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月24日訊】
【黄花岗杂志編者按】雖然自蔣介石日記在美國開放閱讀以來，共產黨學者和國民黨學者猶如“趕集”似地穿梭在大陸、台灣和美國各地，他們的閱讀研究成果，更能夠在大陸和台灣通行無阻。但是，這篇文章，目前無論是在大陸和台灣都不能發表。本刊囿於這一實情，決定自本期起予以連載，請海內外的讀者給予關注。
作者：安長林 童瀟竹
第二篇《採訪錄》評點（下）（3）
看清蔣介石真面目的人
蔣早年好色孤僻
人物週刊：蔣介石有沒有可以圈點的政治智慧？
×××：蔣當然有他治國的理念，但不能說是什麼“政治智慧”。這個問題太大了，只能簡單地說一說。
外交上，他採取的是溫和的軟弱的路線，有時候，甚至是妥協路線。蔣介石也希望廢除不平等條約，但是，他不是乾脆俐落地宣佈廢除，而是要和列強慢慢談；列強不同意，他就慢慢等。人們都知道，一直到抗戰後期，英美才在蔣介石的要求下，廢除了對中國的不平等條約。
對內，他本想推行一條改良主義的路線，主張“勞資合作，階級調和”。譬如，蔣多次提出，要“二五減租”，就是說，農民向地主交租，可以從原來的租額中減去25%。這是改良，不是革命。然而，國民黨統治大陸的時候，只要地主一叫，他就退回去了，因為蔣介石需要地主的支援。只有後來到了臺灣，臺灣的地主跟蔣介石他們沒有那麼深的聯繫，所以推行下去了，搞了土地改革，臺灣的經濟起飛與此大有關係。
點評﹕（接上文）
中共學者指斥蔣介石“談不上有什麼政治智慧”所舉的第二個例子，就是指責“蔣介石推行的是一條改良主義路線”。這一條改良主義路線，就是他指責蔣主張“勞資合作與階級調和”；所舉的例子，便是“蔣多次提出，要搞“二五減租”；中共學者甚至下結論批蔣說﹕“這是改良，不是革命。”所以，在大陸時，“只要地主一叫，他就退回去了”；在台灣時，只因“台灣的地主跟蔣介石沒有那麼深的聯係，所以推行下去了……”
其一，直說了，中共學者的這些話，讓今日中國大陸的讀者聽起來，簡直有些“奇談怪論”的味道。但是，說白了，原來，中共學者到現在還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因為，他還在以“階級鬥爭為綱”，就是還在用馬列的階級和階級鬥爭理論來批判和否定蔣介石。我們曾以為這位中共學者“進步”了，以為這位學者能夠審時度勢，而要用一種新的方法來“公正地否定蔣介石”了，卻沒有想到，他居然還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原教旨馬列主義者，即“階級和階級鬥爭”理論的堅持者。因為，他在中共改革開放三十年後的今天，在中共早已經請資本家入黨的歲月裏，在當今中國的資本家和當今中國工人階級的“階級矛盾”，已經日益激化到足以令共產黨心驚膽跳的時分，他為了否定蔣介石，還要公開地站出來批判蔣介石主張“勞資結合和階級調和”，這豈不是要了共產黨的命嗎？更何況，批判共產黨第二國際之“勞資合作與階級調和”路線者，正是主張大搞階級鬥爭和階級專政的第一個馬克思主義原教旨主義者――列寧；大肆批判和持續謾罵要走“勞資合作和階級調和”之蘇聯修正主義路線的，正是在中國要將階級和階級鬥爭“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的――毛澤東！
