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文】最後的侮辱-蔣介石日記揭谜（四）

北京時間：2011-01-02 08:08

【新唐人2011年1月2日訊】

【黄花岗杂志編者按】雖然自蔣介石日記在美國開放閱讀以來，共產黨學者和國民黨學者猶如“趕集”似地穿梭在大陸、台灣和美國各地，他們的閱讀研究成果，更能夠在大陸和台灣通行無阻。但是，這篇文章，目前無論是在大陸和台灣都不能發表。本刊囿於這一實情，決定自本期起予以連載，請海內外的讀者給予關注。

作者：安長林童瀟竹

第二篇《採訪錄》評點（上）（1）

標題﹕×××：看清蔣介石真面目的人
蔣早年好色孤僻

（2006-11-2300:47:34來源:南方人物週刊）　

點評﹕

這是中共著名權威學者第一個“被邀請”到美國閱讀蔣介石日記期間，第一次接受親共報紙採訪時，所披露的第一個重大閱讀成果。這一首創的閱讀成果，如前評所述，曾在海外引起讀者嘩然，更引起大陸中共報刊的“熱烈響應”。于是，在美的國民黨學者連忙接受同一家報紙採訪，是為婉曲地以正視聽；于是，“學者”一回國，就立即接受了國內眾多黨媒的採訪，南方人物週刊只是其中一家。該專訪發表後，在國內影響之大，流傳之廣，只需略在網站搜尋，便能夠一目了然﹕它也是“第一”。

中共的第一個目的即企圖“公正地丑化蔣介石”的目的，似乎達到了。

採訪錄

從中學校園到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用了18年；由人民教師變成歷史學家，×××差不多用了30年。如今，擁有中國社科院學術諮詢委員會委員、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等諸多身份的×××，因為長期研究蔣介石而廣為人知。作為一名歷史學家，70歲的×××說一旦發現新的史料，他就會興奮。2006年3月31日，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正式對外公開蔣介石1917年到1931年的日記原件，在此之前，×××和他的同事早早地在附近租房而居，等著查看這些重要的歷史資料。如今已經回到北京的×××，經常會接待關於這些日記的諮詢和訪問。鑒於他的研究和掌握的各種資訊比較完全，×××可能是國內目前能看清蔣介石真面目的人之一。

點評﹕

這位中共學者所已經擁有的名譽地位，我們就不評說了。因為在我們的中國大陸，人人都知道﹕歷來，中共的專制體制都實行的是“逆向淘汰”，能夠在這個專制體制內扶搖直上、爬得很高、鬧的很響的人物，都是與這個萬惡和骯髒的專制體制有著洗不清干係的，特別是混跡官場、從事社會科學研究、或從事文藝創作事業的人群。自然，還要加上今日那些渾身浸透著“銅臭味”、甚至是“血腥味”的海內外生意人……。其中，即便有幾個靠真本事的，趕上機運、碰了巧的，或僅僅是被統戰的，也被拉了上去，混了上去，只要他還想著要立身正派，那就不得久，遲早要被打下來，或乾脆自己走人。至於一些“乖乖”的角色，倒是也有可能保持住已經獲得的名譽地位。當然，這不同於那個想“上鏡頭”，便要與導演“潛規則”一番的演藝界，那是不能公開的；這可是屬於“明規則”，六十年如一日地傳承發展下來的；是“拿得出手”的，是“可以招搖”的，甚至是可以“大言不慚”的。因為，在他們的背後，有“赤黨”在支撐著他們。

所以，這位中共專制體制內的，著名的和權威的學者，竟然就成了當今中國“第一個看清了蔣介石真面目的人”，也就不奇怪了。因為，他根據黨的需要，萬里迢迢赴美國閱讀蔣介石日記，所公開的第一個重大成果，就是發現了“蔣早年好色孤僻”和“年輕嫖妓”，並且迫不及待地將此抖落了開來，如我們在前評已經說到的那樣。這不僅符合黨的要求，而且有助於黨的事業，特別是在眼下，大陸民間都在“頌蔣”的當口，這可正是共產黨所需要的。因為，首先從“生活作風”上把一個人搞臭，是共產黨整人和害人的“一大法寶”。在這方面，蔣介石吃共產黨的虧，已經不可計數。由共產黨廳級官員严庆澍――筆名唐人所“創作”的《金陵春夢》，便是最丑惡的一例。

雖然，用這位中共學者的話來說，蔣介石記日記是給自己看的，不是給別人看的，但現在卻“光明正大”地給中共學者們看了。于是，蔣介石的“丑惡嘴臉”也就被公開亮相了。殊不知，蔣介石畢竟是蔣介石，“年輕嫖妓”是他自己寫在日記里責罵自己的，既未文過，更未飾非，還不毀掉，甚至要傳諸子孫，以為後人鑒。今日更已為他的後人所公開。其人格之偉大，律己之嚴格，和坦誠之真性情，又豈止是一個區區中共學者的陰暗心理所能明白的。就不說年輕的蔣介石雖然嫖妓，卻能夠於日記中律己，覺今是而昨非；毛澤東不管什麼女人都玩，玩了一輩子，甚至玩到老，玩到死，越玩越有興致，越玩花樣越多，並且國人盡知。然而，我們今日非但看不到他一篇自慚自愧的日記，看不到他的黨所應有的一丁點慚愧，相反，那些當年被他玩弄了的“黨的女兒”們，至今還在招搖過市，甚至還走在當今共產黨的紅地毯上，公開懷念曾經玩弄了她們的偉大領袖，如張玉鳳這樣當年的有夫之婦們……。希望中共著名的和權威的學者們，也能夠好好研究一下這個曠世無有的骯髒的“紅太陽”，也成為“第一個看清毛澤東真面目的人”，更能將毛與蔣作出一番“天地之差”的比較來。沒有比較，焉能知優劣？

採訪錄﹕

蔣介石日記的真實性很高

人物週刊：在你看過這些蔣介石的日記後，你覺得其內容的真實性如何？

×××：我認為蔣的日記有比較高的真實性。日記有許多種，一種是為了寫給別人看的。寫的時候他就想，我要出版，我要讓你看，我要讓你知道我的偉大，這是一種。

另外一種主要是寫給自己看的，是自己用的，蔣的日記主要是寫給自己用、自己看的。

為什麼？蔣寫日記有兩個目的，一個是進行自我道德修養，蔣介石這個人年輕時毛病很多。我總結了他早年性格上的五大壞毛病，第一好色，第二多疑，第三暴躁，第四任性，第五孤僻。但他又是一個道學家，他要進行自我道德修養，他想做“中華民國的模範”。他用什麼辦法來克服自己性格上的毛病呢，他就要記日記，進行反省。

第二個目的是總結他本人治黨、治軍、治國的經驗。有人說蔣寫日記是為了自我表現，這種說法首先違背一個基本知識，就是蔣的日記在生前並沒有公佈。一直到2006年，而且是經過很多周折後才公佈的。

另外，他的日記裏有好多個人隱私，對誰都罵，例如，對朋友，對親戚，對同僚，他都罵。那都是不適合公佈的。當然我這麼講，不是說蔣的日記任何假話都沒有，他把自己說得好一點、美一點，在對列強的關係上慷慨激昂一點，也是有的。但是，從總體看，蔣的日記有比較高的真實性，因此也有比較高的史料價值。這項資料不可不用，如果不用的話，對研究中國近代史是一個很大的損失。

