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2月27日訊】
《延安日記》作者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蘇聯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身分，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記形式，根據他的觀點，記述了延安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各方面的問題。全書以抗日戰爭時期中共與蘇共的關系為背景，記述了中共的整風運動、中共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中共與當時駐延安的美國軍事觀察組織的接觸以及中共與國民黨的關系等問題，均有評述。
作者小傳
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生於1905年。最早曾在沃龍涅什農具廠當裝配學徒工，後來在齊霍列茨克火車頭修理廠當裝配工。1927年加入聯共(布)。1931年應征入伍。復員後進入莫斯科納列曼諾夫東方研究院學習，畢業成績優異。
1938年5月至1940年中，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是塔斯社駐華記者。
1941年4月-8月再度被塔斯社派往中國。
1942年5月他被派往延安特區，任共產國際駐中共區的聯絡員兼塔斯社隨軍記者。到1945年11月為止，他一直在延安。
1946年他在蘇聯外交部任職。
1948年至1951年任蘇聯駐上海總領事。
1952年被任命為蘇聯駐緬甸大使。
1958 年9月10日，因病在莫斯科去世。
弗拉基米洛夫在日記中既記錄了他個人的觀感，也摘記了正式通訊的材料。他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受到特區懲治機構頭子康生的嚴密監視，而笔記和日記是便於保存翻譯材料、共產國際執委會文件、文章、報告與來往電文等材料的唯一安全的地方。
《延安日記》
1942年5月10日
我們到了蘭州，這是我們乘蘇聯TB-3飛機從阿拉木圖起飛後，在中國機場停留的第四個晚上。我們在伊寧過了一夜，以後兩夜是在烏魯木齊和哈密過的。目的地是延安。我將代表共產國際並作為塔斯社的隨軍記者，在延安工作。從1941年7月以來，我就是個軍人。
1942年5月11日
飛機由於負載過重，在哈密起飛時很費勁，後面揚起了厚厚一層塵土。
起先，我們周圍是一片澄澈的藍天，後來飛進了濃厚的霧層。往後，飛機飛了出來，在晴空按航道飛行。可是半小時後，飛進了一大片雲層！飛機盡可能爬升，但無法鉆出雲層進入晴空。再降低一些高度試了試，還是沒用。我們偶爾也飛過小塊晴空，得以瞥見山峰、深谷和懸崖峭壁。有時，飛機貼近山岭飛—只隔了50至100米的距離。
機長嘟囔說：”今年到這時候了，怎麼還有霧？這氣候真怪！”半小時後，他使飛機來了個180度的轉彎，但還是在盲目飛行。每隔兩三分鐘，機長就說：”駕駛員，注意方向！”
我們終於擺脫了困境。
幸虧機長和駕駛員都是有經驗的，要不我就不可能坐在這裡寫日記了。
我為瑪麗亞安排好，讓她到了阿拉木圖(瑪麗亞是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妻子—編者)。1941年7月以後，我一直沒見過她。我們在阿拉木圖機場見了面，又分了手。她現在想必已經回到列寧斯克—庫茲涅莰基，回到我們兒子身邊了吧！
沒想到尼古拉犧牲了(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朋友—編者)。確實沒想到！這消息對我猶如晴天霹靂。只有一點是可以安慰的，那就是他死得很快。尼古拉的裝甲車被炮彈擊中著了火，可他還在向敵人射擊。一個氣浪把他甩到公路上，德國人當場把他擊斃了。
現在，所有這些，就像其他許多事情一樣，都已成過去，但這個過去是多麼悲慘和痛苦哇！它不會消失，將永遠銘記在我們心中。
———–