然而，誰又能想得到，正是這位歲歲年年、甚至春夏秋冬都要赴美閱讀蔣介石日記的中共學者，今日又要用批判“勞資合作和階級調和”，來批判和否定蔣介石。那麼，我們根本無需證明，就可以說中共學者是大錯特錯了！因為，姑且不說在今天的世界上，所有進步國家，都在“勞資合作和階級調和”的問題上做盡了“民主改良”的功夫（註八），才造就了世界大部分國家的進步安寧現狀，而且只要有誰背離了這一基本的社會走向，則任何國家都將得不到安寧和發展。更何況中國共產黨曾一再批判“勞資合作和階級調和”的時代，也不得不“銷聲匿跡”了！因為，一旦“反對階級調和，重挑階級斗爭”聲起，則一切外商、台商和本土商人之“血汗工廠”的工人運動，就將蓬勃興起；中國的新興無產階級革命，就會鋪天蓋地；如富士康老板這樣壓榨、迫害直至逼死一個又一個中國工人的血腥資本家們，就會和與他們深相勾結的共產黨一起，被中國的新一輪真正無產階級革命送上斷頭台！中共心心念念的政治維穩和專制和諧，豈但立即就要泡湯，中共的專制政權就更會和血汗工廠一起，在中國新興的工人階級革命、新興的農民階級革命和新興的民主革命的呼嘯聲中，灰飛煙滅！
中共學者，你是不是為了從方方面面地來否定蔣介石，而不惜引火燒身、且引火燒黨呢？你可不是在“溫和”地否定蔣介石了，你竟是在“點火於蔣介石日記，放火於共產黨中國”了！雖然你只因得意而忘形，決心“掘堤淹蔣”，卻不知其結果竟也是“大水沖了龍王廟――共家學者竟害了共產黨”！如果共產黨一旦知道你雖然“有心批蔣”，竟至“無心滅共”，這可是“大罪”，他還會讓你左一次跑美國，右一次地跑美國，再去閱讀蔣介石的什麼日記嗎？
當然，這位中共學者對蔣介石的“愚蠢批判”，我們實在找不到他之所以如此的理由，如果有，那就是，他的一切行為，都是要遵循他的胡總書記的思想和路線的。因為，這位中共學者在他那篇“尋找真實的蔣介石”的自序中（本文評點之第一篇），就已經堂而皇之地明言過，他閱讀研究蔣介石日記，是要遵循“胡錦濤同志對現代史研究的相關指示”的，是要為胡錦濤同志提出的“專制和諧理論”盡心賣力的。而胡的思想路線，就集中表現在中共國慶那個突然出現的“毛澤東思想方陣”上，就標舉在胡錦濤一上台就已經喊出的“北韓和古巴在政治上一貫是正確的”倒退政治主張上。而“毛澤東思想方陣和北韓古巴一貫正確”的要害，就是復辟大搞階級和階級鬥爭的毛澤東時代。這在中國大陸，已然是路人皆知。對此，中共學者是心領神會了！也是“緊跟照辦”和“與時俱進”了！雖然他差一點玩砸了！
其二，正因為中共學者還在依據著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來看問題，做研究，閱讀蔣介石的日記，所以，他才會指斥蔣的土改，是“改良”，而不是“革命”。因為，在大陸時，蔣介石不僅搞的只是什麼“二五減租”，而且，“只要地主一叫，他就退回去了”，就是說，連二五減租也乾脆不搞了！
歷史的事實果真是如此嗎？
稍稍有一點近代史常識的人，都知道，自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創建中華民國起，到一九四九年中共奪取大陸江山，其間三十八年，中國的歷史是一個怎樣的狀況。倘使用辛灝年先生的理論來概括之，就是與前歐洲專制國家的民主過渡時期一樣，“正處在革命與復闢、民主和專制之公開的、隱蔽的、反復的、複雜的、甚至是残酷的較量階段”。誠然，這是一個歷史的變亂期。“……舊中國農村遺留下來的問題，一是土地不足分配或分配不均。二是田賦和捐稅過重。三是災荒嚴重。在軍閥控制的地區，捐稅苛重，名目繁多，賦稅種類幾達三十餘種，其中二十六種是附加稅，從而造成農民負擔沉重。至一九三五年，在全國二十二省一千零一縣中，仍有二千萬人流入都市或流落他鄉成為“盲流”……”。再加上自辛亥以來的連年軍閥混戰，中華民國初獲統一後，由新舊軍閥一再發動的叛亂戰爭，和共產黨在蘇俄直接指揮命令下連續地發動農村暴動，“又使農民一直處於最為痛苦的生存境遇之中。如是，一方面中國農民的民生問題不能得到改善與解決，積苦而成患；一方面，則為中共在蘇俄指使下，假“土地革命”的旗號以煽動農民造反，帶來了至為有利的農村社會條件。”