點評﹕

中共學者在這裏似乎又顯得十分地“公正”了。但他的包藏禍心，卻又是昭然若揭。

他首先肯定了蔣介石日記的真實性，甚至是很高的真實性。因為，惟有有了真實性，才有可信性。半個多世紀以來，在對蔣介石的評價上，由共產黨所製造、所煽情的虛假謊言和惡毒咒罵，實已是汗牛充棟，而且已經和正在為人民所看穿。因為人民所經歷的苦難，已經讓人民知道，罵他的“共產黨和大小毛澤東們”也太不是個東西了！所以，今日，惟有由“學者”來說明蔣介石的日記具有很高的真實性，才能夠獲得當今中國讀者的認同。更何況“由蔣介石日記所暴露出來的，蔣的弱點、毛病和令人厭惡的地方，又那末多”，若不利用，便實在是“對研究中國近代史的一個很大損失”！

同時，誠如中共學者自己所標榜的那樣，公正是建立在對自己研究對象“好和惡”兩個方面的克制上。這才是公正性之所由來的主觀根據。也就是說，惟有克制了自身對研究對象的“好惡”，才能有公正的研究態度，也才能有公正的研究方法，直至獲得公正的研究成果。但是，作為一個中共學者，他的難處卻在於，當他受命對本黨一位“宿敵和死敵”進行“公正地研究”時，正值人民長期和痛苦反思的成果，已經和正在推翻共產黨對蔣介石的長期誣蔑和栽髒。中共學者於此時此刻，雖然在口口聲聲地標榜著所謂的公正，卻既不能“公正”到與人民的反思成果“同流合污”，又不能“公正”到違背共產黨的反蔣原則，更不能“公正”到超越共產黨利用蔣對台灣國民黨實行統戰的底限，特別是不能忘記共產黨要他第一個赴美閱讀蔣介石日記的“任務”，便是要他“公正地否定蔣介石”。因為，“公正”只是手段，“否定”才是目的。所以，他才急於要表現自己對蔣介石的厭惡感情，力圖表現他對研究對象蔣介石其人的公然鄙薄之心，以保有黨對他的信任，以達成黨交給他的陰謀使命。所以，中共學者才會在剛剛閱讀了蔣介石的一部份日記之後，便立即“總結”出蔣介石早年就有五個令人生厭的壞毛病――“好色，多疑，暴躁，任性，孤僻”，可謂一無是處，並且絕不承認年輕的蔣介石還有太多值得稱道的優點，特別是他的好學、誠實、正直、勇敢、義氣、智慧和充滿著強烈的愛國精神。蔣在日記裏不僅誠實地紀下了自己年輕時嫖妓的故事，而且還紀錄下了自己志在克服嫖妓過程中的內心沖突，還能夠說他不誠實嗎？蔣在軍校的課堂上，對侮辱自己祖國的日本教官所給予的當場反擊，還能夠說他不愛國和沒有智慧嗎？（註1）。蔣在辛亥元勛陳其美被袁世凱派人暗殺之後竟然連親友都不敢為他收尸之時，雖然他自己正在遭袁通輯，卻不顧一切地獨自一人前去為陳斂尸埋葬，還能夠說他不義氣、不勇敢嗎？人人年輕時都會有缺點，也有優點，蔣也一樣。但是，蔣介石年輕時的這些優秀品質，當真就能夠為中共學者所一筆勾銷、一口咬盡嗎？這象是中共學者口口聲聲所標榜的“公正”之為嗎？此其一。

其二，中共學者雖然說蔣介石日記具有很高的真實性，十分的可信，是寫給他自己看的，但舉出的例子，卻是蔣介石在日記裏面“什麼人都罵”，而絕不說蔣介石待人之講道德、講真誠、講仁義、特別是講求傳統的“恕道”。蔣對那些曾屢屢背叛了他和國民革命事業者，諸如李宗仁、馮玉詳、閻錫山等人的一再寬恕和寬容――甚至包括共產黨在內，便是明證。雖然這些美德嚴重地影響了他、甚至是國民革命事業的成敗，直至鑄成過大錯，但這種為人的美德卻貫穿在他的一生當中。若要將他與”懷仇必報“，“無仇也報”，即便是對自己的親密戰友們，都要“置之于死地而後快”的毛澤東相比，何止是天差地別！

其三，中共學者雖然一邊聲稱蔣介石的日記確實是寫給自己看的，一方面卻又在“輕描淡寫”地指斥蔣介石在自己的日記裏面，“把自己說得好一點、美一點，在對列強的關係上慷慨激昂一點，也是有的……”，意在反指蔣介石日記對自己的夸張和不實，使所謂“日記有很高的真實性”成了虛話，並且絕不說蔣介石自年輕時起，就對列強充滿憎恨，就對要瓜分我中國，欺侮我中國，和企圖以革命的名義來“染指我中國”的大大小小列強――不論他是資本主義的，還是號稱社會主義的，他非但都憎恨不已，而且身體力行地堅決反對之，直至親自領導“清黨”、北伐和抗戰，粉碎了蘇俄和日本都要亡我中國的欲望和野心……。對此，中共學者為什麼就不能也“輕描淡寫”一番呢？他當然不會。

其四，長期以來，由於中共的淫威無所不及，所以，在中共的教科書里，在中國大陸所有近代史的著述裏，哪怕是近年來志在反思歷史和為“還原蔣介石”而寫作的一些著述中，那些中共的御用學者們，為了表達他們對國民黨蔣介石反動派的厭惡和仇恨；我們當中一些可憐的近代史研究者們，為了能夠為蔣介石釐平些許冤屈；也就是說，不論各自的動機和出發點如何，只要是在說蔣介石，在寫蔣介石，用的即便不是義憤填鷹的批判高調，就是壓抑嘲諷式的贊譽文筆。近年來，在敘述蔣介石的功績時，調侃更成風氣。這當然是共產黨統治時代的特有文風，既因拍馬文人要表現自己的鮮明反蔣立場而來，又為可憐文人的提心吊膽所致。然而，這位中共學者，惟因他是一位標榜公正的學者，又要“與時俱進”，所以，他雖未採用過時的批蔣高調，亦未取用故作嘲諷的口氣，而是用的一種陰沉和輕蔑的“冷調”。是的，他必須如此。因為他必須在評價蔣介石時，用這種陰冷的調門，才能表示他與蔣介石的界限是如何地清楚，才能夠表明自己與本黨是如何地在保持著一致，才能在讀者的心頭輕輕吹起那一片揮之難去的陰霾，所謂“吹陰風，點鬼火”――首先在感情上讓那些正在熱中為蔣介石平冤，甚至歌頌蔣介石是“民族英雄”的人們，特別是長期以來飽受共產黨欺騙誤導而尚未清醒的人們，對蔣介石重新產生疑問甚至反感，為反撲直至撲滅人民“還原蔣介石”的成果，做好負面感情的準備。這位中共學者的把戲，實在是玩得太過了些。雖然，他玩得太過份的把戲，還在後面。

採訪錄﹕

人物週刊：這次公佈的部分日記，史料價值在哪里？

×××：最大的價值就是比較完整，你可以比較全面地瞭解蔣某年、某月、某日做了哪些事。另外就是原汁原味。

點評﹕

乍一看上去，中共學者說得似乎並沒有錯。問題是在他恰恰利用了現在共產黨還絕不允許蔣介石日記在大陸真正開放和全面開放，才要強調由他們所“倒賣”的蔣介石日記，乃是“原汁原味”。這就不僅為他們要用陰謀的手段，企圖肢解蔣介石日記的“完整”性；甚至為他們要以陰險的謀略，將蔣介石日記“重新調味”，帶來了絕佳的機遇。謂予不信，且看下面中共學者因閱讀蔣介石日記而獲得的“重大突破”吧。

