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4年3月3日訊】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林丹，謝宗延報導)六月四日是“六四事件”周年紀念日， 十五年前的這一天， 在中國北京， 人民子弟兵奉命對和平抗爭的學生和市民大開殺戒， 釀成了震驚世界的“六四”血案。 十五年來中國官方一直竭力掩蓋事實真相， 拒絕承認鎮壓和屠殺。 然而墨寫的謊言難以掩蓋血寫的事實。 在今天《透視中國》的紀念六四專題節目中， 高文謙先生將以他的親身經歷， 為六四作證。
【高文謙】 我們家住在寬街， 每天早上上班的時候， 我們都有意識的騎自行車從天安門廣場那兒繞一圈。 到六月三號的時候， 我就發現那時候氣氛已經不對了。 六月三號就在六部口那兒已經有一輛軍車給截住了， 還有一輛卡車也被圍住了， 那卡車後來不是在電視鏡頭上全都有嘛。 有的人站在上面， 把鋼盔， 刺刀展覽。 而且我當時我已經感覺到， 他為什麼要把這東西放到那塊兒， 就是在製造一種口實。 到下午兩三點的時候， 我又跑到六部口再看， 我第一次看到流血了。 就是從中南海的西南角有個邊門， 一大堆武警拿著棍子， 三角鐵朝人那就打， 最後把那一車東西都給搶回去了。
我的岳父家就住在北京飯店的後面的紅霞公寓裡面﹐ 就是在南河沿的把口那兒， 所以我們吃完飯之後呢， 我跟我的妻子又到這個廣場上來看， 那個時候我已經真是聞到血腥味兒了。 我當時真想留在廣場， 因為我是研究歷史的， 我知道現代史的這一頁， 將是銘心刻骨的， 我希望作歷史的見證人。 我妻子不願意讓我冒這個險， 千勸萬勸， 我就是不聽。 不行。 最後她說了這麼一句話， 讓我在當時那麼一種激昂的，昂奮的， 說不清的一種情緒下冷靜下來了。 我妻子說： 你是研究歷史的， 你可以有你更大的作用。 你死在廣場上你的作用就沒有發揮。 聽了這話之後， 我一想這話也有道理， 我說： 那好吧， 我就回家去。
我當時心情呢， 雖然一方面我同意我妻子說的， 我回去。 但我心裡非常之內疚。 因為我看到那個時候人們紛紛騎著自行車由北向南， 往天安門廣場騎， 而我是由南向北往， 往相反的方向騎。 當時騎車的時候， 我自己我都覺得擡不起頭來， 內心上就是有那麼一種自責。 覺得這種時候人家到天安門廣場去， 我要回到自己的家去， 我就是懷著這麼一個心情回到家到家裡邊。 回到家以後， 我就把電視打開了， 連篇的北京市政府的通告， 要求市民呆在裡邊﹐ 這時我已經知道了今天晚上是必然動手無疑了。 接下來的話， 那當然是老百姓的血肉之軀， 怎麼能夠抵擋得住坦克車和沖鋒槍呢。
到了六月四號天亮之後， 美國之音已經報道了學生已經從廣場撤離了， 我當時就想到那兒去看一看去。 離沙灘兒路口還有三四十米這麼遠， 正在這時候幾輛軍車開得飛快， 嘩， 開過來。車上當兵的就往車底下扔了兩顆催淚瓦斯， 非常悶的聲音就炸開了， 然後就是一梭子子彈。 然後這當兵的還哈哈大笑。 就是那一下子， 兩個人， 一個人的腿就被穿了， 還有一個人是側著把肩膀給穿了。 我當時我心里就說不出的那麼一種感覺， 但是我還想往前騎， 這時候我看到了兩個人， 一個是個大學生， 一邊騎呀一邊哭， 有人就圍著他問， 那邊情況怎麼樣？ 他就下來， 泣不成聲說： 中國完了， 中國完了， 沒希望了。 還一個人 是護士長， 剛忙了一晚上回來， 她的那個白大褂下邊這都是血。 太慘了， 太慘了， 真是沒想到啊， 別的什麼也不說。
最不願意看到的這一幕發生了， 而且發生的比我原來所想的還血腥。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號天安門鎮壓， 無非就是工人民兵用棍棒， 把這人們給打散了就算了。這個可好， 我在沙灘那兒， 就已經是機關槍朝著人就掃啊。
說著話我就到了南河沿口兒了， 西面就是天安門廣場， 正面就是公安部大門， 我當時印象是最里面是一排坦克車， 已經就是把廣場的口給封上了， 然後呢坦克車前面是一排端著沖鋒槍的士兵， 端著槍這排士兵前面是一批拿著三角鐵的士兵， 距離封鎖線七八百米開外是一幫市民， 沖著他們喊： 打倒法西斯，李鵬政府殺人。 就在這時候， 從東面開來兩輛麵包車要進入天安門廣場。 因為它要進入天安門廣場， 必須先要經過市民這群人， 然後才能進入到廣場里面去， 市民就把它們兩個麵包車就給攔下來了， 問你們幹什麼去？ 兩個麵包車的其中的第一個司機就說： 我們到廣場去給戒嚴部隊送汽水和麵包。 這幫市民一聽就火了， 他們還吃麵包， 還喝汽水。 結果拉下來就把司機一通揍， 結果第二輛車乘著這個亂乎勁兒， 一個拐彎一下就沖過去了。 這邊還沒看清怎麼回事呢， 那邊我就聽見噠噠噠， 噠噠噠，槍聲響了。 我們一看不好， 嘩一下又都散了， 從廣場往南河沿兒里邊跑， 我們幾個跑得比較快的就到了歐美同學會。 我們想到那里面去躲一躲去，但傳達室這個老大爺死活不讓這幫人進。 他說：你們可千萬別進來呀， 你們要進來， 他們會追進來殺你們的， 這個我可擔待不起， 你可千萬別進來呀。 這時候有那麼一個人四十二軍的複員兵， 他一口東北話， 他說： 大爺啊， 你如果不讓我們進來的話， 我們都死在你這個歐美同學會這門口兒，這一輩子你心里也不得安生。 大爺一聽這話也是啊， 就說： 你們趕緊進來 ， 你們趕緊進來吧。 就開門兒讓我們進去了。 我們就蹲在歐美同學會的這個門洞里面， 然後就聽見街上繼續有槍聲， 噠噠噠 ， 噠噠噠。 我當時聽聲音判斷， 他已經不是在天安門那塊兒了，而是拐到了南河沿的衚衕裡﹐ 追著進來了。 等了半個多小時以後， 我們就出來了， 出來之後我就看到， 就那一陣子打死了四個人。 這是我親眼看見， 就在天安門廣場， 在公安部門口， 共和國士兵， 用老百姓勞動所製造出來的子彈來殺自己的人民
