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曉明:中國社會人心是怎麼變壞的

【新唐人2011年8月24日訊】在17世紀荷蘭哲學家斯賓諾莎眼中,道德敗壞的人,其實就是精神上有病。

個人如此,社會亦然。

20世紀90年代初,面對中國社會在精神上「變壞」的徵兆,王曉明、朱學勤等學者曾經發起過影響波及全國的「人文精神大討論」。

將近20年過去了,情況讓人痛苦:「人文精神」無處尋覓,而道德和人性的底線屢屢被突破。

和英國作家狄更斯所描述的不同,「最壞的時代」不可能同時是「最好的時代」。精神、倫理和人性的墮落狀況,不僅會影響到每個人的命運,也威脅到「社會」這個「合作體系」的穩定,並給它朝向民主、自由、法治的轉型製造巨大的風險。

中國社會人心是怎麼變壞的」?它的邏輯和軌跡如何?本刊記者就此專訪上海大學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曉明教授。

「壞」從社會逼迫個人扭曲自己開始

南風窗:說起中國社會現在是什麼樣子,大家都有直觀感受——比如貧富懸殊、司法不公、階層固化、信仰缺失、道德淪喪、人性潰敗。一個不認為這一切很合理的人會有這樣的疑問:為什麼中國社會會變成這樣?

王曉明:是挺嚴重。但為了更清楚地看到問題所在,我們可以找一個突破口,就是人心——人心是怎麼變壞的。

假如有一個小孩。他來到這個世界上的話,一開始對於壞的東西是不知道的。但經歷社會化,一直到中年,我們來觀察,他所接受的價值觀念、社會遊戲規則,會讓他變成一個什麼樣的人。

在小學和中學10年,影響一個人最大的東西是什麼?是應試教育,一切都為了考試。應試教育對小孩影響最大的就是他們一直被大人的意志操縱,像看電視、玩耍,都不能被家長允許。甚至看一些書,比如奇幻類的書,也會被家長和老師認為對學習沒什麼好處。

家長和老師是小孩在社會化開始時遇到的兩類權威,而這兩類權威口徑一致,聯合把小孩的自主性打掉。小孩能有多少抵抗力?

南風窗:根據心理學的說法,大概從3、4歲開始,一個人的自我開始發育,如果他不是按照天性發展,而是被外在的權威強行扭轉,那小孩就會感受到一種外界對自我的破壞性。他以後可能會報復。

王曉明:但在報復之前,這個小孩會感覺到自己很渺小,他沒有辦法決定自己的命運。更重要的是,他被迫接受了一個邏輯,就是為了將來一個以金錢為前提條件的「美好生活」,他必須壓抑自己人性本真的東西,扭曲自己。

南風窗:進入大學階段,以及工作后,這些東西更加強化了。

王曉明:進入大學階段后是分兩段的,一開始,大一、大二,很多學生是很放鬆的,可以過一段快樂的日子;但是到了三、四年級,問題又來了,因為你要找工作。也就是說,一個人在少年時代所體驗到的東西,在大學時代仍然會被攫住。

求職以及工作后,一個人將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由關係等遊戲規則決定工作機會、稀缺資源分配的社會。他痛苦地發現,很多事情並不僅僅取決於他的努力。

南風窗:他又體驗到一種深深的無力感。

王曉明:每次都給他無力感。以前他只是無法反抗學校和家庭的權威,但後來他發現,社會並不公正,他更無力反抗。

可怕的心理「勞動強度」

南風窗:在社會不公正的強大力量中,一個人要讓自己心理不失衡,不變態,甚至精神不崩潰,需要一種「情感支持系統」。

王曉明:愛情類似於你所說的這個東西。它可以給一個人力量。但如果他發現愛情都不斷地被現實的考慮所侵蝕、算計、破壞,那將是一個非常重的打擊。

我們可以設想,如果一個年輕人很窮,或者一個灰姑娘,能夠找到和自己一起奮鬥的人的話,他的精神狀況會是比較好的,他會有一個很正面的東西。但在現在,這種情況已經日漸稀少,更多人體驗到的是沮喪,是精神結構的被破壞和畸形。