採訪錄﹕

人物週刊：對於你們的研究有那些突破？

×××：我給你講個例子。以前史學界都這麼講，日本1931年9月18日進攻瀋陽北大營時蔣介石下令不抵抗，所以把東北全丟了，歷史學家都這麼說。但是張學良去世之前，他回答訪問者的提問時說，不抵抗是我張學良自己決定的，跟蔣介石沒有關係。我看了日記以後發現，這個“不抵抗主義”的發明權還是蔣介石，時間不是1931年，而是1928年。那一年，蔣介石率兵北伐，打張作霖，但是日本出兵濟南，不讓蔣北伐，蔣的日記裏邊清清楚楚地寫了七個字，對日軍“決議不抵抗主義”。

點評﹕

中共學者在這里看上去雖然也是輕描淡寫，實際上卻是處心積慮地將蔣介石的日記“肢解”了，“變味”了。因為，他採用“只言其表、不言其里”即惘顧事實的行為，特別是“狸貓換太子”的手段，也就是學者們說的“偷換概念”的方法――說穿了，就是用共產黨慣用的“陰謀史學”，要將蔣介石重新“定性”為“不抵抗”的歷史重罪，妄圖將人民痛苦反思的重大成就，特別是張學良晚年因良心發現而道出的歷史事實――蔣介石面臨日本對我發動的侵略戰爭――“是抵抗、而絕不是不抵抗”，重新一筆勾銷。藉以顛覆人民為“還原蔣介石”所已經獲得的重大反思成果；藉以維係共產黨七十年來為蔣介石“定性”的“原罪”；藉以證明蔣介石確有“不抵抗”之罪，而共產黨長期指罵蔣介石“不抵抗”完全沒有錯。甚至由此而妄圖進一步達成重新否定蔣介石領導和堅持長期抗戰。中共及其御用學者意在利用蔣介石日記開放的目的及其陰謀手段，算是被這位中共學者的“陰險學術行為”全然地自我揭穿了。

顯然，這不僅已經是我們需要重點點評的“閱讀成果”，而且成為我們必須予以“深入辨析”的“歷史內容”。

第一、中共學者企圖以“狸貓換太子”的手段，對蔣介石策劃一樁至關重要的歷史“再翻案”。

首先，中共學者開口就說﹕“以前史學界都這麼講，日本1931年9月18日進攻瀋陽北大營時蔣介石下令不抵抗，所以把東北全丟了，歷史學家都這麼說。”

緊接著，他說﹕“但是張學良去世之前，他回答訪問者的提問時說，不抵抗是我張學良自己決定的，跟蔣介石沒有關係。”

然後，中共學者終於說﹕“我看了日記以後發現，這個‘不抵抗主義’的發明權還是蔣介石，時間不是1931年，而是1928年。那一年，蔣介石率兵北伐，打張作霖，但是日本出兵濟南，不讓蔣北伐，蔣的日記裏邊清清楚楚地寫了七個字，對日軍“決議不抵抗主義”。

中共學者對記者特別強調，這是他赴美閱讀蔣介石日記的“重大突破”。

顯然，中共學者在這里用的是三段論法，運用的是馬克思主義的所謂“否定之否定規律”。

那麼，中共學者究竟意欲何為？

其一是一再強調“所有的歷史學家曾經都說蔣介石不抵抗”。但中共學者絕不說這個“所有的歷史學家”，乃是“哪一家、哪一黨、哪一派”的所有歷史學家。因為在這個世界上，從來就沒有出現過“不分黨派的所有歷史學家”全都說過蔣介石“不抵抗”這樣一個“歷史研究現象”。至少很多國民黨的歷史學家和了解真相的民國歷史學家們，就不會、也沒有這麼說。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的大陸歷史學家中，不想這麼說的人也是大有人在，只是“不敢公開說蔣介石不是不抵抗”而已。所以，歷史的事實是，惟“所有的共產黨歷史學家”，才全都說過蔣介石是“不抵抗”，這才是歷史的本相。中共學者撒了大謊了。

其二是道出張學良在去世之前否認了“蔣介石在九一八事件發生時曾命令他不抵抗”。但中共學者顯然對張學良在“去世前為蔣介石不抵抗平反”，不置可否。因為，首先是他不願、不能、也不敢肯定張學良的良心發現。所以他在此不置一評。更重要的卻是，之所以端出張學良，是為了在下面拿出鐵證來否定張學良。因為張學良的“良心發現”，對中共及其整個御用史學界不啻是一場大地震，對中國大陸民間歷史反思運動更是一次巨大的推動，因而，對中共才是一場大麻煩，危害實在是太大。中共學者立功的時候到了！

其三是中共學者終於說出“不抵抗主義的發明權還是蔣介石”，因為蔣曾在一九二八年的日記裏面說過，對日軍“決議不抵抗主義”。中共學者在前面雖然絕不肯定張學良的“否定”，甚至也沒有立即否定張學良的“良心發現”，但在這里，他卻以一種終於抓到“鐵證”的心態，立即用蔣介石自己的日記對張學良進行了“再否定”。因為，也只有蔣介石自己的話，才能否定張學良的所謂良心發現！中共學者“既用張學良張網、又對蔣介石捕魚”的手段，真是“心思用盡，高明以極”。這就是他對記者說的，他閱讀蔣介石日記的“重大突破”，就是突破了張學良說的“蔣介石沒有命令他不抵抗”。他的理由是﹕蔣介石早在一九二八年就已經發明了“對日不抵抗主義”！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其四是中共學者意欲“狸貓換太子”。因為就算是一九二八年蔣介石確曾說過對日本不抵抗，是否就可以因此而肯定蔣介石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時，便一定會下令對日本不抵抗呢？對此，中共學者不著一言。之所以如此，那是因為他的目的，就是要使用“狸貓換太子”的謀略，意指﹕“蔣介石既然在一九二八年就下令對日本不抵抗了，就發明了對日本不抵抗了，那麼，他還會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時，下令對日本抵抗嗎？”因為“不抵抗主義原來就是蔣介石發明的嘛！”、“發明”就是為了“運用”嘛！

中共學者正是試圖利用這種“偷梁換柱”即“偷換概念”的手法，來暗指蔣介石還是不抵抗，來否定張學良的良心發現，來完成對蔣介石不抵抗的“否定之否定”，雖然他不作說明，而是“用事實來說話”，並且“剛開了頭，就煞了尾”，留下無窮的意味，讓讀者去感受，去猜想，去和他一起來否定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時，蔣介石沒有命令過不抵抗的真實歷史，特別是否定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之後十四年（1931－1945）中，蔣介石“是抵抗――而絕不是不抵抗”的血寫歷史。雖然這段歷史，他早已不得不公開地承認過。然而，在這裏，卻陰謀地留下了再否定的張本。中共歷來將“光明的一手”和“黑暗的一手”並舉的把戲，已然為這位中共學者把玩得爐火純青。中共學者終於以“再否定”，實現了一次“再翻案”；就是對張學良死前的“胡言亂語”所造成的“大翻案”，進行了“再翻案”，並自稱是閱蔣日記的“重大突破”。雖然最終他肯定翻不成，也突破不了，依然是“落花流水”而已，但黨交給他閱讀蔣介石日記的歷史性使命――“公正地否定蔣介石”，眼下他算是達成了。當然是“大功”一件！

