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10月4日訊】附二：前鑒：渭河之痛與三門峽水位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李菁

（2006年5月）

3月19日下午，綿延不絕的春雨使原本就滿是黃土的渭河大堤更加泥濘。這段位於陜西華縣縣城以北的渭河大堤一共有約30公裏長。盡管離汛期還有一段時間，大堤上仍有轟轟作業的大型機械。“我們在搶修去年被洪水毀掉的一些堤壩，對我們來說，這就是生命工程。”正在縣裏參加水利會議的水利局副局長李衛濤特地抽出時間，帶記者踏訪境內渭河大堤以及附近的支流。

2003年引發的災難讓李衛濤至今想起來猶覺吸口涼氣：從8月27日到9月8日，渭河流域幾次洪峰首尾相接，持續下雨時間達380個小時，長時間的高水位運行使渭河倒灌進支流，近13萬居民被緊急遷到城南避災，但許多人家園不保。“最可怕的是9月1日那天，一個晚上3處決口，我們就是在和時間搶生命，一方面組織老百姓撤離，一方面組織人員封堵決口，河床窄，水流急，那時感覺人的力量在大自然面前真的很弱小。華縣上上下下用了9天9夜才渡過這場危機。”

走進一些村落，被洪水沖得支離破碎的房子仍破敗不堪地歪斜那兒，稍有些實力的人家已在路邊和泥準備蓋新房，但也有不少人家就在標有“救災”的藍色帳篷裏熬過冬天又迎來春天。李衛濤說，有的村民家裏有人去世了，棺材還擺著，因為地下沒挖多深便滿是水而無法下葬。

這場洪災給華縣帶來的災難是直接而巨大的：直接毀掉的房屋有8000多間，淹沒農田近17萬畝，“洪災給華縣造成的損失有17億”。3月19日晚，華縣縣長薛東江接受記者采訪時介紹說，從流量講，去年最大的4號洪峰只有3570立方米/秒，“從水量來說根本算不上什麽”，但它形成的水位卻達到342米，比歷史最高水位還高5米。薛東江說，據華縣縣誌記載，1954年，渭河流量達到7760立方米時，水位卻只有338米。

“從根本上說，出這麽大災是必然的。”李衛濤語氣肯定地說。

“未修建三門峽水庫之前，渭河只是條地下河。”為了證明這一點，李衛濤特地帶記者到不遠處的華縣遇仙橋邊。已呈現破敗的橋墩上，幾處白漆黑字、並配以紅色標尺的標誌格外醒目：橋墩最下方寫著：1969年加高3.05米；上面記錄著：1974年加高3.35米。“從這裏就可以看出，渭河兩次凈增加***米，一旦來水，渭河便成了頂在我們頭上的一盆水。”

2004年春節後，華縣縣長薛東江以省人大代表身份，在省人代會上提交了《關於停止三門峽水庫蓄水發電，盡快降低陜西潼關高程，徹底消除渭河下遊水災隱患的議案》。“要解決渭河上遊的水患問題，渭河水位必須下降；要使渭河水位下降，潼關高程必須降下來；要使潼關高程降下來，三門峽水庫必須降低水位運行。” 華縣縣長薛東江說。

三門峽：一個“廢”字太難

三門峽大壩距市內不足20公裏，行駛在還算平坦的路上，開車的李師傅說，在這段新路修好之前，來往大壩要繞著盤山路走一個小時左右，現在大壩和市內之間還有一列供員工往來的內部火車。

站在700多米長的大壩上，驟然感覺天地寬廣。不遠處高高矗立著兩座幾十米高的龐然大物，據介紹這是提閘門的起重機，最多可以提350噸。從大壩遠眺，只見黃河不停向東奔流直至視線盡端。“那個就是‘中流砥柱’”，工作人員指著水中凸起的一座巖石告訴記者。黃河的特殊地位，使得與其相關的許多事物都被賦予諸多精神內涵。

沿河向東幾公裏，站在下遊向上回望，大壩氣勢磅礴，亦令人感慨人類改造自然的勇氣和力量。在以灰色和黃色為主色調的大壩中，“黃河安瀾，國泰民安”幾個紅色大字雖然有些褪色，但依然醒目而有力，它們正好表明了在當時歷史環境中，這個新中國第一壩所承擔的歷史重任。

