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专制就是垄断做好事的权力

在短短的几天之内,柴静的《穹顶之下》就赢得了两亿次点击,创造了网络传播的奇迹。

有海外网友说,柴静这部片子“应该获得国际环保机构的大奖”,我随即跟帖:“郑义的《中国之毁灭》更该得”。

是的,看了柴静的《穹顶之下》,我马上想到郑义的《中国之毁灭》。《中国之毁灭》是流亡作家郑义在一无资助,二无团队,单凭一人之力,用了5年功夫完成的一部40万字巨著。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中国生态崩溃紧急报告”。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是对中国生态环境现状的描述,其中不只谈到了空气污染,还谈到了水污染、土地污染等等;下篇是对生态灾难的制度分析,结尾两章是对国运的分析与预测。该书出版于2002年,距今已经13年了。

看了柴静的《穹顶之下》,我不禁想,如果当年郑义有条件把他的《中国之毁灭》拍成电影,那又将如何?我们知道,中国第一部走出国门并荣获国际A级电影节(第二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故事片大奖的电影是根据郑义同名小说改编的《老井》,而这部电影的编剧就是郑义自己。我想,以郑义的才气,假如有条件,把他的《中国之毁灭》拍成电影,那一定会很震撼。

如果郑义的书在当年就可以在国内出版,如果郑义有条件把他的书拍成电影又可以在国内放映,那么,它必将造成不亚于今日《穹顶之下》所造成的轰动,从而唤起国人--包括政府--对环保问题的强烈关注与投入;那么,中国生态环境的恶化,例如雾霾,定然不至于严重到今天这个地步。在这里,我们不只是为郑义扼腕,更是为国人扼腕,为国运扼腕。

柴静的《穹顶之下》引来如潮的赞许,也招致一些批评和质疑。有一种批评很正确,也很有力;不过对这一种批评,对方也很容易辩护,很容易化解。

比如说,有人批评《穹顶之下》回避了对政府、对体制的追究,但正如辩护者说的,如果《穹顶之下》明确提出政府的乃至体制的问题,像郑义的《中国之毁灭》,这部片子就拍不出来、放不出来了。不少人质疑柴静和体制的关系。不错,如果柴静不是曾经的央视出镜记者,如果她不具有由此带来的知名度以及和体制的良好关系,她不可能拍成这部影片;如果没有体制的许可和某种协助,《穹顶之下》不可能在网络上得到如此广泛的传播。但若因此便断定这部影片是“小骂大帮忙”,是为专制政权服务,便断定这部影片一定是部坏影片,那显然又是不中肯,不符合实情的。无论如何,《穹顶之下》是部好影片,它起的作用无疑是正面的。像柴静及其团队那样,尽量利用体制做好事,在道义上是无可非议的。

应该说,上述辩解也很有力,很通情达理。可是,联想到郑义那本书的遭遇,你不能不感到还是有几分意气难平,你不能不感到这中间必定还有什么要紧的问题没有弄清楚。

我曾经讲过,专制不只是做坏事,专制也会做好事;在专制下,人们不是只能做坏事,人们也可以做好事。问题是,专制之坏,坏就坏在它要垄断做好事的权力。它只准自己做好事,不准别人做好事;准确地说,它只准人们在它的许可下做好事,没有它的许可,你就是想做好事也做不成。为此,它就要打压那些想独立地做好事的人,它就要封杀那些人做的好事--这本身就是做坏事。事实上,专制做下的坏事,有很多就是因为它要垄断做好事的权力而做出的。一般人只知道专制之恶就因为它做坏事,他们不知道,专制之恶,也因为它做好事,因为它垄断做好事的权力。

知道什么是“作威作福”这个成语的本意吗?“作威作福”这个成语的本意是:一切权力统统归王所有,一切恩惠唯有王才能施予。这就是说,只有王才能做好事。意味深长的是,渐渐地,“作威作福”这个成语的含义却发生了变化,它后来的意思是指横行霸道、骄奢淫逸。细细想来,这种词义的变化是那么微妙,那么自然,那么深刻,那么正确。它正好揭示出:权力导致腐化,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化。这就提醒我们,反对专制,不只是要反对它做坏事,而且也要反对它对做好事的垄断。

不错,在现行体制下,一个人好像只有进入体制,至少是获得体制的许可,才可能做成一些好事。借助于体制,你甚至可能获得在自由社会中都难以获得的巨大成功。但我们必须看到,那正是体制给你设下的诱饵和陷阱。我们的责任正是要去改变它而不是去适应它。我们更需要开辟出自由之路。由于缺少最起码的自由--首先是言论自由,我们曾经付出无比高昂无比惨重的代价。郑义的中国生态危机报告被封杀十余年这件事则提醒我们,这样高昂惨重的代价我们现在还在付。

路是人走出来的,走的人多了才成路,走的人少了成不了路。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对所有利用体制做好事的人予以肯定,但同时我们也要提醒他们,生于当代中国,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更多的人一道来做。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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