第二、一九二八年五月的“濟南五三慘案”和蔣介石於領導二次北伐勝利進軍中對日本採取所謂“不抵抗”的來龍去脈。

中共學者的陰騺即在於﹕他只想公佈自己閱讀蔣介石日記的“成果”﹕一是公然指出蔣介石就是對日本採取不抵抗主義的發明人，二是明確指責蔣介石在一九二八年就已經對日軍採取“不抵抗主義”，三是陰謀指斥張學良因“良心發現”而否認蔣介石曾命令他不抵抗，不過是他死前的“胡言亂語”而已……。

但是，中共學者絕不說﹕一九二八年，蔣介石在領導二次北伐的勝利進軍途中，中日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件？在這一事件中，蔣介石對日軍採取不抵抗主義，是由衷還是被迫？是正確還是錯失？是符合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還是違背甚至出賣了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再就是，這一事件是怎樣發生的？過程如何？蔣介石在處理這一事件的前後過程中，在對日本決定採取不抵抗主義的策略時，還有沒有其他的資料或他自己的日記，可資證明他之所以採取不抵抗的原因，是否為“痛中之忍”和“不得不忍”？還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對這一事件，蔣介石採取不抵抗主義的結果究竟是好還是壞？

顯然，這個著名的和權威的中共歷史學者，這個已經赴美“讀飽”了蔣介石日記的中共御用學者，這個在當今世界上被中共媒體稱做“第一個看清楚了蔣介石真面目的人”，這個口口聲聲都在標榜著要“公正”和要用“事實”來說話的中共歷史學家，對這一切，似乎都沒有興趣，更不說要加以研究，除卻那一句日本“不讓蔣北伐”以外，完全不置一詞。

但是，中共學者不說，我們說。因為，中國大陸民間二十餘年痛苦歷史反思的成就，已經能夠讓我們將這一切說清楚、道明白了。

其一、蔣介石的對日判斷和對日態度――我們也以蔣介石日記為證。

中國大陸民間歷史反思的成果告訴我們，蔣介石於一九二六年初夏開始領導中國國民革命軍北伐，不逾半載，就解放了南半個中國。要不是共產黨在前蘇俄的命令下，公開背叛北伐，公然背叛中國國民革命，並蓄意制造國民黨內部的分裂（見下文），逼迫蔣介石下野，則北伐定當早已完成。然而，北伐打倒軍閥，統一中華民國，乃是當時中國的民心所向，蔣介石和堅定的中國國民黨人，終於克服了國民革命鎮營內部的分裂，團結一心地開始了第二次北伐即﹕渡江北上，迅疾消滅北方軍閥以克定舊都，儘速完成中華民國的共和統一大業。

當時，北方軍閥雖然早已聞風而喪膽，但驕橫跋滬的日本帝國，蓋因為段祺瑞北洋政府的敗行，而於一九一八年獲得了在中國東北駐軍的權力（註2）；一九一九年之後，又因強行取代了德國在中國山東的利益（註3），因而擴張了他企圖控制中國華北的野心。所以，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和中國共和統一的進程，則勢必徹底破碎他企圖獨霸華北進而殖民中國的迷夢。因此，在一期北伐末期，中國國民革命軍渡江北伐時，他就曾以“保護日僑”為名義，出兵干涉；待蔣介石領導的二期北伐開始橫掃北方軍閥之時，日本又決心要為難蔣介石，阻撓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蔣總統秘錄》一書就曾記載說﹕“第二期北伐，在軍事上已經勝算在握；然而值得擔心的，則是只要得到一點可乘之隙就會出之以干涉行動的列強動向。尤其是行將成為二次北伐戰場的山東至華北一帶，是日本極力擴張其勢力的地區，日本為了維護他的權益，和張作霖、張宗昌、孫傳芳等軍閥勾結，並給予援助，已是舉世周知的。而且，在上一年革命軍北上進擊時，田中義一就曾出兵到濟南，且是第一次出兵山東，公然有過意圖阻止北伐的表現。”（註4）。

所以，二次北伐戰幕拉開前，蔣介石就有“日本有可能阻礙中國國民革命軍北伐統一中國”的思想準備，並一再勸戒日本政府反省對華政策﹕

一是早在一九二七年蔣介石訪日會見日首相田中義一時，就曾直率地告誡日本說﹕“勿再以為中國革命成功，其東亞地位動搖”；“勿再利用中國南北分裂，從中操縱”；勿再“利用（中國）無知軍閥，壓制（中國）民眾”。（註5）蔣並於是年十月二十三日發表“告日本國民書”，要求“日本方面對辛亥以來的對華政策有所反省”。

二是在二期北伐就要開始之前，1928年3月6日，蔣介石在招待日本新聞記者晚餐會演說時曾謂﹕“……我國民革命軍之對外政策，全在革命立場上以國家利益為主。苟有利於我國民革命，不妨害我國家主權，無論如何，其經濟上及其民族國家之利益，吾人必尊重之、承認之。吾人之所以反對帝國主義者，以其對我中國之施行壓迫及侵略故耳！日本與我中國關係最深，與我國民黨交誼最久，故吾人確信在友邦中必最能諒解我中國國民革命之意義，而不願加以妨害，且惟願其早日成功也……

“此次繼續北伐，實為我中華民族爭生死存亡之舉。……日本與我國唇齒相依，休戚與共，故我最信日本國民對於我之北伐，不特不加阻害，且必進而樂觀我之成功。……於是乎亞洲之幸福可保，世界之和平有望，尚望諸君為我轉達於日本國民與政府。”

蔣介石苦心孤詣，由此可知。

一九二八年四月七日，國民黨中央發表北伐宣言，蔣介石對各軍下達動員令﹕第一集團軍沿津浦鐵路，第二集團軍沿京漢鐵路，第三集團軍沿正太鐵路，各集團軍分途北伐，其戰績之輝煌，進軍之迅速，舉世而矚目。

然而，“果然不出所料，日本再次出兵前來。”

據日本資料﹕日本出兵的方針，早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日的閣議中已經做了決定，出兵的公開理由，仍與上年一樣，是為了“保護僑民”，還藉口“因為共產黨分子混雜在國民革命軍之中，在治安上不能使人安心”，當時濟南商埠居住日本僑民2200人。（註6）

四月十六日，駐濟南陸軍武官酒井隆少校呈請參謀總長鈴木莊六出兵；同時，青島總領事藤田榮介和代理濟南總領事西田耕一也向本國陳述﹕“出兵時期，業已到來。”（註7）

四月二十日夜晚，日自天津駐軍抽調三個中隊計460人，為先遣部隊開進濟南；同時命令駐扎日本本土熊本縣的第六師團出兵中國。

為此﹕蔣介石四月二十日《日記》記曰﹕

“日本蓄意侵略，逆敵存心賣國，兩相勾結，抵死掙扎。聞日本第二艦隊軍艦二十二艘於一日午後五時到達青島；十一日，日本田中首相告誡全國，謹防外來之危險主義；十七日，日本閣議，決派陸戰隊赴青島，必要時開濟南；十八日，日本公然出兵；十九日，日軍由青島入魯；今日，日兵已開濟南。”

蔣二十日日記又記曰﹕“……又聞今日日本議會討論出兵增加預算，田中恐嚇議會――如不通過該案，則再解散議會。嗚呼！天下有強權無公理若是。”

