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6月29日訊】(大紀元記者黃思源報導)中國高校多年來一直發誓要躋身世界一流大學，然而，在最近公佈的“2010亞洲大學前200名”排行榜上，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連亞洲前10名都沒進。中國高校離世界一流大學有多遠？再一次引發“錢學森之問”：為什麼我們的大學總培養不出傑出人才？！
復旦大學校長楊玉良：大學精神虛脫才子加流氓將貽害社會。
針對目前高校現狀，復旦大學校長楊玉良概括為兩大特徵：大學精神虛脫，功利主義盛行。
6月22日，復旦105週年校慶前夕，楊玉良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採訪時說：“功利主義體現在教師身上，就是教學上教會你考試，人才培養上只要你能找到工作就可以，學生選擇的專業不是根據自己的興趣，而是根據自己出來能否當大官，賺大錢；教授就是奔著SCI和課題項目，忘了做學問才是他們一切的出發點。”
“現在學術也被異化了，學術直接成為了盈利手段。” 他擔憂過分功利化把大學引向歧途，“才子加流氓”、“才子加帝王氣”等異化型學者將貽害社會。
他說，世界一流的大學，應該是全世界優秀青年學者們的聚集地；凡是在這裡學習的人，都會把這里當做他一輩子的精神家園。
“中國大學和世界一流大學的差距，一是在大學精神上的，包括教授、學生的精神素養；二是我們的高等教育體制，說到底還是辦學自主權不夠。”
楊玉良疾呼：“大學應率先回歸到大學本身的高尚上去，尤其是在精神層面上。任何一個國家、民族的大學都是這個國家、民族的精神脊梁骨。大學的精神不能虛脫。大學教師必須真正崇尚學術崇尚真理，對國家、民族包括整個人類要有非常強烈的責任。”
怎樣才能回歸到大學應該擔負的使命？楊玉良認為，首先要廢除荒唐地對一個人、一個學校進行評價所謂的定量指標，比如SCI。他舉例說明，哈佛大學羅爾斯教授，15年不發表任何文章，一直琢磨他的《正義論》，現在這本書成為了經典著作。他講課非常認真，當他講完課離開教室很遠，學生還在鼓掌，為他的學術精神而鼓掌。楊玉良指出，中國不出大師是因為缺少為學術而學術的人。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鳴：大學為什麼會墮落得這麼快？
為一個同事的教授職稱問題、為一群學生被學院剋扣論文打印費的問題，中國人民大學系主任張鳴與院長李景治發生衝突。 2007年3月，張鳴在博客怒揭校園“潛規則”，稱“大學的官僚化、衙門化，已經把教師變成了奴才”。隨後，院長辦公會議決定撤銷張鳴教授的系主任職務。
張鳴事件受到了網民和媒體的極大關注，揭開教育體制弊端的蓋子，掀起了有關“學術行政化”的公民討論。
“評審團的專家組成員，都是從學校最大的官裡挑，而不是看你的學術地位。所有東西都認官不認學，這是中國學界的一個特點，而且誰當了官就把持所有的學術評委。” 張鳴一語點中了中國高校管理體制和評審機制的死穴。
在《大學為什麼會墮落得這麼快？ 》一文中，張鳴寫道：“為什麼原本最不應該有官氣的大學，衙門化推進速度如此之快，官本位意識如此流行，在社會上似乎還有點名氣的教授們，為了一個處長、副處長打得頭破血流，各級學官們， 官架子擺得十足，手裡不僅權力大了，而且可以支配的資金也多了，先要求聽話，繼而接受拍馬，不聽話，不拍馬，認真做學問，那麼就什麼都沒有，迅速邊緣化， 再不就自己走人。”
在郭宇寬專訪中，張鳴談及最大的擔憂。“歷史上稍微有些出息的學問都是自由的心靈創造出來的，在庸俗壓抑的環境下幾乎不可能有真正的學問。我們可以不尊重這個規律，最後的危機是，中國學術界被淘汰出世界學術圈。一幫人關著門，玩得自得其樂，拿老百姓納稅人的錢，投上所好，一級哄一級，哄領導高興，最後整出一堆對社會毫無意義學術泡沫垃圾，在國際上根本拿不上檯面。這種危機已經很明顯了。”（《張鳴：學術機構官場化到了令人忍無可忍的地步》）