這意味著什麼呢?一方面,一個人正面的東西,比如做一個正派人的尊嚴,會慢慢被破壞掉。另一方面,他越來越體驗不到非功利的、物質以外的美好價值。

南風窗:精神分析大師、西方文明的診斷者弗洛姆說,愛和創造性的工作是人克服和世界的分裂的重要途徑。這兩條路都被截斷的話,社會必然出現病態。

王曉明:上面所假定的這個小孩成為一個白領了,這不算是一個太壞的結果。但他可能會面對什麼?勞動時間很長。中國企業和外資企業都是這樣。

在中國,很多人要面對這樣一個問題,就是當企業運轉越來越成熟的時候,它榨取員工心力的功能也在增強。為了保持收入不降低,為了得到一個不壞的評價,它需要一個人付出心理上很大的勞動強度。

《南風窗》:你提出的這個概念,也就是勞動的「心理強度」很有意義,勞動不僅僅是身體上的,也是心理上的。這可以解釋一些白領的「過勞死」。

王曉明:心理上的勞動強度意味著你下班了,看起來你是在家裡休息,但是,你沒有從容的心情去讀一本需要動腦筋的書,或者去看一部需要思考同時也讓你輕鬆的電影或話劇,或很好地和家人交流,因為這些都需要主動投入心力,但你需要的只是放鬆,只是恢復勞動力。在既有的經濟結構上,一個人「勞動力再生產」的需要阻止了他在精神上提升自己。

《南風窗》:可以這樣說,你前面所說的這些,都是我們這個社會人心變壞的基礎或背景。

王曉明:是。社會是讓一個年輕人的自主性越來越強還是越來越弱?當一個人進入這個社會後,他對這個社會是不是公正的判斷是增強還是減弱了?一個人進入社會以後,體驗到的金錢以外的價值是多還是少了?可以說,這是決定一個人的道德和精神狀況的最重要的三個方面。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麼我們可以斷定,一般或普遍來說,社會的道德狀況只會越來越差。

財富分配不合理抵銷經濟發展的正面作用

《南風窗》:中國社會道德和人心上所出現的問題,似乎隨著經濟發展而加重。這是一個奇怪的現象,因為經濟發展並不必然帶來道德和人性的墮落。對此怎麼解釋?

王曉明:一般來說,經濟的發展,人的生活富裕,擺脫了貧困的壓力,人心會變得松馳,比較軟。像我們這一代人,由於當時貧窮,人際關係比較緊張,人比較「硬」。但現在的小孩,對人的敵意沒有那麼強烈。

《南風窗》:這裡有不同的關於「他人」的預設。在你們那一代人,一個人肯定和「我」有關,無論他是朋友還是敵人,但在這一代人中,他人和自己沒關係。

王曉明:現在的年輕人因為環境不同,不會感覺到很多東西和自己有關。在前段時間的上海火災中,為什麼有20萬人去抗議?是因為他感覺到,我坐在家裡,火會從外面燒進來。他就會想,如果我坐在家裡都不安全的話,那沒退路了。

中國社會碰到的是這樣的問題,就是經濟發展確實可以讓人變得不那麼充滿緊張的時候,財富的分配卻極不合理。這就抵消了經濟發展對於改善人的倫理和精神狀況的正面作用。

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經濟的發展只是增強了他們對經濟壓力的感受。如果大家都很窮,我也焦慮,但焦慮不會嚴重。而現在經濟壓力很強大,社會貧富懸殊,它的結果就是對低收入者的刺激放大了。雖然他們的收入也在提高,但他們收入的提高趕不上貧富差距拉大對精神刺激的強度。因此,總體來說,他從經濟發展當中受到的影響是焦慮的增強,是心理更加失衡。