蔣二十日日記再記曰﹕“若北伐被阻，竟至半途而廢，則黨國前途何堪設想？然吾一以忍辱負重，苦幹硬幹到底，至於成敗利鈍，聽之而已！”

蔣為了“痛中之忍”，更為了激勵自己“痛中能忍”，還在四月二十日日記後面引用了十九世紀沙皇俄國侵略我國新疆時，左宗棠說過的一番話，決心以一個忍字，即“心之頭上一把刀”，以求先完成北伐，再與日人算賬。其記曰﹕“左謂﹕‘欲杜俄人狡謀，不必先定回部。’又謂﹕‘彼俄人方思逞，則宜收斂困嗇，以收節短勢險之效果。越勾踐於吳，先屈意下之；漢文於南粵，卑詞畏之。――反弱為強，拙以求伸，此智謀之士之優為，黃老之術所以通於兵也。’古云﹕‘聖人將動，必有愚色；圖自強者，必不輕試其鋒，不其然乎！’

“文襄之卓見如此，此其所以能有成歟！

“嗚呼，今日之日本，其侵略毒謀更甚於昔日之俄人也！”

蔣介石為完成北伐統一共和中國的進步大業，已然決心忍字當頭，這便是他後來在日人製造濟南五三慘案時，之所以決策“暫不抵抗”和“繞道北伐”的思想基礎。

其二、日軍蠻橫阻撓中國國民革命軍北伐和蔣介石決持“痛中之忍”――我們還以蔣介石日記為證。

在得知日本政府又要出兵阻我國民革命軍二期北伐時，因一期北伐成功而重建的中華民國南京政府於四月二十一日即令外交部長黃郛具名，就日人企圖阻撓我二期北伐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議稱﹕“去年五月間，貴國日本突有出兵山東之舉，本政府以貴國此種舉動，實屬侵害我國領土主權，違背國際公法，當經本部電達貴國大臣抗議在案。……乃貴國政府……又有出兵山東之議……不獨公法條約蹂躪殆盡，更恐因此釀成意外，責將誰歸？”

南京國民政府在對日本政府表示抗議之同時，又派張群赴日交涉。然而，日本政府居然避而不談，置之不理。

四月二十八日，我國民革命軍挺進到濟南附近，遂切斷已經歸還中國的膠濟鐵路。對此，日軍竟然在我國土上向我提出強硬抗議，其第六師團長福田彥助也準備將他的師團司令部由青島移到濟南。

五月一日九時，中國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進入濟南城，城門高懸“國民革命成功萬歲”的大幅橫布標語。家家都掛出青天白日旗，歡迎國民革命軍。但國民革命軍見到的，卻是由日軍協助軍閥張宗昌所建立的強固塹壕堡壘。

五月二日上午，中國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兼第一集團軍總司令蔣介石亦進駐濟南。總司令部設於城內原山東督署辦公室。

兩小時後，日第六師團長福田彥助率領第六師團主力抵達濟南，其司令部設於靠近西門外的商埠地區。於是，日軍三千人侵佔商埠，更到處張貼“未經許可而接近日本守備區域者，斷然取締”，“如進入日軍區域，會招致重大不祥事件”等挑撥性標語，並且立即殺害了三個中國人。

顯然易見的是，中國的一個主要都市不僅被日軍佔領，並且出現如此令人深感屈辱的情形，自然會使國民革命軍官兵大為激憤，許多官兵高呼“不惜一戰”。但是，蔣為了北伐成功，決行“痛中之忍”，故而禁止革命軍官兵開槍和接近日人地區，以避免沖突。

五月二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犯而不校，聖賢所尚；小不忍耐則亂大謀，聖賢所戒。慎之！勉之！”

他必須痛苦地克制著自己，因為他是主帥。因為他明白他和他的國民革命軍首先需要達成的，乃是“竟北伐之全功”！

其三、日軍公然製造駭人聽聞的濟南五﹒三慘案和蔣介石於“臥薪嘗膽”中的“睿智決策”──我們續以蔣介石日記及蔣之“誓雪五﹒三國恥”為證。

面對日軍已經公然挑釁，我國民革命軍方面乃通過日本派駐濟南總領事西田井一向日軍提出撤兵，及“開放商埠要求”，但福田拒絕，卻同意漏夜撤除防御工事，但其意乃在“反而增加兩軍接觸的可能性”，甚至造成製造沖突的機會。（註8）

五月三日，日駐濟南總領事西田拜會蔣，竭盡敷衍之詞，卻在離開後不到十五分鐘，“槍聲猶變響了起來”。原來是國民革命軍第四十軍（軍長賀耀祖）所屬兵士一人生病，被戰友送到城外商埠區的基督教醫院，醫院對面就是我國外交部山東交涉署。但是，日軍非但阻撓我生病士兵入院治療，而且突然開槍，當場擊斃我一軍人和一夫役，其餘的人僥幸逃入醫院，日軍則將醫院包圍，用機關槍亂射，一經點燃戰火，便在全市展開槍擊。

濟南慘案於此勃發。

對此，蔣在一九二九年四月親自攥寫的“誓雪五﹒三國恥”中如此記敘道﹕“當時，我就命令各師長，各自約束部隊，無令不許外出，避免與日軍沖突”……我一方面通知福田司令官，說我已經命令我們所有濟南城外的軍隊於下午五時以前一律離開濟南；同時，請他也約束日本軍隊不要再亂放槍炮，傷害我們的人民……已將近黃昏，但槍炮之聲仍然沒有停息。……這自然是日本軍隊要想擴大事態，故意亂放槍炮，使我們的人民感受威脅恐慌；而他（福田）卻說是我們軍隊發射的，還假意地要求我們派人去開會。”

由是，蔣決定於五月三日晚上十二點鐘，由日我雙方派代表赴一個中心地點――津浦鐵路辦公室進行交涉。我軍代表是熊式輝。日軍代表為參謀長黑田周一。日軍所提出的條件是﹕一、凡濟南商埠（在城外）街道，不許中國官兵通過；膠濟路（青島至濟南）、津浦路（天津―濟南―浦口）不許中國運兵；中國軍隊一律退離濟南二十里之外。日軍一邊強迫熊式輝接受條件，一邊每兩分鐘發射一次大炮，我革命軍的無限電台、交通機關統統被破壞。

對此，蔣介石亦在“誓雪五﹒三國恥”中說﹕“這種炮轟，就是他想威嚇我們的代表和一般官兵，壓迫我們軍隊向南撤退，以達到他們阻礙我們革命軍不能越過黃河北進的目的，使革命軍不能攻佔北京，完成北伐，而使北洋軍閥仍能割據河北，在日軍的保護下坐大。――這樣就可使華北永遠置於日人的操縱之下了。”

蔣介石因看穿了日人的詭計，其為完成北伐而決忍一時之憤的決心，乃更加堅決。

但是，蔣雖然派遣熊式輝為代表去與日軍談判，但日軍的苛刻條件，卻使熊式輝只能拒絕絕簽字到底。熊回來後向蔣報告說﹕“照現在的情形看，日本一定要與我們開戰。我們只有兩條路﹕一條是決心和他決裂，對抗應戰；一條是忍辱一時，避免重突，將來再作計較。”（註9）

為此，蔣介石五月四日的日記寫道﹕“熊式輝與日本會議後回報日人猙獰面貌，不勝憤慨，余慰而嘆之曰﹕‘日本軍人之作風如此，日本國家與人民將不勝其患矣！豈天將禍我東亞乎？’”