1957年的春節，樂金茍說他與母親是在從北京開往三門峽的列車上渡過的。1956年，樂金茍在北京市水電總局工作的父親作為支援大壩建設的第一批工作人員，被派往三門峽，樂金茍與母親隨後也定居於此。當年的北京少年樂金茍現已是三門峽水利樞紐管理局副總工程師，正如他繼承了父親的行業一樣，如今樂金茍的兒子也在三門峽水利部門工作。

1957年4月，三門峽工程開工，這也是當年蘇聯援華156個重點項目中惟一的一個水利工程。4年後大壩建成，三門峽市委宣傳部工作人員給記者的一本小冊子裏，還收錄了當年三門峽水庫建成後，包括郭沫若、賀敬之、郭小川等詩人激情四溢的詩作。1986年，三門峽建市，總面積為一萬多平方公裏，城市人口近 30萬。對於這裏的許多人而言，三門峽意味著曾經的輝煌與驕傲。

“黃河在歷史上三年兩決口，國家是從全局考慮而修這樣一個樞紐的，三門峽建成後，對下遊防洪、防淩、供水、灌溉方面所做的貢獻不容置疑。”3月18日上午，在三門峽水利樞紐管理局辦公室接受記者采訪的樂金茍一開口就首先闡明自己這樣一個觀點。

樂金茍在很多場合都堅持這樣的看法：去年的渭河之災與三門峽水庫無關，是兩碼事。他的觀點其實更大程度上也代表了三門峽方面的回應。采訪中，樂金茍將渭河之災的原因簡單歸結為三點：一，渭河上遊長期生態惡化，水土流失嚴重，致使河道萎縮，河床擡高。二，“過去一般認為渭河洪水過程僅三天左右，對此次持續性洪水沒有思想準備”，防汛責任制不落實，體系不健全。此外，地形復雜和交通不便給搶險造成困難，這些都是加劇渭河之災的原因。

樂金茍說：“陜西最近把這個問題炒得很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他理解，“1998年以後，國家重點在大江大河的治理上，渭河不是國家投入重點，雖然他們一直在呼籲，但國家投入不是很大，他們希望借此能引起國家加強對渭河支流的投入。”

“從河流學原理講，任何一條河的末端都是泥沙慢慢淤積，河床逐年擡升的。陜西局部受災，從某種程度上說，從全局和局部利益來說也是正常的。”針對陜西方面對三門峽的一片叫“停”之聲，樂金茍也直言：“不顧全局利益、不顧國民經濟的整體布局，而站在局部利益上想問題，我正是反對這一點。”

“我從三門峽開始挖基坑的時候就來了，當然有感情。但總的來說，我是站在國家利益看這件事的。三門峽從1973年開始發電，已發了300億的電量、20多億的產值，當然國家投入的6億多早已收回。但是從對下遊的防洪、防淩、供水、灌溉的功能，從社會效應上，它的價值超過300個億！”另外，從現實環境來說，“三門峽建成這麽多年，已形成了一個特有的生態環境。一旦打破這個平衡狀態，再形成新的平衡，沒有幾十年是不行的。”

在三門峽市委宣傳部給記者提供的一份資料上，更有這樣言辭激烈的質問：“40多年以來，三門峽水庫確保了流域大洪水期間黃河大堤不決口，避免了洪水南及江淮、北及海河的重大慘痛局面，避免了25萬平方公裏成為洪泛區，使冀魯豫皖蘇五省數十個縣乃至上百個縣1.7億人口的生命和財產安全得到了確保。與渭河華陰、華縣兩個縣相比，哪個輕哪個重？哪個是大局？”

華縣：為什麽犧牲的是我們？

從三門峽向西一百多公裏，便進入陜西省渭南市所轄縣。途經潼關、華陰、華縣，直觀就可以感覺出它們與相鄰的三門峽市在經濟上的差異。“華縣是一山（秦嶺）六水（指渭河的六個支流）三分錢。”縣水利局副局長李衛濤打趣地向記者介紹。他給記者畫了一張簡單示意圖說明情況：華縣南部是秦嶺山脈，北邊是穿境而過的渭河，受渭河影響的區域主要集中在渭南市，其中華縣、華陰是受災最重的兩個縣，但因為華陰縣本身是移民縣，“必要時可以將大壩破開作為滯洪區”，加之人口少，其受損程度只有華縣1/4。