六月四號那天上午我們心情都很沈重， 包括像我岳父他們這樣共產党的老幹部當時也覺得怎麼能這樣做呢？ 後來我妻子說她要給家里買點菜去。 她下去了沒有多一會兒， 街面兒上就響起槍聲了， 噠噠噠， 噠噠噠。 每打一聲我的心就咯噔一下子。 後來我岳父叫我趕緊到外面去找我妻子去。 我一看不好， 我趕緊到街上去了。 我一到街上就發現， 戒嚴部隊三個人一組， 三個人站在馬路這邊， 三個人站在馬路那一邊。 端著槍， 一邊往前走，一邊開槍。 我們一看情況不好， 就不敢再在南河沿兒走了， 我們就躲到南河沿兒邊上，皇城根的小胡同里面去了， 我們就蹲在牆根底下。 這時候巧了， 跟我蹲一塊的是一個凳平板車的一個老大爺， 這大爺就自言自語地說： 當年小日本進北京城， 都沒有這麼殺人吶， 真是傷天害理啊。 他看我一眼，也不知道我是什麼人， 會不會去告發他去， 但是他講的都是普通老百姓的心里話，就是當年日本人進北京都沒有這麼樣的大開殺戒。
你要真是說從六四鎮壓我看到的這麼有限的幾個場面， 那你想一想，至於說天安門廣場死沒死人， 什麼什麼地方死沒死人， 那都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林丹】您為一個歷史學者， 您能不能從中國共產黨建政以後的歷史為我們分析一下， 六四血案是一個必然發生的， 還是一個偶然事件？
【高文謙】當然啦， 這個必然跟偶然這兩者有的時候不可能截然分開的。 有的時候的很多必然性的東西， 是通過偶然的因素表現出來的。 當然我認為從必然性來講， 就是共產黨的一黨專政， 不肯放棄權力， 任何一個老百姓，哪怕是善意的， 希望共產黨在政治上有所進步， 有所變化， 更能夠反映民意， 都被認為是企圖否定共產黨。
六四最後是以這麼一個血腥的一面給了結， 雖然我自己思想上是有所准備的， 也有預感， 但是最後這個局面這麼慘烈， 比原來想象的還要嚴重得多。 為什麼我思想上有所准備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我畢竟是研究歷史的， 我知道在共產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 和建國以後的這幾十年的政治運動中， 他怎麼樣子對待自己的人民。 從鎮反， 肅反，到反右， 到文革， 這一幕幕的我非常清楚， 所以我不覺得非常奇怪。 但我覺得經過文革之後， 共產黨應該從文革的慘痛的教訓中吸取這教訓了， 不能再重蹈覆徹了。 但是恰恰相反， 最根本的一點就是鄧小平是這個制度的符號， 他要為這個制度來?話。 而這個制度決定了他最終要走向這一步。 為什麼？ 就是本質上他不想放棄這個權力， 用陳雲的話講： “我們這個共和國是兩千萬革命先烈的鮮血和生命換來的， 我們不能夠在我們手裡這麼一朝一夕就給它丟掉”。 天下就是姓共產黨的， 就是王震講的話， “這茅坑是老子挖的， 你別人誰也別想占”。 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共產黨最後沒有完成一個從革命党向執政黨的歷史轉變。 始終還是這麼一個邏輯： 打天下要坐天下。 中共現存的這種一黨專政的這種政治制度是萬惡之源， 必須下大力氣改革。
【林丹】那您認為共產黨自身能夠完成這種變革嗎？
【高文謙】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並不樂觀。
【林丹】有輿論說， 如果當年學生見好就收， 撤離廣場就不會發生這個流血事件， 您對這個看法怎麼評價呢？
【高文謙】可能不會發生這麼慘烈， 但是所有的秋後算賬一樣也不會少， 一樣也不會少。
【林丹】歷史以它沈重的筆墨，記載了“六四”這一人類歷史上的悲劇。 當我們靜下心來回顧新中國歷史的時候， 我們會驚異地發現， 五十多年來， 我們民族的悲劇從沒間斷。 從鎮反， 肅反， 到反右， 從十年文革， 六四血案， 到鎮壓法輪功， 每一代中國領導人的豐功偉績， 都與一個個悲劇相聯。 當文革過後許多人都在思考這樣一個問題：我們有沒有能力防止另一個文革的發生？當六四過後人們同樣提出這樣的問題：我們有沒有能力防止另一個六四的發生？也許您當年的答案並不悲觀， 那麼您今天的答案呢？ 在下次《透視中國》的紀念六四專題節目中， 讓我們一起來聽聽歷史學者高文謙先生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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