彼時，與熊差不多時間回到蔣總司令部的國民黨政府外交部長黃郛，也向蔣報告說，他原來住在外交部濟南交涉所，當日軍剛與我軍發生沖突，就把我們的交涉署包圍起來。因為日本人與張宗昌訂有不能公開的蜜約藏在交涉所，其內容是“以日軍驅逐國民革命軍於山東境外為條件，而將青島和膠濟鐵路權力讓給日本”，所以深怕被我們發現宣佈出來。從日軍進入交涉所，到日軍傳話要黃郛到福田司令部，黃部長備受日軍士兵的侮辱，直至被軟禁在日軍司令部一個小房間內，並逼迫他在一份文件上簽字，這份文件則說﹕“今天中國革命軍與日本軍隊發生沖突，是中國革命軍來搶日本人的東西，來打日本人，所以沖突起來的。”就這樣，中國的外交部長竟因為不簽字而被扣留在日軍司令部達十八小時之久，受盡日本士兵的辱罵和威脅，一個日本士兵還驕狂地說﹕“今天就是我們日本人與中國人開戰的日子！”（注10）

對此，蔣在“誓雪五﹒三國恥中”說道﹕“日本人沒有當我們中國人是人，這種恥辱與殘酷，不僅自己從來沒有受過，恐怕在歷史上也沒有過。”然而，日軍如野獸一樣的暴行還在後面。

五月三日深夜，有日本兵二十餘人搗毀交涉署大門，衝進署內，剪斷電燈、電話線，大事搜索不說，還對向他們抗議的我外交特派員蔡公時和職員十六人圍住，並勒令蔡公時跪下，因蔡斷然拒絕說﹕“你就是殺了我，我也不能跪在侵略者的日本軍閥面前！”於是，日軍居然殘忍地將其餘十六人當著蔡面逐一槍殺，又將誓不投降、一直破口大罵日軍的蔡公時，在打斷他的雙腿、並割斷他的舌頭和耳朵後槍殺。

對此，蔣在“誓雪五﹒三國恥中說道﹕“日本人那種野蠻行動，簡直就是禽獸；對我們的外交官，竟敢施行那樣的暴行，誰亦想不到的。本來各國外交官在作戰的時候，照國籍公法，誰也不能殺害的；他們明明曉得蔡公時是我們中國的外交特派員，偏偏要這樣侮辱他，殺害他；並且還要將我們的外交部長關在一間房子里，逼他簽字，――這是日軍殘暴的行為，就是世界各國，也都曉得了他們是一種最野蠻的軍閥。”

五月四日清晨，日軍拍電報給早已逃往德州的張宗昌，要他帶兵趕回濟南，但張宗昌無軍可派。所以日軍便轟炸蔣介石的總司令部，炸死了蔣的幾個衛士，炸傷了幾個官長，蔣介石雖也在辦公室內，卻未被他們炸到。

五月四日下午，日軍突然改變態度，派人到蔣的總司令部，表示日軍不再放槍炮，但到了五月四日夜晚，日軍又開始在城外從西關到北關一帶不斷地放槍放炮和投擲炸彈。蔣介石對此立即敏感到這是日軍的策略，是在爭取時間，等到從國內派來的援兵。因為根據日本資料稱﹕日本陸軍參謀部在事件發生當天，便確定了派遣援軍的強硬方針，並對福田師團長下令﹕“決由內地（日本本土）儘量增兵。此際，須採取斷然措施。”並決定由國內派遣一個師團及一支鐵道隊，由中國東北派出一個混成旅，自朝鮮派出一個航空中隊前往山東。只因為內閣會議耽擱，方遲延到五月八日才做了正式的決定。（註11）

于是，五月四日夜晚，蔣介石遂決定搶在日軍到來之前，秘密下令城外的大部分革命軍渡過黃河北進，既避免與日軍的援軍發生大規模的沖突，又不讓日軍知道我渡河作戰的行動，以繼續追擊北洋軍閥的態勢北進。

蔣自己仍然留在濟南城內，以迷惑日人。

“本來，奮起作戰，並不困難，可是一旦點燃戰火，將不限於濟南一帶，而會擴展及於華北一帶；因此北伐勝利、中國統一必將為之延遲，如果接受日軍的挑釁，則正中了日本軍閥的詭計。”（註12）

蔣介石始終沒有忘記惟有北伐成功，才能夠雪我國恥，才能夠因中國的走向統一和漸趨富強，而迫使日本和一切列強不敢再欺我辱我。“越勾踐於吳，先屈意下之；漢文於南粵，卑詞畏之。”這些中國歷史上敢以臥薪嘗膽而竟其志功的先賢之智和大勇之為，已經成為他能夠“痛中持忍”的思想、感情和抱負的動力了。

六日早晨，當蔣接到所有部隊已經於作夜渡過黃河的報告，才決心離開濟南城，移駐濟南城外三十里的黨家莊。日人在知道中國的北伐軍已經渡河和蔣已經離開濟南城以後，乃絕望地大呼小叫說﹕“以後事情很難辦了！而且簡直是沒有事情了！”因為，日軍要逼迫北伐軍定城下之盟的陰謀終於完全失敗。（注13）

蔣介石在撤出濟南前，為標明中國的土地不能輕易授敵，乃留下李延年一個團堅守濟南城。五月六日夜間，日軍即強攻濟南城。中國軍隊以一個團的兵力抵抗了日軍一個師的無數次猛攻，一次又一次地擊退了日軍。戰斗一直持續到五月九日，日軍終於放棄攻城，要求停戰，革命軍也為避免流血，乃出城北上，未想下流、殘暴的日軍居然伏擊我軍，甚至往濟南醫院公開屠殺我傷兵二百餘人……。

五月九日，蔣介石留下了這樣的日記﹕“如有一毫人心，其能忘此恥辱乎！何以雪之，在自強而已。……有雪恥之志，而不能暫時容忍，是匹夫之勇也，必不能達成雪恥之任務；余今且暫忍為人所不能忍者耳！”

五月十日，蔣介石又有日記曰﹕“余自定日課――以後每日六時起床，必作國恥記念一次，勿間斷，以至國恥洗盡後為止。”

他開始“臥薪嘗膽”。

濟案事後，日軍曾立即對我提出了無理要求，即要求解散我國民革命軍之第二、第三、第四軍團，並要求處我三位總指揮以嚴刑。五月十二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對此忿筆以書曰；“……孰可忍？孰不可忍？攻破我濟南，在彼以為得意，不知中日兩國之怨仇因此深結於人民心中而不可拔，東亞和平之基礎亦因此而動搖。是日本軍閥之禍國殃民，乃更甚於中國之軍閥矣！毒蛇猛獸豢養不除必至反噬其主人，惜乎日本民眾猶未能醒悟耳！大為中日兩國之前途長太息也！”

蔣介石是有預見的，他從日人製造濟南慘案，看到了日本軍閥的禍國殃民，和中日兩國前途的慘烈悲劇命運就在前面。

在此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共學者說他閱讀蔣介石日記獲得了“重大突破”。而他的“重大突破”就只有他意在“移花接木”的一句日記，“對日軍採取不抵抗決議”。然而，蔣介石為正確處理濟南慘案，於“痛忍”之中，該寫了多少愛國憂國和志在臥薪嘗膽、誓報國恥的日記，為何中共學者竟然就“不置一詞、不引一句“呢？因為他們都無利於他和他的黨所需要的“重大突破”，這個“重大突破”，如前所述，就是要重新栽贓蔣介石“還是不抵抗”！

