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7月1日訊】最開始知道紫藤廬這處所在，是從老友朱學勤90年代中期一篇散文中知道的。那時，學勤介紹的重點是紫藤廬老主人周德偉先生——一位曾師從哈耶克、既秉承儒家道統、又以弘揚西方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為己任的踐行者所寫的一副對聯：豈有文章覺天下，忍將功業苦蒼生。
朱學勤對這副對聯的引用與感悟，讓大陸知識分子開始了解紫藤廬及其主人。不少知識人訪問台灣，必去紫藤廬一游，各種介紹周德偉思想的文章漸漸多起來，我也開始知曉紫藤廬的點點滴滴。這所鄰近台大的日式建築是國民政府遷台後分配給時任海關關務署長的周德偉先生的官舍，因其院落內種有幾株紫藤樹而得名。紫藤廬老主人周德偉先生的特立獨行，南京的邵建先生已多次提及，比如當年身為北大學生之時，正處新文化運動之中，卻不喜歡那份影響了一代青年走向革命的《新青年》；用白話文寫作成為中文寫作的主流時，卻堅持用文言寫作；青年時期出國，成為自由主義經濟學大師哈耶克的門生，深受奧地利學派影響。凡此種種，使得儒家傳統與西方自由主義精神在周德偉先生身上融合為一體，這種現象在今天很難想象，但卻是少數民國人物特有的精神氣質，主雅客來勤，紫藤廬有了周德偉先生這樣的主人，在上世紀50年代也就成了以台大為中心的自由主義學者經常聚會的沙龍，對台灣學界影響甚大的張佛泉、殷海光、夏道平、徐道鄰、陳鼓應等常聚於此縱議時政，抨擊當時的蔣氏獨裁政權。哈耶克那本《到奴役之路》的外文版就是周德偉先生送給殷海光並建議其翻譯的。
紫藤廬的名字因此也就深深地印在我心中，希望有機會去台灣時一游，感受前賢之風範。
今年5月，去紫藤廬品茶這一願望終於實現。及至參加了一系列在紫藤廬舉辦的文化活動並了解到它在台灣民主化過程當中發揮的作用之後，我才知道，在台灣文化人的心目中，紫藤廬的功能早已不只是一座茶館，從70年代開始，它不僅見證了台灣民間力量的發展，還承載了文化、教育、政治等多種功能。
紫藤廬有此功能，當然與它的第二代主人周渝的精神氣質極有關係。周渝的少年時代正逢1950年代，這時正值國民黨敗退台灣不久，從世界範圍而言是自由資本主義陣營與共產主義陣營對壘初期；從台灣本島而言，政治上是繼續堅持專制還是走自由民主道路，經濟上是堅持統制經濟還是市場經濟，文化思想上堅持嚴加控制還是放鬆的時候。當時正是台灣自由知識分子堅持反蔣氏專制之時，紫藤廬成了反專制人士論道之所。時值少年的周渝對父執輩的這些爭論極感興趣，這種思想底色使他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反對國民黨專制政治的道路。
周渝先生還有一癖好，對中國茶文化的痴迷。從前人的「禪茶一味」、「茶即禪心」中，他發展出了自己的四字茶經：正、靜、清、圓。他認為，一片小小的茶葉在水中可以展開一個小小的「自然道場」，一間茶館或家居茶空間可開展出一角自然與人文的雙重道場。自開辦紫藤廬茶館之始，周渝先生就將茶館的使命定為「自然精神的再發現，人文精神的再創造」。他有句名言：「知識分子的特點就是憂國憂民憂天下，什麼都憂，最後都憂成病了。紫藤廬就是給知識分子治病的地方。」這紫藤廬又是如何為知識分子治病？一是提供場所，辦雜誌，聚合志同道合之人；二是在同人們遇到國民黨當局打壓流離失所之後，為他們提供避難之所。
