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娘子军背后的故事 一个比一个惨

作者: 徐尔新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2年03月26日讯】在中国,票房最火的电影不是《战狼》,而是早年间由谢晋导演的《红色娘子军》。60年前,也即1961年,这部电影一经上映便风靡全国,创下了8亿人有6亿人次观看的放映记录。

这部电影的产生,源于一篇《红色娘子军》的报告文学,作者是海南军区政治部宣传干事刘文韶。当时总政治部有个建军30周年征文活动,刘文韶在查阅资料时,看到一本32开的油印小册子《琼崖纵队战史》,其中提到一个女兵连,隶属于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独立师。它的真实番号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军特务连”。考虑到特务这个词容易使人联想到间谍、特工,刘文韶就将它文学化地改成“红色娘子军”了。

历史上的女子军连诞生于1931年,最初只有一个排的人数,建制也并不属于红军正规部队,而是地方武装组织。后来随着形势发展,琼崖特委才决定成立女子军特务连。当时招兵的布告是这样写的:“英雄的、经过考验的乐会县妇女们,拿起枪来,当红军去,和男子并肩作战……”布告贴出后,报名者积极踊跃,纷至沓来。1931年5月1日上午,女子军特务连在乐会县第四区赤赤乡内园村成立,正式划归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建制。

全连编制3个排,每排编制3个班;每个班10名战士编制,全连各排编制共90名战士;加上连长、指导员各1人,传令兵、旗兵、号兵、庶务员、挑夫等8人,全连指战员编制共100人。1932年春末,女子军特务连又扩建了第二连,两个连加起来实有140人左右。

女子军特务连中除了庶务员、挑夫和号兵等为男性外,其余均为女性。作为执行“特殊任务”的队伍,女子军的主要任务是保卫领导机关、看守犯人和宣传工作等。但随着战争形势变化,这支部队也很快投身到了一线战斗。据统计,这百余名平均年龄不足20岁的女子军,在短短的500多天里,参与战斗达50多次。

女子军特务连的战斗,只是琼崖革命烈火的一个缩影。随着琼崖苏区的发展壮大,驻守广东的“南天王”陈济棠决定派兵剿灭。1932年7月,陈济棠派警卫旅长陈汉光率所部三个团共三千多人,围剿琼崖苏区。

在接下来的三个多月的围剿中,战斗越来越残酷,女子军连最终被彻底打散,再也没有恢复建制。作为一个战斗单位,女子军连只存在了500多天。这支部队的成员,除一部分死于战场,少数人被抓捕外,其余都重新回归参军前的生活,藏于民间,隐而不露。直到刘文韶将她们的故事写成报告文学,又相继改编为电影和芭蕾舞剧,人们才注意到这一群女兵的存在。

在舞台上,这些女兵英姿飒爽,是革命功臣;以她们的战斗经历编排而成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成为招待外宾的必备威廉希尔公司网站。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些昔日的战士,她们放下枪后的遭遇,却因为曾经被俘的经历,或是嫁人不淑,在1949后的历次运动中,跌入人生低谷,甚至成为革命的对象。

首任连长庞琼花,是为逃避包办婚姻参加革命的。1932年部队开展肃反,庞琼花被怀疑是“托派分子”而遭撤职审查,由冯增敏接任连长。同年,特务连扩建至两个连,下辖4个排、12个班,共140余名女战士。

在冯增敏的记忆中,特务连打过两场漂亮仗。一次是沙帽岭伏击战,活捉了乐会县“剿共总指挥”陈贵苑;一次是火烧文市炮楼,生擒民团大队长冯朝天。

但战争也很快让女子军连付出代价。在阻击国军进剿的战斗中,女子军战士有的阵亡,有的被击溃逃散。冯增敏带着8名女兵躲入原始森林,辗转7天7夜之后,最终脱离了险境。半路上,女战士王运梅生下一个男婴,不到3天就夭折了。

当时面临两种选择,要么继续打游击,要么化整为零回家待机再起。冯增敏因兄长被杀害、母亲被盯上无家可归,只好选择留在山上,直到被捕。

与此同时,另外数名女兵也相继被抓,其中有首任连长庞琼花、一连指导员王时香、二连连长黄墩英、二连指导员庞学莲、二连二排排长王振梅、女战士林尤新等。

庞琼花被俘前,刚从红军的肃反监狱中被“无罪释放”,出狱后又被国军抓获。庞琼花被俘后的一张照片,曾刊登在1933年2月15日上海出版的《时代》画报上。

担任清剿任务的国民政府第一集团军警卫旅旅长陈汉光,亲自挨个提审了被俘女兵,并将审讯卷宗备案上报。1934年,陈汉光部奉命离开琼崖前,向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请示被俘女兵的处置问题,陈济棠复电:“审核该犯性情及其环境状况,仍应施以感化处分。”