其四、蔣介石對濟案的正確決策保證了二期北伐的勝利進軍和迅疾成功――從歷史的結果看蔣介石處理濟案的歷史正確性。

避開日人的阻撓，秘密渡過黃河繼續北伐的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於五月十三日佔領平原；第二集團軍進展至德州，第三集團軍破娘子關，第四集團軍立即揮師北上，直魯軍乃潰不成軍，張學良十萬奉軍更是捲蓆而逃。六月三日，孫傳芳通電下野；六月四日，張作霖退守東北，於皇姑屯被日本炸死；六月八日，北伐軍終克舊都，二期北伐遂以告成。

一九二八年七月六日，蔣於北京率領北伐重要將領赴香山碧云寺孫中山靈前舉行祭告典禮，灑淚祭告孫中山先生曰﹕“……溯自我總理溘死，於今已三年矣。中正昔待總理親承提命之殷，寄以非常之任，教誨拳拳，所以期望於中正者，願在造成革命之武力，鏟除革命之障礙，以早脫人民於水火。乃荏苒歲時，迄於今日，始得克復舊都，謁展遺體，俯首靈堂，不自知百感而紛集也……英士即死，吾師期我以英士。執信既死，吾師並付以執信之重責，而責我一人……今惟教養學子，訓練黨軍，繼續遺命，澄清中原，實行主義，保存正氣……以助黨、軍革命之成。”

濟南五﹒三慘案之後，正因為蔣介石領導二期北伐的迅疾成功和中華民國的統一實現，日本和一切列強百年來對我中國的一貫驕縱凌辱，也都不得不開始有所收斂。在對一九二八年五月濟南慘案的調查中，由於初獲統一後的中華民國南京政府堅定地維護了本國的主權，從而迫使日本哀嘆曰﹕“……濟南事件以來，日中邦交處於斷絕狀態……中國正在大舉排日，貿易也已停止，尤其是與中國交易繁複的大阪經濟界簡直一籌莫展……”（註14）過去，日本解決這樣事件的條件，照例是採取迫使對方道歉、賠償、並保證將來不再發生類似事件的蠻橫辦法，但是，解決濟南事件時，日本方面的方針已是“即使雙方各負一半責任也能同意”。（註15）

一九二九年三月，濟南事件在歷經十一個月的調查和談判後，南京政府終於與日本達成解決濟案協議，迫使日本答應在兩個月內自山東撤兵，中國方面僅保證在華日人的安全。對於中國所受之嚴重損失，協議規定雙方實地調查解決之。這是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第一次因“獲罪洋人”而不再以“割地賠款”為了結的首例，更為日本所始料不及。（註16頁）

歷史終於可以給蔣介石處理濟南五﹒三慘案留下一個公正的結論了﹕

彼時，蔣介石因做到了“痛中持忍”，乃迅速贏得了北伐打倒軍閥和統一共和民國的成功，所以，他是正確的。後來，蔣介石做到了“誓雪五﹒三國恥”，親自領導了十四年艱苦抗戰，並贏得了中華民國偉大衛國戰爭的輝煌勝利，所以他是偉大的。因此，蔣介石於一九二八年五月北伐途中對日軍採取不抵抗策略，絕不是什麼簡單地對日不抵抗，更不是中共學者所誣蔑的“發明了對日不抵抗主義”，便自然會從此不抵抗了――這無非是中共學者陰騺的“心聲”罷了！應該說，蔣介石應對濟案的暫不抵抗策略，是從中華民族、中華民國和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前途出發，所親為的一次“臥薪嘗膽”，是為了“先能安內，方能攘外”，並且結果昭然。惟能頌之，豈可辱之！

前評曾提到過，一九八九年後的一位中國大陸史家即楊樹標教授，在他十九年前出版的《蔣介石傳》一書中，曾這樣小心地評價領導了北伐成功的蔣介石說﹕“不能否認作為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的作用。在當時人們的心中，蔣介石的威信很高。”為此，他還特別引用了當時一位女性寫給胡適之先生的信，讚頌蔣介石先生說﹕“胡先生，我近來心目中祇有兩個英雄（你知道婦女的心目中總不能沒有英雄的），一文，一武，文英雄不待言是胡適，武的不待言是蔣介石。這兩個好漢是維持我們民族命運的棟梁！我的靜坐的時候頗不多，然而一得之，則默祝這兩個人的福壽與成功。”（註17）

同為大陸學者，甚至同為中共學者，十九年前還無幸讀到蔣介石日記的楊樹標教授，與十九年後這位讀飽了蔣介石日記的中共權威學者一經相比，則前者之尊重歷史、坦承事實，後者之翻雲覆雨、陰冷險詐，又該是怎樣的涇清渭濁！

當然，我們也怪不得他。因為他為了身家性命、名譽地位，而不得不與他的黨保持一致，亦有可以原諒的一面。雖然他也做得“太過”了些，他讀蔣日記的“重大突破”也太“出格”了些。而且，讀者只需要讀一讀下面所錄的，“中共黨史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國近現代史大典》中關於濟南五﹒三慘案的條目，就就可以知道，這位中共學者與中共“一致”在何處了。該“大典”稱﹕

“濟南慘案，又稱五三慘案，日本侵略者在山東血腥屠殺中國軍民的事件。1928年春，蔣介石在英美支持下北上攻打奉軍，日本帝國主義為了阻止英美勢力向北發展，以保護僑民為名，四月下旬出兵佔領濟南，日軍即向中國軍民開槍，打死多人。3日，日軍又向國民黨軍駐地進攻，蔣介石命令軍隊撤出濟南，不准抵抗……。（註18）”

在這里，我們甚至連“蔣介石領導北伐”這幾個字都看不到，看到的只是蔣介石在“為一些帝國主義去打另一些中國的軍閥”，因此才挨了“另一個帝國主義日本的打”，卻只敢“不準抵抗……”對此，還需要我們作更多的“點評”嗎？

然而，最後仍然必須說明的是﹕這位中共學者自謂讀蔣日記的“重大突破”，其根本目標雖然是要為共產黨，“將被顛倒的‘蔣不抵抗’再顛倒過來”，然而，他受黨之命，就近要顛覆的，卻是他的中國同道們的歷史反思成果，即﹕他們對蔣介石不抵抗的重大翻案。因為，北京的《炎黃春秋》雜誌，這份影響廣被，動輒就要被中共“修理”、甚至以“停刊”相威脅的大陸歷史月刊，曾於2004年第一期，發表了曾景忠先生所寫的“張學良自述”，即“1990年6月8日，張學良接受日本NHK電視台記者採訪錄”。這份採訪錄記載了晚年的張學良曾在不同場合，對不同的採訪者和學者們，都明確地說明了“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與蔣介石無關”！於是該文作者才會心明氣壯地說道﹕“張學良自述，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下不抵抗命令者，是他自己，而非中央政府。這是對‘蔣介石不抵抗主義’責任最有力的澄清。”（全文附後）

由此可知，這位中共學者自稱閱蔣日記所獲得的“重大突破”，就是仍然要污蔑蔣還是不抵抗，其矛頭所向，則不僅是蔣介石本人，而且是所有為蔣介石翻了“不抵抗之冤案”的同道們，是贊成這一為蔣翻案的整個中國大陸“良心學界”，和漫及民間的“人民反思潮流”。據“某接近開放日記者”稱，這位中共學者自己曾對他訴苦說，因為他閱讀蔣介石日記，“為蔣介石講話”，現在連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的那些同事們都不理睬他了！對此，我們就曾好生奇怪過。現在看來，同道們不去理睬他，可不是因為他“為蔣講了話”，而是他“為黨講了話”，重新栽臧了蔣介石，因為他是在共產黨及其統戰部和“社科院領導”的支撐下，在與所有有著正義感或正派精神的大陸歷史學者們“勢不兩立”。

