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0月5日訊】【編者的話】《血紀》記述了大陸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學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農場，在勞改農村二十年的血淚歷程。《血紀》一書完全可以與前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相比。小說《古拉格群島》反映了蘇聯人民在斯大林統治下的血腥恐怖讓人觸目驚心，而《血紀》則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難經歷為主線。這條主線也是毛澤東禍國殃民的編年史，更是陳力、張錫錕、劉順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詩。書中人物眾多，文筆樸素，使中共監獄的慘無人道和烈士的壯懷激烈躍然紙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書前言中說：「當這本書有幸與你相逢時，讓我們珍惜這種來之不易的相識，為融化中國專制主義，建立中華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請看長篇紀實連載《血紀》。
第二章：監督勞動的最初歲月
第五節：界牌公社
公共食堂成了界牌公社和附近近百戶農家生活、聚會、「學習」的中心場所，懸挂在大樑上的兩個麥克風，每到吃飯時就會播出南桐礦區的廣播。學生時代，我們習慣了新聞傳播的「單音調」。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我就厭倦這廣播中的重複、虛假和枯燥。其中言而失實，言而無信，言而欺騙的地方一天天多起來，反而逆向去思考，才會得到符合實際的真實結論。
而由新華社發出的正版頭條新聞，對比我親身經歷農村之所見所聞：莊稼沒有草長得茂盛，成熟的糧食爛在地里無人收，農民們飢餓潦倒，斷炊絕食，水腫，死亡成了多巨大的反差？
例如1958年自河南省遂縣，放出一個小麥畝產二千三百斤的社會主義高產「衛星」，而榮登全國第一個小春千斤縣以後，全國各地不甘示弱，先後報出畝產四千斤，畝產四千五百斤和畝產五千斤的衛星來。
此時，已是大春結尾，報紙和廣播像向賭場上押「注」一般火爆，經過一番哄抬，最終以廣西環江縣紅旗公社的中稻畝產十三萬斤的最高記錄中標。
與此同時，除了糧食外，廣播中相繼報導全國各地的高產衛星涉及棉花、油料、蔬菜和生豬等等；有畝產百萬斤大白菜，以及重八千斤的生豬這樣的「國家吉尼斯」記錄。
這種向全國老百姓撒出的彌天大謊，除了給毛澤東的人民公社提供依據；為搞得人民啼飢號寒的農業打強心針外，還能有什麼作用？難道毛澤東當時昏庸到不明真像，連「民以食為天」這種最簡單的民生道理，和「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的治國信民道理都不懂嗎？
我到農村一年，每當聽到「東方紅」和「人民公社好」的廣播，就會條件反射：那是向中國老百姓公然在說謊。
聽不到真實的新聞，已是六億央央大國的悲哀。而今天，當這些從廣播中傳出的聲音，與真實的完全相反時，我們對共產黨何止厭惡？
正當毛澤東批轉山西洪趙縣委《就實論虛》的報告，吹噓小麥從此以後產量可以達到畝產8.9萬斤的神話，是可以用衝天的幹勁來實現的「革命浪漫主義想象」時，「一天等於二十年」就這樣提出來了。