但是，處於外患內憂下的中華民國政府，不是沒有意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也不是不想及時改善與解決中國農民的民生問題，更不是“只要地主一叫”，蔣介石和他的國民政府“就退回去了”。而是﹕
“早在北伐開始前，南方革命政府已在廣東試行二五減租；北伐完成後，國民政府又在湖北、湖南、浙江等省試行二五減租。”均頗有成效。
“一九三零年六月，國民政府頒佈了《土地法》，規定全國人民土地所有權平等；根據地值，賦稅平等；促進耕者有其田，限制大量擁有土地；保護自耕農和保護佃農等。”
“一九三五年四月，國民政府又公佈了《土地法施行法》，共三百九十七條，主要解決‘平均地權和耕者有其田’這兩大方面，獎勵開墾荒地，規定地租不得超過耕地正產物收獲總額的百分之三十七點五即“三七五減租”。地主不得隨意撤佃……在江蘇、浙江和廣東數省，亦推行得頗有成績。
然而，不幸的是，軍閥殘餘的叛亂戰爭，日本帝國對中國東三省的侵略戰爭，和他對長城沿線中國領土以及整個華北地區的戰爭威脅，特別是中共在南方發動的流民暴動和農村武裝割據即建立“俄屬俄式的偽蘇維埃政權”，也就是中共黨史上一再聲稱的所謂“十年內戰”，委實是將本來應該解決的農村問題即農民問題，延宕下來了。
此後，就在軍閥叛亂已靖，中共亂國已殘，中華民國實行漸進式的土地改革，已經迎來了歷史的可能時，又因為日本帝國全面侵華野心的驅使，亦因共產黨為“圖存”而渴望日本帝國早日對中國開打，於是蘆溝橋的那一聲神秘的槍響（註九），終於造成了全面抗日戰爭的爆發，中國絕大多數農民的命運，就此而再一次陷入更加愁慘的境遇之中。
但是，即便是在此後曠日持久的艱苦抗戰中，蔣介石和他的抗戰陪都重慶國民政府，仍然在中國人民抗戰的大後方，而不是在“沒有前方、只有後方”的“日佔區共產黨大後方”，展開了為農民所一心向往的“土地改革”。
“一九八九年，日本“中國現代史研究會”出版了《抗日戰爭與中國民眾》一書。該書稱﹕“重慶政府堅持抗戰，其物質基礎是經濟力量的發展。它實現低息長期貸款政策，大量投資於國家建設，使工業生產持續增長。對農業主要也進行積極的貸款，興辦水利、灌溉、開墾等工程，擴大耕地面積，維持了抗戰的基礎……從抗日的角度來看，重慶政府的經濟政策不是失敗，而是成功的。”
“歷史的事實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蔣介石曾向國民黨五屆九中全會提交了《土地政策戰時實施綱要》，提出了十條綱領，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第三、第四和第五條﹕
“私有土地應由所有人申報地價，照價納稅，稅率起點為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累進至百分之五；為實施戰時之經濟建設或公共設施之需要，得隨時依照規定之報價征收私有土地，其地價之一部分，並由國家發行之土地債券償付之；私有土地之出租者，其地租一樣不能超過報定地價之百分之十；確立農地以歸農民自耕為原則……
“綱要還對‘農地以歸農民自耕為原則’作了進一步闡述，指出在此原則下，“嗣後農地所有權之轉移，其承受人均以能自為耕作之人民為限。不依照前項轉移之農地，或非自耕農之土地，政府得收買之，而轉售於佃農，予以較長之年限，分年攤還地價”。
由是，抗戰期間國民政府“扶植自耕農”之原則得以確立。