權力腐敗毒化社會道德意識

《南風窗》:受到的刺激還有官員的腐敗。

王曉明:經濟的問題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問題是權力的問題,就是以官場為核心的社會腐敗。社會腐敗是從官場里蔓延出來的。

雖然我們仍有很多很好的幹部,但你要問今天老百姓什麼群體是最壞的,他會選擇回答說是官員。一方面,老百姓感受到官場很壞,但另一方面,感受最強烈的,卻是奈何不了它。

今天民眾獲取資訊的途徑已經非常豐富,但是,在滿足民眾的知情權上,政府做得並不夠。

在這種情況下,民眾對官場腐敗的認識發生了改變。以前由於信息缺乏,願意把腐敗看成是一個局部的現象,而也因為這樣,才有勇氣去抗爭、去上訪。但資訊的發達很難讓人把它看成是一個局部的現象了,去抗爭的努力很容易失敗。

這就給社會的倫理狀況造成了影響,就是當你意識到社會的惡很強大,你所有的東西都被它管制,而且你奈何不了它的時候,我前面所講的幾個因素都會發生,覺得個人很渺小,覺得沒有自主性,覺得社會不公正。那能有什麼後果?或者參与狂歡,或者心理上很受傷害。普遍的狀況就是對惡不會感覺到有道德上的責任。

頭腦知道對錯,但身體不配合

《南風窗》:文化狀況呢?

王曉明:文化狀況也非常糟糕。在過去,經濟對文化行業的影響不是直接的,但現在是經濟直接影響文化。這裏面起作用的就是「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它有一個邏輯,就是如果不生產出和它配套的文化的話,它沒辦法順利運轉,因此它也直接來生產文化。

政治制度、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以及它所生產出的文化,都會對人產生深刻的改變。一個比較明顯的特徵就是,它讓人的身心很疲憊,培養一種依賴性。我們可以觀察到的是,不要說城裡人,就是現在農村年輕人也做不了農活。他已經喪失了和自然接觸的能力。人很懶惰,這不是說他本身懶,而是受到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文化對他生活的訓練。他的很多情感表達,都習慣性地通過消費來表達,比如,對人表示「感情」要請吃飯或送禮物。

《南風窗》:好像離開了這種表達方式,一個人就不會表達。

王曉明:這些東西都在潛移默化一個人的被動性。他沒有自主性,沒有選擇。出現的問題就是,腦袋可以想清楚,身體不配合,做不到。

南風窗:以資本邏輯來支撐它運轉的社會,需要製造兩種東西。一種是根據契約原則而在市場上流動的「勞動力」,另一種是一個社會的人所普遍具有的「社會性格」,尤其是要製造「消費者」。你所說的出現人的疲憊、倦怠,事實上都是「消費社會」製造出來的。

王曉明:是。一個人從早上一睜開眼,就要體驗被動性。在生活里不斷地體驗被動性,他主動的東西就越來越少,而被動性越來越多。

而我們所說的道德選擇,都是非常具體的選擇。尤其是在道德狀況不好的背景下,要選擇做一個正派人、一個有良知的人,更必須是主動的選擇。

《南風窗》:也就是說,他知道什麼是對是錯,但對被動性的體驗讓他做不到?

