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6月16日訊】《延安日記》作者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蘇聯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身分，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記形式，根據他的觀點，記述了延安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各方面的問題。全書以抗日戰爭時期中共與蘇共的關系為背景，記述了中共的整風運動、中共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中共與當時駐延安的美國軍事觀察組織的接觸以及中共與國民黨的關系等問題，均有評述。
1942年12月22日
對於整風，毛澤東是這樣想的：
許多富農、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流氓無產者鑽進了黨內，有的甚至已竊據領導崗位。
批評和自我批評是日常工作的基礎。黨必須徹底清除“教條主義”這種危險的機會主義。左傾機會主義已經在黨的政治、組織和軍事活動中扎了根。
遵義會義拯救了黨—這是這次運動得以開展的重要前提。
王明受到高壓，要他承認自己的“路線錯誤”。他拒不認錯，使中共中央主席很惱火。
1942年12月28日
延安已經注意到斯大林格勒保衛戰的勝利。
我們應邀去參加邊區積極份子會議。毛澤東發表了冗長的講話。他又一次想使大家確信整風是有好處的。只不過這次也給整風運動取了好幾個名字—一會兒說它是精兵的鬥爭，一會兒說它是簡政的鬥爭，一會兒又說它是為正確解決財經問題而進行的鬥爭。
他號召共產黨員發展當地的農業生產，說“遵照馬克思的教導，為了要生活和鬥爭，首先這裡必須吃進東西”—毛澤東指指他張開的嘴—“這裡必須拉出東西”—他準確地指了指他要指的地方。
多麼文明的舉動！多麼深刻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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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的冬天真怪。不刮風，白天暖和得能穿衬衫。但是在陰凉處或者太陽落山之後，又冷得刺骨。
夜間，我獨自一人工作時，周圍一片寂靜，就連我自己走在泥地上的腳步聲也都聽得見。
我寫著，聽到鋼筆在紙上沙沙作響。夜深人靜，這聲音顯得很大，就像是從下面河谷傳來的一樣。
1942年12月30日
毛澤東的政治面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關鍵時刻暴露出來了。在爭權鬥爭中，他選擇了政治賭博一途。這是事實。
他想從他的“階級兄弟”身上得到盡可能多的東西，因而對自己粗布衣服上的補丁，顯得滿不在乎，可是對“階級兄弟”正在流血犧牲，卻無動於衷。
我們大家都不同程度地有這種看法。
尤任體諒毛澤東的“錯誤”，認為他是個有左傾思想的共產黨人。伊戈爾．華西里耶維奇則認為中共黨內一切思想鬥爭，都不過是典型的權力之爭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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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看了奧爾洛夫。雖然我們生活在一個小組裡，但他總是獨自工作，往往一連好幾天沒有人跟他說一句俄國話。中國同志對他特別尊敬。
王明的健康每況愈下。安德列·雅科夫列維奇為他的生命擔憂。
有幾個外國醫生在延在的醫院裡工作。
順便提提，奧爾洛夫說馬海德的醫術很不高明。他極力避免同奧爾洛夫接觸—奧爾洛夫的到來使他的處境很尷尬。
馬海德很有錢，足以使他過得舒舒服服，還能宴請軍隊和黨的工作者。（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