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又普:反抗的藝術

1966年爆發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場巨大的災難,數以千萬計的人遭到政治迫害,上至國家主席,下至平民老百姓,在血腥殘暴的政治迫害之下,數百萬人死於非命。遭到殘暴的迫害時,被迫奮起反抗者,當然為數不少。如張志新的悲壯就義;傅雷的以死抗辱;馬思聰的絕命出逃等等。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不過,千千萬萬受迫害者是難以採用這些激烈的反抗方法的,他們的反抗大抵上或是爭辯、或是沉默、或是「認罪」,然而即使是這樣的反抗,給他們帶來的也只能是更多的罪名、更大的災難、更慘的結局,這樣的悲劇,在文革浩劫中實在是數不勝數。那麼,面對無法抗爭的迫害時,有沒有巧妙的抗爭方法呢?本文就想給大家介紹一位,這就是我所敬重的杜伯伯。

杜運魁,1896-2001,1936年畢業於北京大學英語系,文革前是西北大學外語系的資深教授。當年我母親在外語系擔任日本語教學工作時,是他的青年同事。杜運魁教授不僅聰明能幹,學術水平極高,而且為人忠厚善良,在工作上對自己下面的青年人頗多關照和幫助,我們全家人都很尊敬和感謝杜運魁老教授。

我從小生長於西北大學家屬院,杜運魁家與我家住對門,兩家門到門的距離不超過五米。他的小女兒杜棠與我姐姐同歲,兩人從小是玩伴,小時候兩位小姐姐在一起過家家玩時,常常拿我當她們的布娃娃使用,使我感到受寵若驚,其樂融融,終生不忘。

1966年爆發文化大革命時,我13歲,是我有生以來有體會的第一場政治運動。西北大學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屬於「重災區」,三分之一以上的科教人員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政治迫害。年逾古稀的資深老教授杜運魁,當然首當其衝。我曾親眼見到他頭戴高帽子,胸前掛著大牌子,頂著烈日,在校園裡遊街示眾,而且被一位凶狠殘暴的年輕造反派打得滿臉是血。我看在眼裡,痛在心頭,不由得死死地記住了那位打人凶手,他是西北大學畢業班學生、文革宣傳隊的頭子。儘管這些凶手們文革後仍能心安理得、逍遙法外,但「舉頭三尺有神明」,惡行終會有惡報的。

在文革最瘋狂的那些日子裡,有一天,造反派們在一間教室裡召開批鬥會,批鬥「反動資產階級學術權威」杜運魁。但見幾位臂裹紅袖章者站在台上,對著杜運魁狂呼亂叫,聲嘶力竭,命令杜運魁「老實交代問題」,隨之滿場「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喧囂,此起彼伏。杜運魁老先生則是一副茫然的、不知所措的面孔,慢條斯理地說,自己年老體衰耳背,沒聽清是什麼問題,請發問者大聲再說一次。然而再大喊數次之後,杜運魁似乎仍然聽得似是而非,懵懵懂懂,乃至屢屢所答非所問,引起滿場鬨笑。無奈之下,批鬥者只好把問題寫在黑板上。但見杜老先生步履蹣跚地走近黑板,顫顫巍巍地帶上自己的老花鏡,一字一句地認真閱讀,一頓一挫地緩聲回答。然後,批鬥者們相互交頭接耳一陣,再逐次把後面的問題一條接一條地寫到黑板上。如此一來,書面問答使得批鬥會的氣氛逐漸走了樣,變得冗長疲沓,沉悶枯燥,台下的造反派們被磨得不耐煩了,大感索然無味之後,逐漸鋒芒削弱,左右聊天者有之、出門溜達者有之,批鬥大會最後終於開得大煞風景,草草收場。

當我聽到這個故事時,忍不住捧腹大笑,對我父親說:「杜伯伯可真厲害,弄得批鬥會上的造反派一個個急得團團轉呀!不過,他的耳朵真的這麼糟糕嗎?我常常在家門口見到他並打招呼,沒有感覺到他有什麼耳背呀?」

當時我父親也和杜伯伯一樣,是「牛鬼蛇神」、批鬥遊街的對象,整天眉頭緊鎖、沉默寡言,怎能也像我一樣「捧腹大笑」?但他仍然意味深長地對我說:

「杜運魁這個人真是絕頂聰明!他年邁體衰,有些耳背是真的,但遠沒有那麼嚴重。他這是故作聾啞,是在用疲沓戰術作無聲的反抗,意在耗盡對方銳氣」。在批鬥會的險惡場合下,也只有這種反抗方法最智慧、最有效了。他的這種反抗,合情、合理、合法,是順應環境的最佳方法,那真是一種充滿了睿智的反抗藝術!

杜運魁老教授不僅聰明絕頂,而且心胸寬廣,硬是熬過了血腥的文化大革命。文革結束後,他又恢復了教授的職務,受迫害期間被扣發的工資,都被如數償還,並且健康長壽地活到了105歲,成為西北大學著名的老壽星之一。杜伯伯可以含笑九泉了。
(張又普初稿於2019年6月5日)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北京之春/責任編輯:劉明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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