“這個綱要，上承孫中山“平均地權”之理想和一九三零年國民政府頒佈的“土地法”，下銜一九四九年後台灣三階段和平土地改革的實踐，雖為戰時，卻走的是從根本上解決土地問題的正確道路。由大陸二十幾位學者攥寫的《國民政府重慶陪都史》一書即稱﹕“戰時後方如重慶北培等扶植自耕農實驗區的建立，已基本上改變了原有的土地關係。朝陽鎮第十九保的九十戶農民當中有七十戶被扶植為自耕農。如一自耕農所言﹕‘扶植自耕農，這是政府對我們所做的最重大的一件事，現在政府無論叫我們做什麼，我們也不會推辭的。’”（所引均出自《誰是新中國》一書）
可以設想的是，辛亥之後，如果沒有袁世凱復辟帝制，張勛復辟滿清，和北洋軍閥“假共和之名義，以行專制之實”，以及由他們的種種倒行逆施所造成的變亂之世，若能秉承著孫中山先生平均地權的理想，則辛亥革命所創建的中華民國，早就會戮力解決土地問題，也早就實現了“平均地權”的理想了。
可以設想的是，自中華民國南京國民政府重建和北伐成功，中華民國初獲統一始，如果沒有蘇俄的蓄意顛覆，日本帝國的長期和瘋狂侵略，軍閥殘餘的迭逞叛亂，中共在全面抗戰爆發前的“十年武裝叛國和武裝割據”，蔣介石和他的中華民國政府早就完成了現代中國的土地改革，實行了平均地權和“耕者有其田”。因為，連中共自己也算過這樣一筆賬﹕就是自1927南京國民政府重建到一九四九年民國南京政府被中共打垮，其間整整二十二年被稱為“國民黨反動派的反動統治”時期，中共向來就稱之為“十年內戰、八年抗戰和四年‘人民解放戰爭’”。也就是說，二十二年，從頭打到尾，如此這般的戰亂時代，又如何讓蔣介石去實行土改呢？
“可以設想的是，如果抗戰勝利後，沒有中共在戰爭的廢墟上為奪取政權所迅疾挑起的那一場殘酷內戰，中國大陸的土地改革勢將與同時期的台灣一樣，也能夠走上一條‘非殺人以奪地’和‘非強迫自耕農為黨耕奴’之正確的土地改革道路。因為國民政府在抗戰時期和內戰失敗退守台灣的歲月裏，在土地問題上都能做到的事情，在全中國真正的和平建設時期，也就一定能夠做得到。”
自辛亥之後直至一九四九年共產黨篡國奪政成功，前蘇俄、前日本、前軍閥殘餘勢力和前中國共產黨，正是他們，才阻擋了中國的進步，阻扼了中國農村的發展，阻滯了現代中國農村土地改革的真正實現和全面實現。並且，正是後來中國共產黨的共產革命勝利，才將中國農民推向了史無前例的黑暗之淵，以殺死農民、逼死農民、餓死農民幾近“五千萬”的“革命實績”，為中國歷史、也為世界歷史留下了“破天荒”的血腥紀錄……
然而，中國共產黨派遣去美國閱讀研究蔣介石日記的作者，居然還有臉面來污蔑大中華民國的領袖蔣介石先生雖然也想進行土地改革，但“只要地主一叫，“他就退回去了”。並且，他居然還要指斥蔣介石先生在土改問題上，“只敢改良，不敢革命”。
難道中國的土改，就只有按照共產黨和毛澤東的辦法，就是砍掉二百萬地主富農的腦袋、逼死餓死成千上萬的中農、貧下中農和才叫作“革命”嗎？並且，也只有按照毛澤東和共產黨的辦法，一定要用土改殺人來建立中國農村專制極權統治的新秩序，然後一俟目的達到，就立即將土地從可憐農民的懷抱中，全部重新槍走，並以所謂“社會主義改造”和“土地國有化”為名，將全中國的土地，盡歸共產黨一黨所擁，直至造成今日之“黨賣國土、民無私田”的貪腐天下，方能饜足嗎？
中共的學者啊，這就是你閱讀蔣介石日記的“輝煌成果”嗎？這就是你閱讀蔣日記的又一個“重大突破”嗎？就是你所找到的“真實的蔣介石”嗎？
至於你說的，什麼蔣介石到台灣之後，只是因為“他與台灣的地主沒有什麼聯係“，所以他在台灣的土地改革就推行下去了。換言之，”只因為台灣的地主與蔣介石沒有什麼聯係，所以，台灣的地主便沒有“叫”，因而，蔣介石也就沒有“退”回去了，所以，台灣的土地改革就推行下去了”，還是台灣的地主好，不需要殺，不是蔣介石土改搞得好。是這樣嗎？你就不覺得自己的閱讀研究成果，竟然是如此的“荒诞不經”嗎？
其三、中共學者因要污蔑蔣介石不是“革命的土改”、而是“改良的土改”，所以，才用“生動”的文學描述手法，將蔣介石形容成“只要地主一叫，蔣就退回去了……”。