王曉明:對。腦袋是清楚的,但做不到,他缺乏身體的配合。他的身體已經被改造了。

總有一套歪理來為不能堅持良知辯護

《南風窗》:在一個精神正常的社會裡,哲學及人文學科中的知識分子起到一種重要的作用,並且被普遍尊敬。但在中國,這麼多年來他們不斷地被邊緣化,這種現象和一個人的身體被資本邏輯、消費文化改造的現象,好像是同步的。

王曉明:是有一個社會結構性的變化,就是經濟利益、資本邏輯成了社會生產的主宰力量。在20世紀90年代后,政治結構實際上也越來越明顯地按這個邏輯重新組織起來。

當政治和經濟強勢力量聯手改造社會的時候,它們勢必要改造這個社會的文化再生產機制。一個現象是,在大學里,基礎性學科下去了,而運用性學科則上來;與此相關的,是可以運用工具理性分析的學科上來,而不能用工具理性分析的學科下去。這是一個整體性的轉變。

當整個社會被納入資本邏輯的時候,它就建構了一個強大的利益結構,在裏面是沒有道德空間的。所以,專家越來越不說人話。

南風窗:專家堅持良知的話,不符合權力—資本的遊戲規則。

王曉明:現在是,只有已經放棄了對社會需求的人,才能堅持基本的良知。還堅持對社會有所求,還想加入到這個結構里而不出賣良知,就很困難。特別是年輕人,他有諸多顧慮,不能堅持自己的自主性和道德底線,他很清楚自己該怎麼做,但很難做不到。

這樣問題出來了,他會有愧疚感。會有壓力。所以社會其實有一個巨大的需求,就是發明形形色色的說法,減輕這種壓力。各類莫名其妙的自我辯護的說法,其實是用來滿足這類需求的。

個人介入公共事務沒多少正面體驗

南風窗:當不能堅持良知而可以合理地得到辯護,以致形成每個人進行思考和作出選擇的社會和心理背景,那實際上也等於說,出現葯家鑫類的人,基本上就「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了,只需要一個「刺激」。

王曉明:是。今天的人其實都不笨,當他加入公共議題去的時候,他知道自己要有良知,但他往往守不住,不得不放棄,這種痛苦會影響他對公共問題的討論,會往他不知不覺地偏到能減輕自己痛苦的歪理上去。比如葯家鑫案,就是底線崩潰的表現。

南風窗:葯家鑫案中有一種聲音「假如是我,我也會這樣干」,這種聲音現在似乎比較流行。比如說,「假如我是女人,我也會當小三」。這種聲音背後有這樣的邏輯:這是社會逼的,所以,不要問我有什麼責任。但這樣說話和行動的人可能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行為也是社會中的一部分,也會作為「社會」影響別人。

王曉明:要一個人反省「別人這樣做,我也這樣做」可能不對,這需要他對社會公共事務的介入有一種正面的體驗,他要相信,因為他對公共事務的介入,社會能夠得到改變。

但那麼多年來,個人介入公共事務,有多少成功?維權,代價往往慘重。

如果一個人在公共事務中沒有正面的體驗,他就會覺得,他是他,社會是社會。而在心理上預設社會和他沒關係的時候,反應就來了,它當然比我大了。

可以看一下美國社會,它在形式上是兩套系統。在公司里它的殘酷性遠超歐洲,但在社會上,它有選舉制度。因此,在公司里,他可能感覺沒什麼好反抗的,但在社會上,他可以自由地說話,而且一般會有效果。但我們的社會,沒有這樣的東西。有些人當然可以說美國的民主有問題,但它給人的正面體驗是難以否認的。

糟糕的道德狀況會給社會製造巨大風險

《南風窗》:糟糕的道德和人性狀況,會給我們的社會造成哪些後果,特別是正在劇烈轉型的今天,以及未來?

王曉明:最大的後果就是社會抵抗風險的能力非常差,稍有風吹草動,就一塌糊塗,另外,它的自我拯救能力不強。

《南風窗》:現在很多人都感覺到了,而且,被無力感攫住。

王曉明:我想,所有的變革,其實都有一個東西在逼迫它,就是現實經驗。晚清之所以要變法,要變革,就是大家都感覺到不能再這樣下去了,大家都有一個社會共識。它也像文革后,社會共識在形成,才有改革開放一樣。今天,這種共識所產生的力量,仍然是擋不住的。

文章來源:《南風窗》2011年第18期 記者 石勇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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