下。
我想：闊別整整三年，經歷了轟轟烈烈的三面紅旗「指引」，經過持續三年的「一天等於二十年」的大躍進，再怎麼說也應當有一點新的氣派。雖然，我在獄中，從新進來犯人的口中知道，市民每月只有十八斤糧食的供應，每年只有五尺布票，街上買肥皂，火柴都要票；買不到副食品，連鹽巴也是每月二兩的供應。國營食店裡經常出現搶飯和麵條的故事。
但百聞不如一見，真想看看這城市被三面紅旗搞成了什麼樣子了。
當囚車開進南坪以後，街道便漸漸進入了我的視野：同兩年前一樣，街道依然是那麼窄，汽車行駛在開裂的路面上，因坑凹太多，顛簸不已，所以行駛速度很慢。街道兩旁依然是十年前泥牆、夾磚柱結構的老房。這種黃色和灰色的建築，高矮不一，使街道變得「衰老不堪」。
臨街的房子幾乎都是平民住房，商店就夾在矮小的平房中，偶爾一幢三層樓略加粉飾后，鶴立雞群的引人注目。配以橫置木匾上寫著「××路國營商場」的招牌，幾乎成為這條街最豪氣的代表。不過，這一天大概不是星期天，出入商店的人並不多。
囚車經過兩扇朱紅的大門，我看清楚那門邊的兩排貨架上擺著稀稀拉拉的布匹。想來這年頭，成衣太貴，貧賤的市民們都是手持布票去商店買布，再到縫紉鋪中去打或拿到家中自己裁縫。
往裡看去，便是熱水瓶、面盆、瓷盅之類的搪瓷用品，從那裡面走出來的人手裡拿著毛巾、肥皂、火柴可判斷，裏面是些消耗性日用品，那年代買這些消耗品多半是要憑票供應的。
說到這票，1960年市民每人的布票僅僅三尺，赫魯曉夫說中國人當時是三個人穿一條褲子，指的就是三個人一年的布票加起來才夠買一條褲子的意思。
這話當是市場的供應實況，沒有任何的貶義和誇張，可是後來竟變成赫光頭猖狂攻擊中國三面紅旗，引發「中蘇關係破裂」的罪證。
囚車再往前走，街的右側夾在矮小的平民居舍中，在一個平房結構，鋪面很寬的商店面前排成一個長長的隊列。那隊列是由老太婆和中年人組成，手裡各拎著一個竹籃。門上立著的招牌上書：「××街蔬菜公司」，那裡面可是人聲喧嘩，人牆嚴嚴實實擋住了裏面的貨櫃，看不清店裡的陳設。
我從那擁擠人群的籃子里，看到了牛皮菜和蘿蔔。兩個人不知為什麼在那裡搶著一個籃子，我聽見那櫃檯里傳出來爭「兩」論錢的吵聲。
女人的尖叫和男人粗野的罵聲，給死氣沉沉的街道增加了一點鬧意。
囚車繼續向前開出大約五十米，又見一個門口掛著：「××街二段縫紉店」。旁邊還掛著一個小木牌，上面寫著本店服務項目，其中竟有一項是「補縫歸衣」！
看那很狹窄的店面里，懸挂的竟是一些洗凈了的補巴衣服！這使我注意到了街上行人們的衣著，與三年前的解放服和中山裝為主體的衣著沒什麼區別，色彩依然的藍、灰、白，三種流行色。
只是所有行人身上穿的全是補了巴的。區別僅在於補巴的整齊不整齊。那巴很有規律，按上衣四點式：兩肩，兩肘；褲子三點式：兩膝、一墊，幾乎是統一的。
還有的幾乎連巴都沒有，巾巾掛掛的一身，那似乎不像乞丐。不過在那個年月里，老百姓的日子恐怕連乞丐都不如。在這稀稀拉拉的店鋪中，這種補巴為業的縫紉鋪，生意頂火紅。
