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6月6日訊】《延安日記》作者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蘇聯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身分，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記形式，根據他的觀點，記述了延安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各方面的問題。全書以抗日戰爭時期中共與蘇共的關系為背景，記述了中共的整風運動、中共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中共與當時駐延安的美國軍事觀察組織的接觸以及中共與國民黨的關系等問題，均有評述。
1942年11月25日
我軍越來越深地楔入德軍後方。但願那些法西斯分子都呆在“口袋”裡不動！
公報報道了直接保衛斯大林格勒的2軍所起的顯著作用。華西里．崔可夫是該軍指揮員。
前不久，崔可夫達是駐重慶的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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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我們經常一遍遍地閱讀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文章《論到1930年12月22日為止的中國軍事和政治形勢》。這個文件是我從莫斯科帶來的。
歷史在我們面前重演。並不是大家都這麼想的，還有很多爭論。
近來，中國共產黨內出現了極其危急的形勢。據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估計，中共黨內出現的這種偏向，在共產國際的歷史上還沒有先例。事情是這樣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追隨其領導人李立三，採取了一種與共產國際總路線根本不同的立場。
李立三認為，只有當革命在世界範圍內成功時，中國革命才能勝利。從這個前提出發，他要求，為了儘快地實現社會主義，蘇聯應立即對日宣戰，蒙古應立即調兵打中國，而且蘇聯應該在西伯利亞武裝幾十萬中國工人，也派他們去打中國。同時，李立三號召全國所有城市都舉行起義。為此，取消了中國的工會、共青團和黨組織，而成立了準備進行起義的各級行動委員會。
不顧1930年8月紅軍在長沙失敗，仍然命令紅軍進攻長沙、漢口和南昌。
共產國際發表了一些決議，譴責這種挑釁性的和無政府主義的政策。李立三提出抗議，聲稱紅軍占領漢口之後，他就要換一種口氣來跟共產國際說話了。
按照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決定，中共中央三中全會於當年十月召開。
雖然駐共產國際的中國代表團成員知道共產國際的這些決定而且稱李立三為瘋子，但是一回到中國，他們就不僅不堅持共產國際的路線，而且立即贊同李立三的觀點，還解釋說他們原先對李立三政策的批評，與共產國際的觀點在許多細節上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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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瑪麗亞怎樣過慣了貧困生活，我總還是放不下心來。她人地生疏，一個人帶著兩個孩子，自己的肺結核病還剛好。但願她有足夠的力量渡過這種種難關。
逢年過節，莫斯科發來的電報只有兩句話：”家人安然無恙，他們向你致以良好的祝福。”
話是這麼說，情況究竟怎樣呢—我們在延安的人誰都不知道。
1942年11月29日
我無意中在李克農處看到了一份《秘密會社工作須知》，用毛筆寫得工工整整。
參加秘密會社的，既有富裕的城市居民，又有貧苦農民。他們形成一個秘密會社網，一直伸展到國外，華僑也有入會的。
康生利用這些組織搞恐怖活動、搞分裂和間諜活動。秘密會社有嚴格的紀律，違者幾乎都被處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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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農是與劉少奇同時來到延安的，那是在1942年，而不是1941年，像以前聽說的那樣。
他在延安過著不露面的生活，往往在夜間召開秘密會議，進行審訊。他的警衛員的人數之多，僅次於毛澤東。
他生成是個典型的封建官老爺。有一次他兒子頂撞了他，他就把兒子趕出家門，從此不再過問。
李克農，中等個兒，很敦實，是個優秀的騎手。尤任認識他女兒。
我同李克農見了幾面之後，便產生了不安之感，這種人是什麼殘酷勾當都幹得出來的。
康生在其部屬的幫助下，監視黨和軍隊所有重要的領導人，而且充分利用服務人員當他的密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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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伯利亞已是冰天雪地。我家裡不知怎麼樣了？
我知道西伯利亞的冬天是什麼滋味。在1921年那個飢餓的夏季，我們吃草、吃豆餅和菜根。我的身體越來越消瘦，最後就成皮包骨了。我們想辦法來到了西伯利亞。我父親把我送到巴耶沃村一個富農家當雇工。
我的主人不讓我進屋。我跟牲口睡在一起，鑽在乾草堆裡取暖。快凍僵了，我只好起來緊靠在母牛身旁。牲口踩過我多少次啊。
我從頭到腳都長滿了癤子。我挨著凍。嗓子嘶啞，咳嗽折磨著我。無論是白天還是夜晚，都暖和不了。但我不敢離開，一離開就會餓死。(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