按陈济棠批示,这些女子军连的干部后来被送往“广州国民特别感化院”继续关押,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才被释放。

冯增敏出狱后嫁给了一个农民,生有一女,后来丈夫病故,她将女儿寄养在亲戚家,一个人又重返组织。

被肃反搞得心灰意冷的庞琼花选择了一个文化人,过了几年平静日子。后来日军打到她的家乡,要求她丈夫出任维持会长,遭到拒绝,被日军枪杀。不久逃入深山的庞琼花也被日军杀害,年仅31岁。

二连指导员庞学莲被捕前便已成婚,出狱后牙医丈夫又娶了妻子。庞学莲接受了现实,与丈夫团聚,组成了一夫二妻的家庭,直到1999年去世。

一连指导员王时香和二连连长黄墩英的命运尤为曲折,两人的人生后来充满了悲剧色彩。

王时香19岁加入娘子军,因为读过3个月夜校,被任命为连指导员。被捕前,她有过一段婚姻,丈夫是师部的传令队长,在一次排雷中丧生。王时香出狱后,母亲怕她的经历拖累全家,将她许配给当地民团中的清乡队队长刘恒应做妾,以此寻求庇护。刘身有残疾且大王时香15岁。1949海南解放时,刘恒应被琼崖纵队击毙。

同样的命运也发生在黄墩英身上。黄墩英回到家乡后,被已有妻室的国民政府区长李昌厥看中,想娶黄墩英为妾。黄墩英被关押期间,同为共产党员的父亲、哥哥、弟弟和妹妹死的死、逃的逃。受到惊吓的母亲为求平安,极力劝说女儿接受了李昌厥的求婚。黄墩英最终接受了这桩婚事,但要求丈夫辞去公职,到一所中学任教。1951年土改时,已经脱离政界的李昌厥仍被共产党处决。从此,黄墩英顶着“地主婆”、“叛徒”的帽子成为历次运动的批斗对象。文革中,黄墩英甚至成了“最危险的人物”,又是游街、又是拷打,子女也因此受到牵连遭受歧视。

二连指导员庞学莲原本无事,但她和王时香既是战友又是邻居,又一同坐过监狱,运动一来戴高帽游大街,照样不能幸免,理由是国民党为什么放你出来?王时香嫁给国民党,你庞学莲为什么不阻拦?

相比之下,一连连长冯增敏要算命运比较好的,她1949年后担任过博鳌人民公社副社长、琼海县妇联主任等职。1960年,她受邀到北京参加全国民兵代表大会,被最高领导接见,授予她自动步枪一支、子弹100发、笔记簿3本。

“文革”开始,她的历史问题受到怀疑,当年的狱友一个个都被揪出批斗,作为连长,冯增敏无法自证清白。被打倒的冯增敏先是下放到五七干校,后又遣送回家接受劳动改造。1971年,冯增敏因胃穿孔并发阑尾炎去世。死时,她唯一的女儿正在“五七厂”被人监视着“哐当哐当”地打铁。

1978年,冯增敏、黄墩英、王时香等人被相继平反。

当年遭围剿打散的女子军连的女兵,许多人脱离部队后,将枪支埋藏起来,悄悄过起了普通人的生活,将过往的战斗岁月深藏心底,坚守秘密,守口如瓶,以免给自己招来麻烦。

到1984年,经过多方走访调查,当年女子军连的女兵,仍还在世的已经不到60人了。

女子军连最后一位被确认身份的女兵是符月雅。她为避祸远走他乡,这一走就是20多年,错过了填写申请的时间。1994年,符月雅在她原来的指导员庞学莲和连长黄墩英的提醒下,才向琼海市民政局补交了申请。由于民政局办理此事的机构已经撤销,认证经历了很多周折,直到2011年,符月雅的军人身份才得以确认。凡是被确认的女兵每月都能从民政部门领到固定的生活补助,海南省妇联也会为她们提供医疗补贴。

符月雅因为认证迟,又拖延了7年时间,到她正式批准领取补贴,前后还不到一年的时间,便离开了人世。

2004年4月19日,中国最后一位红色娘子军卢业香病逝,享年100岁。她曾是女子军连二连二排二班班长。

(转自看中国/责任编辑: 张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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