那個年代老棉布是我國唯一的紡織品，老棉布不經磨，一件新衣服，如果小心保護，最多也只能穿一年就破了。布票那麼缺，怎不是「遍地補巴衣，不見新衣人」。流行的一句口號是在報上註銷，叫「節約是美德，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毛澤東鼓吹節約仍中華民族之傳統美德。
不過在這裏，實在同他自吹自擂的「市場繁榮」形成反襯。我不禁驚嘆，中華民族子民們忍受饑寒的耐力，堪稱世界諸民族之最！需知同一時期的經濟發達的國家，拿出來救援受災國家災民的，都難找一件像中國百姓身上穿的千巴萬補的破衣服。
已接近十二點鐘了，街的左側，一個很狹門面，門口排著長長的隊列。那店的門口掛的木板黑字，寫著：「××街二段國營食店」。門口幾個戴著紅袖籠的中年人正在游弋，突然從店裡竄出兩個扭成一團的人，並沒注意正在緩緩向他們駛近的囚車，囚車緊按喇叭，喇叭的尖叫聲並沒提醒那兩人，囚車被迫停了下來。兩個戴紅袖籠的人按了過去，一面怒吼著：「把他們兩個人帶到看守所去，真他媽不要命了。」
旁邊站在隊列中的人嘆息說：「憑什麼為二兩糧票打得頭破血流？」我再去看方才廝打的兩個人果然臉上都掛了彩。在紅袖章的干涉下，兩個打架的年輕人才分開，在司機一再鳴笛聲中，圍觀的人讓開了道。
我回過頭去再望了望那漸漸離遠的街道，就沒有看到一處糖果鋪和水果鋪。它們在長長的街道上消失了。至於肉店，禽蛋商店現在也所剩無幾，肉和蛋統統留給蔬菜公司憑票出售了。
整個城市像死一般的沉寂。馬路上看不到幾輛破汽車，也看不到忙碌的行人，九月炎熱的餘威還控制著城市，隨著疾馳的風帶進囚車，帶進我耳朵里的是一些隱隱約約念經的聲音——聽得出那是街段的居民，按上級安排組織朗讀報紙和文件，傳達黨中央的大躍進「捷報」。
我感到了疲倦，開始打起盹來，耳朵里隆隆的發動機響聲帶我進入了夢鄉。離家似乎正在靠近。我現在明白，我已經不能回去了。說不定是永遠不能回去了，還好，就讓我默默無聲的離去吧，悄悄的走開，會避免一場臨別的大悲慟……
我又彷彿看到了外婆那花白的頭。我不敢想，否則我的心會立即出血，二十年後，九死一生的我從新踏上回歸的路，他老人家已與世長逝了整整十五年了。我連她的骨灰盒都沒有找到，當我將她的遺像放置在我卧室的衣櫃之上，我才號啕大哭了一場，天哪！這真是命中注定的呀！
弟弟在哪兒呢？可知今天哥就要離去，赴那地獄的煎熬么？想到今後，家的重擔將會落在你骨瘦如柴的雙肩時，淚就會充滿我的眼眶，我哪能回答你稚氣的發問：「哥，你怎麼會犯錯？」今天當改口問：「哥，你怎麼會犯罪？」
媽媽，我去了，我知道這些天您比我更沉重，如果說我還有一層孩子的稚氣和健忘，保護我幼嫩的神經免受過分悲傷而失常。而您一直在用母愛承受我們四人的所有不幸，現在擔憂這一老一少的脆弱生命受到威脅和折磨。
此刻，我只有深深的祈禱蒼天，不要再將新的災難降給無辜的孩子和老人，讓我們母子倆在天涯兩處，共同面對著家破人亡，骨肉分離，承受著「無產階級專政」的鞭打，十年、二十年！
我知道我將去的地方是我的父親先我十年去的地方，如果蒼天命定了我們父子倆將歸宿於此，那麼父親啊！你現在在哪兒呢？命運之神會不會安排我們在這裏相聚？。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