中共學者真的把蔣介石看清了嗎？真的能把蔣介石看清楚嗎？真的是當下中國“看清蔣介石的第一人”嗎？（待續）

附文﹕

“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

中國大陸《炎黃春秋》雜誌2004年第一期發表的“張學良自述”――1990年6月8日，張學良接受日本NHK電視台記者採訪錄。《黃花崗雜誌》第九期轉載。

曾景忠

有關「九一八」事變時不抵抗政策，多年來都流傳說：是蔣介石下命令讓張學良不抵抗的，但後來又把不抵抗的責任都歸到張學良的頭上。張學良替蔣介石背了黑鍋。現在史學界正在對此進行澄清。這裏專門介紹張學良晚年對此問題的說法。

張學良晚年多次談及九一八事變時的不抵抗責任問題。他反復說明，九一八事變時下令不抵抗者，是他自己而不是國民政府中央。他是在獲得自由的情况下談這一問題的。

1990年，日本廣播協會採訪張學良時，張學良說：九一八事變時，「我認為日本利用軍事行動向我們挑釁，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這個事件能和平解決……我對『九一八事變』判斷錯了。」「是我自己不想擴大事件，採取了不抵抗政策。」「當時沒想到日本人會大規模地進攻，所以判斷，不可乘日本軍部的挑釁而擴大事件。」「到現在有很多學者認為是中央政府下達過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負責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變』中不抵抗的責任推卸給中央政府。」

但日本廣播協會的採訪錄認為：「關於不抵抗政策，張學良極力證明並非蔣介石的責任，考慮到他現在所處的立場，不得不作如是說。」意指張學良身居臺灣，出於處境不能不這樣說，上述不能代表張學良的真實思想。

其實不然。張學良從來是「好漢做事好漢當」的性格。一般來說，他不大會屈從於形勢，言不由衷。特別是到了1990年，不僅蔣介石早已逝去，蔣經國亦已辭世，他已基本上獲得自由。是年6月1日，臺灣政要張群等人和張學良的親友在台北圓山飯店公開為張學良九十歲生日慶壽，或可視作張學良獲得自由的一個標志。日本廣播協會採訪他是在這之後。沒過多久，他即赴美訪游。假如說，蔣氏父子，尤其是蔣介石在世時，他談歷史問題還有所顧忌的話，這時我應是可以直言了。也正因為如此，，他這時才主動邀請華人歷史學者唐德剛教授「為他回憶錄捉刀」（按﹕這是海外「吵新聞」，事實並非如此）。1991年張學良赴美在紐約期間，他又主動要求與哥倫比亞大學年輕留學生座談抗日戰爭歷史，由此引發了哥大口述歷史處與張學良合作，（開始了）記錄他口述歷史的工作。

1991年5月28日，張學良在紐約曼哈頓中城貝公館接受紐約東北同鄉會會長徐松林偕老報人李勇等8人訪談時，有人提問：「大陸拍攝的電影「西安事變」說：蔣介石下手諭，令你對日本侵略採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沒有這道手諭呢？」張學良立即回答：「是我們東北軍自己選擇不抵抗的。我當時判斷日本人不會佔領全中國，我沒有認清他們的侵略意圖，所以儘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給他們擴大戰事的籍口。『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是我下的命令，與蔣介石無關。」（黃花崗雜誌編者按﹕共產黨絕不罵張學良不抵抗！）張學良不止一次談及九一八事變時不抵抗問題，他都是這樣說的。他不僅公開答記者問如是說，即在私下對他所信任的人也同樣是這樣講的。有文章說，九一八事變發生後，蔣介石曾給張學良10餘件電報函件，令其不抵抗。張學良的部下王卓如、閻寶航建議他將這些電報妥為保存。後來張氏夫人於鳳至讓張學良赴歐考察時，特地保存在倫敦匯豐銀行保險櫃中。因為有這些電函，西安事變後，張學良夫人於鳳至即以此威脅，使國民政府中央和蔣介石不敢加害張學良。但有的學者指出：閻寶航、王卓如晚年均在大陸，也寫過有關張學良的文章，但均未提及將不抵抗命令原件存於倫敦匯豐銀行這樣的大事。據為張學良所信任，替張氏口述歷史的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工作人員張之宇記載：「張氏曾自疚，告訴筆者：封疆大吏，中東路，九一八事件，對蘇、日關係，平時我有自主權，不能說有了事，推卸責任。外間傳說我有蔣（介石）先生不抵抗手諭在於鳳至手中，說扯淡。於鳳至不是那種人。」

華人歷史學者唐德剛曾主動要為張學良錄載他的口述歷史。唐記載了張學良回答他詢問九一八事變不抵抗問題的一段談話。張學良與唐談話記錄中，對「不抵抗命令」有如下一段記述：「我要鄭重地聲明，就是關於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變不抵抗，不但書裏這樣說，現在很多人都在說，這是中央的命令，來替我洗刷。不是這樣的。那個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說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絕對不是的。」張學良說：「那個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謂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衝突，他來挑釁，你離開他，躲開他。」他解釋當時他為什麼下令不抵抗：因為過去對日本的挑釁，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當時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東北那麼大的事情，我沒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沒有想到日本敢那麼樣來（指用武力侵佔整個東北――引者註）我對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報也不够，我作為一個封疆大吏，我要負這個責任。」張學良說明：「這就是我給你的解釋。不抵抗，不能把這個諉過於中央。」

唐笑著感慨道：「我們聽了五十多年了，都是這個說法呢，都說是蔣公打電報給你呢？」「……都說蔣公打電報給你，說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民族國家於不顧。又說你拿著個皮包，把電報稿隨時放在身上。」張學良回答說：「瞎說，瞎說，沒有這事情。我這個人說話，咱得正經說話。這種事情我不能諉過於他人。這是事實，我要聲明的。最要緊的就是這一點。這個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個兒的事情，是我的責任。」

張學良自述，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下不抵抗命令者，是他自己，而非中央政府。這是對「蔣介石不抵抗主義」責任最有力的澄清。

註釋﹕

1、蔣介石年輕在軍校求學時，因日本教官在課堂上侮辱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民如同四萬萬五千萬細菌，蔣介石便起身先請教日教官“日本國有多少人”，日教官回答“五千萬”，蔣立即反唇相譏說“日本的五千萬國民就是五千萬細菌”。日教官氣得甩手而去。

2、一九一八年段祺瑞政府為擴充皖系，以參加一戰為名，竟與日本政府簽訂了“中日共同防御協定”，從此使日本國獲得了在中國東北駐軍的權力。

3、一九一九年“巴黎和會”之後，列強欺我中國，竟將戰敗國德國在勝利國中國山東的原有權益移交給日本，曾激起全中國人民的反對。

4、《蔣總統秘錄》第七冊第1564－1565。

5一九二七年秋蔣介石訪日時對日本朝野的講話，主要是要求日本朝野能夠反省辛亥以來日本政府的對華錯誤政策。

6、《蔣總統秘錄》第七冊1567頁。

7、同上。

8、《蔣總統秘錄》第七冊1527頁。

9、《蔣總統秘錄》第七冊1580頁。

10、《蔣總統秘錄》第七冊158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