1975年，周德偉先生離台赴美之後，周渝接管了這所老宅，其時正值台灣民主化運動初起階段，周渝參加了美麗島運動，一些在這場運動中遭受挫敗的失意者無處棲身，紛紛在此避難度過艱難時世。紫藤廬因此成為以後陳文茜筆下「反對運動記憶里最美麗的堡壘」，也成了林濁水回憶里「落魄江湖者的棲身之所」。
但如果以為紫藤廬僅僅只是政治人物聚合之所，卻也小看了這個茶館。茶館之道在於包容，為人頗有古風的周渝先生的包容性又特彆強。前來茶館小聚的人士雖然身是客，卻在這紫藤廬里感到輕鬆自如。我這次到台灣之時，看到過去幾個月內的文化講座就有多種，有畫展、有音樂會，紀念辛亥百年的系列講座更有來自大陸、港台的名家多位——在大陸，有關這個題目卻成了禁區。我參與其中的這個「自由經濟思想與中國經濟」的講座也在紫藤廬里開辦，每次都座無虛席，台大、中研院及各路文化人物以及來自大陸的交換生都樂於參與。舉辦這種活動是紫藤廬的傳統，如今在台灣頗有名氣的舞蹈家林麗珍的事業就是在紫藤廬起步，她的第一支舞「不要忘記你的雨傘」就是在這個茶館里策劃並編排，最後成為台灣家喻戶曉的藝術家。在台灣知識界頗有名氣的以《台灣社會科學季刊》為標記的團體「台社」，就是在紫藤廬創辦，至今20餘年，每月定期在此聚會從未間斷。紫藤廬的常客還有台灣文化名人尉天驄、白先勇、施叔青、李昂、辛意雲等人。紫藤廬的故事，成了台灣一代文化人的集體記憶。
周渝作為茶館主人，奇妙地將台灣的文化能量匯聚于紫藤廬。在台灣文化人的心目中，紫藤廬絕不止是一所茶舍，而是藝術的故鄉、思想的故鄉、人的故鄉，是大家的精神棲息之地。當1997年台灣政府財政部欲收回紫藤廬時，在台灣引起軒然大波。台灣藝文界、學術界、茶藝界及台北市民甚至一些國際友人都參與了搶救紫藤廬的行動，紛紛連署向政府施壓陳情。時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長的龍應台女士將紫藤廬指定為台北市的古迹而保存下來。當年的搶救小組成立紫藤文化協會，與周渝先生共同接受台北市文化局的委託，繼續經營紫藤廬——從這次搶救行動就可以看出，如果不是紫藤廬在不經意之間，化為台灣文化人生命的一部分，很難有這種自覺的集體行動。
一座城市的文化需要有承托之地，巴黎人曾經賦予左岸咖啡館以人文氣質，認為是巴黎豐沛的人文思想滋養了「左岸」這個文化品牌，賦予了「左岸」一種法蘭西文化的質感。對於一杯咖啡，左岸咖啡館所傾注的不只是250公克的黑色液體，而是一份數百年來對人文思想的尊敬。這樣的流行使得「在左岸咖啡館喝咖啡」成了時尚， 不少到巴黎的遊人也以到左岸一游為樂。
紫藤廬雖然還未成為左岸咖啡館那樣有名的世界文化品牌，但紫藤架旁簡樸的茶舍，樸拙的茶杯里溢著清香的茶，構成了一種東方意味極濃的茶文化。慰藉著台北這座城市中來自中土的各色人等。人們聚集在紫藤廬不僅是品茗，更是尋找一塊滿足精神與自我的精神棲息之地。這座茶捨生于台北，長於台北，與台北的知識分子一道經歷追求民主化的艱難歷程，也與台灣的藝術家們共同營造了催生台灣本土藝術的文化氛圍，使紫藤廬里瀰漫著一份包容近現代西方文化的東方氣質。對於我這位有國難回的異議者，紫藤廬幾日的停留，極大地撫慰了我那多少有點疲憊的遊子之心。
轉自《美國之音》 作者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