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戈:舆论监督成了舆论监管

【新唐人2013年11月10日讯】 九月以来,“舆论斗争”频繁地出现在官媒上。先有《解放军报》的《夺取网络舆论斗争的主动权》;紧接其后,《法制日报》称中央政法委提出“敢于舆论斗争”。接踵而至的就是新华网、人民网陆续刊登内地三十一位省级宣传部长学习“八‧一九”讲话的体会,三十一人中有至少十六位使用了“舆论斗争”或“意识形态斗争”的说法。在“八‧一九”后的一个月里,还有至少五位省(自治区)委书记,表态支持“舆论斗争”。

舆论如何斗争?须知何为舆论。舆论定义虽有多样化的趋势,但比较集中的不外有二。一种定义是:舆论是指在一定社会范围内,反映社会知觉和集合意识的、多数人的共同意见。另一种定义是:舆论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公众对特定的社会公共事务,公开表达且基本一致的意见或态度。无论如何定义舆论,“意见”始终是舆论研究的核心,也就是舆论的本体。公众意见或公共意见是社会评价的一种,是社会心理的反映;因此,舆论一般不是指政府的意见,是广大民众的呼声。而政府的意见更多是隐含在相关政策中。

中共习惯的语言来讲,舆论其实就是多数群众的共同意见,或者是群众公开表达、基本一致的意见或态度。既然舆论就是多数群众的共同意见,那你中共杀气腾腾的斗争什么呢?当下,中共正大张旗鼓地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而这个活动一个最大的动作却是向群众意见作斗争,岂非咄咄怪事?难道群众路线的第一要义就是不许群众有意见?

多数人的共同意见和多数群众的共同意见,有字面上的不同,并无实质上的差别。尤其是公开表达的意见,其实就是一个现代国家公民的基本权利──言论自由。从《共同纲领》到“五四宪法”和“八二宪法”,中共都一直把言论自由挂在嘴上,但实际上,中共最害怕的就是公民或群众拥有这个权利。无论是知识分子的自由言说,还是一般群众对公共话题的个人意见,中共从来就没有任何宽容之心,必除之而后快。正因如此,才有“党文化”的“舆论一律”,才有各级宣传主管“占领舆论阵地”的战略策划。

网络时代的今天,有人说“言论一律”的管控已经消敛,人们将享受言论自由的春天。其实不然。在信息化、网络化的时代,极权政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害怕的,还是知识分子的自由思想和人民群众(网民)的七嘴八舌。最近出现的由宣传主管定调、官媒造势发动的针对“网络谣言”的舆论战,就仍然是“舆论一律”思想在作祟。抓大V典型、定谣传罪标准。一时间,“舆论监督”变成了“舆论监管”,让那些相信网络春天到来的人们,切身体会到了监管的邪恶。

事实的教育是最好的教育。就像一九五七年的“大鸣大放”,中共给热血青年们一个终身难忘的教训。今天的网民,也算大大领教了从鼓励“监督”到严打“监管”一字之差的威力。或许一九五七年反右确实达到了“舆论一律”、“政治正确”的目的,毛泽东就是“红太阳”,共产党就是“伟光正”,连三岁小孩都不敢乱说。其结果呢?就有了大跃进、人民公社、三年大饥荒直到文革的浩劫。

今天是网络信息时代,而成熟的公民,一定是未来民选社会坚实的基础。如果当政者不是开放舆论管制,将言论放在宪政、宪法框架内给予自由,到时候失去的,就不止是几亿严密网管下网民的人心,还会包括来之不易的执政党地位。

文章来源:《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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