可是，據我們所知，那個敢於“殺地主如麻”的毛澤東，卻曾在地主連叫也不沒有叫一下的時候，也曾把他的“革命土改”退回去過，甚至也搞過一段“改良的土改”呢！
《誰是新中國》一書下卷第六章，曾以“中共利用土改以發動農民參加內戰”為標題，記述了中共革命土改和改良土改的交替進行。該書指出﹕“……毛澤東的人海戰術是要以人命來作成他勝利的基礎的。然而，人命何來？答曰﹕從農村中來。”因為斯大林和毛澤東早就相繼宣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戰爭，就是農民戰爭。”（註十）
於是，中共在一九四五年發動內戰之後，毛澤東曾於“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出過“五四指示”，要求各地立即進行土地改革工作，並且一再地命令和告誡他的黨人和軍隊說﹕“三個月的經驗證明，凡堅決地迅速地執行了中央五月四日指示，深入和徹底地解決了土地問題的地方，農民即和我黨我軍站在一道反對蔣軍進攻，凡對五四指示執行得不堅決……，農民即站在觀望地位。各地必須在今後幾個月內，不論戰爭如何忙，都要堅決地領導農民解決土地問題。”――毛澤東就是用這種“革命的土改”的辦法，獲得了“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農民戰爭”的廣大兵源。
該書同時指出﹕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日，毛澤東又曾明確指示說﹕“在農村中，一方面應堅定地解決土地問題，緊緊地依靠貧農、僱農、團結中農；另一方面，在進行解決土地問題時，應將一般富農、中小地主分子和漢奸、豪紳、惡霸分子，加以區別……在一切土地問題已經解決的地方，除少數反動分子外，應對整個地主階級取緩和態度。……借以減少敵對分子。”29――毛澤東又是用這種暫時的“改良土改”的辦法，削弱了整個地主階級對他發動內戰的抵抗。
於是該書指出﹕由是，毛澤東既解決了發動農民戰爭打內戰的兵源問題，又解決了地主富農對中共發動內戰“必然要進行破壞”的問題，中共意在打江山的這一場農民戰爭，也就勝券在握了。然而，參加了和支持了中共發動內戰的中國農民，他們究竟得到了什麼呢？那些因中共要打內戰才“欣遇”過中共“緩和態度”的地主富農們，命運又將如何呢？前者以其成為共產農奴和被餓死數千萬人命的歷史命運，作了最為痛切的回答；後者則於轉瞬之間便被鎮壓了二百餘萬的歷史慘劇，為毛澤東和中共在中國大陸全面復辟和建立專制極權統治，而作成了最早的一批慘死者和犧牲品。
這就是中共學者至今仍在“醉心”的“革命的土改”嗎？
依我們看，還是蔣介石的所謂“改良的土改”好。而且它才真正是“革命”的，因為它雖然用的不是共產黨那種“殺人奪地”的辦法，卻徹底了改變了土地制度，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台灣的經濟發展就與此大有關係”，連中共學者也如此承認說。反之，共產黨的“革命式土改”，非但血流成河，其結果卻是更大的掠奪和兼併，直至今天，它給中國大陸億萬農民所制造的血腥和痛苦，豈能夠以一語“罊竹難書”便能了之的！（待續）
註釋：
註八：參閱辛灝年《誰是新中國》下卷第七章兼論：“專制改良、民主改良和革命與改良的應有關係”。
註九：辛灝年《誰是新中國》上卷第六章注2，第363頁。
註十：辛灝年《誰是新中國》下卷第二章第三節。
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8年5月出版。編者注）
（轉自《黃花崗雜誌》第3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