“華縣境內，有6條支流自秦嶺山脈流向渭河。南邊下了雨，整個水從支流向渭河裏流，渭河來了水，又可能倒灌進支流，所以我們是南北夾擊，壓力很大。”華縣縣長薛東江說，“不過去年發的是水不是南山（秦嶺）支流的水，是渭河的水；渭河的水不是我們這裏的，是渭河上遊下的雨。”

“其實小災基本兩年就有一次，只是範圍大小而已。”李衛濤自1987年就在華縣從事水利工作，記憶中，每年有一半時間都在防洪防汛上。今年的預報上渭河水量可平均多四成以上，想起即將到來的汛期，李衛濤說他的心又懸了起來。一到汛期，縣裏其他工作幾乎都停頓下來。至於縣裏水利建設的支出，李衛濤說1998 年之前是陜西三門峽管理局投入渭河主堤的費用，支堤的建設和維修費用均由地方財政支付，1998年之後，主堤的費用改由省裏出，支堤不變，“地方財政困難，連公務員工資都保不住，何況這筆開支”。

薛東江說，縣裏每年的財政開支僅5000多萬元，而工資發放要9000多萬元，“相差的部分由國家每年補助的6000多萬元來支付”。而不多的財政收入中，以往來自農民的農業稅有500多萬元，但經此一災，這部分財政來源也成了缺口。

“這幾年，我們陷入了防汛—救災—重建的怪圈，基本上都是圍著這個圈圈轉。”薛東江給記者提供了這一組數字：從1960年到1990年，建庫幾十年，華縣有19年受災，累計143萬畝耕地被淹。類似的數字只是顯性的，從華縣人的角度看，還有一些損失是隱性而無法計算的，“有很多外商本來想到華縣投資，人家一聽說這裏老發水，都不敢來，誰願意冒這個險呢！”在三門峽這個問題上，作出“下遊1億人利益，上遊100萬人利益”的算式是簡單的，但對受災地區來說，每個市、每個縣乃至每個村，這種利益的損失甚至犧牲都是具體而巨大的。三門峽方面也承認，三門峽大壩的建立，利益受損最大的便是陜西省；隨著地方利益的崛起，一方向另一方利益上的妥協、讓步甚至犧牲不再是以往中央政府一個口號或一個動員、一紙命令就能實現的。

陜西每年都會提起關於渭河的議案，2003年的渭河之災則使這場爭論超越專家及政府幹部的範疇，直接將話題引入公眾視野。據華縣提供的材料，1960年以前，渭河河床平均每年僅擡高2厘米，而今“平均每年擡高13厘米”，“泥沙淤積速度為1960年前的6.5倍。由於泥沙淤積過快，渭河河床比1960年三門峽建庫前擡高了5.1米”。

潼關高程之爭

從三門峽向西，進入陜西境內的第一個縣便是潼關。從地理上講，潼關位於黃河、渭河、北洛河三河匯流區的出口。因為匯流區河谷寬闊，而潼關處河谷狹窄，所以形成天然“卡口”。呈“幾”字型的黃河自北向南流入陜西，與自西而來的支流渭河匯合，東流入海。

3月20日上午，潼關水文站的工程師秦森剛剛將早上的活忙完，還沒顧上吃早飯。因為是桃汛期，每天早上8點水文站要向黃河水利委員會、國家防汛總指揮部等匯報水量、含沙量。早上剛測到的數據，黃河的流量是1540立方米/秒，“應該算中等偏下吧！”水文站賀站長介紹說。

賀站長和秦工程師特地將記者帶到離水文站不遠的一處高地上，讓記者清楚地看渭河與黃河交匯。水文站的賀站長介紹說，因為渭河流經的河段，比如蘭州等一些城市汙染得比較厲害，渭河有時會呈現一種近似發烏的顏色。

秦森工程師告訴記者，“黃河歷史上最大的含沙量每立方米水有911公斤的沙子，這是什麽概念？快跟家裏蓋房和的泥漿差不多了”。

在潼關水文站的一間辦公室裏，清清楚楚地寫著潼關水文站的歷史。“這個站自1929年便建立了，無論是內戰還是‘**’期間，它的工作都沒有停下來，由此可見它對黃河流域的重要性。”

