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4月25日訊】《延安日記》作者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蘇聯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身分，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記形式，根據他的觀點，記述了延安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各方面的問題。全書以抗日戰爭時期中共與蘇共的關系為背景，記述了中共的整風運動、中共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中共與當時駐延安的美國軍事觀察組織的接觸以及中共與國民黨的關系等問題，均有評述。
1942年8月16日
當我和阿列耶夫在一天晚上等待我國情報局傳來前線消息時，阿列耶夫說：
“我認為，大部份青年人1940年之前就都離開了特區。留在這裡的，大多數是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大學生，他們於1936年到1938年來到這裡，那時他們還不到二十歲。在抗日運動處於高潮的時候，他們為浪漫主義的幻想和一時的狂熱所驅使，來到延安。有些生活上完全沒有著落的學生，來到這裡是希望有機會在延安多上幾年學，從而能過上儘管是貧困的，但卻是有保障的生活。許多青年人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相信他們能夠乘時代的潮流前進，相信黨會更加強大，從而他們也就能很快爬上去。
“在大學裡，男女青年對冗長而無用的會議，對漫無目的、往往會弄成造謠中傷的批評逐漸地感興趣了。他們可以作持續好幾個小時的發言，內容雜亂無章，毫無意義，還能整天整天地閒聊。
“甚至在他們自己當中，討論任何一個問題，也都要千篇一律地重複：「黨派我到這裡來工作，我一定要做好，我準備為中國革命作出任何犧犧！」
“學生學不到實際的知識，他們對政治問題的了解是模模糊糊的，只知道幾段引文。實際上，他們喜歡從教科書裡引幾段話來談論馬列主義，但並不懂馬列主義的實質。
“他們腦子裡的中國歷史、革命運動的知識，要麼十分模糊，要麼完全沒有。
“他們甚至對蘇聯也幾乎一無所知：在蘇聯人們吃飯不要錢，並且可以到大學學習，想學多久就多久，可以不工作。中國的許多男女青年都想到蘇聯去，以便可以在那裡學上十年或十幾年。
“他們知識淺薄，尤其在政治和經濟學科方面知識淺薄，卻喜歡談論一切問題，並希望有朝一日擔任重要職務。同時，他們卻又不屑於做日常工作。很少有人願意學醫或無線電報務課程，因為這些學科提供迅速升遷的機會很小。
“人們一旦到了特區，就被迫同家庭和社會斷絕一切聯繫。大家對通信聯繫皺眉頭，事實上也很少有人敢同親屬通信。戀家被看成是可恥的，有了這種感情要小心地隱瞞起來。隨著時間的推移，男的就沒有和女人交往的習慣了。在這裡，男的跟女的在一起散步和交談，是一件不尋常的事情。男人只准同「在黨的姑娘」結婚。夫婦結婚後不住在一起，因為他們各自都住在工作的地方。他們只能在星期六會面，往往還要經過黨組織的特殊批准。
“青年人被淺薄的浪漫主義或「左」的革命詞藻迷了心竅，因而就不要文化和人民的傳統了。
“源遠流長的文雅的漢語面目全非了，一種在中國其他地方不用的語言和表達方法取而代之。這種難懂的語言是貧乏的，矯揉造作的，粗魯的。
“結果，人們除了被迫織襪子，做棉衣和打補丁之外，漸漸地把勞動技能忘掉了。反正人人都有小米粥喝，不管他幹什麼—-工作，學習，或者就只耍嘴皮子，似乎都不需要什麼勞動習慣了。
“事實是，年輕人在延安呆了多年以後，並沒學到什麼專長。
“說得輕點，特區培養出來的黨幹部，基本知識的水平很低。甚至學生也不都會看鐘點，他們的算術很差。未來的黨的工作者大都沒有實踐經驗，沒有專業，而且各方面都很落後，他們有資產階級思想，一心只想支配別人。
“這裡的人善於滔滔不絕地談論「自我犧牲、國民黨的背信棄義以及日本強盜」，並且準備等它幾個月，一直等到三五個日本兵肯退出一個地方。”
所有這一切都使鮑里斯．華西里耶維奇非常生氣。但是，我不同意他的絕對化的判斷，我認為，延安有很多青年是有獻身於革命的理想的，不幸的是他們受了許多使人變蠢的宣傳，他們注定是無所作為的了。看到這些青年被迫塞了這麼多無用的、窒息獨立思考的東西，我感到很難過。
他們如果處在另一種情況下，就會幹出英雄主義的業績來，就會為祖國的利益，任勞任怨地做任何艱苦的工作。
我曾親眼看見，在戰爭的頭幾年裡，中國軍隊是如何英勇地抗擊日本人的。
軍隊訓練很差，又是受到軍官貪污腐化行為的腐蝕，也談不上有什麼武器裝備，就是這樣的軍隊，設法在抵抗日本人。正是由於大多數中國人民施加了壓力，抗日統一戰線才組織起來了。
在延安，大多數青年確實是忠於他們的國家的，這一點我清楚。至於腐化這類丑惡現象，是在任何情況下都能發生的。（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