“讓在衙門化、官僚化和行政化中得到好處的官員們自我改革，等於要求人家自斷其臂，引刀自宮，而在呼籲者，等於是與虎謀皮。因此，目前大學的改革，只有在外部壓力之下才有可能。而這個外部壓力，來自於開放。”張鳴在雜文《大學不只是官家的事》中為高校體制改革開了藥方。
南方科技大學校長朱清時：崇尚學術精神去行政化。
“外行領導內行，浮誇之風日盛，年輕人都願意當官”，朱清時認為這些是中國高等教育制度落後的重要原因。
“什麼是大學精神？就是大學裡的人崇尚什麼、追求什麼，如果你到麻省理工學院去看，你去的時候發現大家崇尚的就是學術卓越，都憋了勁去競爭做到最好。 ”
今年1月，在回答南方周末記者問時，朱校長指出：現在大學最大的毛病，就是現在都追求官位了，官位就是地位，因為在大學裡你只要是官位高了什麼東西都有了。這就叫做權力通吃。所以大家覺得尊重學術作用沒有什麼必要。這樣學術氣氛、文化、精神就全完了，其結果就是只要有點權力的人都能指揮其他人，學術優秀的人反而成為地位最低的，最沒有發言權的人。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大學培養不出優秀人才的原因。
朱清時之所以願意重新出山、接受南方科技大學校長的聘書，理由很簡單：這所大學將藉鑑香港科技大學的模式，成為一所完全新型的大學。這所新大學的一大理念就是去行政化。 “要用學術和科研來贏得尊重，而不是憑行政級別取得尊重。” 朱清時深知，打破這套體制是非常艱難的，但去行政化是高校改革的必由之路。
對於朱清時的改革，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朱大可毫不諱言：“南方科技大學的努力必定要失敗，因為它無法跟龐大的行政體制對抗。在公務員全面專政的時代，沒有任何機構能夠倖免於難。”
網民們也是有贊有憂
“一針見血，揭了最致命的瘡疤，很多人會很痛很痛，特別是既得利益者。但是，朱院士的教改成功了，便是中華民族之大幸。”
“政與教育分家是一件好事，但並非易事啊！”
“道理不用再說啦，大家都是明白人，搞成現在這樣子，一看都知道怎麼回事。關鍵是你這樣做可行嗎？？？我看懸，有點堂吉訶德的味道。”
“根源還是體制！”
“中國所有怪胎事情之所以出現，歸根到底不都是權力壟斷造成的嗎？不改變一黨專制一切都是廢話。”
美國商學院教授謝田：中共專制是中國教育的最大桎梏。
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艾肯商學院教授謝田在接受本報採訪時說：“人才不是一天兩天培養出來的，是幾代人的努力，需要師資力量、學術氣氛，在中共專制下，官本位，學術被壓制，無獨立精神，沒有充分的學術自由和發表言論的自由，就沒有創新，就沒有培養傑出人才的沃土。”
謝田指出，對中國教育最大的桎梏，就是中共對學術界的極端控制。在美國，不遺餘力地捍衛學術自由的是美國大學教授聯合會(AAUP)。而在中國，沒有中國大學教授聯合會——一個代表教育界獨立力量的團體。
南方科技大學校長朱清時主張，辦大學要去官化、去行政化，實現大學自治、教授治校與學術自由三個目標。那麼，中國的大學離這些目標有多遠呢？
謝田提到，2007年有一項關於大學教授在學校至關重要的決策中的影響力的調查，中國教授在17 個國家(地區) 中敬陪末座，其百分比都是個位數(2%— 9%)，而其它國家如日本、美國、韓國，都高達50—60%，甚至80%以上。
“這個結果令人深思。” 謝田說，“維權聲浪中，中國民眾日益覺醒，知識界已經落伍。要知道，在正常社會，作為社會良心的知識份子，是應該站在覺醒的前沿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