雖然水文站在陜西境內，但因為水文站屬按流域管理，這裏的工作人員仍歸三門峽管理。因為媒體對三門峽大壩的關註，水文站賀站長和秦森工程師一再謹慎地強調，不希望卷入三門峽爭論之中，“對水文站而言，最主要的職責是收集水文數據，提供資料”。雖然“所有專家關於潼關高程的論證都是基於潼關水文站測出的數據做出的”，但他們還是再三告訴記者，“我們不涉及理論問題，只作數據收集”，“不要把我們的話當作支持或反對某一方意見的論據”。

在關於大壩的討論中，無論對上遊陜西方面還是下遊三門峽方面，“潼關”都是一個關鍵詞。“潼關高程”是水利學的一個名詞，它是指當黃河流量為每秒1000立方米時，相對應的水位高度。對整個渭河流域來說，“潼關高程”是制約泥沙問題的最關鍵因素。

“60年代從臨潼（上遊）水文站到華縣水文站，洪峰行70公裏用13～18小時，而今年，相應的數字是71小時，以此可知渭河河道泥沙淤積的程度。”華縣水利局副局長李衛濤說，在華縣一些水災現場，洪水退後留下的淤泥足足有一米多高，有的地方甚至堆積到玉米棒的高度。

近年來，潼關高程在逐漸提高這一點雙方沒有爭議，但對何種因素導致的提高，雙方的意見則截然相反。據水利專家介紹，決定潼關高程有兩個因素，一是水庫的運用，二是水量大小與泥沙含量。有意思的是，陜西與三門峽方面，正是各自抓住一點作為論點，並且雙方都提供了一系列數據與理論，包括拉來此領域內的各路專家作為論據來支持其觀點。

在陜西方面看來，三門峽在下遊建立大壩後，為了發電這個經濟利益的需要，而讓水庫一直在高水位運行，三門峽的水位越高，從潼關到三門峽的黃河水流速也會越來越慢，進而使渭河流域整體河床隨之擡高。而三門峽方面恰恰抓住了決定潼關高程的第二個關鍵因素：流域內的水量與泥沙含量。在三門峽方面為記者提供的材料中，承認三門峽水庫在1960年9月至1962年3月的初期“蓄水攔沙”期間，由於種種原因，“庫區泥沙淤積嚴重”，致使潼關高程由323.69米上升到 328米，並隨之對上遊產生負面影響。但隨後，“水庫運用方式不斷調整，最高運用水位不斷降低，目前的運用水位已對潼關高程不產生直接和間接影響”，“1992年以後，特別是1999年以後，三門峽水庫運用對潼關高程的影響基本消除”。

三門峽方面認為，自1986年以來，黃河流域來水來沙條件發生異變是導致潼關高程的主要原因，自1995以來，渭河來水量“大幅下降53％”，“事實上，進入三門峽水庫的黃河水量已由六七十年代的400億立方米減少到150～200億立方米”，雨水枯竭使渭河無力將河道裏的泥沙沖積下來。據這份材料提供的數據，1985年之前歷史上汛期三門峽入庫流量大於2000立方米/秒的洪水量平均每年有168億立方米，而2000～2002年減至年均約3.5億立方米，減少98％.三門峽方面說，“陜西省境內因水土流失所產生的泥沙占三門峽水庫總泥70％以上”，“準確地說陜西境內產沙是造成三門峽水庫淤積和潼關高程擡升的最主要原因”。

從眼前看，三門峽的去留之爭一段時間內尚不會有明確結果。陜西方面一直在借助媒體呼籲，讓三門峽在汛期敞泄以利潼關高程的降低。但這是否是降低潼關高程的一個有效途徑，目前學術界還沒有達成一致。水利部曾委托清華大學、中國科學院、黃河水利委員會（黃委會）和西安理工大學四家制作沖刷模型，以測算如果實現敞泄，將會對降低潼關高程起多大作用。有趣的是，在陜西的西安理工大學得出的數據最高：5年降低3.5米，即證明三門峽的敞泄有利於渭河水位的降低；而在河南鄭州的黃委會則得的數據最低：5年僅下降1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