飛行進入第二個小時。能見度很低，我們盡可能以最慢的速度飛行。炸彈架上堆滿了貨物。客艙裡也亂七八糟地塞滿了箱子、盒子和汽油桶。箱子和盒子裡裝的是，給中國人在延安的醫院運去的醫療用品、電台零件和一架新發電機。延安的電台設備陳舊不堪，隨時都可能失靈。汽油是供電台的汽油機用的。它每年耗油兩桶！按這樣的消耗量，我們供應的汽油足以維持好幾年。不知什麼時候另有飛機來。要是日本進攻蘇聯，我們就會被封鎖在陝西的叢山之中了。
我說的”我們”，是指奧爾洛夫、里馬爾和我們在延安的朋友。
安德烈．雅科夫列維奇．奧爾洛夫被派到延安的醫院去做外科醫生。他身材瘦小。去延安前，他在基洛夫軍醫學院任教。我們還不太熟。
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里馬爾，是無線電報務員，我們管他叫科利亞，他是去協助我們在延安工作的報務員多爾馬托夫的。
我們都穿了皮大衣，還凍得牙齒直打戰。我們從機窗口往外看，暗地擔心有可能碰上日本戰鬥機？我們畢竟是完全處於它們的活動範圍之內。這架幾經修理的TB-3 飛機遠非強大的新式日本戰鬥機的對手。機槍手不時警惕地看看SHKAS(一種在機上用的1.62毫米口徑機槍)，其實，萬一日本人襲擊，我們是毫無防御的，很容易被擊落。我們不是在飛行，而是在偷偷潛入延安，飛機簡直都要貼近地面了。
下面，山連著山，到處都是山。
黎明時候，天空蔚藍而明朗。
我心中在反覆考慮著同朱德、康生和彭德懷的會見。
駕駛員在忙著看地圖。
————
這是在我們到達延安的當天晚上寫下的記錄。
TB-3飛機在兩面都是山坡的山溝裡降落。多爾馬托夫，阿列耶夫和幾位中國同志在那裡迎接我們。
毛澤東握著我的手說：”我很高興來迎接親愛的蘇聯朋友。”他問我身體怎麼樣，並向我的同事和全體機組人員打招呼。然後他說：”我很快就能會見你，也許明天。”
他態度自然，慢慢地發問，笑時面帶倦容，留神聽我們每個人說話。他穿著棉布上衣，棉布褲子，同所有其他中國同志穿的服裝一樣，還穿著一雙粗布鞋。
我以前到蘭州和西安時，認識了幾位中國同志。他們大都是經歷了嚴酷的內戰考驗的老一輩黨員，幾乎都在戰爭中負過傷，並有親人犧牲了。
康生擁抱我，還吻了我，其他的人在一旁看著。這種舉動並不使我感到高興。因為我在蘭州時，見到他對蘇聯人十分無禮。我們的青年在中國上空作戰，遭受了重大犧牲，當然，日本損失的人員和飛機為我們的兩倍乃至三倍。哪裡出現蘇聯戰鬥機，日本轟炸機就無法命中目標。可是在地面上，康生的特務卻暗中監視著每一個蘇聯公民。我不可能消除對此人的印象，他裝得像個要人，實際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敵人。康生雖說很謹慎，但他做的比他嘴上說的，更能說明問題。我相信，中國同志早晚會看透他。
康生的吻是猶大的吻。但我是客人，不能露出我的感情來。毛澤東點燃了一支烟，同機組人員交談，而康生則嘴上露出一絲冷笑，拉長了聲調在我耳邊說：“我們是真正的兄弟。”
毛澤東說了聲再見，就向他的汽車走去，後面跟著手持毛瑟槍的年輕警衛。司機開動車子，車子一溜烟走了。那是輛英國或美國造的老式救護車。警衛員們的寬大背影擋住了我們的視線，毛就看不見了。
我被介紹給塔斯社小組。鮑里斯．華西里耶維奇．阿列耶夫是正式譯員。列昂尼德．華西里耶維奇．多爾馬托夫(也叫李文)，是報務員，他也穿了同樣的一身衣服和一雙粗布鞋。歡迎者中間少了伊戈爾．華西里耶維奇．尤任，他在電台值班。
天氣晴朗，陽光閃耀。TB-3在卸貨後立即飛離延安。
我現在跟多爾馬托夫一道，坐在一間裝設電台的房間裡，在記下這一切。多爾馬托夫在向莫斯科發報，報告我們的順利到達。汽油機在外面突突作響。里馬爾在端詳那套無線電設備。尤任和奧爾洛夫在隔壁房間裡安排餐桌。屋內點著蠟燭，氣氛顯得很舒適。
除了奧爾洛夫要搬到醫院附近的地方去住以外，我們全都將在這個小屋裡住下來。多爾馬托夫對我說，醫院就設在山腰上的幾個窯洞裡。
每個人都很興奮，我們是因為到了延安；尤任、多爾馬托夫和阿列耶夫則是由於聽到了蘇聯最近的消息，收到了親友的來信。
這幾位老資格的延安人對世界局勢的了解，要比我們多得多。多爾馬托夫搞的電台，實際上昼夜都能收聽到新聞。（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