新時代的趙髙「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之歷史醜劇，正迎合他的獨裁醜劇在全國公然上演。
可是，就在他的中南海里根據全國各地上報的高產衛星和豐收喜報，津津樂道「糧食多了怎麼辦」時，一場史無前例的大飢荒便降到六億中國子民的頭上 。
（一）高產試驗田
根據高產這個方針，界牌公社選定了一百畝小春高產試驗田，按照公社幹部計算，只要認真執行「精耕細作，稀秧密植」就可以至少達到畝產五千斤水平，算下來比往年五千畝面積的小春播種總收成還要高。於是界牌的黨委在國慶節以後，抽集了兩百多號勞動力集中兵力打搶播小麥的「殲滅戰」。
第一塊試驗田就選在公共食堂附近一塊十畝的大田中。按照兵團指揮部的安排，包含了我們的二十名「右派」在內兩百號勞動力，排成四個茬口，公社的幹部，兵團的指揮官們每人手裡拿著一根三尺長的竹棍，監視著每一排的茬口，發現沒有挖到三尺深必須重新返工。
那塊田原是界牌最肥的冬水田，為了「深翻」，排了足足兩個星期的水，肥泥的泥腳最深不會超過兩尺，要把肥泥先挖上來，再將一尺的紅穀子老底翻上來填在肥泥上才算標凖。
這幾乎同挖戰壕沒有什麼區別，最初人們弄得一身的泥巴還不能達到深度。後來便摸索出經驗，先將肥泥挖翻轉，再將紅穀子底土挖松成一些大塊，丟下鋤頭，跳進像深溝般的茬口，將一塊一塊的紅穀子扔到翻過來的肥泥上面，才算達到了深度。
原來的茬口，一上午還沒有推進到三公尺遠，我們便已經一身泥濘，一身汗水。手打起了血泡，腿疼得站起來直打哆嗦。
這難倒了那位女下放幹部，她的個子小，跳下茬口那深溝里已齊到了她的腰，爬上來就更困難了。沒到一個小時，便只好蹲在溝里不再爬起來，當她回過頭去望那剛才挖過的「田」，竟是一條被自己踩成了像一條泥板樣的「紅帶」。失聲叫道：「這哪是種莊稼，簡直是折磨人。」
大家聽她的尖叫一齊掉過頭來，撐著鋤頭，回頭看了看挖過的地方，站在那裡發獃，也藉此喘氣。站在田坎上監視挖田深度的頭纏白布巾的「指揮官」走了過來，厲聲吆喝著，要我們開動。
她自下鄉以來一直心情不好，被人吆喝，自尊心承受不下，便同那白頭巾頂起嘴來。全體同學鬨笑不止，唯獨只有一位同學沒吭聲，仍在不停的揮動著鋤頭，繼續不停的挖。工地上發生的爭吵，驚動了魯召，他今天也是「指揮官」，看見她在同社裡的幹部吵架，走過來，叫走了她。
第一天的挖田除了中午一小時的吃飯休息時間，工間不到半小時的休息，一直到天色發黑才告收工。在迷迷糊糊的夜色中，看看一天下來勞動的「成果」，老農們搖著頭嘆息說：「這是那一個出的餿點子？今後種下去的麥子，往哪兒紮根？」
不過，我們已顧不得思考這試驗田今後的莊稼生長和收穫，回到食堂累得連紅苕都不想吃，喝了一點菜湯，便粗略地洗凈滿身的污泥。正想倒床睡覺，卻被魯召叫到食堂里，由他主持，就那位下放幹部的言行，開了一個批判會。
論身份，輪不到我們這些劃上右派的同學發言，可是其它三位下放幹部卻悶坐在那裡不吭聲，於是魯召便叫當時繼續挖土的同學發言。這位同學把自下鄉以來這位女幹部的一些牢騷話抖了出來。接收監督的右派，反過來批評起下放幹部來，真是違反了規矩。
但細細想來，這種「反戈一擊」的立功表現，不是一直被讚揚的么？平心自問：我們這十幾名「右派」同學中，誰都是在政治上極端幼稚的受害者，哪一個不想擺脫這痛苦的處境，重新回到自己的家，回到學校坐在教室里好好地念書啊？
聽到數落她的種種，我的心裏無形之中產生了警惕，築起一道防範之牆。同這些「右派」們交談，可不是同大字不識的農民，說話得長一個心眼。
但是由於她的抗爭，第二天對挖田的深度明顯的減少了，只要把肥泥挖到見老底就夠了，進度加快了。即使如此，二百多號人挖這十畝水田，耽誤了整整八天。深挖以後緊接著就是碎土，打窩，下種，和蓋肥。深翻過來的田面，早被挖土人自己踩成了一個連毛細孔都沒的板塊，碎土無從下手。
打窩工序又是指揮官嚴加控制的環節，他們每人手裡拿著兩根長短不等的小木棍，短的一寸長，像一根火柴，那是用來量窩距的，長的兩寸長，那是用來量行距的。
畝產五千斤，純粹是一棵麥穗的平均收穫量乘上一畝地的窩數算出來的。所以窩子的尺寸仍是「保證」畝產五千斤的首要措施。誰說「疏秧密植」的首創人不懂科學？然而被踩平了的田面，用鋤口挖，不管怎麼小的力量，帶上來的那片土，都不止兩寸長。
好在，翻過來的田泥還來不及干硬，在柔軟的泥面上，若用鋤跟去「敲」，倒反而勉強符合規定的尺寸。不過那用鋤跟「敲」出來的園窩子，雖然光滑，敲出的地方猶如蜂窩上密密麻麻的「洞」煞是好看，只是丟種子得小心，站直了身丟，那麥子非濺出來不可。其實，那麼密的「窩」不等於撒是一樣么？
要知道，這是北京的最高指示啊，至於我們，得了的教訓，就連牢騷話也不敢公開的說了。從1958年10月到1959年10月，整整一年，田地里幾乎顆粒無收。人禍，醞釀了這場餓死人數空前多的大災難。
（二）王大爺
年三十晚上，兩個樹疙瘩在堂屋的地坑裡燃起紅紅的火。王大娘的一家，兒子、娘倆和兩個孩子，加上她的大哥，連同我們一共十一個人便圍著「火爐」團起了年。
按中國民俗，三十晚上是要通宵守歲的，所以我們大家都不準備睡覺。王大爺的精神特別好。也許，今晚上這熱鬧的氣氛打破了他長期獨居的沉悶，看得出他是一個地道的中國老式農民，兩杯白乾下肚，便打開了話匣，叨叨不絕的講他民國三十年後為地主幫長工十幾年生活。
他說：「那時，我佃的是李老七的五畝田，兩畝坡土，到了秋收，打完穀子，要交糧是真的，可是，你們知道吧，這兒富得很，天府之國你們清楚嗎？」他抹了一下花白的鬍鬚，像一個老教師在教一群孩子。「每年除干打凈，七畝地也要收三千斤，除交了租子，再差的年份也要把堂屋裡的谷囤子裝滿，我這輩子還沒聽說過沒得糧食吃的。」
王大娘向他直丟眼色，示意他不要再繼續說下去，但是被酒漲紅了臉的王大爺沒有理她，繼續嘮叨著：「一過中秋，我們就跟老七挑糧交佃，那老七也算仁義，早就給我們準備了幾罈子酒放在那裡，他家開的酒廠，現在還在岩彎那裡，你們知道一壇酒有多少嗎？大壇六十斤，小壇三十斤。幫他家的佃戶，見人一大壇。」
他又倒了一小杯酒，端了起來：「這兒過年，講的是規矩，主人家挨家挨戶，到佃客屋請酒，從三十晚直喝到初五。臘月初八殺年豬，哪一家都要把圈裡的過年豬拖來宰了。年要過到十五，肉是吃膩了的，年年都要剩半邊，熏來掛起。」他講得十分的得意，一雙長滿了繭巴的大手不停的在空中比劃。
魯召已經喝得酒糟鼻發紅了，他在那裡聽他講，一言不發。長期生活在城市，對「解放前」的農村一無所知的我，從他那平凡的介紹中感到了新鮮。在我的印象中，他說的李老七，就是在50年我所看到的龍鳳村斗地主時，被農民包圍跪在煤炭渣上，雙膝流血苦苦哀告的秀才了。這些人至今大多已死去，留下來的也是被民兵們嚴格管制，不敢說一句真話。當然，問題絕不在這些李老七如何，就像我們今天的遭遇一樣。
夜漸漸深沉，王大爺也漸漸關上了他的話匣。孩子倒在他的懷裡，在溫暖的爐火前沉沉睡去。我卻凝望著王大娘開始花白的頭髮出神，看上去她比我的母親年長大約十歲。
我腦子裡重新翻騰起這一年來傳奇般的經歷，隔離反省，扣右派，挨批鬥，下鄉；趙家父子燒包穀；界牌的大兵團作戰……
我體會到在這場巨變中，億萬農民的不幸和所陷的慘境，尤其是親身經歷了被報紙吹得天花亂墜的「衛星試驗田」的內幕。這是當時在校園裡，在宣傳報導中無論如何都無法知道的。
就從這開始，我丟掉了少年天真的幻想。
在以後漫長的歲月里，我一直懷疑人性會被暴力扭曲得令人無法看到希望。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